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诗赋辑考与系年

王 峥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高允，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北魏时期的重臣。高允的作品流传至今者多为奏疏章表之类，然其在北魏萧条冷落的文学环境中仍创作有不少饱含情感、富于文采的诗赋作品。高允的诗赋创作实为北魏纯文学创作的先锋，其乐府诗显示出主动向南朝学习的倾向性[1]374。明张溥谓高允“开疆邢魏”[2]，日本著名汉学家兴膳宏先生亦称其为北朝文学的先驱[1]363，高允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于诗赋，因此吴先宁先生认为，“（孝文帝以前）能够算得上诗赋作家的，其实只有高允一人”[3]62。

高允历侍五帝，“光宠四世”[4]1094，以往对高允诗赋的辑佚工作存在不足，其作品散见各处，不利于学人了解与研究。本文对其重加辑考并一一系年，以期为之后高允的生平、思想及文学研究奠定基础。

一、《高允集》的流传与众辑本的疏误

《魏书·高允传》称高允“别有集行于世”[4]1090，可见在魏收所处的北齐时期，《高允集》已流传于世。现存最早载录《高允集》者为《隋书·经籍志》，其“别集类”录有“后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5]，但在《旧唐书·经籍志》[6]和《新唐书·艺文志》中[7]，《高允集》变为了二十卷。《旧唐书·经籍志》根据毋煚《古今书录》而成，《古今书录》又据《郡书四部录》增删而成，反映了唐玄宗开元年间藏书情况，说明在唐开元年间，《高允集》已散佚一卷。其后，虽然郑樵《通志·艺文略》等书仍载有《高允集》二十卷[8]，但这类书多是袭录前代，或并录古今而成，无法完全据此定其存佚。北宋仁宗时官修的《崇文总目》，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和元修《宋史·艺文志》中，《高允集》均不见载录。而《宋史·艺文志》是根据宋代四部国史艺文志合并增删而成，四部国史艺文志中又以《三朝国史艺文志》为最早，是书收录北宋初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的图书存况，由此可以推断，《高允集》至迟于宋初便完全亡佚①有学者将散佚时间提前至唐中晚期，参见孙小梅、姚玮《高允生平与著述考》，文艺研究，2020年第7期，第40-49页。。

《高允集》亡佚后，自明代起产生了数种辑本，主要有明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王灏《畿辅丛书》和朱祖延《北魏佚书考》等。单收高允诗或文的也有不少，如明冯惟讷《古诗纪》、清严可均《全后魏文》、民国时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

前贤辑佚成果仍有不足，主要问题为：一是篇目缺失。高允的《南巡颂》见于《文馆词林》，为众辑佚本所缺漏。二是鲜作存目。前人对高允诗赋的收集多录其存篇，但对其散佚作品却鲜作存目，这些存目同样具有文献价值。三是没有系年。作品系年对文学研究的意义极大。在进行作品分析之前，应首先弄清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知人论世，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存在的历史意义，也有助于了解作者当时的思想，从而为全面的理解作品提供线索。

据《魏书》及众辑本所载，高允的文主要留存有《进天文要略表》 《郡国建学表》 《矫颓俗书》《谏起宫室书》 《谏东宫上书》 《蓍论》 《酒训》《祭岱宗文》和《东宫对》9篇，其《答宗钦书》一篇实为《答宗钦诗》的序言。本文主要对其诗赋作品加以考述。

二、高允诗赋辑考

对高允诗赋作品的辑考，除却诗文总集、类书之外，主要是以史书的零散记载为主。正史里有关高允的记录，最早和最全面的当属北齐魏收的《魏书》和唐李延寿的《北史》。然而《北史》成书多据《魏书》等转录而成，经笔者对比，《北史》对高允的记载与《魏书》几无不同，因此本文在考证时以征引《魏书》为准，对《北史》所录不再赘述。

古人的文体观念不强，赋也称颂，然高允作颂皆为四言长诗。由《南巡颂》和《征士颂》可以看出，高允的颂由两部分构成：序及四言长诗，诗前由“词曰”领起。然其《北伐颂》仅存诗文，序已亡佚，当是魏收将其入史时削删所致[9]119。因此对高允诗赋作品的辑考也包含颂体作品。

（一） 《塞上翁诗》及序

高允有《塞上翁诗》。《魏书·高允传》称：

（神麚） 四年，（高允）与卢玄等俱被征，拜中书博士。迁侍郎，与太原张伟并以本官领卫大将军、乐安王范从事中郎。范，世祖之宠弟，西镇长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称之。寻被征还。允曾作《塞上翁诗》，有混欣戚，遗得丧之致。[4]1068

诗已亡佚，唯序存焉。序曰：

延和三年，余赴京师，发石门，北行失道，夜寓宿代之快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贵之邑也。曰“公有良马，因以命之”，此其所贵也。负长城而面南山，阜泽带其侧，涌波灌其前，停騑策以流目，抱遗风以依然，仰德音于在昔，遂挥毫以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氏并其后也。”[10]937

诗序最早见于《太平御览》，然其所载诗题《塞上公亭诗》与本传的记载有异。

案：诗题作《塞上翁诗》为是。从时间上看，《魏书》早于《太平御览》，所录更为可靠，又因本传谓此诗“有混欣戚，遗得丧之致”，可知其为表情达志之作。诗序交代了作诗缘由——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故诗文内容应是围绕“塞上翁”的事迹而抒写。由此，定题为《塞上翁诗》。

兴膳宏先生认为，《塞上翁诗》象征着高允对人生得失冷静处之的性格[1]370，不仅如此，这首诗可以说是高允恬淡克己政治心态形成的重要标志[9]118。此诗诗序除《太平御览》外，亦被朱祖延《北魏佚书考》所录。

（二） 《答宗钦诗》及序

宗钦与高允有书信往来，信中附组诗，诗前文字为序言。《魏书·宗钦传》称：

世祖平凉州，（宗钦）入国，赐爵卧树男，加鹰扬将军，拜著作郎。钦与高允书曰：“……”诗曰：“……”允答书曰：“顷因行李，承足下高问，延伫之劳，为日久矣……”诗曰：“……。”[4]1155-1157

诗题未知，暂拟为《答宗钦诗》，诗及序言并存。

这是一组四言诗，风格古朴肃穆，表达了高允在面对时间易逝、物我终散的现实而产生的通达潇洒的心态，具备一定的感情色彩。此诗冯惟讷《古诗纪》、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王灏《畿辅丛书》、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均有录。

（三） 《咏贞妇彭城刘氏》

高允曾为封卓之妻刘氏作诗。《魏书·列女传》载：

勃海封卓妻，彭城刘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于京师，后以事伏法。刘氏在家，忽然梦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辍。诸嫂喻之不止，经旬，凶问果至，遂愤叹而死。时人比之秦嘉妻。中书令高允念其义高而名不著，为之诗曰“……”[4]1978

诗题史书未载，暂依冯惟讷《古诗纪》、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辑本拟为《咏贞妇彭城刘氏》。

这首诗对悲凉萧条环境的描写为人称颂，其“茫茫中野，翳翳孤丘，葛蔂冥蒙，荆棘四周”一句将高允复杂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体现出较高的艺术价值。此诗冯惟讷《古诗纪》、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王灏《畿辅丛书》、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均有收录。

（四） 《代都赋》

高允曾作《代都赋》。《魏书·高允传》载：

初，尚书窦瑾坐事诛，瑾子遵亡在山泽，遵母焦没入县官。后焦以老得免，瑾之亲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护在家。积六年，遵始蒙赦。其笃行如此。转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载。[4]1076

兴膳宏先生认为，此赋乃仿张衡《二京赋》所作，是规诫当时士族勿习于平安、溺于奢侈的作品[1]368，因“文多不载”（本传语），赋已亡佚，今存目。

（五） 《南巡颂》及序

高允曾作《南巡颂》，史书及各辑本均未收录，仅存于唐许敬宗编《文馆词林》卷三四六。文及序言并存，为众辑本所阙。

（六） 《告老诗》

高允于献文帝时曾欲告老还乡，作《告老诗》。《魏书·高允传》曰：

高宗崩，显祖居谅暗，乙浑专擅朝命，谋危社稷。文明太后诛之，引允禁中，参决大政。又诏允曰“……”允表曰“……”显祖从之。郡国立学，自此始也。后允以老疾，频上表乞骸骨，诏不许。于是乃著《告老诗》……皇兴中，诏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庙，谓允曰：“此简德而行，勿有辞也。”[4]1077-1078

诗文已佚，今存目。

（七） 《征士颂》及序

《告老诗》后，高允又作《征士颂》。《魏书·高允传》曰：

后允以老疾，频上表乞骸骨，诏不许。于是乃著《告老诗》。又以昔岁同征，零落将近，感逝怀人，作《征士颂》……[4]1078

《征士赋》是高允怀念往日同僚的追思之作，表达了世事无常，祸福相依的哲学思想，感情格外浓烈。本篇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严可均《全后魏文》、王灏《畿辅丛书》和朱祖延《北魏佚书考》均有收录。

（八） 《北伐颂》

高允有《北伐颂》。《魏书·高允传》载：

皇兴中，诏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庙，谓允曰：“此简德而行，勿有辞也。”后允从显祖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其词曰：“……”[4]1085

颂文尚存。本篇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严可均《全后魏文》、王灏《畿辅丛书》和朱祖延《北魏佚书考》均有收录。

（九） 《鹿苑赋》

高允有《鹿苑赋》传世，现存最早收录此赋者为唐释道宣编《广弘明集》。赋文尚存。

《鹿苑赋》是高允最富文学色彩的作品，王长华认为，此赋是北朝现存最早的纯文学作品[11]，因其代表了北魏前中期诗赋创作的最高水平，故渐为学界所重。吴先宁先生认为，这篇作品似非全文[3]63，不知由何得知，今观其赋，文意完整，不似残篇。此赋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严可均《全后魏文》、王灏《畿辅丛书》和朱祖延《北魏佚书考》均有收录。

（十） 上奏乐府诗

《魏书·乐志》载：

（太和）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随时歌谣，不准古旧，辨雅、郑也。[4]2829

高允曾用乐府歌词上奏朝廷，陈述国家符瑞、祖宗美德。由其词“不准古旧”可知，当为高允自拟。此诗或为一首，或为组诗，惜诗题不载，诗文未详，今存目。

（十一） 《方山颂》

高允在暮年时，曾于方山作颂。《魏书·高允传》称：

（太和）十年，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其年四月（太和十年），有事西郊，诏以御马车迎允就郊所板殿观瞩……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颂，志气犹不多损，谈说旧事，了无所遗。[4]1089

此篇暂拟题《方山颂》，颂文不详，今存目。

（十二） 《王子乔》

《乐府诗集》卷二九“相和歌辞”载高允《王子乔》一首，此诗亦收于冯惟讷《古诗纪》、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王灏《畿辅丛书》、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当中。

（十三） 《罗敷行》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八“相和歌辞”又录高允《罗敷行》一首，作时不详。此诗亦收于冯惟讷《古诗纪》、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王灏《畿辅丛书》、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当中。

对《王子乔》和《罗敷行》二首，兴膳宏先生认为，这两首乐府诗在句式上非常接近古辞，是仿古所作的诗歌[1]372，不仅如此，这两首乐府诗还集中体现了高允对诗作声律方面的注重，从而显示出他向南朝文坛学习的倾向性[1]374。由此可见，这两首乐府诗的价值极高，在整个北朝文坛占据了一定的历史地位。

三、高允诗赋系年

在对高允诗赋作品详加辑考的基础上，我们将对这些作品进行系年。准确的作品系年能够辅助我们研究作家的生平，这是文学研究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学界对高允诗赋的系年，零散见于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和陈新文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两晋南北朝卷》，然二者对高允诗赋的系年并不全面，且存在疏误。基于此，我们将对高允的诗赋作品重新系年。

（一） 《塞上翁诗》及序作于太武帝延和三年（434）

《魏书·高允传》载录此诗，却未言作于何时，但从记载来看应与“领卫大将军、乐安王范从事中郎”事相关。《魏书·袁式传》谓：

延和二年，卫大将军、乐安王范为雍州刺史，诏式与中书侍郎高允俱为从事中郎。辞而豁免。[4]881

可知高允“领乐安王范从事中郎”一事在延和二年（433年），《塞上翁诗》应作于这一年或之后不久。

诗已亡佚，唯序存焉。序曰：

延和三年，余赴京师，发石门，北行失道，夜寓宿代之快马亭。[10]937

言明此诗作于延和三年（434）。

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两晋南北朝卷》将其系在太延元年（435）[12]317，误。

（二） 《答宗钦诗》及序作于太延五年（439）十二月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前

《魏书·宗钦传》称：

世祖平凉州，（宗钦）入国，赐爵卧树男，加鹰扬将军，拜著作郎。[4]1155

太武帝平凉州后宗钦归顺，不久便给高允写了这封信并组诗。《魏书·世祖拓跋焘纪》载：

（太延五年）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牧犍弟张掖太守宜得，烧仓库，西奔酒泉，乐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浑……牧犍弟酒泉太守无讳及宜得复奔晋昌……镇北将军封沓讨乐都，掠数千家而还。班赐将士各有差……冬十月辛酉，（世祖）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十有二月壬午，（世祖） 车驾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4]90

可见太武帝平定凉州在太延五年（439） 九月至十二月间，其十月回京，十二月策勋了群臣。由宗钦诗序“天遂其愿，爰遘京师”，且此时已封爵赐官来看（传曰“赐爵卧树男，加鹰扬将军，拜著作郎”），时间当在太延五年的十二月之后。高允答曰“顷因行李，承足下高问，延伫之劳，为日久矣”，“顷因行李”是“不久以前因为出使之事”的意思，可见其回复时间是在其出使某地返回后不久。

《魏书·崔浩传》曰：“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4]826，《魏书·宗钦传》谓：“崔浩之诛也，钦亦赐死”[4]1157，可知宗钦死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 六月，则高允回诗必在此之前。故本诗应作于太延五年（439）十二月后，至高允出使返京不久的这段时间。

（三） 《咏贞妇彭城刘氏》作于文成帝太安四年 （458）

《魏书·列女传》载：

中书令高允念其义高而名不著，为之诗曰“……”[4]1978

知高允作此诗时官任中书令。据本传记载，高允在中书省的任职经历如下：北魏太武帝神四年（431） 时拜中书博士，后迁中书侍郎；27年后，高允任中书令（太安四年，458）；献文帝时，高允因劝其传位于孝文帝有功，官至中书监[4]1067-1086。《魏书·高祖元宏纪》载：

（皇兴）五年秋八月丙午，（高祖） 即皇帝位于太华前殿，大赦，改元延兴元年。[4]135

则高允于皇兴五年（471） 秋八月迁中书监，由此可知，高允任中书令的时限为太安四年至皇兴五年秋八月。

又，《魏书·列女传》所载人物有大致的时间顺序，而“封卓妻刘氏传”后有“胡长命妻张氏传”，则“刘氏”事必不晚于“张氏”。考《胡长命妻张氏》传文可知，“张氏”事在文成帝太安年间设禁酒令之时[4]1980。《魏书·高宗拓跋濬纪》载：

（太安）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初设酒禁。[4]116

则文成帝于太安四年（458） 初设酒禁，由此而论，高允为封卓妻刘氏作诗时间即在太安四年（458）。

（四） 《代都赋》作于和平元年（460） 至和平六年（465） 五月间

《魏书·高允传》载：

初，尚书窦瑾坐事诛，瑾子遵亡在山泽，遵母焦没入县官。后焦以老得免，瑾之亲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护在家。积六年，遵始蒙赦。其笃行如此。转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载。时中书博士索敞与侍郎傅默、梁祚论名字贵贱，著议纷纭。允遂著《名字论》以释其惑，甚有典证。[4]1076

可知《代都赋》最早在窦瑾被诛后六年作，时在《名字论》之前。《魏书·窦瑾传》谓：

（高宗）兴光初，瑾女婿郁林公司马弥陀以选尚临泾公主，瑾教弥陀辞托，有诽谤咒诅之言，与弥陀同诛。瑾有四子，秉、持、依并为中书学生，与父同时伏法。唯少子遵，逃匿得免。[4]1036

则窦瑾于文成帝兴光元年（454） 伏法，《代都赋》最早应作于其六年之后的和平元年（460），又因时在文成帝朝，故《代都赋》的作时应为和平元年到和平六年（465）五月间。

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将此赋系于太安四年（458）[13]180，误。

（五） 《南巡颂》及序作于和平二年（461）

该颂存于唐许敬宗编《文馆词林》卷三四六。文及序言并存，其首句曰：“维和平二年春二月辛卯”[14]，可知高允在文成帝和平二年（461）作颂。

（六） 《告老诗》作于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前后

《魏书·高允传》曰：

高宗崩，显祖居谅暗，乙浑专擅朝命，谋危社稷。文明太后诛之，引允禁中，参决大政。又诏允曰“……”允表曰“……”显祖从之。郡国立学，自此始也。后允以老疾，频上表乞骸骨，诏不许。于是乃著《告老诗》……皇兴中，诏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庙，谓允曰：“此简德而行，勿有辞也。”[4]1077-1078

知高允的上表时间在献文帝即位之初，此诗作于其上表之后，在兖州祭孔子庙之前。《魏书·显祖拓跋弘纪》载：

（显祖）和平六年夏五月甲辰，即皇帝位，大赦天下。[4]125

则《告老诗》应作于和平六年（465） 夏五月之后。《魏书·礼志一》谓：

显祖皇兴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以太牢祀孔子。[4]2739

又高允《祭岱宗文》称：

维皇兴二年，敢昭告于岱宗之灵……[15]

则高允到兖州祭孔子庙时在皇兴二年（468）。由此断定，高允《告老诗》当作于和平六年夏五月之后至皇兴二年之间，或更靠近后者，今定于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前后。

（七） 《征士颂》及序作于皇兴二年（468）前不久

《魏书·高允传》曰：

后允以老疾，频上表乞骸骨，诏不许。于是乃著《告老诗》。又以昔岁同征，零落将近，感逝怀人，作《征士颂》……[4]1078

知其作时与《告老诗》相近。序文有言：“不为文二十年矣。”前贤多认为，高允是因崔浩“国史案”而发此感叹[16]，崔浩伏诛时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那时距离皇兴二年（468） 只有18年左右，故其“不为文二十年”是举其成数而言。由此而论，《征士颂》即作于皇兴二年之前不久。又因《告老诗》作于《征士颂》前不久，故《告老诗》的作时更靠近皇兴二年。

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将《告老诗》 《征士颂》并系于皇兴元年（467）[13]203，稍有欠妥；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两晋南北朝卷》将二者定于皇兴四年（470）[12]353，误。

（八） 《北伐颂》作于皇兴四年（470） 九月

《魏书·高允传》载：

允从显祖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4]1085

又，《魏书·显祖拓跋弘纪》曰：

（皇兴四年） 九月丙寅，舆驾北伐……壬申，车驾至自北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4]130

则献文帝于皇兴四年（470） 九月北伐，《北伐颂》当作于此时。

《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与《中国文学编年史·两晋南北朝卷》并将其系于延兴二年（472）[12]355[13]214，误。

（九） 《鹿苑赋》作于孝文帝延兴元年（471）

赋文有言：“顾衰年以怀伤，惟负忝以危惧。”[17]由“衰年”可知，此赋应作于高允晚年。高允本传称，高允死于太和十一年正月（487）[4]1089，则其晚年当处于献文帝、孝文帝朝时期。又，赋文曰：“禅储宫以正位，受太上之尊号”[17]。可知作此赋时孝文帝已即位，“太上”为献文帝尊称。《魏书·高祖元宏纪》谓，孝文帝皇兴五年秋八月丙午即位[4]135，则《鹿苑赋》应作于孝文帝延兴元年（471） 后不久。

（十） 上奏乐府诗作于太和七年（483）

《魏书·乐志》载：

（太和）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随时歌谣，不准古旧，辨雅、郑也。[4]2829

则高允在太和七年（483） 曾用乐府歌词上奏朝廷，陈述国家符瑞、祖宗美德。

（十一） 《方山颂》作于太和十年（486） 四月癸酉

《魏书·高允传》称：

（太和）十年，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其年四月（太和十年），有事西郊，诏以御马车迎允就郊所板殿观瞩……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颂，志气犹不多损，谈说旧事，了无所遗。[4]1089

由“先是”可知，“允被召在方山作颂”在孝文帝太和十年（486） 四月前不久。考《魏书·高祖元宏纪》可知，孝文帝于太和三年六月在方山修建文石室、灵泉殿，八月乙亥起思远佛寺，之后又多次“幸方山”。太和十年（486）四月癸酉，孝文帝幸方山灵泉池[4]161，高允当在此时作颂。

（十二） 《王子乔》或作于太武帝时

《乐府诗集》卷二九“相和歌辞”载高允《王子乔》，作时或在太武帝时期，推测如下：

此诗是一首纯粹的道教作品。诗文所咏为周灵王太子，是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全诗体现了高允对神仙自由的向往。纵观北魏历史，佛教最为统治者所推崇，而道教的兴盛唯在太武帝时期，当时社会立道教为国教，对佛教打压严重。本传记载，高允少入沙门，就佛、道二教来看，佛教对其影响更大，考高允所作佛教作品，除《鹿苑赋》外，还有为异僧惠始所作之传[4]3033。由此而论，高允这首唯一的道教作品很可能就作于太武帝崇道灭佛时期。又由其生平可知，高允在太武帝时始踏入仕途，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官场新人的他随大势去做一首道教诗，这是极为可能的[9]121。

（十三） 《罗敷行》作时不详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八“相和歌辞”又录高允《罗敷行》一首，作时无法确考。

本文对高允诗赋的辑考，于篇目上较前人做了补充，此外在作品的系年方面，本文也尽可能做到细化。现将考订成果依时间先后顺序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高允诗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