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消费”视域下的资本式爱情——评析小说《山祭》

李 丹，王保中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详细阐述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学领域规律的归纳[1]18。在他看来，交换活动和消费活动都应遵循等价原则，交换的过程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劳动与劳动价值的交换，更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与利益的交换和发展，消费亦是如此[2]。人作为交换活动和消费活动的主体，理应参与其中。从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泛交换和泛消费，交换和消费活动的内涵外延都得到了扩展。原本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概念逐渐潜入经济基础之中，爱情也可以被生产、被交换、被消费。几经交换消费后，爱情面临被物质化的风险，爱情—家庭—性之间的关系面临被肢解的命运，资本的无孔不入让爱情不再纯粹。一部《山祭》，读不完的陕南风俗，演不尽的悲欢离合。纵观小说，除了随处可见的风俗民情和乡土人物的描述，还有一条贯穿全书的情感线索和由此引发的几段爱情书写。人物之间的恋爱、结合与分离，离不开一系列交换和消费活动，更离不开这些活动背后隐含的资本不对等本质。

一、不平等交换的悲剧

马克思没有明确给出“交换”的定义，而是用交换与生产的关系来说明交换的含义和地位。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由生产决定。在经济学领域，交换总是与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无生产不交换[1]36。但在当代社会，当生产不再专指商品的生产，交换也相应地不再单纯指代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任何物品，不论有形或者无形，不管这物品最初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只要拥有一定的价值或资本，都可以被拿来交换。如果把爱情看做是一种有价值的物质，那么它也可以被拿来交换。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交换价值主要体现在交换资本上，交换过程可以看做是不同交换资本之间的交换。交换资本主要包括金钱资本、土地资本和文化资本（知识资本、艺术资本、身体资本都包含在内）。这样一来，爱情交换就相当于不同人物各自拥有的爱情交换资本之间的交换。交换遵循等价原则，交换双方应该持有对等的交换资本，这样的交换结果才算平等和公正。但在现实生活中，等价交换少之又少，多是交换资本不均等的不平等交换。

小说伊始，“我”作为积极分子，响应领导号召去观音山当民办教师，住进山里有名的狩猎能手姚子怀家中。在这里，“我”和姚子怀的女儿冬花发生了一段爱情故事，却以不了了之作结。初见冬花，“我”觉得她模样非常秀气，完全被她的神采风韵吸引。某天，冬花随意哼唱的悠婉山歌竟让“我”听得心痒痒，便借教其识字之机接近她[3]29。终于，在一次跟着冬花去葫芦地守号的夜晚，“我”向她表明了心意，也得到了她的肯定回复。于是姚子怀出坡打回一头三四百斤重的野猪，请整条山沟里的人来吃“刨膛”，并在这次欢宴中宣布了“我”和冬花的亲事，“我”如愿以偿[3]64。但是，本可以从此开始快意人生的“我”，却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幸福。在“四清”运动中，“我”出于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在大会上公开揭发姚子怀，大义灭亲的同时也割断了“我”和冬花的感情。姚子怀入狱期间，冬花即使孤独无助也不肯接受“我”的示好之意，“我”因此处于巨大而长久的愧疚中[3]135。出于妒忌，在冬花结婚这天，“我”叫山沟里所有男人上山护秋，包括她的丈夫庞聋得。不幸的是，庞聋得在这次护秋行动中为了救“我”而被狗熊重伤。“我”的嫉妒因懊恼及对冬花的歉意被冲散。“我”向冬花说出“招夫养夫”的想法，想帮她分担苦难，但被拒绝。“我”不死心，在第二次陪冬花去葫芦地守号的夜晚，再次提出这个想法，不想冬花更加严厉地骂拒了“我”[3]247。她坦白自己的想法，“我”在她的宽恕中完成了赎罪，我们从此以兄妹之名互助友爱，藏起了爱情。

回顾“我”（下文为宋老师）与冬花的整个故事，就是在不平等的交换基础上产生的爱情悲剧。交换遵循等价原则，且与资本不可分离，拥有资本是进行交换的前提。最初，作为坝上的知识分子，宋老师中学毕业后头脑一热去山里当了民办教师，用自己的文化资本（会读书写字讲“官话”）交换了冬花的倾慕和喜爱之情。同样，冬花用她的身体资本（长得楚楚动人且歌声甜美）交换了宋老师的爱慕之心。这场爱情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交换基础上：既不是山里小伙和姑娘身体资本的交换，也不是年轻知识分子文化资本的交换，不是传统的“门当户对”，爱情双方没有能力实现自身资本的等价交换，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是不平衡状态——冬花怕宋老师嫌她没文化。后来揭发姚子怀，宋老师用冬花对他的信任交换了葫芦地的秘密，交换了他对党的忠诚之心。冬花在这次交换中失去了依附体（宋老师），变成了既无生产能力又无依附体的爱情个体。这次交换令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向变化——冬花备受打击，宋老师也并没有因为忠诚于党而减轻对冬花一家的负罪感，反而出于嫉妒使庞聋得变成老鹰崖下第二个又瞎又瘫的男人。当宋老师以自己的金钱资本（有公助工资有口粮）和身体资本（年轻力壮能干重活）去交换冬花的接纳之心时，冬花断然拒绝。因为她已经看到了这段感情的不平等之处，自己没有可以用来交换的资本，只有日渐苍老的父亲和瘫痪在床的丈夫，在交换中处于被动地位。故事末尾，冬花打开心结，重新接受宋老师的帮助，是用自己的宽容作为交换筹码；也只有得到了冬花的宽恕，宋老师才能完成对自己灵魂的救赎。但应该予以关注的是，他们的和好并不是破镜重圆，而是以兄妹相称，他们的爱情还是毁灭在了“四清”运动中，没有完整地延续下来。如果把他们的爱情故事看做一次商品交换，那么爱情就具有了商品的基本属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用来交换。只是在这个交换系统中，交换双方没有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爱情作为连接因素已然不再纯粹。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至于以后，宋老师是否二次反悔又决定留在老鹰崖，冬花是否会再次日久生情，我们不得而知。单就小说已书写的故事来看，宋老师和冬花这段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爱情之花走向了凋谢，因为不平等交换本就不是美好爱情的基石，爱情要依附于双方的资本条件。

二、不平等交换的苦剧

不平等交换往往会带来负面影响。有的时候，它会使交换双方既无法满足自己的交换需求，又因条件限制难以进行新的交换以期公平，从而导致悲剧结局的产生；有的时候，它又会使作为交换主体的主人公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比如情感）而接受不平等的交换结局，不再抗争。

庞聋得是观音山里又矮又丑、又聋又傻的一个存在。小说对他的描写几乎用全了关于容貌不美的形容词，诸如“大头，圆脸，塌鼻子，厚嘴唇，罗圈腿，熊掌脚，眼睛倒大、目光却呆痴痴的；人倒常笑嘻嘻，却又更显傻劲”[3]175，以至于让人一看就觉得滑稽、呆愚、可笑。庞聋得是一位典型的“卡西莫多”式的人物，不仅具备敲钟人面貌极丑的特征，而且灵魂也如卡西莫多般高尚和纯粹[4]。他平日里受人捉弄耍笑却不以为这是侮辱，竟还习惯了山里人这种闲时消遣的“娱乐活动”，足以见其内心淳朴和善良。他在小说开始便作为带路人接“我”上山，颠簸长路上帮“我”扛被褥、书籍和换洗衣服，足以见其乐于助人。“四清”时他坚决不说姚子怀一句坏话，足以见其正直勇敢。甚至于他和冬花之间那一段可以称之为“爱情”的感情经历里，也能看到庞聋得的热心肠。冬花为逃欺凌，雨夜出逃到庞聋得家，就是因为看到了他身上的美好品质：靠得住，心最好，巴心贴肝。冬花决心嫁给庞聋得，也是因为这隐藏在丑陋外表下的健康人性美。虽然大家看到的是，“观音山最俏丽的姑娘要出嫁给最丑陋的傻瓜蛋”[3]176，看到的是并不门当户对的爱情，但在冬花看来，这是她最好的归宿了。可是这份爱情的结局依然苦涩。庞聋得并没有因为和冬花的结合而转运，反而因为要娶冬花，被嫉妒心盛的“我”半强迫半自愿地叫去出坡，为救“我”惨遭狗熊重伤。此时，冬花并未抛弃庞聋得，而是像自己的养母照顾养父一般悉心照顾他。两个人相依为命的婚姻生活，只有冬花一人在付出，做农活养家畜，照顾丈夫和父亲，忙里偷闲的一小片时间也是疲惫不堪。后来庞聋得都默许了“我”招夫养夫的想法，冬花却依然拒绝。他们俩的婚姻生活，少有爱情的甜蜜，多浸于生活琐碎的苦海。

冬花之所以想嫁给庞聋得这样的老实人，多半是因为庞聋得用自己的身体资本做了交换。庞聋得虽然外表不加分，但踏实肯干，帮冬花砍柴干活不图回报，足以让一个无依无靠的山里姑娘对他日久生情。一如前文分析到的，冬花用身体资本交换到了宋老师的爱慕一样，对庞聋得同样奏效。但这次，双方并不是在同等条件下的公平交换。庞聋得外表丑陋，冬花却沉鱼落雁，唯一势均力敌的是冬花和庞聋得都有劳动能力，但这一点并没有成为他们交换的首要条件。他们的结合虽然用婚姻来命名，但却更像是一次成功的资本交换活动。其实在这里，爱情已经和婚姻分离了。爱情不再依赖于婚姻给予的保障，婚姻也不再是爱情的最终走向。爱情婚姻被缘分婚姻所取代，外在资本条件的匹配以绝对优势压倒了爱情双方的情投意合[5]。传统规制下，婚姻要遵循的条条框框显然已无法束缚爱情，所以冬花和庞聋得的结合并不是纯粹的爱情，只是婚姻。后来庞聋得丧失劳动能力，即丧失作为交换基础的身体资本后，仅剩精神资本（心地善良，灵魂高尚）作为交换筹码。也正是这个筹码，交换了冬花对他的不离不弃。他们之间虽有夫妻之名，但无爱情之实，冬花对庞聋得的同情之中虽然含有爱的成分，但这种爱更多的是良知和道德之爱，而非纯粹的爱情[6]。这场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爱情，失去了公平的交换基础，只能产生畸形的婚姻。

三、消费基础上的闹剧

马克思对“消费”未做出明确定义，是通过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来界定消费内涵的。消费与生产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彼此互相依存[1]27。同作为商品的消费一样，作为爱情的消费也脱离不了生产这一原动力，但作为爱情的消费不再单纯指向经济活动，因此与前者相比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包含了更多关于金钱、地位、家庭束缚、道德规约等的可能性。

“烂白菜”原本叫狗女子，和丈夫郭发丁一起懒光了家业，又让火烧完了茅草屋，只能蜷居于崖洞之中，靠政府救济和乡亲帮活度日。“两口子常年不出工，自留地也种的马马虎虎，地里草永远比禾苗深。收获时，临下锅才去挖筐洋芋，掰几穗苞谷。十月腊冬，别家场光地净，他地里还长着苞谷秆，吊着苞谷棒。”[3]81难以想象以食为天的山里人居然也有懒成这幅德行的。可偏偏懒人有懒福，“烂白菜”在这种苦日子里非但没有日渐消瘦，反而愈发丰腴。原来，不知从何时起，她已变成家驴野马谁都可叼一口的“烂白菜”，而她的丈夫郭发丁居然对这种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有人代他干活，送他吃穿，怎样都行。这种为现代婚姻伦理所不容的事情，就真实地发生在这个闭塞落后的山沟里。丈夫当上生产队长之后，“烂白菜”也摇身一变成了队长娘子，开始注意身份，考虑影响，不时抓住时机为自己的男人宣扬“政绩”。“烂白菜”不仅留宿那些进山采药的、割漆的、游医货郎、竹木铁匠，而且和主任蔡万发眉来眼去，还闹出“城乡差别”这等笑话。在观音山里人看来，这些已变成他们习以为常的见闻，“烂白菜”没有因此觉得低人一等，她的丈夫郭发丁也没有以此为辱，毕竟有事后的好处（吃的穿的源源不断），夫妻竟也能和谐相处。

其实在小说中，“烂白菜”与众多男性人物的苟合，是出于谋生所迫，更是特定时代和地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消费使然。“烂白菜”通过变相出售自己的身体资本来获得糊口所需的粮食，有时还会多出些“涤凉衬衣和面粉头油”之类的产品回报。在“烂白菜”看来，爱情、性、婚姻三者之间已经互相分离了。应当承认，性是人类自然的生理需求，不应因外界他物而被压抑，但它同时又受到社会规约，始终处于一个被限制的自由状态——只有婚姻前提下的性关系才会被认可，婚姻是维持性关系合法而最佳的途径[7]24。而爱情，从古至今一直和性联系在一起，似乎只有出于爱情目的，性才是最健康、最美丽的，这是人类与动物在性方面的区别所在[7]22。反观那些进山里来采药割漆的男性，似乎对这种纯粹而健康的性和婚姻观念并不重视，在消费完“烂白菜”后，他们会为自己的消费行为买单。这种互相消费的行为非但没有让“烂白菜”的丈夫心生厌恶，反而给他带来了附加利润。尽管这种附加利润是以“出售”自己的妻子得来的，他也乐在其中。在这里，爱情与婚姻分离，与家庭分离。传统的家庭模式中要求夫妻双方遵守的家庭伦理道德在小说中不复存在，人可以不再被婚姻和家庭架空，两性结合不再是因为爱情，而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或者满足生理需求[8]。诸如金钱、地位等对人产生的束缚已经被消解，所以家庭不再坚不可摧，家庭成员不再严格遵守家庭约规。由此可见，在落后闭塞、穷山恶水的环境里，人们都认可这种“自食其力”的生存方式：通过买卖消费，双方各取所需，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在现代社会看来不符合文明礼仪和伦理道德的性消费行为，除了在小说中变成山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更让读者唏嘘，看过之后不禁思考何为真正的爱情，何为健康的婚姻。

四、结语

《山祭》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书中人物个个形象鲜明，性格各异；作为一部乡土小说，则把陕南地区的自然风光、民俗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就笔者所关注的爱情书写来说，小说似乎没有刻意写一个圆满的结局，“我”最后决定离开观音山，留冬花一人守着残疾的庞聋得和老鹰崖。这个结局不符合中国小说传统中的大团圆结局，但更符合故事情节走向，符合资本交换的必然规律。跳出经济领域后，资本依然在其他领域的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当爱情从神圣之台跌落，当物欲侵染人性，资本便开始成为人的主宰。人类追求爱情的行为，看似是正常的生理和社会活动，实则隐含着资本的暗中操纵。在生产力极度发展的当代社会，泛物质化给一切东西都打上了物质标签——可以被生产、被交换、被消费。资本的存在让爱情的交换和消费活动变得隐蔽而公开。小说人物建立在不平等交换和消费基础上的爱情，注定无法得到圆满的结果。而真正的爱情，只有双方都拥有势均力敌的资本条件，才有平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