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作品的张力阐释

关秀丽，孙 艳

（1.山西大同大学 文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2.山西省大同市实验小学，山西 大同 037009）

1937年，新批评派代表人物艾伦·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中首次提出：“为描述这种成就（指在诗的价值的评判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评判标准——引者注），我提出张力（tension） 这个名词……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1]。“张力”原本应用在物理学领域，之后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得到广泛运用，文学张力理论也随之得到了极大关注。然而，目前文学张力理论已经在艾伦·退特论述的基础上逐步扩展到研究文学作品的更为丰富的层面上，与中国传统的文学张力研究相结合，这一理论焕发出更为引人注目的光彩。

梅娘，原名孙嘉瑞，是沦陷区文学创作中极具个性和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在1942年“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评选活动中，梅娘与张爱玲夺冠，从此便有了“南玲北梅”的称誉。而在当时更有人高度评价道：不仅在满洲，在当今的华北，梅娘也是首屈一指的一流作家，创作历史已近十年，是真正献身于文学的女性。她丰富的创作力在当今的女作家中实属罕见，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译著上，梅娘的文学前途都是无可限量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与张爱玲的辉煌相比，梅娘仿佛昙花一现，被人们遗忘了近半个世纪。直到平反后重新提笔发声，梅娘才逐步回到人们的视线中，对她本人及作品的研究也日渐多了起来。纵观所有的相关作品，发现关于梅娘及其作品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鲜明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人物形象分析上。由此，本文拟从新批评派的文学张力这一角度展开对梅娘作品的分析，捕捉其中迸溅出的别具特色的火花，为梅娘作品的研究开一新径。

一、人物形象张力

文学作品中，各色人物的粉墨登场，为故事的精彩呈现拉开了帷幕。正如戏剧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作品中的各个人物都是特殊的那“一个”，挥洒着泪水与汗水，绽放着笑容或掩饰着窘迫，演绎出各自人生的悲剧、喜剧或平凡。然而，他们又是神似的那“一类”，仿佛是众多人物的集合体，有各色人的影子。在文学长廊中，有太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贾宝玉、林黛玉、阿Q、祥林嫂、方鸿渐等等，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沧桑，不但没有被历史遗忘，反而被打磨得愈发光彩照人、发人深省。正是文学张力的内在包孕成就了这些经典形象的不朽，而人物形象张力的形成源自两种途径：角色与角色之间；角色自身内部。

（一）角色与角色之间

在文学作品中，性格色彩不同甚至相反的人物形象之间碰撞出的火花往往能为作品博得眼球，增色不少。但是，仅仅是靠排兵布阵使人物成为对立双方，仍不足以称之为充满张力。试想，在一部描写探险的作品中，专门使坏的人只能称得上是路上的绊脚石罢了，而并肩前行的团队中一旦出现意见分歧才更具看点，其原因正在于：处于同一团队的成员之间怀有共同的目标，这样才更有利于矛盾的强烈爆发，从而引人关注。梅娘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形形色色，历来对各类形象的分类与分析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对角色与角色之间迸发出的巨大张力也同样需要专门论述。

《侏儒》讲述了在“我”与丈夫租住的地方，“我”遇到了房东的一个小徒弟，他“很矮小，看上去也不过十一二岁的光景，头大得很”，“肚子大得凸出来，腿因之更显得细小可怜了”[2]3，但是“脸和全身相反生得很可爱，红红的唇，小小的牙齿，鼻子也很端正”[2]3，房东太太在人前人后对他随意打骂，完全没有“我”那样的怜爱与同情。而租客们都从房东太太那儿学得了对小侏儒的歧视，有事没事就拿他寻开心。在“我”帮房东太太填写一份工人们的职历表时，从房东太太的骂骂咧咧中得知，小徒弟是房东与外面的女人生的，他的母亲据李大嫂所说是正经人家的姑娘，长得很俊美，只是生世凄惨，没有爹娘。在他们第二次被逮到在一起后，满脸横肉、十分泼辣的房东太太，不管青红皂白地捶打这位美丽的女人，女人不禁打，小产死了，之后在房东又哭又求下，才把小徒弟领回了家。从此，小侏儒的命运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践踏得毫无尊严，可怜的孩子如果在自己温柔的母亲的抚养下，“一定比房东的胖少爷还体面”[2]4。这之后，“我”对这个不幸的小孩给予了更大的关心，每日为这个小“爱人”准备好食物，就算被他可耻的行为惊吓到，仍然谅解了他。然而，小侏儒最终没有逃脱悲剧命运的牢笼，被一条疯狗咬死了。在这则故事中，情理上本是小侏儒继母的房东太太对小侏儒的狠毒态度与“我”这样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表现出的善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虽然还没有为人母，但是对比已为母亲的房东太太，表现出的却是一种人间大爱，同时联系到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不难发现，这也是梅娘发自肺腑的对母爱的呼唤、对继母不真正关心自己的影射以及对人间处处存真情的期待。通过这样的描写，“我”与房东太太两个人物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读者在强烈的情感冲击下被作家的真情所感染，从而对于人性真、善、美的追求也更加积极。

（二）角色自身内部

除人物形象之间能形成张力外，人物内在各因素间的碰撞也能产生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使形象深入人心。

《一个蚌》中的梅丽，是一个颇有权势的富商“庶出”的女儿。在她的家庭中，父亲整天无所事事，沉湎于大烟和女人中，丧失了原有的魄力；所谓的“娘”一味地娇纵自己的亲生骨肉，对梅丽内心真实的情感需求却全然不知，将梅丽的婚姻大事更是当作完成任务，把她当作一件可以榨取好处的物品交易给浪荡子弟，根本不为她的人生幸福做打算；叔叔婶婶们一个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明争暗斗；五弟与梅丽一母同胞，还较为亲近一些，但他年纪还太小，同样不了解姐姐内心的挣扎。时刻身处这样令人压抑的浑水中，梅丽快要窒息了。她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呼吸新鲜空气，同时她也期待有人可以敲开自己的心房，给她送来温暖与关心。接受过现代开明教育的梅丽没有像好友倩一样将自己困在牢狱里，几经周折，她终于在税捐局里找了一份职事，但是终日摆弄茶水的无趣工作和身边空虚的同事并没有给梅丽孤单的内心带来一丝慰藉，反而增加了另一层隔膜。遇到琦后，梅丽“原本寂寞着的心，为得到不易得到的可信的异性而狂跳”[2]147，最终“抑制不住醉了的心”[2]147，做出了鲁莽轻率的举动。在封建家庭和社会的重压下，她开始怀疑自己、怀疑爱情，内心无比的矛盾。品读作品间，读者不自觉进入了一个少女复杂的内心世界，她的大胆与畏缩、抗争与犹疑，她的每一个思维跳动都牵引着读者的心，读者因她的烦闷而烦闷，欣喜而欣喜，徘徊而徘徊。当然，这种效果正是梅丽这一人物性格中的张力所带来的。其实，在梅娘的作品中有很多这样的少女，诸如《鱼》中的芬、《小妇人》中的凤凰，她们身上都有着多个棱面，这些多面性产生的张力使读者能身临其境般地与每个角色同呼吸。

二、情感意蕴张力

对于文学张力的特征，孙书文教授提出四点，即多义性、情感的饱绽、对矛盾冲突的包孕、弯弓待发的运动感。在很多不朽的文学作品中，多义性常常表现为意义的多向度性和意义的层层递进，“意义的多层面性、多向度性，使整个文本空间内的冲突多样化、丰富化，积聚了大量的文学张力质”[3]21。例如，《白鲸》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这部小说通过讲述“披谷德号”船出海捕鲸的故事，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财富的不正当来源，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忍本质，展现了劳动者艰苦的生活，赞美了下层贫苦大众聪慧、友爱等高贵品质；其次，从宗教来看，白鲸象征着“恶”“原罪”，而“披谷德号”的航行象征着漫漫人生的征程；最后，象征意义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永久的魅力和超越时空的价值。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因为作家强烈的主观情感参与，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沁人心脾、感人肺腑。此外，作品中“情感的结构愈是多层次的，密度愈大，文本的情感承载愈丰厚；同时，对立情感的组合愈是丰富，从平衡到失衡的震荡频率越高，张力效果也愈加突出”[3]21。

梅娘的作品《蟹》是一部颇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主人公铃的父亲在家排名老二，“是有出息的，人从小心里就有理路”[2]190，在跑毛子时凭着一股胆量，硬是闯出一片天地，在父亲和大哥的帮助下使得孙家发家致富。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父亲不幸离世，这根主心骨一直精心维持的大家庭随之出现裂痕，每个成员都暴露出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大伯脾气暴躁，最大的嗜好就是在外面养女人，没有了铃父亲的牵制更加为所欲为；三叔在三婶的撺掇下一个劲儿地往自己腰包里揽钱，在当家期间耀武扬威，和王福勾结在一起排挤走了忠心的仆人，而且完全不顾念二哥在世时对自己的好，反而怨恨二哥当初和俄国人走的太近，唯恐给自己带来麻烦，在听说二哥从前的日本朋友能给介绍一份差事时立马换了另一副嘴脸；继母在铃的父亲去世后小心翼翼地在这个家里生存着，像老鼠一样积攒一点一点钱财，时刻为自己的亲生儿子着想，对铃却表现得十分的淡漠，更不会像母亲一样呵护她；祖母倒是很关心铃，看到铃总是会为二儿子的早逝叹息、抹眼泪。但是，祖母也不明白铃内心真正的烦闷，还以为是因为零花钱不够；在这个家里，翠翠是铃唯一的知己，她开朗乐观，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与贪图享乐的爹完全不同，但最终没能逃脱父亲的魔爪，被当作一个礼物，转手与孙三爷和日本人之间。这部小说作为梅娘的代表作，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着重大的价值和多重的意义，在这里主要从五个方面来阐述。

（一）对封建枷锁的不满与抨击

对封建家庭这一枷锁的不满和抨击是《蟹》的第一层意义。小说中曾经富甲一方的孙家，在孙二爷英年早逝后，顷刻间分崩离析，庞大的家业变得四分五裂。为了自身的利益，大家整日勾心斗角。大伯和三叔可以在外面风花雪月，却坚决不允许小辈有丝毫追求自由的想法。铃酷爱读书，三叔却为了避免沾染祸患，命令“沾一点俄国边中国边的都不要，拿厨房叫厨子烧了”[2]193。“她想着自己的未来，她想着自己的爱情”，然而“许多事情都离开自己很远”[2]198，继母和家里人只想着给她找一富贵人家，让她过阔太太的生活，却全然不了解铃渴望自由恋爱，渴望到北平、到国外，长大能像父亲一样有所作为，成为一个女技师，为积贫积弱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孙家仆人王福幻想着钓个金龟婿，靠女儿的美貌享清福，“但她的女儿并不那样想，女儿只想活得安分，活得别出什么坏事，安安本本地嫁个人，能养活自己就好。女儿明白穷人到富人家是找不出什么好来的”[2]196。可是，到了最后，翠翠还是成了父亲贪婪的牺牲品。梅娘的心同两个单纯少女一样，在压抑的环境下共同挣扎，作者将这些少女当作自己的代言人，她又何尝没有经历过这些痛苦呢？“我不能走我娘、我大姐那生活中锦衣玉食、精神上备受欺凌的老路”，“她们全部的生涯证明：女人只不过是一条藤，只有依附男人，才能享受人世间的荣华；而她们的荣华，毫无价值”[4]，这些自白可以说是梅娘对封建腐朽家庭最好的抨击。

（二）女性主义的朦胧彰显

梅娘的作品呼唤出潜藏于芸芸中国妇女内心中的声音，尽管现在看来，这种声音未免只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但是她对当时妇女解放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蟹》中，翠翠的母亲是一位朴实而又懦弱的女人，王福喝醉酒总是拿一家人泄忿，而她对于打骂不敢有一丝不满，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在她的观念里，丈夫就是天。换个角度思考，正是她的沉默促成了女儿翠翠悲剧的发生。作品中，王福媳妇的无药可救、铃和翠翠的奋力挣扎，是梅娘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也是她代表新女性发出的呐喊，而这正是《蟹》表现出的第二层意义。

（三）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高歌

《蟹》这部小说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个体意志的追求，对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高歌。从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到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提出，中国民众的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更加重视个体欲求。高中毕业后，梅娘在“七叔”的关心和支持下，开始了日本求学生涯。上学期间，她学习了西方进步思想，极大地拓宽了视野。因此，好不容易从死水中逃脱出来的她，坚决不接受家里人安排的婚姻，宁愿与旧家庭决裂也要和相恋的柳龙光厮守。这个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经济学专业、半工半读的穷学生，和梅娘志趣相投，他们都主张父母要尊重子女的意愿，婚姻不是用来交易的筹码。个体具有独特性，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决定权。小说中的铃经常黯然落泪，思考自己的出路，她的所思所想正是梅娘想要传达给每一位读者的。

（四）沦陷区生活的感怀

《蟹》真实地描写了沦陷区人民的生活，表现对殖民主义的谴责。作为具有梅娘自传色彩的小说，《蟹》中铃的父亲原型就是梅娘的父亲孙志远，与文中的孙二爷一样，孙志远通过个人奋斗给家族带来了富裕。而孙家的每一次繁盛都与外国人的介入息息相关。殖民者的侵略给少数人带来了机遇，但是大多数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梅娘通过这样的书写，将沦陷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自然展开，极为真切地描绘出富有地方特色的生活画卷，其中表现的痛与心酸，朴素与欢乐，既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巧妙地避过了日本侵略者的迫害。

其实，梅娘有很多作品同《蟹》一样具有多层次的内涵，通过欣赏文本，读者可以抽丝剥茧般的走进作者的内心，在情感意蕴的多向度上体会文学张力的魅力。

三、叙事张力

梅娘作品的叙事张力主要表现在巧合的制造和反差的设置。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巧合的关键在于“巧”，但是其基础是“合”。因为，一味的以“巧”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却全无一点可信度，最终得到的只能是相反的效果，读者会认为作者在夸夸其谈，讲述的故事现实中根本不会出现，从而失去读下去的兴趣。只有“巧”得合情合理，才能使读者面对巧合对立面而发觉不到一丝破绽。反差虽然和巧合一样都造成了相反的两种情形的产生，但不同的是，反差没有“巧”这一平台，令人诧异的结果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这样不仅给文本中的人物一个措手不及，更是带给读者巨大的冲击力。

（一） 巧合

《雨夜》的女主角李玲是一位温柔体贴、风华依旧的年轻妈妈，她在等待丈夫深造归来的同时，独自担起了照顾孩子的重担，每当孩子入夜进入梦乡后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寂。于是，李玲决定一个人到海滨散步，“突然，一个霹雳自天横劈而下，天立刻被撕裂了露出片片的黑绽；很快这些黑绽连结在一起，沉沉地压到海上来”[2]76，暴风雨来了。李玲以最快的速度奔到海边小屋避雨，然而，在海风的助力下，她的衣服湿透了。屋里黑暗处有一个男子，他每年都来海边意图勾引年轻漂亮的女性，但从来没有得逞过。在认清屋里的漂亮女人正是自己几年前没有追到手的李玲后，这个男人产生了可怕的报复心里，他知道李玲的丈夫不在家，认为“以后可以到她家去，今晚是一个最好的胁迫的口实，他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她一向被人宠得一如凤凰，有损于面子的事，当然她要讳避，这讳避就是占有她的好本钱。就是不然，他也可以利用这个口实占她一点便宜”[2]83。在李玲反抗下，男人的猥亵没有得逞。小说结尾，男子低估了女人内在的力量，躺在了血泊中。在这篇小说里，暴风雨巧合似地来临，然而却非常说得通。因为在海边，暴风雨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而且，“雨夜”与其说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不如说是李玲孤独内心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巧合布置下，李玲的善良单纯、自尊自爱与男子的猥琐狡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一个爱憎分明、维护女性尊严的梅娘也立体地站在读者的面前。

（二） 反差

《黄昏之献》通过反差的设置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体验。主人公“细腿鹤”李黎明是一个自命不凡、浑浑噩噩度日子的诗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特别值得人赞颂的作品发表，是因为没有体验过结婚之外的爱。想到太太归宁要回来，他就觉得味同嚼蜡。看到一则年轻美貌又有钱的小孀妇征男友的广告后，李黎明欣喜若狂。他想象着这位新孺“就像一只刚摘下来的小白梨一样清新悦目，而又适口”[2]59，不自信的他为了弥补自己身材长相上的不足，经过几度斟酌，挑选了唯一登在杂志上的恋歌，并且学着太太平日化妆的样子，进行了一番打扮。到达见面的地方后，李黎明想象着自己是“闯入这迷宫中的勇敢的王子”[2]65，期待着梦中情人的出现。然而，当门前席上一排衣裳褴褛的人引入眼帘时，他气愤地发现自己被戏弄了，扔下一枚角子后夺门而出，转而去迎接能给自己带来金钱的太太。其实，“征男友”的白衣女子是地主家的小姐，聪明机智的她想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带着一群孩子、无家可归的妇人。在巨大的反差下，读者读懂了李黎明的虚伪、白衣女子的善良，同时在这叙事张力下，体会人生百态。

四、独特的语言魅力

“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张力在文学张力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产生于由语言所直接促发的多重意义、别样意蕴对有限、单纯的语言外壳的冲击。”[3]21具有语言张力的文学作品，往往通过比喻、反讽、悖论、打乱常规语法结构等方式，开阔语言不同方式组合所带来的丰富意义。在品读梅娘的作品时，我们可以发现她的文字与她的人一样始终波澜不惊、与世无争。她笔下的文章时而像邻家小姑娘那般闪动着灵气，时而像历经沧桑的老者那般散发着静谧的气息。总体来说，这位从东北黑土地上走出来的才女，始终致力于将直白如话、明快流利的东北方言与简洁规范的书面语相结合。例如，《傍晚的喜剧》就有一段东北小市民斗嘴的精彩描写，“养兔子、相好的、暗门子、装蒜、搭仙、打眼、眼馋、嘴损、正儿八经、骚货、下三烂、孩芽儿”这些东北特色民间词汇中掺杂了“左摇右晃、足两姗、开怀大笑、软绵绵、蓝莹莹、端详”这样的书面语，雅俗相间，使不同的人物有着各自不同的韵味。文笔流畅的梅娘尽管也非常熟练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比喻手法，赋予了文本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美感，但是，这些比喻在某种程度上基本没有带来文学张力，词语的跳动感、节奏感不强。纵然梅娘的作品存在语言张力的缺失，然而，这也恰恰是她的文学魅力所在，正是她的这一份平和，使她不论在哪个时代，都能在中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梅娘曾经像蔷薇一样灿烂地绽放，在被人们遗忘时，她没有任何怨言；在被人们重新追捧后，同样淡然处之。她的文章和她的人一样温润优雅，同时又极具个性。那充满张力的人物角色、情感意蕴和叙事技巧使读者在品读作品时有着冲浪般的全新体验，其魅力与价值值得我们从更多的视角去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