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和“瓦尔特”原型考论

龚东风，郑 摄

（温州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温州 325025）

一、引言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这段史论所揭示的兴亡周期律堪称南斯拉夫的历史缩影。从1918年首次建立统一国家（1929年称南斯拉夫王国）到1945年铁托及其战友缔造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再到1992年波黑内战，最后到1995年12月签署《代顿和平协议》，塞、克、穆剖分天下，三族鼎立，划疆而治，南斯拉夫统一与分裂的历史是《三国演义》经典开场白的真实镜像。

巴尔干半岛横跨东南欧支离破碎的地缘断层带，政治版图就像当地喀斯特熔岩地貌一样，它既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点又是列强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历史上罗马帝国将其视为东方前哨，奥斯曼帝国把它当作西进要塞，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把它作为南下地中海争霸欧亚非的跳板，沙皇俄国则认定此地是外族不得染指的斯拉夫人家园（Slavonija）。萨拉热窝（萨市） 历来处于“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分裂困境（Schizophrenic Status），历史上至少有三次成为巴尔干火药桶的引信。1984年此地曾举办过冬奥会，堪称战争与和平的矛盾体，正因为如此，历次的巴尔干战争无一例外地成为文史学家不断书写的题材。易中天教授认为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超过史学著作，充满想象和虚构的演义以事实为理据、线索和题材，虚虚实实、亦真亦幻，为历史平添魅力[1]3。“南斯拉夫情结”之所以进入该国和世界的历史记忆，离不开《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以下简称《瓦尔特》）等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所创造的国内外传播效应和价值观认同。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为史学家所记录，为文学家所书写，为百姓所传颂。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原型用《西游记》的“本相”概念来表述更为贴切，易中天以《三国志》等史书考证《三国演义》后发现历史人物大多有三种面目：一种是正史记载的正统形象，它是历史学家所主张的样子；第二种是小说、戏剧以及电影所演绎的文艺形象，它是艺术家展现出来的面相；第三种是老百姓主张的样子，即民间形象。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三种读法：一种是钱穆所谓的“历史意见”，也就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第二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也就是钱穆所说的“时代意见”；还有一种是读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历史，即“个人意见”，人们对历史的审视和参悟大多形成以上三种“见地”[1]4-9。我们认为所谓的文学形象是传播动机、形式以及内容的整合结果，而民间形象则属于读者反映论的范畴，它是正统形象的检验机制，是具有文化自觉能力的受众对历史及其本相比对、权衡和筛查之后的综合反馈。唯物史观认为世界文明史最终由人民书写并传播，人物和事件的盖棺定论终究要由历史和人民评判，在秉笔直书的基础上形成的史乘方能为民众所普遍认同。

二、《桥》与“老虎”的历史本相

在土耳其语中“巴尔干”意为“多山之地”，“喀斯特”作为地理概念原本指半岛西北端的伊斯特拉地区，十九世纪末南斯拉夫学者茨维奇（J·Cvijic）首先以此为熔岩地貌命名，当地人把萨瓦河—多瑙河流域的斯拉沃尼亚——伏伊伏丁那平原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广大地区统称“喀斯特”[2]。在南斯拉夫诗人和作家笔下，高大的迪纳拉山脉和险峻的德里纳河谷自古以来就是一片贫瘠之地[3]664，在地缘政治家看来，巴尔干半岛位于三大洲交通要冲，南斯拉夫正好位于地中海—黑海与东南欧-北非的“十字架”中心点，是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分别从西北和东北方向南下，穆斯林民族西进以及意大利王国东扩的桥头堡，各个民族在这里的高山深谷中繁衍生息，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形成的“版图马赛克”往往引发族裔纷争和领土纠葛，巴尔干地区由来已久的占领与抵抗以及统一与分裂的恩怨情仇造成了南斯拉夫版诸侯割据的“东周战国局面”。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不同民族按照宗教、语言、历史以及价值观念等文明要素界定自己的文化归属，并以此区分“我”和“他者”的身份及阵营。他提出文明断层线概念（the fault lines between civilizations），即欧洲存在着一条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文化分界线，它既是西部基督教文明与东欧东正教和东南欧穆斯林文明的地理分野，同时也是一条政治和经济鸿沟，从华莱士（W.Wallace） 1990年划出的东西方文明分界线（Ib Ohlsson绘制）可以看出，这一断层线大致位于东经19度，它的两侧分别是昔日的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沙皇俄国[4]158-159。

上述四大帝国和三大宗教历来都把巴尔干半岛视为志在必得的势力范围，前南斯拉夫正好处于东经19度断层线南翼，由于受到上述力量的激烈争夺，从一战前后直至2006年黑山和塞尔维亚最终和平分手，这条线一直处于震荡状态，天主教势力范围的终点正是东正教文明拓展生存空间的起点，巴尔干半岛的地缘属性本身就是一座大陆桥，正因为如此，桥梁作为多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象征成为南斯拉夫作家的重要母题。事实上，随着这条文明断层线的历史性摆动，桥梁作为政治、经济和军事脐带往往成为攻守双方你死我活的争夺目标。二战时期被敌对双方称为T桥的杜约尔德耶维察塔拉河峡谷大桥（Djurdjevica Tara Bridge），就位于东经19度地缘断裂带上，以下电影对白足以说明桥梁在南斯拉夫战争史上多舛的命运：

扎瓦多尼（意大利籍爆破手）：对对对，佛罗伦萨有很多漂亮的姑娘和美丽的桥，对吧，同事？

工程师：我怎么和你是同事呢？

扎瓦多尼：对，咱们是同事。你建桥，我炸桥，对不对？

工程师：啊……对对。

扎瓦多尼：你一共建了多少座桥啦，呃？

工程师：三座。

扎瓦多尼：三座？我已经炸了五座了，嘿！

工程师：啊，这么说起来，你比我本事大。

“德里纳河大部分在崇山峻岭的峡谷和深涧中穿流……在那青色的急流穿过黑色的峭壁奔泻而下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壮丽的十一孔大石桥。”[5]回顾世界各国战争史，桥梁是战争与和平，冲突与融合的无声见证者，以大桥存亡为母题并获得国际声誉的作家当属南斯拉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沃·安德里奇，其代表作《德里纳河上的桥》 （1943） 的真实原型位于维舍格勒，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拼命争夺的绾毂要地，被炸毁的第七个桥墩成为两种力量隔河对峙的军事分界线。我们发现，敌对双方的攻守角色随战场形势而发生变化，交通要道保卫战是世界各国战争叙事永恒的母题，1976年上映的《绿山高谷》 （The Peaks of Zelengore） 反映的就是1943年的真实故事，当时为掩护铁托主力部队突破法西斯军队的残酷围剿，游击队按照命令浴血奋战二十四小时保卫仅存的一个咽喉之地。

南斯拉夫当代文艺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波斯纳电影制片厂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拍摄的“游击队史诗电影”，1969年拍摄的反法西斯战争故事片《桥》（Most）是世界桥梁叙事的经典作品，按最保守的估计，在一百多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斯拉夫国家），其观看频率至少已达到十亿人次。大桥的真身位于现今的杜米托尔国家公园内，它横跨素有“欧洲之泪（Tear of Europe）”之称的塔拉河，一直是波黑和黑山之间的战略通道，大桥所在地——桑贾克（奥斯曼帝国曾经的“军事占领区”）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的革命圣地和游击队故乡。早在1878年，波斯尼亚穆斯林为免遭奥匈帝国迫害，从这里出发向东南经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希腊的萨洛尼卡一直向宗主国土耳其逃亡[6]，它在二战结束前成了德国占领军从东南向西北败退的交通要道，影片中攻守双方是这么“论述”T桥的：

（守桥之始） 德国国家保安总局霍夫曼博士：是这座桥，就是它。你可以看出保卫这座桥对我们有多么重要的政治意义……

冯·菲尔森（第238山地团团长）：这座桥的军事意义我是知道的。

（炸桥之后，近处断桥一侧）德国将军：冯·菲尔森先生，我们失败了……

冯·菲尔森：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远处山岗之上）“老虎”：可惜啊，真是一座好桥。

不只是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T桥遭遇战火，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被炸毁的桥梁也不在少数。莫斯塔尔石桥亦然，它是土耳其人在四百多年前留下的一座古桥，1993年11月9日波黑内战期间为克族炸毁，这几乎是1943年1-3月内雷特瓦战役中大桥命运的翻版。德里纳河及其支流的绝大部分河段构成了塞尔维亚、波黑以及黑山的地理边界，自古以来人们在高山峡谷之间建起了无数座大大小小的桥梁，作为古道锁钥，桥梁在和平时期是各民族之间联系的纽带，战争时期则成为“我方”致“敌人”于死地而必须掐断的生命线。在关键时刻，《桥》中那个连茶杯都不会打碎的工程师舍生取义，炸毁了据称“为之付出过全部心血的第一件作品”。

与电影演义的宏大叙事不同，T桥的历史本末是这样的：米·特洛伊诺维奇教授（Pro.Mijat Trojanovi） 设计，1938—1940年建造，1942年初意大利军队和切特尼克分子向杜米托尔游击队根据地发起进攻，拉·亚乌科维奇（Lazar Jaukovi） 5月6日炸毁了左侧（敌人进攻方向）的最小桥孔，三个月后切特尼克分子将其逮捕并杀害在桥头，大桥于1945—1946年恢复原状，人们在桥头一侧立碑纪念这位烈士。值得注意的是，“民间形象”往往给历史本相蒙上一层神秘面纱，亚乌科维奇作为建桥工程师之一受命破坏T桥（非彻底炸毁，以便战后能为己方快速修复后使用），但在口述演义中，他却取代了特洛伊诺维奇成为真正的“大桥之父”，于是就有了“造桥人舍生取义，掌中宝毁于一旦”的传奇（Legend has it that because he was assigned to blow up the bridge，the real creator of the Djurdjevica Tara Bridge was Jaukoviinstead of Mijat Trojanovi），特洛伊诺维奇本人据称出于尊重亚乌科维奇声望的缘故，对此并没有出面予以否认[7]。T桥另一侧也有一座半身雕像，碑文上写着：“这座纪念碑是博日达尔·祖季奇的母亲玛丽亚为其所建。博日达尔·祖季奇，南斯拉夫中尉，生于1915年，1941年牺牲”。雕像下方是母亲写给儿子的诗，大意为：你是整个民族的英雄，这座桥和这条河会一直记住你的名字。观者据此认为祖季奇是“老虎”的原型，但从立碑者的法律地位来看，权威性不足以证明此观点，当地史志也没有相关数据支持，按照“信而须有证，不知则盖阙”的原则，论者不予采信。

德国最高统帅部发起的第二次攻势发生在1942年1月15日到3月1日期间，南共中央和最高司令部率领第一无产者旅以及游击队战士大约五千人面对九倍于己的强大敌人突破重围南下占领了曾经数度易手的福查镇，这就是“关乎五千名战士生死存亡”的历史真相[8]136-137。《桥》用隐喻和象征等艺术手法为T桥在这次冬季攻势中的遭际赋予政治意涵，影片中霍夫曼上校一边在纸上画“6”字一边念叨德国部队还剩“6天”就要过桥了，然后反复追问副官施密特“桥拱像什么”，并纠正其“缺乏想象力”的答案，认定“绳子套才是很好的象征，不久将把它套在一个人的脖子上”。结局恰恰相反：霍夫曼在战斗中命丧大桥，从希腊撤回的德军机械化部队被阻挡在断桥东南。

演义不拘泥于历史本末，剧本皆有其根柢，但作者往往通过移花接木等手段调动所有元素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就正史和演义的互动关系而言，章学诚（1738—1830）认为《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于观者往往真假莫辨[9]141。解读《桥》亦如此，观者需要从编剧所营造的艺术迷宫中找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影片开头给“老虎”布置任务，安排他在第七天早上八点钟准时炸掉T桥的上校和他身边的副官是谁？

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之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1944年夏季转入反攻，达尔马提亚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铁托和最高司令部领导机关当年六月转移到了亚德里亚海上的维斯岛继续指挥战斗。观众从《桥》的电影画面里可以看到近处水面上有一艘悬挂南斯拉夫旗帜的运输船，岸边码头的白色墙壁上刷有一颗红五星和碳素宣传标语，上面有“TITO MARSAL”等字样，从上校及其副官的艺术形象来分析，作战指挥部的两个人物原型应为铁托（1892—1980） 和阿尔索·约万诺维奇（1906—1948），后者是负责桑贾克地区作战行动的黑山支队司令，曾担任最高统帅部参谋长[10]228。事实上，正如T桥被炸毁的时间并非电影所演绎的1944年一样，前往“上校”那里接受命令—组织小分队—从秘密地点获取炸药—最后完成破袭任务，整个过程只给七天时间，指挥部不可能位于战斗地点220公里开外的维斯岛，历史真相是，这个指挥部位于T桥北面40公里的根据地福查，1942年初该镇解放后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及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所在地[8]137。当时的炸桥命令确实为铁托司令员下达，电影画面中游击队员试图获取炸药但被敌军起获的秘密地点是黑山著名的东正教奥斯特罗格修道院（Ostrog Monastery）。

三、永远的“瓦尔特”

1943年5月，德意军队在北非战役中失败，同年8月盟军在西西里登岛作战加速了墨索里尼政权的崩溃，1944年10月南苏两国军队解放贝尔格莱德（贝城），法西斯力量处于东西夹击，四面楚歌的境地。由于萨洛尼卡—贝城—布达佩斯铁路沿线被人民军控制，直属德军最高统帅部的E军团重装部队由亚·列尔上将（1885—1947）指挥，被迫改变原定的撤退路线，由希腊进入马其顿西部、科索沃、桑贾克和波斯尼亚，以及从阿尔巴尼亚经黑山这两条难以通行的崎岖山路，在严重缺乏燃料的情况下进行艰难的“敦刻尔克大撤退”[8]222。这就是电影《瓦尔特》的历史背景，萨市作为“劳费尔行动”的战略支撑节点再一次陷入战争旋涡中心。

同为南斯拉夫“红星电影”，波斯纳电影制片厂1972年出品的《瓦尔特》是《桥》的姊妹篇，两部作品构成南斯拉夫电影史上最亮的双子星座。影片中的“瓦尔特”在对手看来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

初到萨市，黄堡山头

冯·迪特里施（党卫军上校）：有一位波斯尼亚诗人曾经这么写过：‘愿上帝保佑追击者，同时也保佑被追击者。’

比肖夫（萨市保安处长，上尉）：保佑被追击者？我不明白。我喜欢追击人，而不是被追击。

冯·迪特里施：呵呵，这是一个习惯问题。你追捕‘瓦尔特’多久了？

比肖夫：一年了，一年多了。[11]12

告别萨市，黄堡山头

冯·迪特里施：哎，太有意思了，我来到萨拉热窝就是寻找瓦尔特，可是找不到，现在我要离开了，总算知道了他。

维尔德姆特（盖世太保）：你说瓦尔特是谁？

冯·迪特里施：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11]211-212

按照电影片头布加勒斯特地下指挥所德国南方集团军司令部那位将军的说法，萨市是巴尔干军团撤退的支点，这座曾经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城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将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执行“劳费尔行动”计划之前，必须彻底摧毁地下抵抗运动的力量。那么被第三帝国安全总局称为“幽灵”但又在眼皮底下活动的瓦尔特是谁？

破袭战从德意军事占领初期就已经开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1941年8月10日第一号公报（以下称一号公报）第四条明确规定游击队的战斗任务之一是破坏为法西斯侵略者服务的一切设施：铁路、桥梁、工厂、作坊、弹药和武器仓库[12]342。电影导演兼编剧哈·希巴·克尔瓦瓦茨（Hajrudina iba Krvavca）调动了人民抵抗运动时期的正史元素，把历史画卷中的各种人物和事件进行综合艺术加工，仔细研究影片中既是猎手同时也是猎物的冯·迪特里施的手段就可以发现他与二战时期以“反游击运动专家”自居的德国第18集团军贝梅将军的做法并无二致；另外一个史实是《瓦尔特》中被追击的伊万，其真实原型是南共中央委员亚·兰科维奇（1909—1983），他在执行秘密任务时身负重伤，党组织成功地把他从德国人手中营救出来，总司令部的战报是这样表彰此次行动的：“我们向1941年7月30日打入贝尔格莱德医院并从盖世太保魔爪下救出一位领导同志（兰科维奇—马尔科）的游击小组表示感谢。这个小组表现了模范的勇敢精神和沉着，还表现了执行任务的机警”[12]343。编剧在时间和地点上做了技术处理：时间从1941年战争初期变为1944年战争末期，地点则从贝城置换为萨市。

被同名纪录片称为民族英雄的“瓦尔特”，人物原型是弗拉基米尔·佩里奇·瓦尔特（Vladimir PeriValter），他1919年出生于南斯拉夫桑贾克地区的普里耶波列镇，1942年担任民族解放军营长，第二年潜回萨市领导反对德国占领军的地下抵抗运动，1945年4月6日在保卫工厂的战斗中牺牲，这一天刚好是该市的解放日。在对敌斗争的秘密战线上，这位在敌人看来神出鬼没的“瓦尔特”同时也是自己人难得一见的战神：

吉斯：别哄我了，今天我就要见到瓦尔特。

苏里：这不是吗，他就在你的眼前。[11]210

真正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寝食难安的是另外一位瓦尔特，这位“巴尔干雄狮”和他的战友们从1941年9月到1944年5月七次挫败外国占领军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他就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部队最高统帅部司令铁托。铁托在1935年3月用化名“瓦尔特”出席共产国际巴尔干国家书记处会议并和乔皮奇、斯捷潘组成南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处，同年7-8月，作为南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正如影片所表现的那样，德军占领时期的南斯拉夫城乡各地，德国党卫军特别讨伐队和盖世太保无孔不入，其军帽上都钉着一个有骷髅和交叉骨头组成的徽章，这些刽子手执行希特勒以及占领当局残酷的“清剿令”，而“瓦尔特”则是抵抗运动的灵魂人物，头上的那顶嵌着一颗红五星的船形帽是智勇双全的象征，将文学形象和历史镜像进行比照后，读者不难发现电影中冯·迪特里施的人物原型应为德军上校冯·法连比勒及其“豹子”突击队[3]670。

一号公报第十条还规定：“指挥部和政委对敌人向游击队派遣奸细和间谍要警惕。如果出现这种人，应立即把他们枪决并公布他们的姓名。”这就是真假瓦尔特的历史本相，除奸反特是“敌后武工队”同盖世太保、切特尼克分子、乌斯塔什分子之间渗透反渗透的殊死搏斗。中国观众之所以高度认同《瓦尔特》，是因为人们从中发现了《铁道游击队》的剪影，瓦尔特和他的游击队员是刘洪及其“飞虎队”的异地再现，为了粉碎德军“劳费尔行动”进而配合盟军作战计划，他们智斗顽敌，炸断铁路线，摧毁油罐车，正如一号公报通令嘉奖的战果：“我们在这里只谈谈某些胜利，因为统计列举出来会占很多篇幅。炸毁斯梅德雷沃的汽油库，烧毁塔什马伊丹的弹药和汽油库，烧毁贝尔格莱德的车库和八十辆载重汽车，炸毁奥布雷诺瓦茨附近的铁路和汽油库……以及其他许多给敌人沉重打击的行动”[12]344。

四、铁托及其多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

铁托原名约瑟普·布罗兹，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人，他在1946年10月答美国记者问时谈到，从事革命工作需要经常使用一些化名，在克罗地亚语中，“铁托”只是一个非常时期便于开展地下活动的拉丁语化名，并无特别意义[10]428。人民性是南共的组织原则，任何人背离了这个原则，就成为失去力量源泉的“安泰”。1962年9月铁托在接受英国《女王》杂志采访时谈到他和人民的关系时指出，领袖具有协调和统一行动的性质，一旦脱离人民就无法生存，领导疏远人民，人民也会疏远他们[10]429。团结并依靠群众是克敌制胜的法宝，面对强大的敌人，为了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建立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铁托在武装起义之初就提出“各民族兄弟团结和统一”的口号，在起义烽火发展为全国游击战争的情况下，南共中央在1941年9月召开斯托利察军政会议，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按照会议精神颁发条令统一标志和旗帜，规定在南斯拉夫领土上，游击队员必须在其军帽上佩戴反法西斯标志的红色五角星（后来成为解放区通用邮票的徽标），1945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红五星成为国旗和国徽的标志性图案[13]。

南斯拉夫解体前有不少以“铁托”“团结”“友爱”命名的城市、道路、桥梁以及建筑物，“团结和统一”的大家庭思想是铁托主义的核心要素，这一理念超越了国界线，在战前和战后获得了被欺凌民族的普遍认同。《桥》和《瓦尔特》闪现着南斯拉夫各民族游击队员并肩战斗的身影，南斯拉夫共同体是全体人民众志成城的奋斗成果，塞尔维亚游击队员高唱着《啊，朋友再见！》 （Bella Ciao）奔赴战场，把忠骨埋在了黑山、达尔马提亚以及波黑的山岗上，只有少部分活着回来，回来的战士连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伏伊伏丁那的同志联合起来解放了贝城。铁托念茲在茲的“人民国家”是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命运共同体，他反复强调南斯拉夫是一个整体，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没有兄弟情谊和团结就没有巴尔干各族人民的幸福，结束争吵、弥合鸿沟、团结友爱是南斯拉夫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取得的另一场伟大胜利[12]243-244。

联邦制作为解决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政治基础，是铁托在抵抗运动中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建国原则。1943年的亚伊策会议声明在联邦制的基础上建设新型南斯拉夫国家并强调境内各民族自由、平等和友爱的思想，这一原则旨在消除旧南斯拉夫王国民族倾轧和霸凌的弊端，从政治原则上建立了“团结和友爱”的民族解放统一战线[14]。在1941—1945年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南共在战争初期就指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迫切性及其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实行的民族政策是承认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黑山的民族特性以及平等和自决权利，在此基础上寻求各民族广泛团结和国家统一，这一政策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成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新南斯拉夫而奋斗的光辉旗帜。在席卷全国的抗战烽火中，各民族游击队员从未按民族属性截然分开过，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在反法西斯和国内卖国贼的共同斗争中，这种做法既防止了旧南斯拉夫民族主义卷土重来，又实现了各民族兄弟团结[15]。

正如爱默生所指出的那样，人的一生总要建造一座声誉的殿堂，风霜雪雨之后往往迎来人生的华丽乐章[16]，1945年铁托领导下的南共在分久必合的巴尔干断裂带上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这座历史性大厦，巴塔·日沃伊诺维奇（1933—2016）和波斯纳电影制片厂演职人员则为南斯拉夫电影事业树立了一座文化丰碑。铁托在二战后意识到南斯拉夫这样的小国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证明自己的最好方法是文化和体育，他重视利用国家资源支持现代传媒建构官方的宏大历史叙事，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电影重心放在用红色经典为国内各民族筑牢精神共同体，最大程度夯实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历史题材战斗片《内雷特瓦河之战》 （Bitka na Neretvi，1969） 和 《苏捷什卡战役》 （Bitka na Sutjeska，1973）是两部耗资巨大的“样板戏”，除了美苏艺术家以及好莱坞著名导演加盟的豪华阵容，还有万余名人民军战士助演[17]。这就是为什么米·吉拉斯注意到铁托在战后对写小说的人很感兴趣，他奖掖艺术家，文艺作品反过来扩大了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18]。“狮子”铁托是南斯拉夫红星游击队电影的主要赞助者和指导者，“老虎”巴塔是铁托元帅生前的座上宾，也是他逝世后的扶柩人，铁托及其战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的不朽功勋在巴塔及其同行的出色演绎下，成为永不落幕的红色经典，而后者在政府赞助和背书之下，成功登上了事业的巅峰。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趋势来看，文明冲突论至多是一个建立在不完全归纳法之上的哲学命题，而不是一个分析战争与和平的有效工具。中南两国地域玄远，文化迥异，但在反对侵略和争取民族自由与解放的斗争中感同身受，情感高度认同，道义相互支持，形成了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精神共同体，两国人民的共情意识铸就了跨越国界的民心之桥。中南两国历史遭遇相若，无论过去和现在两国人民都彼此怀有敬意，当年淞沪会战爆发的时候，尚在狱中的铁托和战友们摊开地图，研究如何更好地保卫上海这座城市。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两国人民息脉互通，遥相声援。苏东坡曾说：“途巷中小儿薄劣……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9]132当年在放映“文化他者”南斯拉夫电影时，没见过多少世面的男女老少也能很快进入角色，对“好人”的牺牲扼腕叹息，对“坏人”的残暴同仇敌忾，这一事实表明观众对《桥》和《瓦尔特》在价值观体认的基础上产生了心理共鸣，建立了情感共同体。

斯洛文尼亚学者路卡注意到二十世纪50—80年代外国电影在中国公映时所承担的政治风向标功能，为配合铁托总统1977年8月底访华，当月20日起彩色故事片《瓦尔特》在中国公映，电影成为官方欢迎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19]。铁托在欢迎宴会上指出新中国缔造者和革命参加者的丰功伟绩为南斯拉夫人民所熟知并且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中南两国虽然远隔万里，两国人民有着相似的命运、相似的斗争目标和光辉的革命历程，两国人民都曾为反对占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本国的叛国分子并为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战斗[20]。由此不难理解，1999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时，中国国家电视台连续播放“瓦尔特”电影，不少热血观众面对山河破碎的雄鹰状南斯拉夫地图主动请缨，要为保卫瓦尔特和他的萨瓦河大桥而战。

五、结语

20世纪70年代，前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带着“战斗片”来到中国，“老虎”和“瓦尔特”的战神形象从此深深扎根于新中国影迷的记忆里，中国观众把这位硬汉视为勇气、智慧和自由的化身。南联盟作为统一的国家实体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文艺经典及其所表现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则熠熠生辉，永不褪色，新生代导演安德鲁·亚沁（Andrej Ain） 2012年拍摄的纪录片 《瓦尔特》（Valter）全面回顾了蜚声国内外的南斯拉夫英雄传奇，阐述了“瓦尔特”对全世界尤其是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向大众披露了人物原型的真实故事以及影片主演的跌宕人生。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人物形象的传播能力归根到底取决于三个要素，即可信度、表现力以及传播者的地位或平台。可信度和表现力属于内部要件，地位或平台则是外部要件。就文与史的辩证关系而言，正史是演义之本，而演义是正史的新生，“狮子”铁托和“老虎”巴塔作为两个战神，前者建立了一座政治大厦，后者筑起了一座文艺丰碑，两人都是南斯拉夫历史传统的弘扬人和当代传奇的国际传播者，是最优秀的民族形象大使，为本国和外部世界搭起了一座“南斯拉夫友谊之桥”。“我应该说，如果就领土而言，在我们的几大盟国当中我国是一个小国，我们的行动却证明我国人民在精神上是伟大的。”[12]219铁托及其战友为贫弱国家的民族解放树立了一座历史纪念碑，巴塔是铁托传奇的亲历者，也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坛沉浮的见证人，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塑造了数百个艺术形象，成就了前南斯拉夫电影的一代传奇。1990年巴塔加入塞尔维亚社会党，成为一名国会议员，2002年他以社会党副主席的身份竞选总统，失利后的第二年退出政坛，巴塔因此在选民中赢得了“塞尔维亚里根”的称号[21]187，以至于“e si，care？（影帝，又要去哪？）”成为见面时的问候语[22]。我们认为从表演风格和个人成就来看，把他比作巴尔干的阿诺·施瓦辛格更为合适。

莎士比亚的欧洲历史剧今天还有不少“读者”，主要原因在于其剧作秉承现实主义原则，强调文艺是时代的缩影和简史，他反对落入刻板说教窠臼的圣迹剧，主张新时代戏剧应当摒弃同现实脱节而且与观众疏离的弊端，做到既不过火又不平庸，使之言之有物，生动活泼、表演自然，从而建立观众与故事的情感桥梁[23]。作家米·维特佐维奇认为巴塔的电影是南斯拉夫最生动的历史教科书，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看巴塔就足够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被忘记，唯独铁托的南斯拉夫和巴塔的“瓦尔特”留在记忆中[21]63。巴塔一生拍摄过350多部电影，但真正给他带来世界荣誉的是《桥》和《瓦尔特》，他之所以能在观众中间享有崇高的声望，是因为他对历史真实和艺术演绎的精准把握。

亨廷顿把横跨断层线的国家称为“破碎之国（torn countries）”，在国家统一方面面临文明冲突带来的各种挑战，他认为这样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长期维持稳定局面[4]306。《诗经·常棣》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一致对外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但联盟有时是脆弱的，一旦外部威胁暂时得到缓解，在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下，联盟就有再次破裂的可能[24]。铁托超越了东经19度文明断层线和巴尔干文化分界线（Cultural Dividing Lines） 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在他逝世十多年后这一国家战火重燃，萨市再次沦为战场，就连《瓦尔特》的导演也未能幸免于难。巴尔干半岛的厚重历史给前南斯拉夫地区带来多元文化的同时也留下了同室操戈的阴影，昔日的战场如今已成为历史陈迹或文化遗产，是世界各国和平爱好者的怀旧之地。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煞尾处所做的结论用于评价南斯拉夫兴衰和波黑内战实为确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