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揭傒斯文化业绩刍论

时间：2024-06-19

李小白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宋元以来，江西诗派自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之后，诗风迭变。元代延祐年间，江西籍文臣大力倡导盛世文学，诗风渐由奇崛粗犷而趋于平易雅正，影响了一代文风。引领当时文风的代表人物，诸如以虞集为首，杨载、范梈、揭傒斯、柳贯、黄溍等人，在诗歌创作上有较为相似的文学主张，他们大都讲循法度，力求工整精炼，鄙视浮浅之病，其中以揭傒斯的诗文尤得“典雅而敦实”的赞誉[1]。揭傒斯的诗歌内容因为具有更多的社会意义，题材也较为广泛，在有元一代诗人之中，确为翘楚，学界也有公论①学界主要是对揭傒斯的文学成就进行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李延年《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为揭傒斯诗歌创作思想价值一辩》（《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柴俊丽《揭傒斯的诗歌创作及在元诗发展史上的地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张函《揭傒斯事迹系年》（《书法研究》第136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邱美琼《揭傒斯散文简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上述文章就揭傒斯有概括性的介绍，但对其文化业绩的阐述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然而学界针对揭傒斯的研究，多数集中在他的诗歌创作、文学思想及对元代文风的影响方面，对其生平与文化业绩所论并不全面，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一、儒户家庭的文事之途

揭傒斯（1274—1344）是元代汉族士人，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揭源人。其父来成是一位饱学宿儒。入元后，家道中落，但未放松对家中子弟的教育，揭来成以“父子自为师友”的方式，督促揭傒斯“刻苦奋厉”[2]580。《元史》也提到“傒斯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早有文名。”[3]4184揭傒斯逐渐贯通经史百家，学问日进，“五岁能读书……十岁能赋诗”[4]25，“年十二三，读书属文，即知古人蹊径”[5]571。

二十四岁的揭傒斯，负笈远游湖南、湖北，因才学惊人，受知于显宦赵淇、程钜夫、卢挚等人。素有知人之能的前湖南宣慰使赵淇，称揭傒斯为“他日翰苑名流”。湖南宪使卢挚、湖北宪使程钜夫二人爱才心切，前者回京后特意写推荐书向翰林院推荐揭傒斯，后者则在揭傒斯原配李氏亡故之后，特将堂妹许配给他作继室。

揭傒斯四十岁以前，以布衣之身浪游湘、汉与京师之间，时而在家安贫耕读，时而为衣食四处干谒。三十五岁时北上进京，客馆于程钜夫门下，以讲学教书为业。三十六岁，父亲过世，匆匆返回豫章守丧。服除之后，考虑到可以“因缘亲戚，计可无旅食之忧”，决定“自豫章附舟五千里而至京师”，仍寄居在姻亲程钜夫的旧宅。出门谋衣食毕竟艰苦，“乘惊湍，绝峻崿，触冒乎炎埃雨雪之间。或过午而未食，或既夕而犹迈。人情物态之变，风俗政化之异，本末顺逆之由，盖备尝而遍览之矣”。长年的漂泊生涯，增进了揭傒斯的人生阅历和对世事的认知，对补救国家内外政策得失也有一得之见，“至于国家内外之体，补偏救失之术，亦尝求其说而熟虑之矣”[4]294。

此时，揭傒斯的学养和对国事的看法基本成熟，不断结交文人学士，逐渐与虞集、邓文原、袁桷、范梈、杨载等人相识，声光日显，每日“以文墨议论”相颉颃，在大都文化圈内影响日重[2]580。揭傒斯为人诚笃谨慎，文风平易正大，“叙事严整，语简而当”，符合处在转变过渡期的元代盛世文风的要求，因而在京城文士之中表现优异，兼之颇具史才，逐渐引起大都官僚士大夫的瞩目[6]。

延祐元年（1314），是揭傒斯时来运转的重要一年。这年五月，通过程钜夫、卢挚等人的推荐，元廷特授揭傒斯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完成了从布衣平民到国家大臣的身份转变。从此以后，除了因丧母而回乡守制，揭傒斯一直位居元廷清要之职，参与朝廷典章制作，撰写了大量诗文作品。揭傒斯宦海通达，曾分别于延祐元年（1314）、延祐三年（1316）、泰定元年（1324），“十年间三应奉翰林”，一时传为佳话。十年历练，举凡“朝廷之事，台阁之仪，靡不闲习”，典章制度，娴熟于心，涉及治国之道，揭傒斯也有“大起人意”之语[2]581。在为国储才上，提出“养才”应在“人才当誉望未隆之时养之在朝廷，使周知庶务，一旦用之，自识治体”[5]575的主张，明显有寄托身世的意味。

纵览揭傒斯后半生的宦海浮沉，有得自元文宗的知遇之举。文宗早年坎坷，为避皇室纷争，多次辗转于汉域各地，期间结交各地文化精英，对汉文化的了解远深于其他元朝皇帝。不过，由于得位不正，心怀隐忧的文宗极力塑造自己的帝王形象，尤为重视文治。文宗于天历二年首开奎章阁，征辟文臣入阁。拜揭傒斯为授经郎，“职正七品”[3]4184。当年九月，召集翰林国史院史官与奎章阁学士，命其拣择本朝典故，模仿唐宋以来会要体例，准备编纂《国朝经世大典》。次年春，文宗正式命令赵世延、赵世安二人总领纂修之事，一时之间，诸如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一大批奎章阁、翰林院阁臣学士参与文化盛典。文宗朝所形成的阁臣政治与文化氛围深刻影响了元代的历史走向。

元文宗与揭傒斯之间君臣相得的故事也见诸文献。揭傒斯曾撰写《秋官宪典》《太平政要》等政书，每每引起文宗叹赏。前书令文宗惊曰：“兹非唐律乎！”将之比作唐朝律典。后者内容有49章，被文宗视为案头必读之书，常将书“置御榻侧”。揭傒斯曾为经筵官，文宗听其讲论儒家经典，“深嘉其忠恳”。甚至在文宗一朝，大臣中有人推荐文士，文宗必问：“其才比揭曼硕如何？”揭傒斯的才学成了文宗衡量人才的一把标尺[5]575。文宗死后，揭傒斯际遇累朝，顺帝对其也有倚重。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擢升揭傒斯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不久改授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任命揭傒斯兼任经筵官。至正三年（1343），行年七十的揭傒斯致仕回乡。行至途中，顺帝遣人追回，面谕右丞相脱脱及诸位大臣出面挽留，并询问治国修史之本。

揭傒斯晚年参与的重要文化活动是在撰成《明宗神御殿碑》之后，进入顺帝诏修辽、金、宋三朝史局，作为六人总裁官之一而督修正史。至正四年（1344），七十一岁的揭傒斯在《辽史》成书后，仍监修金、宋二史。有感于朝廷的知遇，揭傒斯不顾老迈，夙兴夜寐，“辰入酉出，惫不敢休”，但毕竟年岁已大，经不起长期辛劳，“会盛夏雨潦，襆被宿馆中，得寒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卒于京师，享年七十一岁。两年后，追封豫章郡公，赐谥文安。

揭傒斯以儒术起家，一生经历了元朝从乱到治，再由治到乱的历史过程。从布衣之身到朝廷显宦，身份发生巨大变化。不容否认，早年艰苦的生活给了揭傒斯丰富而深刻的人生阅历，使他对社会现实有着个人的思考，也让他的诗文作品有高人一筹的社会意义和思想内涵。

二、揭傒斯的文化业绩

揭傒斯才艺非凡，在诗歌、文学、史学、书法一道上造诣颇高，有必要分别进行论述。揭傒斯的诗歌创作成就早有定论。延祐、天历年间是元代政治和文学的兴盛时期，上至奎章阁、翰林院的阁臣、翰林，下至民间文士，逐渐风行所谓盛世文学，以平易雅正的文学思潮改革诗文创作理念，在元代文学史上颇受瞩目。当时的文学领袖，如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人卓然超群，前后崛起，蔚然一代之盛。虞、杨、范、揭四人，被尊为元诗四大家，不仅在于四人富于个性且创作理念相近，还在于以他们为首，影响了当时的文风和士人创作意趣。

揭傒斯不同于虞、杨、范三人之处，在于他对诗文创作除了讲求法度，注重工整精炼，避免浮浅之病之外，还力求反映社会现实，题材内容和思想深度上高于其他三人。揭傒斯写诗，宗法唐诗，“揭曼硕师李，旁参三谢”，注重炼词，虽时有刻意求工，存在模拟雕琢的痕迹[7]，但诗歌整体风格上“清丽婉转，别饶风韵”，“神骨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评价可谓中的[8]1441。揭傒斯对诗歌的教化作用别有寄托，认为“为诗与为政同，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纪纲欲明，法度欲齐，而温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4]306。诗教有醇化风俗的作用，诗“感于人也易，其入于人也深。乖沴之气可变而为祥风甘雨，奸回之行可化而为忠鲠贞良”[4]284，将诗歌与政教的关系等同，意在发挥诗歌之于风俗教化的作用，以诗歌使“政之化而俗之迁”，达到儒家教化社会的目的。今人的研究也指出，揭傒斯的创作实践，明显地受杜甫、岑参、元结诗的影响，这使他在元代四师家中更显得独有特色[9]。

欧阳玄与揭傒斯交情匪浅，曾这样评价揭傒斯何以在诗歌中“寄托自深”，言道：“世路龃龉，时或不平，心有所感，形诸诗文”。旁人为揭傒斯这样直言时事而担忧，揭傒斯则言：“言当如是，不必虑也”[5]577，足见其秉性坚毅，自有一番气度。如此看来，就不难理解他的诗歌中那些直抒胸臆、剖析时弊的篇章背后的创作才思。

揭傒斯的诗歌体裁长于仿古，擅写乐府歌行，提倡宗法唐诗，并以杜甫为正宗，“诗长于古乐府选体，清婉丽密而不失乎情性之正，律诗伟然有盛唐风”[2]585。受老杜影响，注重熔炼现实问题于诗句之中而别饶风韵[10]。胡思敬说：“揭文安在元与虞道园齐名，诗格更在道园之上。历朝操选政者早有定评。”[11]205揭傒斯也有诗论传世，他认为诗歌创作也应像做学问、写文章一样，注重法度渊源。对于真心学诗之人，揭傒斯建议“须是力行五事”：养性以立诗本；读书以厚诗资；识诗体于源委正变之余；求诗味于盐梅姜桂之表；运诗妙于神通游戏之境[12]。揭傒斯分别从诗本、诗资、诗体、诗味、诗妙五点出发，认为想要学诗之人须从调理性情、充足学问、理解诗史的沿革变化、辨明诗歌风味，以及在充分了解前四者之后，才能逐渐体会出诗歌的神髓，以此进路，不仅可以开发出自身所具性情，而且对古人风致也能可期可至，这样做来，诗道必然昌盛。

揭傒斯的文章与他的诗歌创作如出二手，诗文两项，如双峰并峙，引人入胜。欧阳玄说他，“文章在诸贤中正大简洁，体制严整”[5]574。黄溍总结揭傒斯的文章特点，称其“为文叙事，严整而精核，持论一主于理，语简而洁”。揭傒斯深受理学影响，注重作文叙事中阐扬理学教化观念，叙事谨严，语言简洁明确，颇受时人重视，以至于元朝“国家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者，必以命公。人子欲显其亲者，莫不假公文以为重，仙翁释子、殊邦绝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只字者，皆宝而传之”[2]585。揭傒斯的文章传播之广，可见一斑。四库馆臣也提到，揭傒斯“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凡朝廷大典册及碑版之文，多出其手，一时推为钜制”[8]1441。元代承袭辽朝制度，将翰林院、国史院合为一个机构，任职翰林的官员往往也兼职国史院。揭傒斯长期任职翰林院、奎章阁、国史院等文职机构，从事朝廷典册、碑版之文的撰写，因其文辞雅正简当而备受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揭傒斯的成就不仅在于其本人的资质禀赋和非凡际遇，更在于元中期推行右文政策所造成的文化氛围。其中，延祐、天历年间翰林院、奎章阁等文职机构的设置和科举制度的重新恢复，由上而下刺激了元中期文学风向的转变。来自不同地域的文人，彼此相互交流、震荡、磨合，更是加速了这种变化，逐渐演变为颇具声势的盛世文学，文风进而得以丕变。一批来自南方的崇尚雅正文风的士人在北方京师之地崭露头角，虞集、范梈、揭傒斯、杨载、欧阳玄、黄溍以及他们的后辈对文风变化所形成的合力，甚至波及到明代。揭傒斯为欧阳玄文集作序时提到，“为文丰蔚而不繁，精密而不晦者，有典有则，可讽可诵，无南方啁哳之音，无朔土暴悍之气”，“文关于世教”[4]490，认为欧阳玄深得其祖欧阳修文意，从中也可知揭傒斯文章的立足点。揭傒斯对欧阳修甚为推崇，“欧公，天下之望也，百世之师也，宜以为归”[4]304，主张文章创作要以欧文为旨圭，树立明确的文学观念。

如果概括地说揭傒斯的诗文主张是要让文风趋于雅正，那么揭傒斯的名山事业更在于其史学成就，这是历来学者所忽视的。揭傒斯一入翰林，即为翰林国史院编修，次年升为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仍兼编修。他的史才，尤为时人所重视。李孟时任翰林学士承旨，兼领史馆，看到揭傒斯所撰《功臣列传》，抚卷叹曰：“此方谓之史笔，他人真誊吏牍耳！”[2]580史才是古人衡量士人文章的重要标准，揭傒斯也曾将修史与用人结合来谈，提到“修史之道”以“收书、用人”为先，其中以用人最为重要，“用人先论心术，心术者，修史之本也。心术不正，其他虽长不可用”。在揭傒斯看来，修史不仅是整理散佚书籍的重要方式，而且还可以作为甄别人才心术的重要手段，史学的功能还是要体现在伦理教化上。揭傒斯所言，正是王朝传统修史理念的再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朝历史编纂的理学化倾向。

揭傒斯作为传统儒士，早年在社会下层的人生经历令他关注儒教之于政治的功用，对史学之于政治的辅助关系有很深的认识。揭傒斯重视正史编纂，以史官自任，“毅然以笔削自任”，史笔严谨精核，议论切要，提倡“欲求作史之法”的前提是须要明确“作史之意”，对史书的惩恶扬善、发挥社会教化的文化功能予以肯定，“古人作史，善虽小必录，恶虽小必记，不然何以示劝戒乎”，体现其史书编纂理念的理学化向度[2]584。揭傒斯还提到，编修地方志书也是要将“政教所施，必录其善而遗其不善”的“作志者之法”延续下去，著书要“扬善祛恶”或可视为揭傒斯的史观。实际上，这种修史理念不仅深具传统，而且确实影响到了后世深受理学文化熏陶的史家的观念。

揭傒斯晚年的重要修史活动，是在至正三年参与了督修辽、金、宋三史。《辽史》成书时间较短，仅用了十一个月（至正三年四月到四年三月）。《辽史》纂修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参考了《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元顺帝要求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人选要“遴选位望老成，长于史才，为众所推服的人”，而揭傒斯名列第六位总裁官。总裁官职责是对纂修官所写内容“质正是非，裁决可否”，目的是保证正史的编纂质量①参见《辽史》附录《修三史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54页。修史官员分别是：都总裁脱脱；总裁官：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此外还有纂修官4人、提调官14人。。《辽史》在编纂思想上仿照《春秋》“善恶并书”的原则，目的是为国家提供治乱兴衰的警诫，维护王朝的统治。这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功用，也是宋元以来史学理学化趋向的实际反映。隐约透过三史编纂的人事构成，可以反映出以揭傒斯为代表的受理学影响的史家的修史态度。

不容忽视，揭傒斯受到士人关注的另一点，就是他的书法才能。揭傒斯善书，在元代就颇负盛名。黄溍说他“善楷书，而尤工于行草”，国家典册、勋旧碑铭多由揭傒斯撰写，其书法作品，虽“仙翁释子、殊邦绝域”之人，仰慕而且能得到揭傒斯片言只字者，无不“宝而传之”，可谓影响广大[2]585。欧阳玄也说他，“楷法精健闲雅，行书尤工”[5]574。自揭傒斯在延祐元年进入翰林院时，便有机会接触内府秘藏，眼界大开，书法水准亦水涨船高。后来元文宗设奎章阁，揭傒斯等一干阁臣每日与文宗鉴赏书画作品。至顺三年八月二日，文宗在弥留之际，特授揭傒斯艺文监丞，参与检校书籍事[4]200。长期接触元廷书画秘藏，并与同侪切磋诗文，使其技艺得以精进。

需要指出的是，赵孟頫的书法观念在元代影响深远，受赵孟頫影响的士人比比皆是，揭傒斯也不例外。他晚年力作《临智永真草千字文》，在明人刘瑞的跋文中这样评价：“作书亦精卓如此，迥出元代诸家之外，真能得永师之骨髓，不专以赵吴兴面目尽其长也”②揭傒斯《元揭傒斯临智永真草千字文》，上海博物馆藏。上博所藏原件附有明王逢元所题《智永千文》四字引首，拖尾处也有明刘瑞跋和袁衮等人的观款。此处引文正得自刘瑞跋文。。揭傒斯书法虽受赵孟頫影响，但在晚年亦有突破，上溯赵氏源头，以晋、唐时人为师，并有自我面目的呈现，所以陶宗仪《书史会要》称：“揭傒斯正、行书师晋人，苍古有力”，明人项元汴评《揭文安公草书杂诗卷》：“词格清丽，笔法婉媚，似得晋、唐人逸韵”。此类评价抓住了揭傒斯书法的特点，其书法成就不亚于当时名家，受知于文宗并得到文宗特授“艺文监丞”也是可以想见的。揭傒斯的子孙也有以书法成名的。揭傒斯有子二人：汯、广阳；有孙三人：枢、乐、云。得揭傒斯楷法之传者：在子为汯，在孙为枢、云。“至正初，揭文安公亦楷法得名，传其子汯，其孙枢在洪武中仕为中书舍人。”[13]揭枢，“汯子，洪武中弘文馆学士”[14]，“揭云，字之德，文安孙，正书学智书”[15]。

现存的揭傒斯的作品大多是他四十岁以后所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但他之所以受到元廷重视又与他卓越的文章和书法才能密不可分。揭傒斯以史臣自任，重视从儒家伦理教化的角度立言，透过辽金宋三史的编纂原则，可以清晰发现揭傒斯一以贯之的作史观念，这一观念在史局众人中作为共识而存在。在元代书家辈出的时代，揭傒斯以擅长楷、行而得名，传世的作品确实说明了揭傒斯颇具特色的书法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