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杨 齐,李鑫妍
(甘肃政法大学 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并将区域创新视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1]。《2020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显示,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但创新能力呈现“两极化”趋势,同时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打破区域创新的地理局限性,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一方面,区域创新能力受到各地区发展情况影响,其成功的经验较难复制[2];另一方面,区域创新能力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政策环境、人才要素、技术水平等[3]。因此,不同区域如何根据自身条件进行创新资源配置、如何找寻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降低其“两极化”趋势提供方法借鉴。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创新能力作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不仅能够激发经济活力,而且其形成的创新氛围通过产生的聚集经济效应与扩散效应,通过人员流动、经济合作、产业关联等途径,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4]。
区域创新能力受到创新政策环境、人才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水平、产业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而数字经济的崛起为区域创新中要素流动、协同发展、产业升级等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5]。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基础、产业融合、数字政府建设等方面[6]。
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与区域创新能力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基石,为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OECD、欧盟、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及其他学者在衡量数字经济时都包含了这一指标[7]116,整体可分为传统数字基础设施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当前,随着我国“宽带中国”战略的持续推进,网络基础资源建设稳步上升,不断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供良好支撑。此外,各地方政府也大力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5G基站、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促进了研发资源集成共享,跨越了物理空间的局限性,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催发了产业创新领域,提高了区域创新能力[8]32。
2.产业基础与区域创新能力
产业基础为区域创新能力打下“地基”,包括产业规模与产业主体。坚实的产业基础能够适应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促使企业自身主动进行产品研发与改进生产技术[7]114,刺激当地经济增长,由此推动创新能力提升,且第三产业较第二产业更能提升企业创新的能力[9],特别是近几年,独角兽企业、互联网企业在区域内开展的创新创业活动,带动了整体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数字经济实现了生产要素数字化,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缩短了供应链长度,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节省了企业成本,提高了企业盈利能力[10],逐渐扩大了产业规模。伴随产业规模扩大,区域内企业释放充裕资源用于研发创新,开展更多的创新创业活动,激发创新能力提升。
3.产业融合与区域创新能力
近年来,伴随我国不断加强数字技术及有关基础产业的日益发展壮大,国民经济与人们生活逐渐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应用,由此加速了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多产业同数字技术融合发展,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引领数字经济向纵深推进[11]。当整个供应链中数字经济技术不断融入时,使得产业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在此情形下,有关市场也随之融合并形成规模效应,整个社会效益呈指数级增长,由此提升整个地区的创新能力[8]32。
4.政务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
数字经济为打造良好的区域政务环境提供了技术手段,各地方政府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移动APP等将政务服务由“网上办”转为“指尖办”。通过数字技术简化办事流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缩短企业开办与营运所需许可服务的办事时限,加强政务环境建设,倒逼营商环境建设速度[12]19,吸引更多企业到区域内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5.数字政府建设与区域创新能力
随着“数字政府”逐渐进入公众视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12]16。随着我国重点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社会与政府服务也不断受到数字化发展转型的巨大冲击,业务流程再造、在线电子政务、移动办事等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亟待加速建设数字政府,同时通过技术层面的应用加强行政效率和服务能力等内部政府效益[13],提升治理能力,以公众需求为主导进行政务数据整合及共享,实现政府治理协同化、网络化、智慧化[14],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数字经济时代下区域创新能力的激活受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基础、产业融合、政务环境及数字政府建设等条件的影响,而以往的研究多为基于个案的归纳和逻辑演绎的传统回归,在区域发展不一致的情况下,难以从区域发展特点入手开展深入分析及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因此本文从数字经济视角出发,借助QCA方法,探索了上述前因条件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了不同组态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路径(见图1)。
图1 前因条件组态对区域创新能力作用路径
QCA方法是1987年社会学家拉金首次提出的一种基于布尔代数原理集合分析方法。通过小样本分析找出复杂因果关系,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解决相关问题[15]。它从整体视角出发,对多个案例样本的前因条件进行探究,分析导致结果变量发生的不同前因条件组合,并关注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16]156。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从组态视角分析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不同因果路径组合。
选择该方法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现有的区域创新能力研究多采用传统回归方法,传统的定量分析具有分析大样本和揭示样本间共性规律的优势,但变量分析只关注部分而非案例整体,忽视了个案的独特性与深度,难以揭示复杂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17]119;二是QCA方法可以快速检验研究者的猜想,即使没有先验的理论与假设也可以借助QCA方法进行研究,最后检验猜想被数据证实或证伪[18]1313。
数据来源有三个方面。第一,前因变量分别源自《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 《2020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白皮书》,这两份报告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编写的,涵盖了影响31个省份区域创新能力的五个前因变量,即基础设施情况、产业基础、产业融合、政务环境、数字政府建设。第二,结果变量区域创新能力数据源于《2020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该报告涵盖了全国31个省份创新能力评分,其中数据主要源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家工商总局、中国科技部等。第三,对三份报告中的数据进行匹配,将31个省份作为研究案例。此外,本研究还结合相关权威媒体、政府官网报道等进一步对QCA发现的组态进行定性分析。
以《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2020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白皮书》 《2020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中的数据为依据,对本研究中的基础设施情况(BI)、产业基础(II)、产业融合(FI)、政务环境(EI)、数字政府建设(DG)、区域创新能力(RIC)变量采用报告中的指数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越充分。研究原始变量得分见表1,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由fsQCA3.0得出,得分结果见表2。表1显示,区域创新能力得分的最大值为62.1,最小值为17.1,说明不同省份间的区域创新能力存在较大的差距,不平衡;从前因变量得分结果看,5个变量离散程度较大,因此需要基于不同省份的发展特点提出提升各区域创新能力的具体路径。
表1 案例样本区域的原始数据
变量校准就是将变量转化为集合,给案例赋予集合隶属分数的过程[18]1315。此步骤是fsQCA方法的核心。把变量再校准为集合,需要依据理论和实际的外部知识或标准设定3个临界值:完全隶属、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转变后的集合隶属介于0~1之间[17]120。本文借助fsQCA3.0软件,将5个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区域创新能力的3个锚点分别设定为样本数据的75%分位值、50%分位值、25%分位值作为校准的完全不隶属点、交叉点、完全隶属点[19]404,各变量的校准锚点见表2。
表2 各变量校准锚点
1.必要性条件分析
在构建真值表前进行必要性检验是QCA方法的重要步骤。必要条件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必须存在的条件,将一致性结果大于0.9时的条件,视为必要条件[20]。本研究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检验结果见表3。表3显示,一致性结果均小于0.9,即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单项前因变量均未通过必要性检验,由此可以看出单项前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不足。因此,需要对上述前因变量开展组态分析,研究导致区域创新能力的不同路径产生因素。
表3 单因素必要性条件分析结果
2.组态分析
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会得出三类解:复杂解、简约解、中间解,通常中间解优于另外两种解,它的一个重要优点是不允许消除必要条件[17]123。根据中间解与简约解来区分组态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如果一个前因条件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里,即为核心条件,它对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只出现在中间解中,就是边缘条件,对结果起到辅助作用[16]161。
本研究对我国31个省份进行组态分析,发现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有三条,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931,远高于一致性可接受程度0.8,总体覆盖度为0.807(见表4),表明三种组态解释了约81%以上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原因。因此,三种组态可视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充分条件。
表4 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组态结果
(1) 全面发展型(II*FI*EI*DG),此路径表明,当产业基础坚实、产业融合程度较高、政务环境优良、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时,区域创新能力便会提升。其中,产业基础为核心条件,其余为边缘条件,该路径下归属区域包含: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福建、江苏、四川、河南、重庆,其中浙江、广东、福建、重庆、四川被确定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全面发展型区域有着较为明显的城市群特征,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珠江三角洲。以广东省为例,不仅含有珠江三角洲,而且与香港、澳门相连,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5年,“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得国务院批复设立,雄厚的产业基础为广东省创新能力提供坚实基础,其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超万亿元,拥有华为、腾讯、大疆等互联网巨头、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大批数字经济领军企业。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产业融合提供支撑,数字艺术、数字音乐、“研发+生产+供应链”、跨界协同的数字生态等形式不断为该区域的创新能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政务环境、数字政府建设上,以广东的“粤省事”为例,截至2020年6月,已有6291万实名注册用户,实现1226项高频民生事项移动指尖办理,83%事项零跑动[21]。因此,具有以上发展特点的区域,要夯实产业基础,增强产业规模,扩大产业主体,同时借助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技术,不断完善政务环境,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从技术层面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2) 产业—环境型(~BI*II*~FI*EI*~DG),此路径表明,即使基础设施建设待增强、产业融合程度和数字政府建设待完善,只要产业基础夯实、政务环境优良,便会激活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该路径下归属的典型区域为陕西,在产业基础方面,以陕西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为例,目前陕西累计新建各类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已超过40个,孵化近5万家企业。近年来,陕西省将创新作为数字陕西建设的第一动力源,借助数字技术不断打造创新链条,依托航空航天、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等独特优势产业,加强产业数字化、网络化[22]。在政务环境建设上,以往各地政府信息化建设资源不均,数据共享不足,加大了建设成本,对企业办理事务造成了阻碍、行政效率不足,在此背景下,新华三集团建设的政务云移动数据中心有效促进了各类资源整合,借助数字技术提升行政效率,减少了投资浪费现象,形成了良好的数字政务环境,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23]。因此,具有该特点的发展区域,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新基建”的建设,借助5G技术、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化产业推动当地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在数字政府建设上,政府作为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推手,应将发展重点放在数字应用上,助力区域内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创业活动,实现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3) 稳定发展型 (BI*II*FI*~EI*~DG),此路径表明,只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产业基础、产业融合程度高,即使政务环境与数字政府建设还有待加强,也会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该路径下归属典型区域为湖南,以株洲为例,在产业主体上,株洲市各工业园内企业呈现出重化工企业数量逐年减少,而以长城电子、麦格米特、时代电动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逐渐增多的态势,在产业规模上,株洲市2019年数字经济总量达618.64亿元,占GDP比重20.6%,同比增长15.6%;随着电力电子产业、自主可控与信息安全等优势产业发展迅猛,智能终端、工业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等产业初具规模,“互联网+”与株洲的传统优势产业加速融合;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株洲市光纤通达率为90%,建设5G基站2286个,其中开通1700余个,实现株洲市内城区5G全覆盖[24]。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下发的《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指出,湖南省产业数字化成效显著、数字化产业快速发展、技术设施不断完善,在未来要推进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强技术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政府建设[25]。因此,具有该发展特点的区域,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谋求跨界融合发展,实现线上线下间的互动,推动企业探索新的融合模式,实现创新创业活动,同时补齐短板,将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创新数字经济模式应用于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从而激发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稳健性检验包括调整校准阈值、改变案例频数、变动一致性阈值、补充或剔除案例等多种方法[18]1318。本文采用调整一致性阈值的方法,将一致性阈值从0.77调整为0.80,对样本数据再次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激发区域创新能力路径与原结果完全相同,所以本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1) 产业基础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无论哪条路径,产业基础这个重要因素不可缺少。产业基础包含产业规模与产业主体,以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强,激发了产业规模的提升,有富余的资源助力企业在区域内开展创新创业活动,进而激发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2)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全面发展型、产业—环境型、稳定发展型三条路径。受各区域不同发展程度、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等影响,各区域的提升路径也各有千秋。首先,各区域要切实认知到自身发展优势与特点,只有对自身发展情况充分地了解,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变化;其次,各区域要结合自身优势与特点选择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路径;最后,各区域要从产业基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等五个方面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补齐自身发展短板。
(3)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三条路径显示,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不能仅仅依靠某个因素,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相关部门要结合区域自身发展条件,从整体上进行资源调配,让各要素、资源协同合作,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助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4)全面发展型区域有着较强的城市群特征,城市群不断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因此各区域不能仅仅关注某一地区的创新发展,对于区域内发展差异较大的城市群来说,要协调好资源调配、技术、数据共享,借助大数据、互联网、政府中台等技术弥补发展短板,改善发展失衡的问题。
不足之处:一是样本选择。受可获得数据影响,本文研究主体为31个省份,未针对某个具体城市进行深入分析,后续研究可以将不同城市作为研究样本,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路径;二是本文数据均从相关报告中获取,整体指标较为宏观,指标代表性有待细化,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将指标细化,更具体的测量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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