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式栖居——论潘岳《闲居赋》的隐逸思想

陈玉萍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晋书·潘岳传》中记载：“岳性轻躁，趋世利”，谄事当时权贵贾谧达到了“望尘而拜”的地步，又起草了诬陷当朝太子的《愍怀太子祷神文》，成为贾后杀害太子的借口，也成为后人诟病其人品的重要理由。他沉溺于名利中无法自拔，就连其母都无法忍受，认为其“乾没不已”，劝解他应当知足，尽早脱身，但“岳终不能改”。从传统的儒家评价标准来看，潘岳构陷太子是为不忠；谄事当朝权贵，背弃读书之人该秉持的清高是为不义；不听母亲劝解，最终连累家庭是为不孝，成为了所谓的不忠、不义、不孝之人，因而历来受到诸多非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陆机并称为“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潘岳，其文被称为“烂若披锦，无处不善”[1]，对于其文学上的成就基本上都给予了肯定。而到了清叶燮那里，就成为了“六朝诗家最下者潘安、沈约，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诗如其人之品也”[2]，其文学上的成就因人品上的缺陷似乎彻底被磨灭。这种将人品与文品并列在一起的评价方式本来就存在着不合理的成分，甚至如蒋寅先生所说的那样，“文如其人”是一个伪命题，“有德者不必有文，有文者不必有德”[3]，“文如其人”这种判断方式只能在一个特定有限的范围内适用，不可机械化的套用在任何一个作家或作品之上，用潘岳人品中的不堪部分去否定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本身就是不理性的表现。针对潘岳这种人品与文品的争议逃不开一个人，他就是金元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元好问，其在《论诗绝句·其六》中写道：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4]

批评《闲居赋》是“失真”之作，认为在其赋中所体现的情感跟他后来的行为大相径庭，所谓的隐逸之情完全是矫揉造作之语，根本上还是趋于世利之人，此后针对潘岳作品的各种曲解误解层出不穷，其人品更是发展到无一处可取的地步，成为了“风评”负面的代表文人之一。因此，本文从元好问认定的“失真”出发，来探讨《闲居赋》所体现的隐逸情存与不存、高与不高的问题。

一、心怀隐意乃真情

学界普遍认同《闲居赋》作于晋惠帝元康六年（296），潘岳50岁那年，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声音，但与本文所论证的问题无太大关系，故不再考证。潘岳年少时才华就很出众，在乡里间有“奇童”之美誉，得以被当时的高官杨肇看重，许以婚姻。看似前途可观，但在其赋中表现的却恰恰相反，事实上从弱冠到写下此赋之前的人生经历可用赋中“八徙官”作为概括，仕途坎坷异常。故潘岳认为自己对于从政是“拙”的，赋中也在反复强调自己的“拙”，既然没有为政的天赋，人也到了“知命之年”，似乎已经没有再进的可能，还不如放弃，转去孝奉至亲，逍遥自得，这是赋中所交代的关于隐居的背景。在《晋书·潘岳传》中记载的是“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二者原因基本相同。从这个逻辑来看，潘岳此时想要隐居的念头占于上风。再具体来看此前主要的人生经历，潘岳从政因才名被众所疾，栖迟数年后，不幸卷入了朋党之争的漩涡之中。此后，他先后经历了任恺、贾充之争，杨骏、贾氏之争，最后的贾氏、司马氏之争，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残酷的党争之风中度过的，并最终死于党争。党争历来都是相互损害的过程，卷入其中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因而他心中有时确实存在着逃避的想法，不想困顿于党争的无尽循环中。在贾任之争中，用《秋兴赋》表达了自己厌倦官场的想法，描述自己“摄官承乏”“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渴慕“逍遥乎山川之间，放旷乎人间之世”。不久被调至河阳县令，也有“长啸归东山，拥耒耨时苗”（《在河阳县做二首》）之句，希望从此隐居，踏步田园。在贾杨之争中，因杨骏之祸连坐，差点丢掉性命。在随后的《西征赋》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心有余悸，“心战惧以兢悚，如临深而履薄”，可想当时事情危急给他留下的阴影。同时，在此赋中提到自己的儿子在途中夭折，“亭有千秋之号，子无七旬之期”，虽然在理智上需要克制丧亲的至痛，但在情感上“实潜痛乎余慈”，哀痛之情沉郁于内心。此时潘岳46岁，在西晋这个文人普遍早入世早凋零的时代，可以用“晚年”来称呼，此时丧子，对于本身就极重亲情的潘岳来说，这种打击是时间所磨灭不掉的。

而此后他的仕途依然没有太大起色，实际上其本身是具备从政所需要条件的。首先，有才名。《晋书》中说潘岳“少以才颖见称”“岳才名冠世”，有才名是共识；其次，有政治手段。在做怀令时，“时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敕当除之。十里一官賣，使老小贫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钱”[5]，对于突发恶劣事件，能够对症下药，最终解决问题，足以证明他的政治才能；最后，有相貌。魏晋对人物品评时外貌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人们对外貌的崇拜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潮。像潘岳有“美姿仪”，出门妇人“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而张载貌丑，得到的是“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反”。左思相貌也有缺陷，即使有大才，也因外貌问题得到限制。这样看来，潘岳从政应该比普通人更顺畅才是，事实上却总是被事所累，内心自然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萌生退意。

而此时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只有“仕”与“隐”两条路，讲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仕”似不通，可选范围就只剩下“隐”了。至亲又有病在身，潘岳无疑是重情的，此时所产生的归隐想法完全合情合理，即使归隐的行为或许没有实在地发生过，只是将之倾诉在文学作品中，但此时这种想法是确实存在的，是真实的，不能因为谄媚求官之事的发生而去否定追求自然安逸想法的存在，毕竟事物的发展并不仅仅只存在着唯一性。所以《闲居赋》中确实包含着潘岳想要隐居的感情成分，从这一点上看，心怀隐意并未“失真”。

二、隐逸也并非高情

在元好问看来，《闲居赋》在格调上是高情之作，因为它涉及抛弃世俗的高洁隐逸之思的表达，但他论断的根本立足点不是赞扬，而是企图因赋的思想与人实际表现的不对等来否定作品。事实上，《闲居赋》中所表达的山河湖海之思，已经与传统象征高情的隐逸作品不太相同了。像我国记录最早的隐士，三代之际的巢父、许由等，摒弃名利，斥责贪欲，将此类东西视为污秽之物，如过眼浮云。相传尧十分欣赏许由，打算将他选为继承人，三番四次游说，但许由次次拒绝，隐藏于大川之中，听到劝说之语都会洗净耳朵，以示高洁。巢父听说此事，认为许由隐蔽的地方不够偏僻，才会被找到，其实是在抬高自己的身价，心里对名利还是有所眷恋，故而不让牛喝许由洗耳朵的水。这在今天看来，他们的做法过于迂腐固执，但也由此可见二人对于政治名利都保持着嗤之以鼻的态度，认为抛弃这些名利回归自然才是高雅之举，才算得上是一种高情。许由、巢父也成为了众多不慕名利文人的楷模，成为隐士形象的最初范式，这便是我国隐逸文化的起源。

名利在隐逸文化中基本是被否决掉的，再反观潘岳赋中所说的隐逸，他想要隐居的根本原因不是对于名利的不屑，而是不得。名利并不是被他唾弃的身外物，是认为自己“拙艰之有余”，得不到预期的前程，“于是退而闲居”，这就与隐逸文化起源的基本内涵不同了，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复杂心理。由此可见，赋中也必然存在着对于名利留恋的隐含情感，这种情感有时会被放大成“失真”的证据之一。如在赋中的第一句，潘岳提到自己读《汲黯传》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司马迁为汲黯作的传，下笔的重点在于表现汲黯敢于直言不惧皇权高官的正直性格，基本上是官场的忌讳所在。但让潘岳感情得到震动的却是擅长做官的司马安的人生经历，在传中对于这个人物太史公不过寥寥一笔，“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文深，善巧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6]，却让潘岳在读到其官运亨通、“四至九卿”之时，“未曾不慨然废书而叹”。究其原因自然是潘岳不善为官、仕途不顺，而羡慕善于为官、官途顺畅的司马安，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一句也可以作为潘岳心中对于名利还是看重的证据之一。因为暗恼自己的“拙”，而羡慕司马安的“巧”，必然也想成为善“巧”之人，只是此时的“巧”在他看来是隐退。也就是说，潘岳一开始就向我们明确了一个事实，他的闲居，是潘岳式的闲居，这种隐居之情也并不纯粹，不能与传统等同，更不能将之上升到不可攀的高度，元好问认为《闲居赋》是高情之作是有待商榷的。潘岳眼中的田园隐居式生活跟抛弃身外之物，回归质朴的许由、巢父式退居存在着根本区别。他的隐逸情是种真情，是士人常有暂退一时的心理安慰，而非纯粹高情。

三、烟火之气式栖居

潘岳理想中的闲居，在正赋中也有明显的描述。隐居的地点“于洛之涘”，没有远离政治中心，也与城区保持着联系，不排斥人的存在。同时，隐居的住处并不是随便的一处陋室而已，而是要精心设计去“筑室穿池”，周围要紧挨着军营和学堂，以便“秪圣敬以明顺，养更老以崇年”，与天子举行祭祀之地也保持着联系，院子里要种满各种奇珍异果，以便春天太夫人能够“近周家园”，游玩赏乐。这种理想式闲居必定要建立在相应殷实的家底之上，对于将来的生活支撑，潘岳也有相应设想。如：

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灌园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7]700

用蓄池养鱼、养羊充资、舂谷取利等方式来满足日常开支，自给自足之外，也能保持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完全是一种自觉地庄园式生活方式和经营模式，是需要建立在金钱充足的条件之上，透露着一种世俗享乐的气息。这种庄园式经济体并不是潘岳凭空虚构的，与他有“白首同所归”之谊的石崇就将此模式应用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为潘岳及众多士人所艳羡。故而潘岳所描述的闲居方式就有据可循，与世俗生活水乳交融，以欢乐团圆的形式存在。摆宴席，聚儿孙，起舞高歌，尽情享受富足保证的安闲。在这样的群体环境里，充满着闲适感，身心均愉悦，这正是我们所普遍希冀的世俗生活标准，是充满烟火之气的生活方式。家庭和睦，不愁吃穿，还与上层之人联系密切，保持一定的社会地位，这种生活完全是享乐式的，并不追求精神上的崇高性，与陶渊明式归隐完全不同。陶渊明的隐居，是本性使然，其隐居生活对普通人而言，只会供奉在神坛之上，潘岳式隐居却是能触摸并付诸实践，是当时知识分子在同样境遇下大多会选择的方式，也为普通人所追求。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清楚地描述了自己对于归隐的理解和希冀，亲自躬耕，赏菊品酒，观云识鸟，巡山觅水，实在的沉醉于自然之美中，他的“自然”，人极少参与其中。而潘岳对于山水的态度，则是存在着享乐的意蕴，山水只是其富贵生活的点缀之笔，是生活的附属品之一，他也不可能亲身去种地除草，遍访桑麻。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园子的布置看出，它们都不是自然之物，是人为打造，以便为人服务，场景的出现更是精雕细琢，透露着刻意性。如：

爱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篱，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7]704

这种生活，才是能令潘岳发出“人生安乐，孰知其它”感叹的标准。因而，潘岳式的闲居，是带有烟火之气的安然享乐式栖居，它不能被定义为“失真”，指责他根本没有打算隐居的意思。更不存在“高情”，这只是他在仕途不顺时的调剂之语，反思总结以前的“拙”，为自己打造一种舒服的生活方式，寻找慰藉之所，便自己能突破“拙”而达“巧”，而此时他所认为的“巧”是“优游养拙”，是能够保住性命的退隐方式。故而这篇赋既不能作为“人文不一”，批评潘岳口是心非、矫揉造作的佐证，也不能作为抬高潘岳思想，企图颠覆潘岳确实存在政治污点的证据。无论如何，对于曾在文坛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潘岳来说，政治或人品上的污点不能成为污蔑其所有作品思想的理由。只有结合时代背景，站在潘岳的角度，才能给予较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