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祖平《杜甫诗法十讲》考论

向伦常，赵睿才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00）

一、邵祖平及其《杜甫诗法十讲》

邵祖平，1898年生于江西南昌，字潭秋，号钟陵诗隐、培风老人，有室名无尽藏斋、培风楼等，为国学大师章太炎高足。1922年，《学衡》杂志创刊，邵氏应吴宓之邀，成为该杂志编辑。1937年抗战军兴前，曾任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任教于成都中央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四川大学等高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青海民族学院。1969年逝世于杭州。

邵氏一生交游广泛，与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胡先骕、柳诒徵等人有密切的交往，其思想亦颇具学衡派的特色。他和沈曾植、王伯沆、汪辟疆、顾颉刚、马一浮等学人都很熟识，尤其和陈三立、夏承焘过从甚密。此外，邵氏还曾得章太炎赏识，1934年应太炎先生之邀担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席。邵氏一生勤勉于学，有《无尽藏斋诗话》《七言绝句诗通论》 《词心笺评》 《中国观人论》等著作，另在《文史杂志》 《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他在旧体诗词创作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其诗集名为《培风楼诗》[1]，陈三立、郑孝胥、杨圻等人都曾称道过其诗才①《培风楼诗》在作者生前随着作者本人的不断增补和删定曾多次公开出版，现在《培风楼诗》的定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书前有历次出版时他人的序文和作者的自序。为其作序的人包括陈三立、杨圻、汪兆镛等人。。

邵祖平对杜甫极为服膺，多次在课堂上讲授杜诗，其有关杜甫的著述包括《无尽藏斋诗话》 《读杜札记》 《杜甫诗法十讲》等。《无尽藏斋诗话》为邵祖平早年所作，于1922—1923年陆续发表于《学衡》杂志第二期、第六期、第九期、第十三期、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三期，诗话一共六十五则，其中有十一则专门讨论杜诗，今人王培军、庄际虹作《校辑近代诗话九种》[2]将此诗话收录。这是现存最早的邵祖平和杜甫相关的著述。1932年，《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一百一十三至一百一十七期连载了邵祖平的《杜诗研究谈》[3]，《杜诗研究谈》采用札记形式，共计十九条，其中有一半左右内容来自《无尽藏斋诗话》，相当于诗话的扩充版。1933年，《学艺》杂志第十二卷第二期又发表了邵祖平的《读杜札记》二十则[4]，考其内容，和《杜诗研究谈》完全一致，多出一则的原因在于《读杜札记》将《杜诗研究谈》的第四则拆成了两部分。

本文将要探讨的《杜甫诗法十讲》 （以下简称《十讲》） 发表于《文史杂志》1945年第五卷第一、二期之合刊，《十讲》实际上就是十篇文章。在《十讲》的序言中，邵祖平自述其作文缘起为：

三十年秋，都讲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课程有专家诗一门，先开杜诗班，与同学诸子共为钞杜，读杜，以杜解杜诸探究，用力可谓勤矣！更刺取杜诗笺、注、评、话各家之长，断以己意，补苴发皇，勒为审体裁、明兴寄、探义蕴、究声律、参事实、讨警策、辨沿依、寻派衍、较同异、论善学十端。[5]7

可知《十讲》或为1941年秋邵祖平在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授课时的讲义，四年后方整理发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期杂志上，紧邻《十讲》而靠后的文章是程千帆先生的《少陵先生文心论》。同年（1945年） 年初，《东方杂志》第四十一卷第一号发表了邵祖平的《杜诗精义》，他在序言中称：“今秋都讲国立四川大学，有专家诗一课，专讲杜诗，因刺取各家笺注之长，断以己意，补苴发皇，勒为述抱负、明兴寄、探义蕴、究声律、参事实、讨警策六目”[6]。由于《杜诗精义》发表于1945年年初①经查《东方杂志总目》，《东方杂志》第四十一卷第一号出版于1945年1月15日。参见三联书店编辑部《东方杂志总目》，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版，第554页。，所以此处的“今秋”不可能指1945年秋，只可能是较早的时间。而1943年邵祖平方受邀担任四川大学教席，因此，综合来看，这里的“今秋”应指1943秋或1944年秋。就内容而言，《杜诗精义》中的六篇文章除《述抱负》一篇为《十讲》所无外，其余内容和《十讲》大同小异。由于抗战期间邵祖平执教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的时间早于其执教四川大学的时间，因此《杜诗精义》很可能是截取自《十讲》，并对《十讲》有少量改易②本节所涉邵祖平生平信息均来自张莉《邵祖平年谱简编》，此年谱为张莉《邵祖平词及其词学思想研究》一文的附录，参见张莉《邵祖平词及其词学思想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

二、《杜甫诗法十讲》的特色与价值

（一）对传统儒家诗学的承继

和纯粹客观的研究不同，《十讲》鲜明地体现了邵祖平本人的诗学思想与诗歌理论观点，主要包括对诗歌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神”这一诗学概念的阐述。

在对诗歌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邵祖平十分重视诗歌的现实内涵，强调诗人需把握时代脉搏，承担社会责任。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他将诗歌所蕴含时代意义的深度与广度视为评判诗人成就高下最重要的标准。在《究同异》一讲中，邵祖平比较了杜甫与王维、岑参等人的异同，指出王维一些风格自在闲适的诗歌非杜甫所能及，但是总体而言王维仍无法和杜甫相提并论，原因在于王维晚年思想受佛教影响较深，丧失了一位诗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而杜甫即便于颠沛流离中仍能始终秉持坚定的入世精神，二者相形，高下立见。对于岑参，他认为岑参的一些名句甚至胜于杜甫类似题材的诗句，然而岑诗之所以不及杜诗，原因也在于岑诗缺乏时代意义。关于诗歌风格形成的原因，邵祖平亦特意标举时代环境的作用，指出时代环境对诗人创作有玉成之功，在分析杜诗创作特征时说道：“（杜甫）遭逢丧乱，嫉恶之情弥烈，悲苦之绪独多，所谓严肃的文学，盖因时代环境以产生，非徒重形似之文学，揣摩风气，稳顺声势，所可同日而语也”[5]11。

不可否认，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代背景下，邵祖平也吸收了新学理，浸染了新思想，但总体而言，他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更明显。他强调诗歌应有时代意义，和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及仁民爱物的情怀是一脉相承的，其很多诗学思想也直接承自传统诗学。以《明兴寄》一讲为例，传统诗学中的比兴概念导源于《诗经》学，起初仅被视为两种表现手法，而后来则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教内涵，不仅指诗歌表情达意的特殊技法，同时集中反映了儒家对诗歌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即诗人创作应关怀社会现实，有益于政教。《明兴寄》一讲意在探讨杜诗的情感特点，针对有人视杜诗“沉厉有余，蕴藉不足”的观点，邵祖平进行了反驳，从中透露出他对兴的认识。由对杜诗的分析可见，他对兴的认识基本符合传统诗学中兴的内涵，体现出对传统诗学的继承。《明兴寄》除了揭示杜诗表情达意在技法上的特点，即往往托人托物，或托故实以寓意，因此情感含蓄蕴藉，深婉曲折，同时也很重视发掘杜诗的政教内涵，揭示杜诗意旨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另外，邵祖平还经常将杜诗与儒家经典相对照，《参事实》一讲专门探讨杜甫时事诗的写作特点，在他看来，杜甫以诗存史乃是对《诗经》精神与创作方法的承续，他具体分析到，《诗经》一本于儒家的道德和政治观，旨在“观得失，镜治乱，辨邪正，寓褒贬”[5]16，具备史的功能，但和纯粹的史又有所不同，史往往直陈事实，而诗则追求言外之意。杜甫时事诗即符合《诗经》确立的这一写作要求。他以《北征》为例，称《北征》“足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并择取了其中一些句段加以疏解，揭示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如“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一句，邵祖平评价道：“为君者讳，事君以礼，不谓赐妃子之死出于六军之请也”[5]17，称这种曲笔乃是文人具备“通识”，立言怡当的体现。

除此之外，邵祖平还主张诗歌须具备充实的义蕴，诗人须拥有深厚的学殖。才与学是传统文论中的重要概念，才由先天赋予，表现为艺术形式上的精绝，学自后天蓄积，表现为义蕴上的厚重，不同的人于才和学各有偏重，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和论文旨趣。邵祖平显然是偏向于重学的。在《十讲》的《探义蕴》一讲中，邵祖平对杜诗之“神”进行了探讨。他视“神”为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认为杜诗之所以能超迈众人正由于达到了这种境界。同时指出前人谈诗之“神”往往容易“穷于形况，解人难索”。其意或指在解读诗歌时采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其风格特征与读者的阅读感受，而非着力于挖掘其思想内蕴，因此让人难以理解，也就是说对诗歌之“神”的解读侧重于其表现，而非其形成原因与构成要素。这一批评针对的对象或许正是清代神韵派诗人及其后学，神韵派的诗学主张即有过度强调诗歌古淡闲远，空灵蕴藉的意境而忽视学问修养的弊病。据此，他鲜明地指出“神即理也，理亦义蕴也”[5]11，“积学富理之后，诗自有神，神完而意蕴自足矣”[5]12，主张“神”根源于诗人深厚之思想与学理。根据《探义蕴》一讲中对杜诗之神的具体论述，并联系他对杜诗中所蕴含的儒家思想的解读，可知其所谓的“学”与“理”当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其中就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仁民爱物的情怀。如此阐释就将“神”这一诗学概念的内涵明确化，也为如何达臻“神”的境界指出了具体的路径，将时人从对诗歌艺术性的片面重视引导至对其思想性的关注上来。邵祖平可能有意通过对“神”这一诗学概念进行重新阐释，纠正文学批评与创作中过于重视诗歌艺术性忽视思想性的倾向。与之相关，他对严羽“诗有别裁非关学，诗有别趣非关理”之说也颇有微词[5]12。

由以上分析可见，邵氏的思想观念显然更偏向于传统士人，和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有明显的区别，这或许是他能够加入《学衡》杂志，与学衡派成员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十讲》定稿时正处于抗战时期，侧重阐发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并据此倡扬诗歌应关注国计民生，显受当时世乱蜩螗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之激发。这一诗学思想在当时颇具积极意义，体现出邵祖平先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二） 立论平正通达

总体而言，《十讲》持论堪称平正通达，公允客观。其见识的通达首先体现在对杜诗义蕴的分析上。在《探义蕴》一讲中，虽然邵祖平将杜甫的主要思想来源归之于儒家，但同时也不否认他受到了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认为杜甫的思想背景很复杂，不可一概而论。这比那些片面强调杜甫的圣化人格而无视其思想中释道因素的观点显然更符合杜甫思想的实际。此外，在诗歌艺术风貌上，邵祖平亦不主于一格，虽然推尊杜甫，但没有因此就一味贬低其他作家。在《较同异》一讲中，李白、王维、岑参等人在邵祖平眼中虽都有疵病，但他对几位诗人的长处也予以了肯定。如称王维“诗学陶而得其自在，法二谢而得其腴秀，以故五言妙绝时人。律诗尤工兴象，珠玉在前，卓树盛唐极轨，虽杜公沉着悲凉，有弗逮者矣”[5]25。杜甫同时期诗人中，邵祖平对孟浩然最为推崇，称其“在盛唐中诗人修养，首屈一指”，认为孟浩然和杜甫相比，“一则气象清远，一则局势雄浑者，受才各有不同，其用心之精苦则一也”[5]26。由此可见其器局之阔大。

更为难得的是，邵祖平并非盲目依从于前人对杜甫的一贯尊崇，而是主张审慎学杜，他提出了两点理由。一则因为杜诗确有不足之处，在《论善学》一讲中，邵祖平对杜诗有所批评，体现出其独立思考的品质。如他对杜诗遣词造句的批评即颇中肯綮，在邵祖平看来，杜甫写诗运用典实过于单调，缺乏新意，称“（杜甫）有自蹈窠臼处，月诗十九说蟾兔姮娥，兄弟诗十九说鹡鸰，丧乱诗十九说豺虎、干戈、寡妻、群盗，究是一小小疵病，亦如太白诗中喜用笛中梅花落故事一般，不足学也”[5]27。另外，他指出杜诗确乎存在质而近俚的一面，如“小儿成老翁”“东郊瘦马使我伤”“恰有三百青铜钱”等句，如果专力于学此类诗句而无丽思翰藻以配合，学习的效果往往粗拙可笑。二则杜诗的创作方法与经验并不适用于所有风格类型的诗歌。关于这一点，邵祖平分析道：“杜公不论作何诗，寓感营思，悉见重大沉深，笔力非透至十三分不止，以此作轻蒨小诗，求其远如小谢，近似右丞，实不易得，王少伯太白之七言绝句，更无论矣。杜诗更有以沉闷为痛快，不通为通者，初学不易领略，效之只见腿重生晦，无有是处”[5]27-28，认为杜诗运思和情感表达上总体偏沉郁厚重，其作法并不适合清新小诗，如欲作清新小诗，最好取谢朓、王维等人为师。

由于杜甫诗歌艺术的精绝，学诗者普遍将之作为最佳的取法对象。杜甫思想与人格的崇高又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诗歌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被后人尊为诗圣，人们对他的推崇甚至到了不容许对其有任何批评的地步。杜甫固然无愧于这种极高的礼遇，但这种现象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他在创作上的一些问题。邵祖平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其意见也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认识杜诗。

（三）初具现代学术品格

传统杜诗学著作主要有笺、注、评、诗话等几种形式，笺注一般采用随文注释的方法，或释语词，或解诗意，或分析技法与表达效果，往往着眼于某一首或几首杜诗，而非对杜诗中的某一类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呈现为零散的观点，缺乏系统性。评点与诗话往往是只言片语，且多即兴发挥，主观色彩太浓，虽然偶有理论性较强的论述，但总体而言风格轻松活泼，在学术性上有所欠缺。

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学术方法、学术规范的确立以及新思想新学理的输入，杜诗学逐渐向现代转型，杜甫被冠以“平民诗人”的称号，即可看作是新思想影响下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性重构。邵祖平身逢时代巨变，其杜诗学研究的实绩正好反映了这一学术范式的转型，从《无尽藏斋诗话》到《十讲》，某种程度上就是传统杜诗学向现代杜诗学转型的一个缩影。其早期创作的《无尽藏斋诗话》采用传统的诗话著述体式，其中的杜甫部分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杜甫传统诗话的殿军，体现了邵祖平对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与著述形式的继承。而后出的《十讲》则是现代学术影响下的产物，《十讲》由邵祖平上课时的讲义加工而成，且在正规学术刊物发表，其中的每篇文章围绕杜甫诗歌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将杜诗的全部内容置于考察范围之内，即将杜诗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篇幅长或数千言，较短的也有上千言。以第一讲《审体裁》为例，该文意在探讨杜甫诗歌在体裁上的特征。邵祖平首先回顾了杜甫之前诗歌体裁的发展历程，认为杜甫之前诗歌体裁已相当完备，杜甫对诗歌体裁的贡献不在于另创新体，而在于对旧体的“恢廓”与“矫变”，因此其变是以承为基础的。恢廓旧体的表现是其五言古律体制的大幅度扩大，汉魏古诗最多不过十韵，但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则达到了五十韵，《北征》更是达到了七十韵。邵祖平在文章中重点探讨了杜诗“矫变”旧体的表现。他以具体的诗歌为例，分别对杜诗的七言歌行、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乐府诗等体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5]7-9。这种文章相较传统的笺、注、评以及诗话而言，显然系统性更强，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更加深入完备。

总体而言，《十讲》在著述形式上已接近现代学术论文，初具现代学术品格。不过《十讲》还残存了一些传统诗话的创作特征，例如某些地方主观色彩较为浓厚，评论略显随意，和现代学术尽量客观严谨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这些不足后文还会详细分析。

三、《杜甫诗法十讲》的不足

不可否认，《十讲》中存在一些错误和缺陷，虽然这些不足并不影响其整体上的价值，不过为全面认识《十讲》的面貌，我们仍有必要对此加以辨析。兹举几点如下。

（一）原创性略显不足

传统杜诗学虽总体而言系统性不强，但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后人论杜若想完全绕开前人的观点而自出机杼几乎不可能，邵祖平《十讲》就大量吸取了传统杜诗学的成果，他的很多论点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引申出的，很多说法也是取前人之成说。大体而言，这些引用服务于邵祖平本人的论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毋庸讳言，《十讲》中有少数文章对他人的论述引用过多，而自己的论述很少，几近于资料汇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文章的独创性。如《讨警策》一讲多半内容抄引自范温《潜溪诗眼》与吴沆的《环溪诗话》，且在引用时，某些地方未加裁夺，显得不够严谨。吴沆在《环溪诗话》中曾讨论过杜诗中“出人意外的险语”[7]，吴沆所谓的“险语”实际上就是每句中的句眼，邵祖平指出句眼也可看作是诗篇的警策之处，因此在文章中整段转述了吴沆的话。不过他在引用吴沆观点的时候，对他的泥说也未能摈弃。吴沆在解杜诗“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两句时说：“于星上加一垂字，一春字，于水上加一暗字，初若生面，然《易》言天垂象见吉凶，《书》言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则星字上本有垂春字。”[5]20这段话意在证明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但其说法明显失于牵强，邵祖平在引用时没有将之删去。再如《究声律》一讲意在探究杜诗在声律上的规律与特点。邵祖平在该讲中介绍了王士禛、赵执信、李因笃三人在杜诗平仄方面，潘大临、赵汸在杜诗句眼方面，周春在杜诗双声叠韵方面的探讨，无甚新见，仅仅是在前人未论及处略做补充而已[5]12-16。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或许是邵祖平认为前人对相关问题的解读已相当完备深入，后人无须辞费，但是考虑到帮助听课学生理解这些问题，因此在文章中径取前人之说，给学生提供必备的参考资料。也就是说，《十讲》的讲义性质造成了其在学术原创性上的缺憾。

（二）一些观点有失公允

这里以他对岑参的评价以及对杜甫某些诗句取法对象的揭示为例。前文曾提到邵祖平提出岑参的诗歌相对杜诗而言缺乏时代意义，仔细分析其理由，可发现他对此的解释似乎欠妥。在此问题上，邵祖平引用了《苕溪渔隐丛话》中的说法，《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有《老杜补遗》中的一段话：

肃宗至德初，子美为拾遗，岑参为补阙，或问二人孰贤？余曰：“子美贤。”或曰：“何以知之？”曰：“以诗之。（按：《苕溪渔隐丛话》原文为：以其诗知之。应为邵祖平漏引）子美之诗曰：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参之诗曰：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至德初，安史之乱方剧，上皇在蜀，朝野骚然，果无阙事时耶？”[8]

此段话中所引杜诗分别出自《晚出左掖》和《春宿左省》，所引岑诗则出自《寄左省杜拾遗》，是岑参赠予杜甫的作品，三首诗皆作于杜甫任职左拾遗时期，其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天下兵戎方殷，岑参此时与杜甫同朝为官，任职右补阙。论者以为由杜诗可见杜甫始终忠于职守，夙夜在公。而岑诗竟似太平时语，与干戈扰攘的现实不符，足见岑参对天下形势的漠然。因此可得出杜甫贤于岑参的结论。邵祖平亦据是认为岑诗相比杜诗而言缺乏时代意义。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岑参《寄左省杜拾遗》原诗为：

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9]199

详味诗意，颈联“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体现出的怅惘无奈应该才是岑参的真实心态，所谓“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或许只是他的反语，表面上是颂圣与讴歌太平，而实际上却隐含了对时事的深沉忧虑与自己报国无门的叹惋。对此，陈铁民、侯忠义所作《岑参集校注》也说：“两句表面上说朝廷无错失可以进谏，实则是说自己的意见不被朝廷所重视，故而进谏的奏章少了”[9]200。

在诗歌现实内涵的深度与广度上，杜诗超过岑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以岑参《寄左省杜拾遗》作为其诗缺乏现实内涵的证据则属于对岑诗的误读，某种程度上是诗话创作率意而为，欠缺严谨性的反映。邵祖平径引前人之说而不加详审，遂使谬说得以进一步流传。

另外，在分析杜甫某些诗句的取法对象时，邵祖平有时仅仅根据某些字词或描写场景的相似性就断定杜诗出于前人某诗，同样有失严谨。如提到杜诗《彭衙行》“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乃出自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萧，北风声正悲……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道，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5]22。两诗同是描写路途之艰辛，诗人创作时只需将当下的感受如实叙述即可，不一定参考了曹诗，非要说杜诗出于曹诗，则未免迂阔。又如分析到杜诗“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乃从蔡琰《悲愤诗》“有客自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5]21而来，事实上两诗只在思家主题以及某些字词上相同。杜诗情感更为复杂，既盼望得到家人的消息，又害怕最终等来的是噩耗。而蔡诗情感较为简单，表达的是盼望家乡消息而不得的失望，因此说杜诗出于蔡诗也不妥。此类解说方式显然受到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之说的影响，杜甫自谓“熟精文选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作品对前人有所借鉴确是事实。揭示杜诗用典之所出，以及杜诗对前代诗人风格、手法的继承是历代注杜者的普遍做法，但是这种注解方式必须注意限度，否则极易走入牵强附会的歧径。

（三）思想观念相对保守

前文已指出，邵祖平的诗学观深受传统儒家诗学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强调诗歌的现实性和诗人的社会责任感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同时他也接受了儒家的忠君和正统思想，表现出一定的道学气味。如对李杜二人异同的论述，《较同异》一讲将李杜二人的异同总结为“四同四异”，似欲调和文学史上的李杜之争，不过事实上他于李杜二人并非没有轩轾，认为李白和杜甫的一点重要不同在于：

太白才长于学，为人颇近战国之纵横家，又稍有道家神仙黄白之意，故其诗随处可见乘云翔凤，飘风骤雨之致。谈笑却秦，指挥蜀汉，是其心志所在。故于安史犯关之际，不思勤王，不奔行在，反欲事逆王以取功名，殆有琴瑟不调甚者得为更张之意，此其学未沉着，识未稳定之弊。不及杜公之麻鞋万里，远趋行在，疾恶如仇，事主尽年之可敬也。盖杜好义心切，法自儒家得来，诗之修养，远过太白。[5]25

根据他的说法，李白的诗歌修养远不及杜甫，原因在于二人之学识存在差异，李白受纵横家、道家之学的沾溉，思想汗漫无归，此为“学未沉着，识未稳定”的表现。而杜甫则以儒家思想为准的，学养深厚，见识深邃。二人学识之差异还具体反映在安史之乱时期不同的政治选择上，李白参与永王李璘之事是叛乱之举，相比而言，杜甫远趋行在，投奔肃宗的行为更为可敬。上述抑李扬杜论一方面是其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至深的结果。不过，将是否忠实于儒家的正统观作为衡量学识深厚与否的重要标准，并进一步评估诗人的诗学修养，这种思想显然过于褊狭。他对李白行为性质的判断亦带有主观色彩，永王李璘与肃宗之间的矛盾实则是封建社会的权力斗争，邵祖平则视其为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另一方面亦可能由于当时正处于外族入侵，国势危于累卵之际，李白的行为类于干扰政府的抗日战略，破坏抗日大局以谋取一己之私利，这是邵先生不能容忍的。不过这种类比恐怕并不恰当。

四、余论

《十讲》内容涵盖面广，议论深入惬当，时有创见，体现出作者深厚的旧学根柢。作为讲义，《十讲》对后学阅读与研究杜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邵祖平身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其《十讲》可视为杜诗学转型时期的典型范例，为研究民国杜诗学乃至民国时期的大学国文教育均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十讲》的不足除了体现在一些零星的观点上的失误外，主要是由于其讲义性质造成的，这一文本性质而造成的缺陷理应见宥于读者。总体而言，《十讲》的价值和意义足以掩盖它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另外，邵祖平的其他著述同样值得关注，他对诗学、词学都有研究，且颇有理论建树，很多文章都具有诗学理论价值，是研究民国诗学应该关注的①例如发表于《中国文学会集刊》1934年第2期的《诗厄篇》；《学术世界》杂志1937年第2卷第5期的《与钱仲联教授论诗书》；《志学》杂志1945年第22期的《诗说》等。此外，其《培风楼诗》的多篇自序亦颇具理论价值。。其旧体诗的创作特征，例如是否学杜，如何学杜等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