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园山水与精神依托——谢灵运诗赋中的始宁书写

冯佳佳，程世和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18）

在谢灵运的诗赋中，经常出现“丘园”“丘壑”“旧山”等字眼，如“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过始宁墅》），“余昔游京华，未尝废丘壑”（《斋中读书》）。这类意象表面上看并无具体的地点指向，只是泛指与庙堂相对的归隐之地，但实际上，谢灵运笔下所表现出来的山水需求、精神需求和情感需求均集中指向同一个地点——始宁。他一生两次隐居于此，在此度过了并不算漫长的生命的四分之一。在谢灵运坎坷颠沛的后半生，“始宁”不断复现于仕途失意而又四处奔波的诗人笔端，穿插在他一生所游览过的自然山水之中，成为谢灵运创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场景之一。他在继承谢安“东山之志”的基础上，将始宁构建成自己审美理想和精神寄托的载体，由此开辟出士族隐居和山水书写的新范式。那么，谢灵运诗赋中的始宁究竟是何地？他笔下的始宁山水又有怎样的审美特质和精神内涵？始宁对于谢灵运而言究竟承载着什么样的人生意义？

一、东山与始宁：谢氏家族的生存空间与精神承继

永初三年（422），谢灵运离京赴永嘉郡任太守，在赴任途中经过谢氏故宅，写下《过始宁墅》一诗：

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缁磷谢清旷，疲苶惭贞坚。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葺宇临回江，筑观基曾巅。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枌槚，无令孤愿言。①本文所引谢灵运诗文均出自《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这是“始宁”第一次出现在谢灵运的诗文中。旅途劳顿的诗人穿过连绵的山峰和陡峭的岩崖后，忽然看见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图：白云幽幽萦绕于山石之上，岸边的竹叶轻拂水面泛起涟漪，淡淡青色，姿态袅娜。在谢灵运的笔下，始宁的自然山水清丽、静谧，不仅带给他视觉上的愉悦，更让他在心中感受到一种难得的清寂平和。在十五岁之前，谢灵运寓居钱塘，于隆安三年（399） 返回建康，此后一直生活在建康的乌衣巷中，直到永初三年（422）出京，途经始宁。也就是说，这次是他首次真正见到谢氏故园。而在离别之时，诗人在心中就已经将始宁确定为自己最终的归路：“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枌槚，无令孤愿言”。自此，始宁清新秀丽的山水始终盘桓在谢灵运的心头，即使他远在永嘉和临川也难以忘怀。

《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1]1754始宁位于会稽郡（今浙江省上虞市），是陈郡阳夏谢氏家族南渡后的寓居之地①藏于河南太康县谢家堂村的《谢氏族谱》曰：“西晋祭酒公衡，又本于阳夏。永嘉不靖，来寓于始宁。”。自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大多以大田庄产业作为其生存的经济基础。永嘉之乱后，南渡的世族亦需要经营“山泽并兼”的庄园产业以求稳固各自的根基，其庄园宅地多建在会稽郡、吴郡区域。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以王谢为首的世家大族为了避免和江东世家大族在经济上发生冲突起见，他们把庄园安置在浙东一带。”[2]而在浙东地区的诸多私家庄园之中，谢氏的始宁庄园尤为著名，它彰显着江左世族曾经的高雅与风流，见证了谢氏家族的兴衰荣辱。谢灵运诗赋中所描写的始宁，也主要是指谢氏家族的始宁庄园。作为陈郡谢氏的故居，始宁这块土地完成了从东山到完整的士族园林的扩建与转变，也经历了其深层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涵的延续与发展。

陈郡谢氏崛起于“由儒入玄”的谢鲲，其门户势力经谢奕、谢万的经营而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最终为这个家族注入精神和灵魂，使谢氏跻身江左一等门户之列的人物是谢安。谢安为“门户之计”，在谢万被废黜为庶人之后“始有进仕志”。他先入征西大将军桓温部下，又与王坦之共抑桓温而力保晋祚不为其所篡，后淝水之战坐镇建康，与谢氏一族共拒前秦，使东晋政局得以维持安稳。谢安既是功业赫赫的重臣，又是风流高雅、闻名于世的名士，他在维持门户利益的同时又为谢氏子弟创建了一个以“东山”为基础的精神家园。陈郡谢氏南渡而来落籍于会稽始宁，谢氏家族的辉煌功业崛起于此，而谢家影响百年的山水文学创作与隐逸之风亦起源于谢安的始宁东山。

谢安“神识沈敏，风宇条畅”[3]2072，未出山就知名于世，可谓江左第一名士。他盘桓东山二十余年，颇有山水志趣，出仕之前常在会稽、吴郡一带游览山水，纵情丘壑。《晋书·谢安传》载：“（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3]2072东山为谢安在会稽的旧居。顾绍柏在《谢灵运集校注》中考证：“东山为晋太傅谢安所居，其顶有谢公调马路，白云、明月二堂遗址。又西一里始宁园乃谢灵运别墅，一曰西庄。”[4]而会稽的山水之美，古来共赏，名流士人早有赞誉。《世说新语·言语》云：“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5]《宋书·隐逸·王弘之传》：“始宁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稽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1]2282谢安在这种自然山水之中娱情自适，尽情释放其雅好山水的志趣和放浪不羁的情怀。入仕后，他虽身为朝廷重臣，声名显赫，却仍不忘山水之志。“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3]2076他于建康城东的山上仿会稽东山而建造建康东山，时常召集谢氏子弟纵情于山水，谈论诗书。“（安）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3]2075-2076东山在谢安的生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作为他生命的最终去向，“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3]2076。

谢安居庙堂而不忘山林，既是权倾朝野、居高不傲的当朝太傅，又是清高远迈、风流玄远的东山名士。他功业显赫而又进退得宜，在仕与隐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无疑成为谢氏一族乃至后世文人心中仕隐兼顾的理想士人的象征。谢安高蹈遗世的名士风采、力挽狂澜的政治才能，使得“东山”不再局限于谢氏故居，而成为一个具有无穷魅力的意象。一方面，它是隐逸、归隐的代称，另一方面，东山亦与事功联系起来，逐渐衍生出“东山再起”“高卧东山”等意义，其最终脱离谢氏故居这一地理概念，而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在谢安的影响之下，谢氏子弟大都清玄远迈、雅好山水，谢氏一门亦养成“以素退为业”的家风。《南史·谢瞻传》载谢瞻言：“吾家以素退为业，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福耶？”[6]346而自谢安之后，始宁东山在谢玄的手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建，形成了后世始宁庄园的雏形。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云：淝水之战后，谢安逝世，谢玄“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开始经营始宁山居，东山与始宁二者逐渐混为一体。“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山居赋》） 作为谢安最为赏识的后辈之一，谢玄自幼受谢安的教导提携，其“高栖之意”无疑是对谢安“东山之志”的继承。永初三年（422）之后，谢玄之孙谢灵运隐居于此。谢灵运性好山水，在东山祖业的基础之上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又新增石壁精舍等地，谢安的东山最终演化为谢灵运笔下的始宁庄园。

要之，东山是谢氏家族家学文化的发源之地，也是谢氏子弟蛰伏未发和功成身退的精神家园。“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偶与张邴合，久欲还东山。”（《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 这座延续着谢氏几代人精神的始宁东山早已是谢氏子弟心中的人生理想之地，凝聚着他们对人生的期待，也庇护着官场失意归来的游子，成为一个可以在困境之中给予他们安慰的精神符号。

二、谢灵运对始宁的精神建构

在晋宋之际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谢灵运同时承受世族门阀的逐渐衰微和政治失意这两种痛苦。他既有向往山林、远离尘世的隐逸之心，又始终放不下自己内心深处的政治抱负，陷入无尽的矛盾与彷徨之中。面临这种人生困境，谢灵运努力寻找一个精神栖息之地，他在谢安构建的精神始宁和谢玄搭造的实体始宁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始宁建构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东晋的门阀政治之中，世族门阀重家族而不重君国，顾及的是门户的利益而并非追求忠义。故刘裕代晋自立，谢灵运并不以旧朝为念而对新廷抱有极大的热情，希望能在此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系列的打击：“（灵运）仍除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辄杀门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1]1753。因擅杀门生而免官发生在元熙元年（419），即刘宋建立前一年，武帝降先朝封爵是在其即位当年，这些举措皆在新朝建立前后，多少带有警示和打击世族的意味。而少帝即位后，谢灵运更是陷入一种进退维谷、备受攻讦的困境。“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1]1753永初三年（422），谢灵运受到权臣徐羡之等人的打压，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之名被贬出京，远赴永嘉任太守。

离开建康意味着彻底远离了权力中心，远离了往日的亲友，这不能不使“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又十分注重感情的谢灵运郁闷万分。他既对京都的亲友恋恋不舍：“如何怀土心，持此谢远度。”（《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又充满与世不遇的惆怅，对庐陵王的赏识抱有惭愧之心：“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更对自己违背心志、久经官场的行为懊恼不已：“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缁磷谢清旷，疲苶惭贞坚。”（《过始宁墅》） 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谢灵运难以言说的复杂心境，故在最初离开时的脚步略显沉重。谢灵运向来颇有山水志趣，然而在他笔下，沿途山水是那样的惊险、萧索：“溯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亮乏伯昏分，险过吕梁壑。”（《富春渚》）外部世界充满艰难险阻，而所见的自然山水亦不足以给予他宽慰。尽管永嘉任职时期是谢灵运的创作力井喷期，但是这一阶段的作品还时不时充斥着因贬谪而产生的愤懑、不满和失落。他在诗中写道：“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登池上楼》）“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斋中读书》）官场失意而又进退失据，他最终陷入一种彷徨和失落的情绪之中，心灵始终不得平静。

正是在这种精神困境之中，谢灵运走向了始宁，“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为自己建构了一个灵魂栖息之地。自谢玄“解驾东归”始创始宁庄园之后，始宁迎来了第二位营建者。在这位营建者的手下，始宁庄园不仅在规模上进一步扩大，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也随之丰富和演变。他在先祖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自我阐释，使得始宁继谢安的“东山之志”之后，又不可避免地烙上谢灵运的精神印记。谢灵运笔下的始宁，在物质基础之上，山水风光与广蕴之理合二为一，自然之境和知己之情缺一不可，幽静玄远之外又不失脉脉温情。物质、山水、玄理、友情成为始宁精神家园不可缺少的因素。

谢灵运在《山居赋序》中提到四种隐居方式：“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而他认为“山居”是最适合自己的归隐方式：“谓经始此山，遗训于后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山居赋》）他又进一步强调物质对“山居”的重要性：“谓人生食足，则欢有余，何待多须邪！工商衡牧，似多须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则足。但非田无以立耳。”（《山居赋》） 指出山水与物质的关系：“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游山名志》）可见在他看来，物质条件和山水之美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谢灵运之前，谢安就已“携妓东山门”，每次和家中子侄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而谢灵运无疑继承了谢安的这种士族趣味。他出身高门世族，身份尊贵又风流高迈，吃穿用度、行为做派都极为讲究。“（灵运） 性豪奢，车服华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1]1743甚至一举一动都能引领社会潮流，他所佩的“曲柄笠”，所著的“谢公屐”，都受到时人的关注，并在后世成为风雅的象征。显然，谢灵运不同于远离尘世、安贫乐道的传统隐者，他将隐逸作为娱情与自适的一种途径，而隐居之地必须既要满足其物质需求，又要满足其山水审美需求，始宁庄园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进行构建的。

他以巨丽精细的笔调描绘始宁庄园的湖光山色：“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山居赋》） 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入手，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进一步刻画庄园内部的地理位置、基本构造、山水风光、景观组织，甚至对园中的花草植物以及农田和牲畜养殖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水草则萍藻蕰菼，雚蒲芹荪，蒹菰苹蘩，蕝荇菱莲。”“蔚蔚丰秫，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山居赋》） 他“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白居易《读谢灵运诗》），亲自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山水清丽又物产丰富、自给自足的庄园，在这个空间中开展他的艺术活动和生存活动，“抱闲就疾，顺从性情，敢率所乐”，纵情丘壑。

谢灵运在始宁尽情感受山林江湖之美，辗转各处的诗人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平静和放松，栖居在这庄园山水之中，可使他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然而准确来讲，谢灵运真正能够以虚静、忘我之心对山水进行审美观照，达到一种“自适”与物我合一的境界，只存在于隐居始宁阶段。他在永嘉和临川这两地任职期间，因仕途坎坷，“常怀愤愤”，多以一种桀骜放浪、狂躁骄矜的形象示人：“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1]1753-1754。正如许学夷《诗源辩体》所云：“谢灵运辈纵情丘壑，动逾旬月，人相尚以为高，乃其心则未尝无累者。”[7]在这种情况下，山水成为他发泄内心忧虑与焦躁以达到内心平静的一种方式，而泄忧的过程也会在诗歌中留下痕迹。如在创作于景平元年（423） 的《郡东山望溟海》一诗中，诗歌开头表明诗人欲借登高眺海以解忧：“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然而景色虽好，忧思却更加一层：“萱苏始无慰，寂寞终可求”。相比较而言，谢灵运在始宁时期创作的山水诗所反映出的心态大多洒脱超然、虚静忘我。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全诗几乎都在描写诗人在游览中所见的景色：“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而这清旷的景色能洗涤人的精神，“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使人获得“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的冲和心境。在谢安那里，东山还只具备排解情绪的功能，感悟玄理的任务则由“兰亭”等地来承担，而在谢灵运的始宁庄园内，欣赏山水与感悟玄理显然已经合二为一。

然而诗人平和静谧的心境也偶有波动。在《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中，诗人自南山返回北山途中瞻眺园中春色，但见山道幽深，乔木高大葱郁，流水淙淙，竹木新蒲生机勃勃，天地之间充满生机和意趣。而这湖光山色又不禁引起诗人内心的一丝落寞，感叹景色虽美而自己却孤游无伴：“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友情在谢灵运的生命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陈郡谢氏名盛一时，家族存清谈之风和风雅之道，而其子弟大都“衣冠磊落”，如芝兰玉树。谢灵运与其家族成员交往密切，感情深厚，亲友之间常常集会赠答。《宋书·谢弘微传》载：“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耀、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1]1590-1591此即被后世视为魏晋风流并不断传唱的“乌衣之游”。谢灵运曾以颇为眷恋的口吻缅怀往事，在《答中书》中，他回忆起年少时与族中叔侄兄弟唱和游玩的情景：“伊昔昆弟，敦好闾里。我暨我友，均尚同耻。仰仪前修，绸缪儒史。亦有暇日，啸歌宴喜”。结尾又向堂兄谢瞻表明自己的隐居之意：“刻意岂高，江海非闲，守道顺性，乐兹丘园。”字里行间颇具思念和依赖之感，足见二人情深义重。可见在谢灵运的世界中，亲友是他能够倾诉心事和解难排忧的对象，与朋友的交谈与书信来往是其生命中的一片“舒适区”。

谢灵运离京赴任永嘉，告别了乌衣巷和旧日亲友，这让他在被贬的日子里经常感到孤独和空虚：“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堂》），“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游南亭》）。隐居始宁期间，他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人结交，“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1]1754，获得了片刻的平静，然而时局却愈发动荡，徐羡之等权臣当政，谋废君主，排挤群臣。元嘉元年（424）二月，庐陵王刘义真被废为庶人，后为徐羡之等人杀害。此时谢灵运旧日亲友之中的谢混、谢瞻和刘义真均已亡故，人员凋零至此，往日欢聚之景终难再现。时局艰难，忧谗畏讥，他更加迫切地渴望与知心人交流：“杳杳日西颓，漫漫长路迫。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与我别所期，期在三五夕。圆景早已满，佳人犹未适”（《南楼中望所迟客》）。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诗中常常呈现出一种“等待”的状态：“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从斤竹涧越岭溪行》），“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石门岩上宿》）。“山阿人”“美人”可能不是专指某个友人或者现实中存在的实体，更多地是指一种类似知音、知己的存在。可见在谢灵运构想的理想世界中，友情是不可或缺的情感要素，知音良友与之“赏心”共游，能给予身心俱疲的诗人以无限的理解和宽慰。

三、精神家园的丧失与谢灵运的悲剧人生

关于谢灵运的悲剧人生以及其成因，前人论述颇多。其中明人张溥在《谢康乐集题辞》中的观点历来影响较大：“宋公受命，客儿称臣。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知下伾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悄实乖……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8]这一观点虽然已经注意到政治因素对谢灵运心态的影响，但是对其内在精神和思想的发展却没有过多的阐述。作为“江左莫逮”的天才名士，外在的打击不足以令他真正的绝望和消沉，而精神家园的丧失才是毁灭谢灵运的最终原因。

刘裕代晋自立，这意味着次等士族①刘裕为“次等士族”的观点采自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即刘裕虽是北府兵出身，但是其所依靠的力量绝大部分来源于京口附近的侨人，多出于次等士族。最终夺取门阀世族的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并进一步将权力收回到皇帝手中。然而门阀世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在皇权的压制之下，但是仍然在社会各阶层盘踞。“皇权抬头，随即宗室、寒人和武将地位上升，士族的权势空间被相应压缩了。不过士族的雄厚文化、优厚特权和崇高门第毕竟历时已久，他们在社会上依然盘根错节，仍是皇权之下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9]东晋百年门阀，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的社会影响力最大，而在晋宋皇权重振之际，谢氏这样的家族，对于当权者来说，既是皇权重振的阻力，也是皇权巩固的助力。《晋书·谢混传》载：“（混）以党刘毅诛，国除。及宋受禅，谢晦谓刘裕曰：‘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裕亦叹曰：‘吾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3]2079谢混乃谢琰之子，谢安之孙，实为谢琰之后谢氏家族中的核心人才。《晋书·谢混传》称其“少有美誉，善属文。”[3]2079《南史·谢晦传》载：“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尝与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时顿有两玉人耳。”[6]522在刘裕与刘毅的斗争中，谢混因党于刘毅而被刘裕诛杀，但刘裕之叹则表明其在抑制谢氏政治影响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士族的助力作用。门阀世族的处境较东晋更为复杂，势必会陷入被拉拢与被抑制的双重矛盾之中。

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家族的发展到达巅峰。然而在权势鼎盛之中，已显示出势颓的征兆②《晋书·司马道子传》载太元初年司马道子“隶尚书六条事”。重用以司马道子为代表的皇室宗族，是晋武帝打压陈郡谢氏一族所采取的措施。《晋书·孝武帝纪》：“冬十月丁亥，论淮淝之功，追封谢安庐陵郡公，封谢石南康公，谢玄康乐公，谢琰望蔡公，桓伊永修公，自余封拜各有差。”谢安薨于太元十年（385），追封淝水之功是此年的十月，此时距淝水之战已过两年。。谢安死后，谢玄亦“解驾东归”，自此之后，谢氏基本偏离东晋的权力中心，自顶峰逐渐走向衰落。门阀政治中的宗族子弟虽依附于父祖的荫蔽，但家族也需要不断有优秀的宗室成员来延续祖祚。“当权门户如无适当人物为代表以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10]217刘宋初建，陈郡谢氏虽然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其门户力量终究不及从前。在这种情况下，振兴谢氏家族自然就成为谢氏子弟自觉肩负起的使命。《晋书·谢弘微传》中记载谢混在与谢氏子弟的交游中曾作《诫族子》一诗以教导和勉励子侄：“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谢混无疑对后辈们寄予了厚望，而谢灵运等人亦对其恳切的嘱托念念不忘。在谢灵运的心中，谢氏门户昌盛繁荣，谢氏子弟品德美好：“悬圃树瑶，昆山挺玉。流采神皋，列秀华岳。休哉美宝，擢颖昌族”（《答中书》），而谢安、谢玄等人更是才能出众，有不朽之功业：“委讲辍道论，改服康世屯。屯难既云康，尊主隆斯民”“河外无反正，江介有 圯。万邦咸震慑，横流赖君子”（《述祖德二首并序》）。言语之间尽是自豪之感，极尽夸耀之辞来显自己家族的荣耀。正因如此，谢灵运对仕途抱有极大的热情，一方面，他铭记“风流由尔振”的家族使命，另一方面又以先祖为榜样，心怀济世救物的理想，渴望得遇盛世明君：“抚翼宰朝，翰飞戚蕃。佐道以业，淑问聿宣”“明政敦化，矜恤载怀。用掇良彦，循我人黎”（《赠安成》）。然而在晋宋之际门阀逐渐衰落的时代趋势之下，谢灵运的期望注定落空。

武帝和少帝两朝，谢灵运备受猜忌和打压，仕途之路走得极为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谢灵运开始隐居始宁并亲手建立起属于自我的精神家园，这是诗人内心一直渴望的自然山水，也是他用心所构建的一个在世俗世界之外的理想世界。但“东山”的影响根深蒂固，自谢安、谢玄东归之后，始宁在他的心中一直都是“功成身退”后的隐居之地。他在诗中反复使用鲁仲连、张良等人的典故，希望自己也能建立不朽功业而后知足而退：“仲连轻齐组，子牟眷魏阙”（《游赤石进帆海》），“鲁连谢千金，延州权去朝”（《入东道路》），“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偶与张邴合，久欲还东山”（《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故他一直都无法放下对官场的执念：“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登池上楼》） 虬龙深潜而蛰伏，鸿鸟高飞而声名远播，自己却在仕隐之间进退两难。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谢灵运再次出仕似乎也并非出乎意料的事情。

徐羡之、傅亮等人因罪伏诛后，宋文帝再召谢灵运出仕。文帝“博涉经史，善隶书”[6]37，又“聪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无倦”[6]54，对谢灵运的才华颇为看重，予以优待。《南史·谢灵运传》：“（帝）使整秘阁书遗阙，又令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寻迁侍中，赏誉甚厚。”“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6]539相比于晋宋之际的刘牢之、刘毅等伧荒武将和刘宋初年的两位皇帝，宋文帝无疑是一位颇具文化素养和名士风度的君主，这让谢灵运的心中又重新燃起政治热情。然而宋文帝并没有给他入主中枢的机会：“既自以名辈，应参时政，至是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6]539失去一定政治地位和实际权力支撑的名士，成为帝王身边附庸风雅、颇具俳优性质的文臣，这对自视甚高的谢灵运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少帝年少昏聩，权在大臣，谢灵运的政治失意尚且可以用朝堂的权力斗争来解释，然而文帝贤明，却同样没有对其加以重用的打算，谢灵运在失望之中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比起永初年间贬谪时的状态，他情绪异常激烈，愤懑不平又狂傲恣肆：“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6]539。

谢灵运于元嘉五年（428） 因“游娱宴集，以夜续昼”而被弹劾免官，对仕途心灰意冷的他再次回到始宁。如果说谢灵运在第一次遭贬时尚有一种“帝乡不留我”的潇洒从容，那么再次隐居的他则不复安静平和。《南史·谢灵运传》载：“（灵运）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末知灵运乃安……在会稽亦多从众，惊动县邑。”“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6]540言语和动作之中皆显示出他的桀骜不驯与狂傲恣肆，俨然一副魏晋名士的做派。“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权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10]268门阀世族逐渐衰微，他们需尽全力自筑“深沟高垒”以抵抗皇权和崛起的新政治势力的侵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始宁庄园无疑就是谢灵运为自己建造的堡垒，这所庄园无论在实体还是精神内涵上无不体现着谢灵运那高雅的贵族审美，他亦为此而感到自信和矜傲。而这位“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的文学名士，更是通过自己的风度和才情向世人再现曾经的江左风流：“（灵运）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6]539。然而他的风流自赏，他的高贵与傲慢无疑都是对鄙陋王朝的轻视和对皇权的挑战。

元嘉八年（431），谢灵运因决湖造田之事为会稽太守孟顗所诬，文帝趁其进京申辩之际，“不欲复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6]541。无法再回到始宁庄园，这对谢灵运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奇丽秀美的始宁庄园，是谢氏家族曾经的辉煌，是东晋风流的一抹缩影，更是谢灵运获得抚慰，找寻自我的精神家园。而失去了最后庇护所的谢灵运，在刘宋社会中已逃无可逃。在他的生命中，建康和始宁是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建康是国都，始宁是故乡，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着“仕”与“隐”。而他进不能建功立业，振兴家族；退不能隔绝俗世，安居山林。他既不能成为功业彪炳的权臣，又不能做一个彻底的隐士，其人生的痛苦正源于此。“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郄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入彭蠡湖口》） 对官场的热切和对玄理的追寻最终在这沧海桑田的变幻之中归于苍茫。“故山日已远，风波岂还时。迢迢万里帆，茫茫欲何之？”（《初发石首城》）离开建康，离开始宁故乡，一路风急浪险，哪里还能有平安归来的时候？敏感的诗人已经感受到了隐隐的危险气息，这位一生被命运裹挟，辗转漂泊的“客儿”，最终被淹没在不属于他的时代洪流中。

四、结语

山林泉水历来是中国文人的诗意幻想，相对于庙堂而言，山水园林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东晋以来，山水进入审美领域，成为士人群体文学创作中的描写对象。文学与政治、自然山水与老庄玄理经过六朝士人的联结后紧密结合，逐渐成为士人群体消解出处矛盾和摆脱精神困扰的载体。始宁庄园的存在，并非是个体现象，而是晋宋之际的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群体现象，不论是谢氏先祖谢安的始宁东山，还是稍早于谢灵运的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此类或实在或虚构的庄园、田园的出现皆是由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与士人的思想深层互动所导致。此后历代士人们在庄园山水中寻找来路和归途，寄托理想，安放灵魂，从未停止对理想家园的建构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