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与“静穆”：李春平《盐色》及其系列小说的美学特征

曹 刚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2.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众所周知，小说家所关注现实领域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基本构成了其文学创作中题材的选择和问题意识的来源。李春平作为陕西当代文坛独特的存在，又一次贡献了他近年来围绕陕南秦巴地域的民间历史文化的思考。其近作长篇小说《盐色》的出版，使得他的“盐道”三部曲系列（《盐道》《盐味》 《盐色》）最终完成，这也标志着他近年来小说创作题材和叙事美学的又一次成功转型。

一、地域书写的新转型

之前李春平创作的诸多官场小说中，正是基于他对中国官场这一特殊的政治生态领域的观察和思考。《步步高》 《奈何天》 《领导生活》 《情人时代》等作品关注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时期，政治体系建设中一系列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种现实主义的关怀，使得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展示出现实与作品之间的对比式阅读效果，同时选择逼近现实生活真相的文学想象和虚构，让评论界把他定义为当代现实主义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2011年由其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朗在对门唱山歌》荣获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电影取景地正是李春平的故乡陕南紫阳县城，影片中刘小漾、张学峰、冯冈三个青年之间唯美单纯的爱情纠葛，与略有封闭却自然风光独特的山水小城之间形成了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共通。此后，陕南成为李春平构思他的小说新起点。

地域文化书写对于构建当代作家的“精神故乡”意义重大。这种书写在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陈忠实的关中、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贡多小镇等形成了中外文学书写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传统。陕南秦巴山区地处秦楚交界，交通不便，文化闭塞，在近现代文学书写中几乎都是处于空白状态。李春平的“盐道”三部曲选择了陕南镇坪小城作为叙事展开的地域空间，地处陕西、湖北、重庆三省市的交界地带，镇坪是重庆巫溪大宁盐场运往汉中、安康、湖北的必经之地。盐作为生活必需品，自古以来都由官家把持，但贩卖私盐在民间历史和生活中也从未停止，而在背盐贩盐途中所发生的世情故事，在当代文学中的书写却相对阙如。李春平的“盐道”系列小说的生发就是在这些历史的罅隙中得以展开。

《盐色》选取了1941年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代为叙事背景，从1938年至1943年的五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时间的战略轰炸，其中就包括了1941年发生的重庆大隧道惨案，死伤逾万人。对既往这段惨痛历史的回忆，除了历史的记载，文学的想象更不应该缺席。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书写中，文学表达什么样的历史观是作家写作过程中的核心因素。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把正面战场作为叙述的重心，从而营造出一种宏大的史诗效果，而是把镜头聚焦于距离战争中心不远的镇坪小城中的民间生活中。同类型题材的作品在当下文学书写和影视剧作中并不鲜见，悲壮的英雄人物，惨烈的战斗场面，由此带来的压抑沉重的革命崇高感，已经成为该题材的基本美学追求。但同时，由此审美理想激发生产出来的“神剧神作”，却越来越成为供匆忙的现代人产生片刻愉悦和快感体验的审美狂欢。

《盐色》聚焦20世纪30年代日军对重庆的战略大轰炸这一特殊时空背景，以大巴山深处“古盐道”上镇坪小镇经营盐业的陈三畏家族为主要人物，选择陈家剿匪为民，筹集抗战物资支援中共抗战为主线展开叙事。小说家以平实的文风、从容的叙事、底层的视角，不经意间展开了对大巴山山区民间世情和世态的日常描写。传达出了一种如中国山水画和古希腊雕塑中所带给人的“单纯”和“静穆”的审美感受。

二、“单纯”的审美底色

从《盐道》始，经《盐味》，到《盐色》，李春平的作品都展现出对中国民间社会纯正精神和价值观的坚持，尤其是对传统民间“道”和“义”价值理念的重视。《盐道》中崔无疾正直、仁义、疾恶如仇，但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是山中土匪时，先是大病一场，继而向家人宣布与大儿子崔大岭断绝关系，并在最后关头选择帮助官方剿匪，只为获得儿子的尸首。对于他来说，道义的责任成为更为重要的价值选择。《盐味》中林万春与张迎风一同背盐，途中分别后张迎风下落不明，林万春及张家人认定张迎风已经出事，两家人商量此事，为弥补张母痛失爱子的悲怆与伤痛，两家商议把林万春“嫁”到张家做儿子。民间道义显示了化解创伤的人性光辉与智慧。《盐色》中，陈三畏更是民间乡贤道义的化身，即使在战乱时期，也没有选择固守一隅，而是身先士卒，剿匪为民，筹集抗战物资，保家卫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秉持启蒙理性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性态度，就一直伴随着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追寻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业消费文化成为大众文化主流，文学艺术中“道”与“术”、“义”与“利”之间的价值辨析也更形迷离。“道”与“义”的价值接受在当下社会中只是停留在形上知识论层面，并没有成为民族共同体践行的伦理规范。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中对“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区分为探讨这种道德失范提供了参考。在滕尼斯看来，基于惯习、传统与记忆等“本质意志”为心理基础的“共同体”最早形成于血缘共同体，继之扩展为以土地、耕地的占有为标志的地缘共同体，再随着范围的扩大形成共同崇拜为基础的宗教精神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是更为“现实和有机的生命”的体现，是一种更为持久和真实的共同生活；而作为“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的社会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只是原子化的个体现代人的机械的组合[1]。结合滕尼斯提出问题的具体德国语境，西方社会共同体建立最牢靠的基础既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的虔诚和信赖既是道德观的来源，也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费孝通在定义中国的社会性质时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进而分析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2]29。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体系的出发点正是“以修身为本”，由此向外推便为“孝悌”“忠信”“道义”这些道德观。他进一步指出：“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2]78传统血缘关系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典型代表就是家族，家族依靠伦常维系了乡土共同体的稳定。由此，无论是滕尼斯的共同体中的“宗教信仰”还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结构”的伦，都为现实有机的生命体自由展开和共同体的维护起到了重要的价值规范作用。回到《盐色》，包括《盐道》《盐味》三部作品，围绕大巴山深处三省交界处崔氏、张氏、陈氏三大家族来展开，也是这一系列小说叙事的主要背景，这一特殊时空体设置，使得小说中的人物的形象设置、语言行动、心理活动、道德选择与小说外部环境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对中国传统民间价值“道义”的坚持，若放在传统与现代的价值理念对比中，并不能产生相应的力量。但若是放在具有世界意义的“思乡”现代性体验框架内来思考，便具有重建乡土伦理和现代价值观的源动力。回顾肇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乡土地域文学写作，在现代性背景下，底层乡土社会多处于被启蒙者的被动地位，传统价值和文化观念先是在求理性求觉醒和现代民族国家自强的呐喊声中作为批判的对象，继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下，又无暇自省被裹挟前行。即使在沈从文、废名、汪曾祺、李陀等人对乡土社会的叙事中，曾经有过抒情的声音，也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直到近年来，王德威、陈世骧等人才开始重新关注现代以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抒情声音”。“乡愁”作为现代意义上全球化的世界人所共有的精神体验，源于现代家庭伦理的危机、本土文化的衰落和现代生态的危机等因素。“对怀旧产生特别巨大影响的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无疑是现代民族国家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在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面前的同质化要求。”[3]而对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伦理观来说，“道义”无论是在社会学还是在文学中，都没有得到重建传统乡土社会与现代乡土社会伦理层面的反思。《盐色》中人物，无论是作为普通的劳动者“盐背子”、经营盐业的商人，还是家庭中的女性、山中的土匪、懂巫术的端公，在小说中都呈现出一种与其身份相得益彰的品格特征，如“盐背子”身上的义气正气、陈三畏身上的民族大义、女性形象身上的温柔敦厚、深明大义。展示出一种传统乡土社会前现代时期所特有的“单纯”和“明媚”。虽说这样的虚构略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如此的文学想象，在现代人看来，正是在遭遇城镇化浪潮和不断催促向前的乡土社会所应该有的一种伦理存在。

20世纪现代城市的扩张和进步，并没有催生出与之匹配的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学，市民社会健康的审美共同体迟迟没有建立起来。观察当下的文学创作，作家频频回望地域性的乡土社会，现代人也屡次尝试回到自然乡土的“怀抱”，即使是利用休闲时间做短暂的复归，也能为日益加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自由生命的节制中寻找到片刻的安息。如此，如何续写地域乡土小说，就不仅仅是文学传统的内部赓续，更是面对现代人心态的文学哲学性思考。因此小说文本中的诸多人物形象塑造，正是基于普遍人性和尊严而产生出来的优美。尤其以小说中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为例，在家庭生活中，她们温柔敦厚、大方得体、趣味盎然。小说中此类描写家庭中男女之间生活趣事的细节比比皆是，相信此举并不为引人眼球，只是写出了日常家庭中男女之间的平凡生活。但这种平凡并不是平淡，“单纯”并不“简单”，其中自有趣味。同时，这些女性在面对民族国家大义时，也从不退缩，小说中陈三畏的两房女人在筹集抗日物资时，也是如男子般大义凛然。这种暂时剥离了现代女性观念和女权意识的形象塑造，并没有产生如所担忧的女性角色和身份地位的陨落，相反这些女性反而在作品中熠熠生辉。类似于复归自然性别伦理的价值选择，对小说中对家族和家庭叙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家族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联系在《盐道》系列三部曲中都作为叙事推动和延伸的重要推动力。陈三畏作为家族中的大家长，并没有如传统叙事中塑造的封建专横霸道的特征，而是一位开明、正义、仁爱的长寿老人的形象。受其影响，后辈中人多能和睦相处、顾及手足情谊。基于地缘、血亲、伦理关系所建立的传统乡土家族共同体虽带有前现代社会的特征，但其在中国社会底层影响深远，它的消失也不尽然如《白鹿原》中所述那般迅疾。联想现代个体从传统共同体中得到空前的独立后，又被社会结构纳入新的标准化生产的阶级交往和商贸交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个体人被公共理性所塑造，并在快节奏的社交生活中私人心理被淡化，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的单一理性，也失去了家庭家族交往的丰富。这是个体人从传统家庭共同体中独立之后又产生的一种新的“无家可归”。虽然家族叙事自“五四”时就已经成为反对封建礼教和主体人的价值独立的重要批判空间，并一直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家族叙事的基本价值倾向，但重返家族、家庭叙事在中国当下的文学写作和影视剧创作中从未停止，同时也是受众最多的一类。因此，在文学中重新书写和探讨家族叙事和家庭叙事的价值就显得并不过时，但也并不意味着要回归往日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而是要在家族家庭叙事中重新发现造成现代家族家庭亲情关系疏远以及家庭伦理危机乃至人文意义上的“家园危机”的深层原因及再生动力。对家族叙事的续写也是对其的反思。《盐色》中家族家庭叙事所传达出来的自然亲情关系，少有现代启蒙立场的揭露与批判，也并未掺杂意识形态的话语渗透，叙事中追求了一种未被刻意营造的乡土家族生活的自然美、单纯美。这可能与作者自己的陕南生活成长体验有关，但相信更多的是一种作者对乡土生活审美直观的再现。

三、“静穆”的审美理想

朱光潜在193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中借用诗人钱起的诗句，提出了自己的美学理想——“静穆”。“这里所谓‘静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静穆使人在微尘中见出大千，在刹那中见出终古”，“一切希冀和畏避的念头在霎时间都涣然冰释，只游心于和谐静穆的意境”[4]细读李春平的“盐道”系列小说，从小说形式到内容均体现出对“静穆”审美特征的追求。

小说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紧密关系，历来为小说家所重视。李春平在当代已经是文体意识非常成熟的小说家，但自《盐道》起，情节化叙事在李春平的小说创作中一直都不具有核心的地位。以小说地域空间设置为例，安康镇坪位于大巴山深处，陕西、湖北、重庆的交界处，道路崎岖、地僻人杂、匪患横行，此题材为情节叙事的展开渲染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和叙事可能性。但在小说叙事中，这些并没有作为猎奇式的叙事来展开。相反，温情脉脉的家庭日常生活叙事与陕南自然风俗描写相交织，人物的爱恨情仇都氤氲在雾气缭绕的崇山峻岭间，使得小说整体上呈现出类似于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散文化”特征。即使在《盐色》中原本应该情节起伏的抗日战争和剿匪场面，在小说中也都被处理成乡民日常生活中的小插曲。激烈、残忍、恐怖、悲痛这些情绪都被一种日常生活的智慧所化解。小说中主人公陈三畏娶二房太太，头房虽然心中难免嫉妒，但所表现出来的大度得体，情感自然，甚至最后为救并非亲生的儿子被疯狗咬伤，继而得病去世，都展示了一种自然而不悖人伦的崇高。陈三畏让会巫术的崔小岭做法事诅咒日本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为被日本炸弹炸死的儿子报仇的念头，虽说有些滑稽，但也使得老父亲的丧子之痛，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上山剿匪不得踪迹，剿匪队员中小猴子因贪恋树上的毛栗子，爬树去摘，继而不小心跌落在荆棘丛中，反而砸了两个土匪，随后匪首张盖天投降，故事叙述流畅，一气呵成，但并没有如读者所期望的快意恩仇，刀光剑影。在“盐道”三部曲中一切极端的、激烈的情感都被小说家选择做克制性的处理，这种克制性的书写在当代小说的写作中并不常见。关注莫言、贾平凹、余华、阎连科等人的叙事选择，其中对苦难、琐碎、暴力、欲望、非理性等叙事主题的“迷恋”，有时在作品中已经远超出情节发展的需要，而成为小说叙事的重心，也不断迎合着后现代社会的受众阅读心理。自现代社会以来，个体世俗幸福观逐渐消解崇高历史目标，现代读者深层无意识的虚无主义、非理性冲动发泄式的阅读消费与小说叙事中不被节制的主题叙事有着深层联系。这种表达虽然展示出小说家对于人的感性生命体验的积极关注，但同时呼唤出的也是人的原始的未被理性反思的自然欲望。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批判、革命、激进、先锋的文学特征成为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关键词，而与此相对的保守、理性、节制、反思的文学特征即使出现在如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人的作品中，也很快成为不断追求进步与革命的文学潮流的批判对象。“散文化”小说或者说“诗化”小说，并不是舍弃情节，而是在面对情节中的激烈情感冲突时或表现出如道家的旷达，超越世俗感官的快感，得天地之大美，使人物的精神获得自由与解放；或表现出如佛教对大悲大喜的彻悟，从而实现对事物全面而瞬间通达的直觉思维。小说的诗化选择、抒情特征正是小说家在情节叙事中的人生智慧。李春平《盐色》及系列小说中，人物的激烈情感冲突与曲折命运遭际，在极流畅的故事讲述中被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民间智慧和道德所化解。小说中故事的推动并不是基于既定明确的故事线索，而是人物之间的对话、行动的延伸，在小说人物与叙事线索主题之间，前者明显是重点。同时，回顾整个系列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其中很少能够发现“极恶”“极丑”的极端人物，即使是如匪首张盖天、邱老五、崔大岭、贪污的警察局长何家林等人，小说中也并没有给予其反面描写的过多笔墨，“匪”形象在三部系列小说中，多半是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无奈选择，其形象也多属于良善犹存，人性未泯之类。小说中其余人物也多表现出一种“良善”“敦厚”“温和”的气质特征，而“和”正是人的主观内在情趣与外在的客观物象之间隔阂冲突得到调和，达到豁然、静穆的境界。

此外，在小说中，李春平对秦岭南麓的大巴山的自然风物民俗的描写也是构成小说“静穆”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陕南大巴山区是孕育李春平的一方故土，从大巴山自然景物的四季轮回的描述，到地域风俗民情的熟稔，再到特色方言土语的精确选用，可以观察到，特定地域文化与李春平文学创作心理的深层互动，也为小说创作的整体审美意蕴提供了空间背景和地域特征。绵延厚重的大巴山，历史沧桑的古盐道，世代繁衍的旧村落都为小说中的人物活动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空间。关注李春平这一系列小说的空间特征，便可发现，叙事中的空间变换并不明显，从背盐的路线位移，运送物资的路程安排，再到小说中人物活动轨迹，“去过程化”的“两端叙事”是整个系列小说空间叙事上的典型特征。这样的叙事特征，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定的阅读困惑，主要是基于故事时间与阅读时间之间的裂隙。同时这种“去过程化”的空间叙事，也产生了一种“向内”叙事的稳定性。而稳定的空间叙事往往产生的是一种人本能的趋静与审美静观的心理姿态，《桃花源记》就有这样的审美特征。“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小说背景中无论是民国的历史还是近代的历史，都只是苍莽大巴山的短暂瞬间。如：

公历1941年4月8日，也就是农历三月十二日，这是清明节后的第三天，镇坪县天气极好，拂晓前薄雾浓云，云开雾散之后清朗起来，崇山峻岭们都在阳光下展示着自己的肌肉和骨感，苍茫与浑厚之上浮动着春的生机。[5]291

农历循环的古代时间与现代公历时间并存，这一细节的设置，正是作者所赋予叙事文本中人物行动选择的深层时间意识的体现。具体时间与特定空间并置，时间成为镌刻在厚重地理空间上的一个点。地域历史文化精神的挖掘与自然风物描写的结合，使得整部小说体现出一种舒缓悠远的叙事风格。如：

镇坪山高地远，冬天性子急，比其他地方来得早。往往在秋冬交替的几天时间里，大雪就纷纷扬扬地落开了，甩起来下，像漫天散落的桃花，上齐于天，下接于地，充满了肉眼能看见的浩瀚空间，所有的土地、房屋、道路、河流都被严严实实地覆盖了，所有棱角的东西都圆润起来。天地一片白色。[5]291

如此自然景物的描写在小说叙事中随处可见，其营造的静邃的自然审美与生活其间的人物活动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另外在小说中出现的日常生活中对话、动作、心理活动的描写，作者都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文中曾花费大量篇幅描写了陈三畏过九十大寿的细节，这一极富中国人文传统的特色礼仪活动，代表的是对人的生命和价值的积极肯定。陈三畏的长寿、正义、威严、宽厚与大巴山山脉的高峻邈远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这种自然境界的获得正是人向自然的一种复归，正是如“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般的静穆。

四、结语

总之，李春平新作《盐色》与之前的《盐道》《盐味》在小说审美取向上是统一的，在整体叙事中所形成的“单纯”“静穆”的美学特质，贯穿整个系列的写作。围绕陕南特定地域和文化特征，营造小说叙事空间特征。以中国民间社会纯正精神和价值观，尤其是对传统民间“道”和“义”价值理念为系列小说人物塑造的审美底色，这种看似“单纯”的审美书写，在反思现代文明进程的社会背景中，更多的是现代审美共通感的精神重建作用。同时，“静穆”作为同系列小说的另一美学特征，源于系列小说文体形式上的“散文化”“诗化”特征，用民间生活的智慧化解激烈的情节冲突，更深层次源于作家对现实生活和文学生活的诗化理解。小说中特有的“向内”“去过程化”叙事，稳定的叙事空间，静邃的自然特征，形成了此系列小说特有的趋静、审美静观的“静穆”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