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刻蚕桑须知》成书考论

杨明贵

（安康学院 文传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增刻蚕桑须知》是陕南地区近年来发现的一部珍稀农学古籍，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突出。对其来源及编纂过程，目前未有确论，实为地域文化研究之憾事。笔者通过爬梳考辨相关文献，将其成书过程勾勒如下，敬请方家教正。

一、源头：杨屾《豳风广义》

杨屾（1698—1794），字双山，陕西省兴平市桑家镇双山村人，清代著名农学家。年轻时师从关中著名学者李颙，学业有成，即返故里。一生居乡讲学，坚拒仕进，矢志于经世致用之术，举凡天文、音律、医、农之书，多有研究，对当地农业经济之改进，贡献颇著。他指出，农业生产包括耕桑树畜，而陕人自误于“风土不宜”之说，知耕不知桑，树畜又失其法，“四者缺三，乌得不穷？”他根据《诗经·豳风·七月》及其他前代文献所记载的蚕桑活动，认为既然2000多年前的陕西可以进行蚕桑生产，那么现在也应当可以。正是有感于乡人误信陕西地区不适蚕桑之说，不勤于种桑养蚕而艰于衣食，与史籍中其地“固亦宜桑”的记载相违，他决心探索陕西关中丝织生产和多种农副业联合发展的路径。杨屾于雍正三年（1725） 率先放养柞蚕，后又于雍正七年（1729）开展养蚕缫丝和饲养家畜的实验，并及时检视问题，总结经验。《豳风广义》就是他在蚕桑改良、农副生产方面的经验总结。因为 《诗经·豳风·七月》中记述了蚕桑生产，而“豳”地处陕西关中（今彬州市、旬邑县一带），遂用以名其书。

《豳风广义》 初刻于乾隆五年（1740），宁一堂刊[1]。刊行后传布极广。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列举了北方可兴蚕桑的六条证据和关中应大力发展蚕桑的四条理由。第二部分为书之主体，其中又分三卷，每卷之首先陈列有关史料，然后论述，以证其实。内容为：卷上主要讲桑树种植栽培技术，末附柘之种植方法；卷中主要讲蚕的喂养及缫丝技术；卷下主要讲织造方法及开展农业综合经营的意义，末附饲养柞蚕和治疗禽畜疾病之法。第三部分，介绍“养素园”建设成效和经营理念。

《豳风广义》 的学术价值和农史价值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丰富，对中国古代栽桑养蚕、饲养禽畜等方面的经验和发明做了全面总结。二是有关农业与畜牧业融合经营的实践和主张已经具有发展“农业综合经济”的色彩。三是全书聚焦具体农业生产技术，不做空谈，切于实用和普及；关键技术方法和重要蚕具均附图说明，一目了然，易于仿效；文字通俗易懂，有时还配以歌谣，便于乡民阅读记忆。总之，《豳风广义》堪称中国古代一部科学性、实用性和通俗性兼具的“农业教科书”。作者自言《豳风广义》 “乃秦地蚕桑之程式”，此言实不为过。该书从种桑、养蚕到缫丝、织纴，对蚕桑生产的各主要环节都做了详细说明，最终总结出一套适合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蚕桑生产程式。

《豳风广义》自乾隆七年后逐步颁行于陕西各地[2]。有学者认为，清道光以前，关中地区普遍出产丝、绢，种桑养蚕较为普遍，经济作物也主要以桑树种植为主，这与杨屾《豳风广义》中蚕桑生产技术的传播、应用是分不开的。

二、底本：叶世倬《蚕桑须知》

叶世倬（1751—1823），字子云，号健庵，江苏上元县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副贡，三十九年举人，议叙知县。嘉庆十二年（1807）从湖北省德安府同知擢升兴安府知府。到任后，叶世倬在巡视中发现，虽然兴安府汉江、月河流域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适宜养蚕，但当地乡民死守重粮轻桑的传统观念，妇女闲暇之余也不从事蚕织，生计艰难，遂决定大力发展蚕桑事业。为使决策付诸实施并引导乡民掌握先进蚕桑技术，叶世倬以杨屾《豳风广义》卷一、卷二中有关栽桑、养蚕及缫丝等方面的内容为底本，择其精要，重新辑录，编成陕南历史上第一部蚕桑技术通俗读本，并于嘉庆十四年（1809） 付梓，名曰《桑蚕须知》。在《豳风广义》之前，涉及蚕桑的古代农书并不少见，较著名的就有《齐民要术》 《王祯农书》 《蚕经》等。至于为何以《豳风广义》为底本，原因在于叶世倬认为“以秦人之书为秦人劝，则尤信而可徵也！”意谓以秦地经典农书劝导同属秦地的陕南乡民发展蚕桑生产，更有信服力。

为改善民间求医困难、诊疗落后、药材短缺的现状，发挥蚕桑之药用价值，叶世倬依《本草纲目》所载，撰成《树桑百益》。《树桑百益》卷首有叶世倬所作之序，序后条列蚕桑类药物18种，多数药物下分列“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个别药物下还附有“集解”。嘉庆十六年（1811），叶世倬将《树桑百益》附于植桑饲蚕技法之后而授梓。至此，叶世倬版《蚕桑须知》文本定型。清嘉庆十六年后，兴安府所属各县县学、书院曾将《蚕桑须知》 《树桑百益》列为教科书，课读生童，以传播并推广蚕桑生产技术。

《蚕桑须知》刊印散发后，起初并没有引发兴办蚕桑的热潮，相反，遭到了地方部分士绅的抵制。他们搬出雍正皇帝《圣谕广训》①顺治九年（1652），顺治帝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钦定为“六谕文”，作为教化士民的准则，此为清代“宣讲圣谕”之始。圣谕宣教活动，到康熙、雍正时期进一步系统规范，并形成定制。康熙帝鉴于“风俗日敝、人心不古”的现状，决心“法古帝王，化民成俗”，继续加强教化，于康熙九年向全国颁发“上谕十六条”，要求“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上谕十六条”内容：“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对康熙上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扩展为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并在雍正七年（1729）下诏：“令各州县于大乡大村人口稠密之处，俱设乡约之所，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有学行者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阐明大义，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咸生孝友敦睦之思。”《圣谕广训》在第四条“重农桑以足衣食”下有“食之所出不同，其为农事一也。树桑养蚕，除江浙、四川、湖北外，余省多不相宜”的强调。中“食之所出不同，其为农事一也。树桑养蚕，除江浙、四川、湖北以外，余省多不宜”的话，质疑甚至反对政府劝课蚕桑。在这种情况下，叶世倬不惧流言和政治风险，发布了《再示兴郡绅民急宜树桑养蚕示》，向士民宣传发展蚕桑的诸多好处：“凡好田种麦谷，每亩丰年纵收两石，不过值银二三两，若使种桑树，每亩采叶饲蚕可收水丝九斤值银十五六两”；严厉批评兴安士绅机械理解《圣谕广训》，“妄生疑虑”；据理驳斥兴安不宜树桑养蚕之谬说：“兴安处处与四川、湖北接壤，同一风土，更非西、同、凤三府可比。地湿宜桑，气温宜蚕，自无不宜”；号召乡民抢抓时令，切实做好种桑养蚕的准备工作：“所有养蚕器具，急宜遵照前颁书内图式购办，并预购蚕种以备应用，切勿狐疑自误”。

为了推动政策落地落实，叶世倬经常深入境内考察蚕桑生产发展现状。嘉庆十三年（1808）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叶世倬乘舟到傅家河流域视察，当晚下榻农家。听着窗外绵绵春雨，想到冬春以来的旱情将得到缓解，他非常高兴，作诗咏道：“劳劳省敛走桑田，人定何能得胜天？春雨一犁昨夜足，顿教石米减千钱”。他沿月河逆流而上前往汉阴，看到沿途两岸成片桑园和正在辛勤劳作的乡民，他心生感慨：“豳风耕织旧曾谙，何事秦农不业蚕？桑柘山山随处有，休教美利属东南”。思想主旨与劝课蚕桑有关的诗作在其诗集中还有很多。

为鼓励乡民树桑饲蚕，叶世倬还与地方官员一道旌表养蚕业绩突出者。清嘉庆《汉阴厅志》载：“北乡周代朝之母马氏，饲蚕抽茧，织缣织素，颇得湖州之法，著有成效。通判钱鹤年同太守叶世倬旌以‘绩效敬姜’。又南乡民饶钦选植桑千余株，饲蚕取丝岁入甚丰，通判钱鹤年复会同叶太守以‘绩效桑蚕’旌之。自此民竞树桑，地无旷土矣。四乡饲蚕取丝织作线者，大有成效。”

《蚕桑须知》在陕南蚕桑发展史上影响甚巨。清道光《石泉县志》载：“从前叶中丞为兴安知府，尝劝民种桑，刊有《蚕桑须知》，从此邑中有栽桑饲蚕者。”清光绪《紫阳县志》载：“桑蚕之利重矣。而山间多不知讲求。嘉庆中，兴安府知府叶世倬刻《蚕桑须知》，教各属民植桑养蚕。紫邑亦渐蒙其利。”清光绪《平利县志》载，道光六年（1826）平利知县司徒修上任伊始，“即劝民兴水利、广积储。梓《蚕桑须知》 《树桑百益》等书散之民”[3]。道光九年，汉中府教谕杨名飏据《豳风广义》 《蚕桑须知》 《蚕桑宝要》三书编成《蚕桑简编》，在汉中境内广为传播。总而言之，叶世倬在兴安府知府任上坚守“为谋小民衣食”的政治理想和仁者情怀，因地制宜，发展蚕桑，成效显著，不仅改善了民生，也使安康的蚕桑事业进入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三、增容补阙：由罗廷权《蚕桑须知》到王德嘉《增刻蚕桑须知》

（一）罗廷权《蚕桑须知》

罗廷权，字鉴平，云南昆明人，同治七年（1868）任大足县令。据光绪三年《续修大足县志》载，其“外严内宽，案无留牍。饬绅补修文庙，造制祭器，复捐廉刻蚕桑书，树桑万株，以为民倡”。

大足县董劝民间经营蚕事，始自咸丰年间署理大足县令的陆德培。陆德培，字古棠，云南昆明人，举人出身，生卒未详。据《续修大足县志》载，其于咸丰五年署理大足县令，任上“仁恕强明”，重视蚕桑。但由于陆德培在任三个月即奉调离职，加之其离任后该县遭遇贼匪蹂躏，所植桑树被斫伐殆尽，故兴办蚕桑的政策收效无几。同治七年（1868），大足县令罗廷权见辖内虽“土润风温，无不宜桑”，但“宅少树桑，室无蚕缫”，甚是感慨。为培元气、筹兵饷、纾民困，罗廷权决定继续发展蚕桑生产。罗廷权在与属吏商议蚕桑事宜时，该县训导沈延广向罗廷权献上了其所收藏的叶世倬《蚕桑须知》。在原书基础上，罗廷权等又从其他农书中选录腌种、裹种、窝种、子转、报头、收蚕、喂蚕、体刮等八种养蚕技法，增列于叶世倬版《蚕桑须知》中“劈蚁法”之下，使养蚕之法更为详备。增补后经整理校核，重新刻印并散发乡里，该书仍取名《蚕桑须知》。

（二） 王德嘉《增刻蚕桑须知》

王德嘉，陕西城固人，出身拔贡，生卒未详。博雅善诗文，尤精于书法，今重庆市大足区境内多有其书法遗墨及碑刻存世。同治十一年（1872）任大足知县，光绪元年（1875年） 任满归里。据《续修大足县志》载，其在任上推行三大政策：一是劝农，以足衣食；二是兴蚕，以宽用度；三是重视发展教育，亲为境内五所书院制定课程，充实设备，在原有13所乡塾的基础上增设7所乡塾，并为乡塾教师增加束脩。

同治十一年，新一任大足县令王德嘉立足县情，延续了罗廷权施政方略，以大兴蚕事为己任。他一方面重视发挥政府的督率作用，广布劝桑谕帖，并在属于官府的土地上补种桑树十余万株，另一方面创办蚕桑局，延请地方知名士绅董理局务，统筹擘画县域蚕桑事业发展。

在得知罗廷权主持刊刻的《蚕桑须知》数量有限、传播不广的情况后，王德嘉命人找到罗廷权《蚕桑须知》书版，校疑订伪，修补残阙。在考订补正的过程中，王德嘉重新搜集蚕桑文献，编写了《新增蚕桑须知》，缀于原版之后。其目录如下：《通饬黔省种橡育蚕》 （宋如林撰）、《劝种橡养蚕示》 （宋如林撰）、《纪山蚕》 （王沛恂撰）、《附养蚕事宜五条》及《增补养蚕桑诸忌》。在罗廷权的基础上再次增补桑蚕生产类文献后，王德嘉又作《劝养蚕歌》和《劝种桑歌》，列于书末，“便民诵习”。成稿之后，王德嘉用个人捐廉银印刻上千本，以求广布邑中，助民增利。是书名曰《增刻蚕桑须知》。由于缺少文献支撑，《增刻蚕桑须知》的传播与影响无从查考。

四、余论

蚕桑文明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明形态之一，它与水稻文明一起，标志着中华农耕文明的成熟。在世界文明史上，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绚丽多彩的中国丝绸，不仅是精巧华贵的服饰材料，而且是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当了中国同周边邻邦及西方国家之间的文明使者，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历史上以长安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以南海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是古代联通亚非欧的贸易大通道，对古代世界的商业、交通和文化交流，乃至对古代中西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丝绸之路在造福世界人民的历程中，也积淀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陕南蚕桑生产历史源远流长。据史料推断，大概在战国时期，关中的桑蚕技术便传播到汉水流域。陕南境内出土的蚕桑纹画像砖、鎏金铜蚕①1984年，在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谭家湾村出土了一枚汉代鎏金铜蚕，该蚕铜质，通体鎏金，长5.6厘米，腹围1.9厘米，胸高1.8厘米，全身共分9个节段，胸脚、腹脚、尾脚全部完整，翘首仰头，呈吐丝状，体态栩栩如生。就文化功能而论，该鎏金铜蚕可能用于蚕神祭祀仪式，也可能是寓意重生的陪葬物。它的发现，也许可以说明汉代时该区域的养蚕活动已比较普遍。、茧形陶壶等实物能证明这一点。唐时文献中有兴元府（治所在今南郑县）、洋州（治所在今洋县）向朝廷贡纳丝织品的记载。南宋时，陆游的诗描绘了汉中桑树遍野的景象，诗云：“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由于文献缺失，宋以后至明末，陕南蚕桑业发展脉络尚不明晰。从陕南旧志中的记载来看，入清以后，陕南蚕桑产业发展较快，无论种植规模还是产品质量和声誉，在陕西都处于领先地位。

2017年5月14日，***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呼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弘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使地处秦巴之间的陕南人民备受鼓舞、倍感光荣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陕南石泉县境内出土的汉代“鎏金铜蚕”被总书记专门提及，称其与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一起见证了古代丝路的荣光[4]。在弘扬继承丝路精神，共谱“一带一路”华章的时代语境中，挖掘陕南蚕桑文化遗产、打造蚕桑文化品牌、助力地方发挥蚕桑产业所具有的护水、增绿、治污、富民等生态、经济和文化效益，是新时代陕南蚕桑产业工作者和文旅学者承担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