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人民性”实践

韩文霞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核心要素，在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征程中，起到了统一思想、指引方向的作用，不断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党的事业助力添彩，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重要的力量。纵观党的百年文艺思想发展史，几代领导人关于“人民性”的表述既有前后承继之处，也有不同历史语境下的不同指向，其中可看出党的文艺工作重点和一以贯之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理论家是把人民性作为文艺工作的根本属性，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作品创作的最高标准。”[1]18“党的理论家总是不断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来发展‘人民’的概念，使得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始终能够反映和呼应最广大人民的文艺需要，建立其最广大的文艺统一战线。”[1]19文艺作品中的“人民性”发挥了凝心聚力、固本清源、加强党性、笃守初心的作用。

“把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标志，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书写将会显得更加完整，其来龙去脉也会更加清晰。”[2]5按照陈晓明的观点，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80年的里程。回望历史，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曲折起伏的发展历程，有低谷，有高峰，有伤痛，有成就。在几代党的领袖重要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当代文学践行“人民性”使命，书写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同质不同形的特点。本文引述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延安讲话”），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以下简称“祝辞”），2014年***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北京讲话”）三个党的文艺思想的理论文本，用以分析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对“人民性”的具体实践。

一、“延安讲话”指导下的“人民性”小说创作实践：从思想到行动走近人民大众

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他借用列宁同志的话做了回答：“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使命。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毛泽东同志解释了什么是人民，他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3]。讲话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实际中、在行动上改变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延安讲话”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党的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指导思想，在党的文艺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纠正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错误认识，统一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建立了文化统一战线，成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的重要精神力量。“其强大的理论力量与现实规范性奠定了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与实践的基本格局。”[4]7“在《讲话》的指引下，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迅速走向繁荣，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对鼓舞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志、宣传革命理想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2]43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成为当时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长篇小说《红日》 《红岩》 《红旗谱》 《创业史》《青春之歌》 《山乡巨变》 《保卫延安》 《林海雪原》等，无疑也是“延安讲话”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无论是军事题材的革命历史书写，还是对农村解放和建设历程的反映，都追求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文艺工作者们从思想上、情感上改变以往的观念，虚心、诚心走近人民，向人民学习，涤荡掉思想中的偏见、小资情调，真正打通了与人民的血脉联系，成为他们的挚友、良友。

当然，不同的作家在践行“人民性”的过程中，因为出身、经历、文化修养等的不同，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自我蜕变、改造的挣扎和洗礼，最终被党认可。“人民性”是农民出身的赵树理小说创作中的本质属性。他的创作出发点和根基与“延安讲话”精神没有太大的错位感，并且“延安讲话”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和理论支撑，让这个不太自信的、命运多舛的农民作家挺直了腰身，找到了自信。他以真实事件为底本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得到党和国家、文艺界领导人的赞赏，确立了他在解放区文学界的地位，几乎成为“农民的代言人”。这篇小说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山西某地农村的一对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婚恋的故事，他们面对封建保守的旧势力，迷信偏执的父母双亲，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受到了层层阻碍，但是新政权赋予人民自由婚恋的权利，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除了内容上对新生政权的歌颂，还有通俗易懂的语言，类似于民间说书人讲故事的叙述方式让其比其他作品更易被人民大众接受、喜爱，可以说是人民选择了赵树理。相比之下，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而享誉文坛的丁玲创作之路就比较崎岖了，她的文学观念和政治信仰经过不停地博弈，才逐步完成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向。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也从患有时代病的充满小资情调的知识女性、早期革命英雄，蜕变为奋起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劳苦大众。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在解放区出版的最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直接产物”[2]40。柳青的《创业史》更是以恢弘的篇章，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艰辛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柳青放弃政治前途，潜身农村，以朴素真挚的情感和农民们打成一片。小说塑造了理想的梁生宝形象，写出了在他的带领下，农村合作化道路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柳青奉献了一个作家对党的忠诚和热情，他所践行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深深影响到了当代文学界。

然而，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原则下，政治对文学的控制越来越紧，文学创作逐渐失去个性，成为政治的附庸，并最终被“四人帮”所利用。

二、“祝辞”指导下的“人民性”小说创作实践：改革开放中的百花齐放

1979年10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祝辞，这是“文革”结束后文艺界工作者的一次历史盛会，意义重大。经历十年浩劫，百废待兴，文艺界更是伤痕累累，损失惨重。邓小平同志的“祝辞”肯定了文艺工作者在革命历史中的功绩，抚平了他们心中的创伤，给后来的文艺发展注入了强心、定心剂，让他们重新审视走过的路，拿起笔，去揭露，去批判，去歌颂。在“祝辞”精神的鼓舞下，文学在八十年代辉煌了起来。伤痕、反思、寻根、先锋派、现代派等等，思潮迭起，趋时更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文艺创作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到了八十年代才成为现实。文学创作重新获得自由，此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人民与国家一起，迎来了生活的春天。“社会主义建设的潜力、人民个体性的致富能力、文艺创造的表现力以及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具有制度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逐步走向成熟。”[4]9

“祝辞”中讲道：“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5]小说创作者们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热情参与到人民的生活中，去记录时代的点滴变迁，去践行党的伟大精神。其中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之作，成为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芙蓉镇》，由揭露“文革”十年极“左”思潮的伤害，到歌颂改革开放新天地的到来，写出了人民的坚韧品格，写出了人民的勤劳智慧，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美好家园，最终迎来丰衣足食、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最具“人民性”导向的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是作家倾尽生命热情的结晶，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农民们的奋斗史、蜕变史，既展示了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艰辛曲折，也歌颂了他们在战胜苦难时高尚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孙氏、田氏兄弟姐妹，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各自的悲欢离合，是中华万千儿女的化身，共同构成当代文学史中光辉的篇章。另外如《穆斯林的葬礼》 《白鹿原》 《长恨歌》 《尘埃落定》 《湖光山色》 《额尔古纳河右岸》 《秦腔》等长篇小说，写尽祖国大江南北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命运，不管身处何处，是何民族，他们的生活史，都被勾勒成一幅幅画，织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画卷里。正如“祝辞”中所讲：“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5]当然，这其中并不是直线前进的，落后的观念意识，人性中的贪婪丑恶，官场中的腐败堕落，成为人民奔向小康生活的绊脚石。这个阶段反腐小说应时而生，以山西作家张平为代表，他的《抉择》带给世人巨大的震撼。在国家和人民利益面前，在腐败分子和人民群众的较量中，李高成坚守为官的清正之气，为民作主，不辱党员本色，对党忠诚，至死不渝。“张平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底层民众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逼真的现实主义笔法足以催人泪下。这些描写可以看出张平情真意切，对底层普通百姓有发自内心的关切。这一现实与对腐败分子的鞭挞批判相互参照，可以看出张平的作品鲜明的‘人民性’。”“对于张平来说，李高成是按照人民的理想、人民的想象创造出来的形象。那些无助的人民，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盼望李高成这样的‘青天式’的人物。”[2]573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更是以其强大的文学叙事能力为文坛贡献了一部部书写人民的巨著：《蛙》 《天堂蒜薹之歌》 《生死疲劳》等等。或对历史充满了反思意味，或对世人生存状态的复杂性进行审视，尤其探讨了人性的光明与黑暗。莫言的小说将中国当代文学向前有力推进了一步，是当代小说最成功的实践之一。

三、“北京讲话”指导下的“人民性”小说创作实践：创造高峰不负人民

2014年10月，***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文艺工作者的成就，高度肯定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功绩，针对当下普遍存在的“浮躁”时代病给出了良方，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创造文艺精品、攀登文艺高峰的殷切期望。在“北京讲话”中，***同志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这部分中，他详细生动地讲解了新时代背景下人民和文艺的关系，“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6]。“***的论述透视出人民与文艺本质的同一性，也就是文艺的本质在于人民性。”[4]11这与毛泽东同志“延安讲话”、邓小平同志“祝辞”中的“人民性”思想一脉相承。“第一，人民需要文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6]新的世纪，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打通了全球时间空间的界限，高科技也将古人上天入地的神话变为现实，大数据、多媒体等科技给传统的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也给传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新的责任和使命。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即是当今文坛的新变，“玄幻、仙侠、情色、后宫、盗墓小说的兴起，则把网络文学带到另一个天地，也显现出无比旺盛的局面”[2]549。“第二，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6]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虽然共时性的网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平台，但喧嚣的社会环境却不利于作家们创作精品、新品。“浮躁”普遍成为世人们的生命感受，也成为当代作家摆脱不掉的窘境，如此再攀文艺界的高峰，也是十分为难的事。面对这样的状态，“北京讲话”给作家们指出了方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6]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以讲话精神为指导，冷静下来，自觉回应时代呼唤，用时间和心血来锤炼精品，而不是臣服于市场法则，用经济效益衡量作品的质量。

“北京讲话”中还指出：“第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6]人民性不是空洞的，它是具体的、生动的、可指的，有感情、有温度、有思想的。***同志提到了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鲁迅、王愿坚、柳青、路遥、贾大山等，他们的为民精神值得学习传承。人民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中坚力量，记录与见证梦想的奋斗过程，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当代文坛老将梁晓声，他长达百万字的三卷本巨著《人世间》获得最新一届茅盾文学奖，最近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后受到广泛好评。因为他书写的是人民，人民的真情实感，人民的喜怒哀乐，在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与感受，所以能引起人的共鸣。小说讲述了北方某城市一户周姓人家两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周家小儿子周秉坤为中心人物，叙写了一家人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小民生活。上山下乡还是留在城里的不同选择，影响了三兄妹的命运。不管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不变的是一家人的骨肉亲情，是对爱情婚姻的责任。国家有需要时，人民积极响应奔赴一线。在崭新的时代，用勤劳的双手建造和谐美好的家园。人生遭受过不幸、挫折，经历过磨难、伤痛，但都能够鼓起勇气，相互扶持，乐观坚强地走下去。这些正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值得书写颂扬的精神之美。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伟大的中国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我们的小说还没有完全将他们呈现。“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6]用艺术的形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筑牢文化自信的精神根基，当代作家们要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和责任。

从延安整风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迈进新世纪，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现在正携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从当代小说发展史来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成果都颇为可观，虽形态万千，但始终保持“人民性”本色。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用热情、智慧、汗水、心血写人民，为人民而写，积极地将党的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文学化，记录了家国命运，感动教化了世人。党的文艺思想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方向，指引着广大文艺工作者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百年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始终与时俱进，回应时代之问，始终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使命联系在一起，始终指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