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三角关系的测量与评估研究综述

高 洁

（1.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公共事业系，陕西 西安 710068；2.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1 引言

Bowen家庭系统理论（Bowen Family System Theory）是个架构完善的家族系统理论，由八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形成，分别是核心家庭情绪系统、自我分化量尺、三角关系、情绪切割、家庭投射历程、多世代传递历程、手足位置、社会情绪历程[1]350。其中，三角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Bowen认为，“三角关系是最小的稳定关系系统，一个二人系统只要是平静的，也可以是稳定的，但是当焦虑增加时，它立刻引发最脆弱的第三者介入，进而形成三角关系。当三角关系中三个成员的紧张程度过高时，就会牵扯其他人进入三角关系，形成一系列且连锁的三角关系”[1]366。

亲子三角关系 （Parent-child triangulation） 往往被视为一种不良的父母冲突解决方式，或者一种消极的亲子关系模式。一些研究者认为亲子三角关系至少包括跨代同盟、替罪羊和亲职化三种类型[2]。

既有的研究表明，亲子三角关系在个体的身心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个体的自尊[3]、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4]、内外化问题行为、人际关系[5]等都有重要的影响。亲子三角关系程度越深，青少年越多出现抑郁、焦虑等内部问题和攻击、违纪等外部问题[6]。父母冲突水平越高，子女卷入三角关系的程度也越深[7]。可以说，这些研究都离不开对家庭亲子三角关系的评估和测量。对家庭亲子三角关系评估和测量，既能帮助理论研究者提出假设，进行实证研究，也能帮助实务工作者从家庭角度制定干预计划。因此，笔者对有关家庭三角关系的测量和评估工具进行溯源研究，以供研究者参考。

2 家庭三角关系测量工具

国外研究中，使用了多种亲子三角关系量表。《儿童对父母冲突感知量表》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CPIC） 中的三角关系分量表和自责分量表的八个项目评估了广泛的三角关系行为，捕捉了儿童在父母冲突期间感到卷入跨代联盟的程度[8]。后续很多研究使用或改编了这一量表[9-10]。在一项有关父母间冲突方式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者改编了以上问卷，加入了新的项目，形成了包含八个项目的隐形冲突分量表（Covert Conflict Style，CCS） 以测查儿童感知到的隐性三角化[11]。也有研究者在验证三角关系在婚姻敌对、父母抑郁情绪和青少年早期问题行为的家庭过程模型中的中介作用时，从前两个量表中共抽取了七个项目（CPIC中两个，CCS中五个）组成了新的量表。

以上儿童自评量表几乎都是基于儿童视角和感受来评估家庭的三角关系，对于被试的认知和理解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还有一些测量是用图形的方式来进行的，在一项家庭结构对婚姻、养育和子女调整的影响的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家庭凝聚力指数》（Family Cohesion Index，FCI）的成人版/儿童版来评估家庭内的三角关系[12]。测试中，父母和孩子分别收到四张代表家庭系统原型的图片和一张空白的家庭图片，较大的圆圈代表父母，较小的圆圈代表目标儿童，用距离来代表关系的密切程度，父母和儿童被要求标示每个人，并用自己的话描述他们的家庭系统。还有一项研究要求11～19岁的被试在一组代表亲子关系模式的图形上做出选择，并根据感受为不同的关系赋分[13]。

相比国外，我国关于家庭三角关系的评估和测量的研究起步较晚，第一个较为完整、也较常用的测量亲子三角关系的问卷——《父母争吵时的亲子三角关系运作量表》是由张虹雯、郭丽安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所编制，是从“替罪羊、跨代联盟与亲职化”维度编制的[14]，台湾版的亲子三角关系问卷大多也基于国外理论的研究基础。

目前国内还没有比较系统的测量亲子三角关系的问卷，只有朱臻雯在撰写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做了尝试，她虽然没有区分亲子三角关系的类型，但具体划分了亲子三角关系中孩子被动（父母表现）和主动（孩子表现）的情况[15]。许舒雅、张舒慧修订的《亲子三角关系量表》，适用于测量父母争吵时其子女亲子三角关系运作的情况，该量表较为完整且较为常用[16]。

以上量表在项目内容、评分方式、测评方式和信度等项上有所不同，详见表1。

续表

3 讨论和展望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亲子三角关系的测量和实证研究主要是来自美国和台湾的样本，国内的研究样本较少，一些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大多采用台湾学者编制的量表。

西方文化以个体主义为主要特征，强调个体与家庭的自我分化，认为界限模糊会导致个体的适应不良，家庭三角关系的研究可以为个体的分化提供理论依据。台湾社会在变迁的过程中，受美国和日本文化的影响较深，逐渐脱离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轨道。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始于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中国家庭的亲子三角关系的特点及其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可能会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但迄今尚未系统研究探讨这一问题。未来研究中，可以开展和加强亲子三角关系的本土研究，开发本土化的量表，在文化和政策背景下进行系统比较。

从测量的内容上看，家庭三角关系的测量和评估大多是从儿童的视角进行的，这和研究的目的有关，而相对应的父母视角则更多针对的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传统的二元关系，同时还会细化性别、年龄、地域、家庭中子女数量等人口学变量，考察不同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中介作用。除了研究者Kerig在FCI的测量中直接考察多视角的三角关系，其他研究者几乎没有从多视角出发对家庭结构展开研究。而家庭关系的差异性看法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这需要在今后的实证研究中加以考查。

从测量的方式上看，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有关亲子三角关系的项目相对较少，或者直接用图形代替文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被试的年龄范围，也降低了对于认知和理解能力的要求。而中文量表的项目数量较多，考察的维度也更为细致，但会降低答题的耐受性。不同的方式有各自的优势，在未来的量表的设计上，或许可以采用图文结合的编制方式，或者在控制量表项目数量的前提下，增加评估的质性内容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