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穆斯林的葬礼》的叙事手法

宋莉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昆明 650500）

霍达是一名中国回族女作家，著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除小说以外，还有报告文学、影视剧本、散文等，并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在她的诸多创作中，最受读者青睐的是小说，其成就及影响较大。198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一经发表便反响强烈，此著作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成功地表现回族人民悠久历史和现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具有民族史诗的品格和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与审美价值。”[1]序1并于1991年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小说曾通过广播、电影媒介，以及各种文字的译本进行传播，可谓是文学典范，值得一读再读。它以一个穆斯林家族三代人的悲剧，主要揭示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期的家国兴衰、回族人民的生活和传统玉雕技艺举步维艰的历史。其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通过咀嚼这些悲剧，使人产生对历史、政治、伦理、宗教以及人性等问题的思索。作者运用多种叙事手法，更好地呈现悲剧、揭示主题；也突出了小说中的悲剧美，其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也从中产生。本文借用小说叙事学相关写作理论，分析该作品中的叙事手法以及在不同叙事手法下凸显的悲剧意味和艺术效果。

一、时间的控制

时间的控制，指的是对文本时间的加工与处理。“文本时间，也称叙事时间，则是故事内容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2]这样的时间状态，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有拉长、延长之处，在文本时间的控制中，作者采用了“增加叙述频率”和“设置悬念”的叙事手法。文本内容的悲剧性也在这些叙事形式下，得到更好地呈现。

（一）增加叙述频率，拉长文本时间

叙述频率与叙事话语次数及事件发生次数有关。“除了时序、时距之外，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形成的第三种关系为频率，它是指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中叙述的次数。这样，事件与话语之间的重复关系就包括四种：A.一次讲述一次发生的事；B.一次讲述多次发生的事；C.多次讲述一次发生的事；D.多次讲述多次发生的事……第四种叙述频率是指相似或相同的事件不断地发生，故事中也一再重复地叙述。”[3]

本文所论及的是上述第四种叙述频率。在这里，先以鲁迅的《祝福》为例，如祥林嫂多次向人诉说儿子阿毛的惨遇，她的反复诉说也多次被叙述，即作者多次叙述人物的多次诉说。虽是话语重复，却表现出另一层含义：暗示人们终将听厌祥林嫂的倾诉，逐渐从同情转向厌烦。如此一来，也揭示出人情的冷漠和祥林嫂悲剧的必然性。可见，这种重复是增加叙述频率引起的，它并不是多余之举，反而具有深层的意义。

同样，在《穆斯林的葬礼》的第十四章《月落》里，作者也采用增加叙述频率的手法。主要是为了在形式上拉长文本时间，使悲剧在这样的时间控制下，出其不意地发生，达到难以预料又似乎在情理之中的效果。另外，在内容上不仅使人物的心境得以展现，也更加突出韩新月的死，引发读者对人物悲剧命运的种种思考。《月落》篇中，主人公韩新月临死前，曾多次问身边人“所及时间和是否天亮”的问题，这样的问话在她临死前是不断发生的，作者也一再重复地叙述。如：

“嫂子……几点了？”[1]553

“几点了？”[1]555

“天……怎么还不亮呢？……”[1]555

“怎么……天还不亮？太阳……还不……出来？”[1]555

“天……亮了吗？”[1]556

从以上语句可以看出，“几点了？”和“天怎么还不亮呢？”各问了两次，“天亮了吗？”问了一次。读者通过上下文，便可得知这些问话其实都指同一个问题，即“是否进入白日时间”。并且，新月的问话频率是有所增加的，加起来共有五次。具有相似语境的这些问话，作者都一一写出，也就是多次叙述多次发生的事，而不是简单概括，最终导致文本时间被拉长。作者一次次地叙述韩新月的频繁发问，是增加叙述频率的表现，所呈现的艺术效果较丰富，但更重要的是达到拉长文本时间，突出悲剧内容的效果。

首先，叙述频率的增加，读者结合上下文可得知人物的内在心境。每一次的问话，都体现了她期待、焦急的心境。她期待能够一睁眼就能看到恋人，又焦虑时间过得太慢，随着问话频率的增加，这种心情也就越加强烈。因此，展现人物心境是其效果之一。其次，叙述频率增加，引起问话的重复，而这些问话具有间接性。从人物的第一次问话到最后一次发问，作者用了四页的篇幅，文本时间便在人物的间接性重复问话中被拉长。在韩新月的每一次问话过程中，还穿插其他的动作和行为：她憧憬美好的娱乐时光；回忆与陈淑彦的同窗岁月；又想到自己恶化的病情；询问东方位置；请求嫂子喂她喝水、别上校徽等。这些动作和行为，作者都细腻地呈现给读者，并未一笔带过，故增加了文本时间的长度。这是增加叙述频率所产生的另一艺术效果。

在人物的多次问话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对恋人的期待，以及对生命的渴望。文字给读者展现的似乎是风平浪静的情景，但紧接着韩新月的突死，却如同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一般，令人猝不及防。新月的突死，虽然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回过头来细品她的问话，其实不难发现：作者通过增加叙述频率，已经为下文中新月的死埋下了伏笔。她的每一次问话，实际上是把故事逐步推向高潮。因此，作者以人物的不断问话来增加叙述频率，主要是拉长文本时间，叙事速度相应变缓，可让读者在慢节奏下，细细体会出韩新月对爱的期待、对生的渴望，而后又赫然呈现韩新月死亡的悲剧。这样的设置可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能更好地将这个美丽少女的死引向故事的高潮，让悲剧意味渗透出来，这便是此手法真正的艺术价值所在。总而言之，增加话语的叙述频率，拉长文本时间，点出人物在期待与遗憾中死去，浓烈的悲剧意味才尽可能得到体现。显然，重复性叙事手法，并不是多此一举，而是为了更好地引出后文所述的悲剧。

（二）设置悬念，延长文本时间

“悬念”这一词源于法语，原意是“悬着的原因”[4]234。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贝尔认为，“悬念拖延了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时间。”[4]234读者在阅读具有悬念的文本时，总是因为不知道后事如何，才会继续读下去，直到找到答案为止。实际上，这是悬念的艺术效果所引起的，它可使文本时间延长、情节延续，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致，使小说情节发展引人入胜。

在《穆斯林的葬礼》中，作者为了酝酿悲剧，让读者去探寻与品味故事，采用了设置悬念的手法。运用这一手法，作者所写的篇幅会随之增加，不会谜底全出，导致戛然而止。增加了篇幅，也就延长了文本时间。作者之所以这样控制文本时间，第一，为了将事实真相暂时隐藏起来，令读者始终保持着阅读兴趣，最后在层层的悬念之中，渐渐揭开悲剧故事的神秘面纱。第二，在有所延长的文本时间里，使读者逐步挖掘悲剧背后的深刻意味。小说《穆斯林的葬礼》是一部长篇著作，作者所设置的悬念不止一个，它既有总悬念（大悬念），也有不少小悬念穿插于总悬念之中。无论哪一类悬念，都是为表现悲剧而服务。

譬如第二章《月冷》中，关于韩新月长久的疑惑，作者并未直接给出答案，不仅是她百思不解的困惑，也是留给读者探寻的问题。因此，作者在这一章中留下了悬念，直到第十三章《玉归》和第十四章《月落》中才给出答案。从设悬到释悬，中间隔了十个章节。全书除了序曲和尾声，共有十五个章节，第二章中设下的悬念就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分，可见，这是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大悬念或者总悬念。在这样的大悬念下，必然使文本时间有所延长。

在《月冷》篇中，韩新月一直疑惑：为何母亲（韩太太）与自己存在较强的“距离感”？然而，自己与姑妈（韩家收养的妇人）更像母女那般亲密。韩新月对此疑惑不解，读者通过新月的视角，自然也是不解。关于这个问题，作者设下悬念。作者设置的悬念还有以下几个：为什么韩太太对于新月报考北大西语系表示不满？为什么韩子奇与韩太太吵架，姑妈调和一下，他们就心领神会地中止了？姑妈的话真有那么“权威”吗？这些都是此篇中悬着的原因。

韩子奇、韩太太和姑妈三人之间，似乎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事实上，这些秘密与新月的身世有关，她的身世之谜具有悬念。文本一直延长到第十三章《玉归》中才初次交代了新月的身世，读者只有读到这里才开始释悬。韩新月其实是韩子奇与梁冰玉（韩太太的妹妹）的私生女，这个答案只有读者才知晓。主人公新月又是如何得知自己身世的？作者将其放在第十四章《月落》中进行揭示。在此章中，当尘封多年的信被打开时，新月自己才终于解开疑惑，她的身世之谜才得以完全揭晓，文本中的大悬念便终于了然。这封信出自梁冰玉，其内容可以解新月的心头之惑，读者也能从这封信的内容中得知所有的真相。

韩新月的“身世之谜”几乎贯穿于整部小说，是小说中的大悬念。作者在第二章中设下了悬念，一直延长到第十三至十四章中，才逐渐释悬，此手法令文本时间得到延长。这样的延长，恰好能将多个悲剧隐藏起来，保持读者的好奇心。同时，经过长久的探寻并得知真相后，其悲剧性内容就越加显得深刻。如当悬念一旦被揭开，展现给读者的竟是韩新月不能言说的身世苦痛，还展现了韩子奇与梁冰玉的爱情悲剧，他们都因《古兰经》中“严禁同时娶两姐妹”的戒律而将爱情葬送。梁氏姐妹亲情关系破裂，从此诀别，天各一方。梁君璧、梁冰玉和韩子奇三人的观念各不同，导致悲剧发生，但悲剧发生的根源是人性与宗教教义的冲突。当读者带着兴趣去寻找答案，揭开悬念时，虽“回答”给读者的是多个悲剧性故事，但也让读者惊奇地发现悲剧的原因，使读者对韩新月的身世感到怜惜，也对其中感人的爱情故事惋惜不已，进而体会到悲剧之美。更重要的是，从悲剧中反思人性与宗教文化的冲突和矛盾。作者设置这样的大悬念，将韩新月的身世进行隐藏，充分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又由一定的篇幅释悬，让读者几乎阅读完整部小说才能知晓答案，这显然延长了文本阅读时间。同时，也让读者咀嚼到了悲剧，引发读者对悲剧的思考。

除了大悬念，小说中还有小悬念的设置。通过小悬念，也可延长文本时间，以此逐渐揭开悲剧故事。第四章《月清》中，关于韩太太为何热情招待陈淑彦，作者便设下悬念。此篇中最后写道：“韩太太却在心里谋划着另一件大事，这件事，现在还只有她一个人知道。”[1]94作者写完这一句就收尾了，一直延长到第十章《月情》中，当韩太太亲手操办陈淑彦与韩天星的婚礼时，这个悬念才逐渐揭晓。这一悬念处于小说的大悬念之下，属于小悬念。读者在探寻这个小悬念时，可以得知韩太太的“计谋”。从第四章的设悬到第十章的释悬，中间隔了五个章节，文本时间得到延长。在这些延长的篇章里，作者并不是一点都没有提及韩太太的“计谋”，而是从侧面一点点地让读者领会，直到第十章《月情》中，谜底才完全揭开。这样既始终保持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又不会因为篇幅长而让读者失去兴致。

在延长的篇章里，作者叙述了韩太太的一系列行为，如：她主动帮助陈淑彦（韩新月的同窗）解决毕业后的工作问题；总是邀请陈淑彦做客，并让她留宿于博雅宅。表面上是为了让她与新月叙旧、结伴，实际上是制造陈淑彦与儿子的见面机会。除此之外，韩太太巧妙地将儿子韩天星和容桂芳这对情侣拆散，随后又撮合韩天星和陈淑彦。从这些侧面的迹象表明：韩太太已将陈淑彦视为目标儿媳，并且想要掌控自己儿子的婚姻大事，亲手“缔造”儿子的未来。从所延长的篇章里，读者似乎可以揣测到她的心思，揭开之前的悬念，但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陈淑彦会是最终的儿媳吗？这又会迫使读者继续保持好奇心。

作者在第四章末尾设置悬念，又在第十章当中释悬，不仅延长了文本阅读时间，而且在读者探索的整个过程中，可以更加清晰地领悟到：自由恋爱成为封建家长制下的牺牲品，而韩天星与陈淑彦的结合，只是具有亲情外壳的婚姻关系，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其中的悲剧意味不言而喻。

二、空间的安排

作者对于小说涉及的空间，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手法对空间进行巧妙安排。读者分析这些空间，便可清晰了解小说中所叙述的悲剧故事，并领悟出：在具有悲剧性的空间里，悲剧的发生在所难免。从不同空间的角度上，思考多样的悲剧内容。

徐岱先生认为：“故事中的人物活动空间，可以被进一步分割为大空间（时代、社会背景）和小空间（具体活动场所、环境）。”[5]根据这一说法，本文将作者在小说中所安排的空间分为两部分：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即上文所述的大空间和小空间，并探讨大、小空间的安排和叙事手法的运用以及艺术效果、文学价值的体现。

（一）社会空间

作者对于小说的社会空间安排，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手法。即从小的方面看见大的方面，从局部看到整体，由小题材、小事件和细节来揭示重大主题、反映深广内容。小说叙写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和部分汉人的来往，以及他们各自的经历，由小人物的历程揭示社会空间，具有延伸放大的效果。读者通过延伸可知：人物所处的社会空间具有复杂性，并且其复杂性体现在“内忧”和“外患”两方面。“内忧”表现在：国内回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冲击与融合，以及文革这一政治背景；而“外患”表现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这一战争背景，以及世界二战之下德军空袭英国，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残酷历史。这样内忧外患的社会空间便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

这些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在小说中并不是直接点明的，它是通过人物的生活折射出来的。作者用人物的活动、事物中的细节这些小方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即“以小见大”。透过此手法，也能使读者在品读文本时，发掘其中更深远的艺术世界。首先，先说“内忧”方面，通过以小见大表明国内回汉民族之间冲突的例子，如小说中对校园“清真食堂”的细节描写。与汉人食堂相比，回族食堂数量少，所处位置偏僻，外观不起眼，人员容纳量小，地势低，就餐环境差等，以这些细节表明：回汉食堂有差别，而且这似乎是稀松平常的小事，在当时的社会生活里，它属于小的方面，但从中折射出回汉民族表面是融合的，而实际上被区别性地对待，仍是有冲突的，这便是可窥见的大方面。

此外，两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最突出的表现是宗教信仰的差异。关于这一点，作者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较好地呈现了这种差异。仅仅是一个回族人和一个汉族人的对话，却代表了所有的回族与汉族之间的信仰隔阂。在第十二章《月恋》中，作者详写了韩太太（回人）与楚雁潮（汉人）的对话，通过叙写韩太太与楚雁潮在信仰上的看法，便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空间里，回族与汉族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折射出中国曾经在民族的问题上，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也折射出穆斯林教义与现代文明的强烈冲突。但是，回汉民族也有融合之处，仍然有两者通婚的特例，如韩子奇与韩太太的结合。韩子奇实际上并不是回族人，只是巧合之下归入了伊斯兰教，因此他才可以与韩太太通婚，他们的结合也暗示回汉融合的历史必然性，引发读者对民族新生与发展的思考。显然，通过人物活动的细节与生活中的小事例，表明了在当时的社会空间下，回汉两个民族既有冲突又有融合的复杂性，这便是以小见大手法的运用，可将读者的眼光放置到更深远的社会背景，进而引发深层思考。

社会空间里的内忧之处，还体现在“文革”浩劫上。对于这一背景的揭示，作者仍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如：韩子奇临死前被划为“资本家”，遭遇批斗，并被要求交代自己的“罪恶历史”，他所收藏的玉器藏品都被充公，连居住的四合院也成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是人物的个人经历，却暗示了一个大的社会空间（社会背景），即文革政治运动。而社会空间的外患之处则表现在：因抗日战争，韩子奇与梁冰玉被迫迁至伦敦，在伦敦同样遭受战争的摧残。由于世界二战中德军对英国的空袭，使他们不得不躲进防空壕，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这些也属于人物的活动经历，暗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战争之中，体现了中外社会空间里的外患之处。可见，作者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法，将复杂的、悲剧性的社会空间隐于人物的活动与经历之中，使读者从小的方面看见大历史、大冲突，也从中发现人物的悲剧命运。同时，在延伸扩大的效果中，文本的历史厚重感得到加强。

（二）自然空间

徐岱先生曾进一步指出：小空间具有“地域和地点”之分，它与大空间相比，偏重于自然因素。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空间”称之为“自然空间”。关于自然空间下的“地域和地点”，本文先从小的方面说起，即先说“地点”，再说“地域”。

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地点”又有相似地点和不同地点之分。相似地点的呈现，是通过戏中戏手法实现的。小说中，对于“墓穴”这一地点，作者为了更好地呼应“葬礼”二字，则运用了戏中戏手法加以突出，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效果。此外，“墓穴”这一自然空间，本身就具有悲凉的意味，小说的悲剧性叙事特点便越加显著。不同地点和地域空间的切换，是通过平行蒙太奇手法实现的。作者在章节内部采用此手法，不仅使自然空间具有流动跳跃的效果，也形成两条线索在内涵上的对照反差，或营造两地事件的紧张氛围。并且，读者在这些切换的空间里，可看到人物命运受思想、社会和战争的牵制。

具体而言，作者运用戏中戏手法，使小说中呈现出具有相似性的地点。这里所说的“戏中戏”是一个戏剧概念，指的是戏中套演着其他戏，在原本的戏剧进程中插入其他戏剧故事或情境。本文所言的“戏中戏”手法，则是指作者借用了这个戏剧概念，在小说中又插叙了别的戏剧。如在小说中，作者叙写韩新月和楚雁潮的爱情故事时，又巧妙地插叙了《哈姆雷特》中“莪菲莉娅”与“哈姆雷特”的爱情故事。两个爱情故事里都出现了“墓穴”这一地点。

在第八章《月晦》中，楚雁潮与韩新月被邀请出演舞台剧《哈姆雷特》的男女主角时，韩新月表示赞同，但楚雁潮却认为这出戏太苦，原因是其中有一幕场景为：“哈姆雷特”扮演者需在“莪菲莉娅”的葬礼中上场，并且跳下女主角的墓穴。相爱之人竟在墓穴见最后一面，阴阳相隔之痛是无法言说的。文中也有部分剧中台词，展现给读者的是戏中“墓穴”一幕。可使读者在读小说文本时，也领略了一番戏剧的精彩片段。不仅如此，在第十四章《月落》中，也出现了“墓穴”这一地点，而它的主人竟是曾经被邀请担任“莪菲莉娅”角色的韩新月。按照回族的丧葬风俗，亡人的遗体在埋葬前，首先需要亲人试坑。然而，楚雁潮完全不顾风俗礼仪，为了给爱人试坑，毅然跳下新月的墓穴。他并不是新月的亲人，而是作为新月的恋人，怀着悲痛与爱意果断跳下墓穴，这与戏中情景如出一辙，呈现了戏剧性效果。更重要的是，戏中墓穴与韩新月的墓穴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是葬礼中的地点，这便在无形之中揭示：无论是戏中的爱情故事，还是楚雁潮和韩新月的爱情故事，都同样是悲剧，两个悲剧通过戏中戏手法这样叠加，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更显浓烈的悲剧意味。

此外，在平行蒙太奇手法下，小说里的不同地点和地域实现了自由切换。“蒙太奇，是法语的音译，原是建筑学的术语，意为构成装配。后借用到电影艺术中来，指镜头的剪辑、交换和组接。”[6]在叙事文体中，蒙太奇手法就是类似于电影的艺术手法，而平行蒙太奇是众多蒙太奇手法之一，指的是“两条或两条以上情节线索（不同时空、同时异地或同时同地）的并列表现、分头叙述而统一在一个完整的情节结构之中。”[7]其作用是形成两个或多个事件的关联度。作者在小说的章节内部运用了平行蒙太奇手法，属于上述中两条情节线索同时异地的并列表现情况。在不同地点或地域（空间）的切换中，使之具有流动跳跃的效果，避免单一化。著名学者曹文轩也认为：环境的自然流动可避免阅读疲惫，产生游历快意。在此手法下，两条线索的关联可营造故事的紧张氛围，或形成两地事件在内涵上的对照反差效果，从而引发读者对知识分子、市井小民，以及历史背景下小人物命运的思索。

在第四章《月清》中，作者以“东方熹微”这一时刻，分别叙述了北大二十七斋和博雅宅两地的情形，使不同地点中的事几乎同步呈现。在二十七斋的女生宿舍里，韩新月仍在睡梦中做着美梦。然而，博雅宅内的韩太太已经醒来，她坚信“礼拜强于昏睡”，醒来之后便虔诚地进行“晨礼”。在“晨礼”前的“小净”中，因抚摸自己的脸而想起新月，不仅感叹岁月的蹉跎，也忆起往事，触发了烦恼。此处，作者以平行蒙太奇手法，将新月所在的地点切换到博雅宅，形成两个自然空间的流动跳跃。二者虽是并列表现、分头叙述的，但这样的组接与切换可达到对比反差的效果。如：二人在思想观念、年龄与容貌、心绪与烦扰等方面存在较大反差。从两个地点的转换中可以看出：两人都是穆斯林，却对“晨礼”这一行为表现不一，体现两人不同的思想观念。新月是一个知识分子，因受现代文明的影响，渐渐将“晨礼”省去，而韩太太身为市井小民，一直固守自己多年的习惯。在年龄与容貌的比较上可知，新月已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有自己的理想目标，而韩太太尽管仔细地进行“小净”，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年华已逝，早无年轻时的风采与活力。在心绪与烦扰方面，新月显然是快乐的，她已步入理想的大学，正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似乎暂时没有心烦之事，但韩太太不同，她一想到新月，便想起多年前的事情。往事经常搅扰她，令她在晨礼中，不得不反省着过去。从以上对比反差中，也凸显韩太太身上的悲凉意味。

同样，作者对两个地域空间的切换，也采用了平行蒙太奇手法。在第十一章《玉劫》中，作者分别叙述了伦敦和北平所发生的事，使同一时段（1940年）发生在不同地域的事件几乎同步呈现。此篇中，中国北平和英国伦敦两个区域的战争都是持续的，这加深了故事情节的紧张情绪。韩子奇和梁冰玉在伦敦待了三年，可是战事不断，令他们安稳的生活与学习出现了麻烦。作者又把空间切换到北平，韩子奇离开北平的三年后，韩太太等人也因战事，过着一筹莫展的生活。通过平行蒙太奇手法，“伦敦”与“北平”两地域实现了自由切换和组接，两地所发生的事件都是令人忧心的，它们牵动着读者，营造了故事的紧张氛围，由此可生发出这样的疑虑：在持久的战争中，韩子奇、梁冰玉、亨特以及韩太太等人的命运将会如何？这便使读者对历史所裹挟的小人物的命运产生关注与思考。

综上所述，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作者运用多种叙事手法，使小说呈现节奏分明、张弛有度、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然而，形式即内容，在不同的叙事手法下，也体现多维度的文学价值：展示历史政治中被裹挟的小人物的命运，同时也展开对历史社会荒诞性的追问；对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玉雕技艺命运的关注与思索，以及对民族发展道路的探求。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对人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民族问题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