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献文帝禅位考——兼与李凭先生商榷

李淼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北魏献文帝禅位考
——兼与李凭先生商榷

李淼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210046）

摘要：李凭先生在其《北魏平城时代》一书中对北魏皇兴五年的禅位事件做了详尽的论述。但献文帝欲禅位于京兆王子推的提议并非如李凭先生所说是在文明太后压力下被迫为之，而实际上是为了将皇位顺利传于孝文帝，并以太上皇的身份加强皇权的政治策略。之后献文帝任用亲信，贬斥冯太后亲党也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对孝文帝外祖李惠等在这场斗争中的经历的分析，可以证明孝文帝应非冯太后所生。

关键词：北魏；献文帝；禅位；冯太后；孝文帝

北魏从和平六年（465年）高宗文成帝驾崩文明太后听政到承明元年（476年）显祖献文帝驾崩文明太后再次听政这十余年间，发生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事件，对日后北魏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其中又以皇兴五年（475年）献文帝的禅位事件尤为引人注意。关于这一事件，史家历来对献文帝禅位的原因充满兴趣。清代学者王鸣盛对此提出疑问：“显祖初立之时虽幼，而其后日渐长大，正可躬理万机，顾乃忽禅位于襁褓之子，此事之奇者。”［1］547据《魏书》卷六《显祖纪》中记载，献文“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因而有禅位之举，并认为其“早怀厌世之心”。《北史》与《资治通鉴》都沿袭此说。唯可能非原文的《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提出“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的观点。当代史家一般皆采后说，即献文帝禅位乃迫于冯太后之压力。①最近，李凭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献文帝被迫禅位于孝文帝，北魏朝廷实权则被文明太后冯氏侵夺”。［2］106在其所著《北魏平城时代》中对这一观点作了详细的论述。［3］198-207

由此可以看出，认为献文帝禅位于孝文帝是因为文明太后所迫可以说已经成为定论。然而近年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其中以张金龙的观点较具代表性。针对李凭的论述，他指出李凭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中的逻辑漏洞，他认为李凭说献文帝禅位是受文明太后胁迫，又说献文帝禅位后“仍然掌握着北魏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这是前后矛盾的，“傀儡皇帝在被逼退位后却又掌握着王朝最高权力，世上岂有此理？”［4］313张金龙认为不应过于怀疑《魏书》等传世史料的记载，用献文帝归心佛道而有远离尘世之心来解释期禅位的原因应当是可信的。然而在接下来论述献文帝禅位后的政局，张金龙却认为献文帝“仍然掌握者北魏王朝的大政决策，是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4］326这又似乎与李凭的论述产生了相似的矛盾。故而我们在仔细研读史料之后，尚觉这一问题有值得商榷之处。遂不揣谫陋，试讨论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1　献文帝禅位动机

李凭先生说“（献文帝）想要禅位于京兆王子推只是献文帝在文明太后逼迫下所作的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这样做虽然剥夺了孝文帝的继承权利，却抵制了文明太后的干政。”“将皇位传于五岁的儿子，也就等于将最高统治权拱手交给文明太后，……与其将其交给文明太后，还不如交给属于自己同党的京兆王子推。”［3］204-205为了阻止文明太后干政而取消太子的继承权，无论如何在逻辑上难以令人信服。

从当时群臣的激烈反对来看，献文帝至少是在严肃而正式的廷议场合提议禅位于京兆王子推的。如果当时群臣没有激烈的反对，禅让得以顺利进行的话，那么道武帝不惜以“子贵母死”确定的长子继承制就会被打破。而考虑到北魏前期的直勤制度②，一旦子推得献文帝禅让继位的话，实际上就在法理上恢复了其它拓跋宗室的平等的继承权。参与廷议的宗室完全有理由支持这一行动。③

所以，献文帝在提出这一禅让方案时必然有所预料，即统治集团内对长子继承制的认可。则这一方案的提出可以说是对朝臣的试探，是以退为进地将君位传于太子宏，从而获得接下来进一步加强皇权措施的操作空间。《魏书》卷十九《任城王传》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5］461-462

当献文帝提出禅位京兆王时，任城王云、太尉源贺、东阳公丕等人都是北魏朝廷重臣，都异口同声地为孝文帝争帝位，所据理由或是因为他是“皇储正统”，或是恐怖“昭穆有乱”，或是赞扬他“圣德夙章”，而献文帝则顺势将皇位让与献文帝。④这之后，文明太后等人擅权和关注的焦点就转移到年幼的孝文帝身上，作为太上皇的献文帝反而有了更多的处置自由。

其实，清人王夫之早已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李凭先生也作了分析和批评。《读通鉴论》卷十五刘宋明帝条之六指出：

故弘年甫二十，急欲树宏于大位，以素统臣民，而己镇抚之。犹恐人心之贰也，故先逊位于子推，使群臣争之，而又阳怒以试之，故子推之弟子云力争以为子推辞，而陆馥、源贺、高允皆犯颜以谏而不避其怒，其怒也，乃其所深喜者也。［6］450

而李凭先生批评王夫之忽视了献文帝禅位是处于被迫，而李凭先生所据的材料只有《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的记载，即：

先是元年六月，荧惑犯氐；是岁十一月，太白又犯之，是为内宫有忧逼之象。占曰“天子失其宫”。……明年，上迫於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5］2411-2412

李凭先生认为这则材料“说明献文帝禅位因系文明太后所迫是唐代以前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3］203众所周知，魏收本《魏书》《天象志三》与《天象志四》亡佚，后人据唐张太素《魏书》补。⑤按张太素之《魏书》当为私家修史，所论亦当为其个人或者唐人中所有之观点，不能得出其为唐人普遍接受的观点，更不应是“唐以前”。并且，既然李凭先生也说这是“唐人之看法”，与王夫之之观点一样为史家一家之言，不应以一家驳另一家。

接着，李凭先生又引《魏书》卷四十《陆馛传》：

显祖将禅位于京兆王子推，任城王云、陇西王源贺等并皆固谏。馛抗言曰：“皇太子圣德承基，四海属望，不可横议，干国之纪。臣请刎颈殿庭，有死无贰。”久之，帝意乃解，诏曰；“馛，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为太保，与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绂，传位于高祖。［5］905

李凭先生认为《陆馛传》中“其能保吾子乎！”表达了献文帝对于日后孝文帝能否保住皇位不受他人侵犯而“忧心忡忡”。又说“群公相之，有何不可？”这一句是献文帝在从侧面向群臣发问“你们能使我的幼子保住权位吗？”这里献文帝强烈的表现出希望群臣支持孝文帝即位的愿望，惟恐他人染指皇帝的最高统治权力。而李凭先生又说为了防止文明太后擅权而取消孝文帝的继承权，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孝文帝继位后的情况而不让孝文帝继位，看似彻底解决了问题，但实则完全违背了常理，这就好比为了避免腿疼而把推锯掉一样是不可思议的。无论献文帝与京兆王子推的关系多么密切，这样的行为也是不可理喻的。正常的逻辑应当是采取措施为孝文帝继位做准备，防止文明太后干政的情况出现。事实上上引《陆馛传》中，陆馛谏阻献文帝禅位于京兆王，献文帝对他大加赞赏，并进位太保。而“其能保吾子乎！”其实是对陆馛的赞赏，语气是肯定的。而“群公相之，有何不可？”更加是表述了传位于孝文帝的正当性。这样，献文帝禅位于京兆王子推的事件试探的意味就更加明确了，即以此为契机，挑选可以辅佐孝文帝的大臣。并且在自己尚且年富力强之时，以太上皇的身份为孝文帝扫除即位后的障碍。所以这一事件暂时的胜利者应当是献文帝，而不应如李凭先生所说的是：“文明太后如愿了”。

2　献文帝禅位后的活动

献文帝禅位于孝文帝后，不仅没有像《显祖纪》所说的那样“雅薄实务，常有遗世之心”［5］131，在政治上反而表现得更加活跃，积极进行加强皇权的活动，这又可以进一步佐证献文帝本就没有真正禅位于京兆王的打算。

一方面，献文帝将自己的亲信委以重任。472年，献文帝亲信万安国从散骑常侍升迁至大司马和大将军。史称：“显祖特亲宠之，与同卧起，为立第宅，赏赐至巨万。”［5］804“（延兴二年三月）戊辰，以散骑常侍、驸马都尉万安国为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5］136大约同一时间，李訢被迅速提拔到尚书省中任中任太仓尚书，掌握财权。⑥加之大力擢升支持太子继位的陆馛等人，其加强皇权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另一面，献文帝又将与文明太后关系密切的宗亲重臣调离首都平城。473年到475年献文帝的活动尤其引人注目。473年，献文帝公布了一系列加重赋税的措施，旨在为日后的南征做准备。⑦同年献文帝还亲自外出南巡，⑧以此表明他图南的决心。大约仍然是这一年，献文帝借口即将征伐南朝，“除（任城王云）都督徐兗二州缘淮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⑨随后，拓跋云又被调到冀州，始终远离政治中心。

延兴四年（474年），以冯太后为中心的反乙浑集团⑩中的关键人物元丕因一次战役被调至陕西西南部。随后任雍州刺史。这样，从465年就开始钳制献文帝的主要鲜卑贵族到475年都远离了政治中心，只有冯太后还在平城。

这里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献文帝这些意图明显的人事调动为什么能够顺利的得以实现？我们认为，关键就在于献文帝以南征为借口。献文帝在调动拓跋云之前，通过提高赋税，南巡等行动，表明他了图南的决心。然而奇怪的是，这些夸大其词的对南朝战争一次都没有发生，否则拓跋云和元丕就都将继续待在地方，但事实的情况是，477年献文帝驾崩后，冯太后太后立即将元丕召回平城，任为司徒。后来孝文帝为了取得拓跋贵族支持他迁都洛阳的决定，使用了几乎同样的策略，即以征伐南朝为借口。我们知道，在南北朝对峙时期，南征乃“国之大事”以此为借口的人事调动是众臣尤其是拓跋贵族没有理由拒绝的。

除了将宗室重臣调离平城外，献文帝甚至还尝试控制已即帝位的孝文帝。⑪并且果断地剪出冯太后亲信。并且最终逼得冯太后在形势危急之下，棋走险着，鸩杀献文帝。史称“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5］328明言献文帝的加强皇权的活动实为为其遭冯太后鸩杀的导火索。而献文帝驾崩后，帮助他加强皇权的“私党”以及与献文帝亲近的臣僚很快被冯太后消灭殆尽。从476年到479年，被处死的人有万安国⑫、子推⑬、李訢⑭、李惠⑮、元目辰⑯、长乐⑰等。至此献文帝与冯太后的斗争才最终以冯太后的胜利而告终。

在献文帝与冯太后的政治斗争中，年幼的孝文帝一直是最为重要的砝码，谁控制了孝文帝谁就能掌握相当的主动。而孝文帝的身世在史学界却是一桩众说纷纭的悬案。从吕思勉先生开始，就有认为孝文帝为冯太后私生子的观点，并且得到了后来许多学者的支持，据李凭所说，“已成定论。”［3］188而持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有如下几条：

第一，孝文帝出生时，献文帝年仅十三岁，“能否生子，实有可疑”。第二，孝文帝出生后，“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吕思勉由此怀疑孝文帝为冯太后所生，而太后因哺育孝文帝而罢令。［7］509-510第三，《魏书》卷十三《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称：“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第四，《魏书》卷八五《杨播附杨椿传》中以“母子”呼冯太后与孝文帝二人。⑱

对于这几条论据，李凭先生逐一辩驳，并以《孝文帝非私生辨》为题作文。他认为在生理上十三岁生子完全有可能，并且拓跋本就有早育的传统。而躬亲抚养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再则，冯太后死后，“高祖不知所生”的原因在于孝文帝生母李氏被冯太后以“子贵母死”的旧制所杀，因而一直不为年幼的孝文帝所知。最后“母子”的称法应当只是泛称。［3］186-198

李凭先生的这些论述符合情理，我们基本认同。但是，这些讨论所批驳的观点都是“孝文帝为冯太后私生子，与献文帝无血缘关系。”这些观点都只是认为冯太后与孝文帝是母子，并没有说献文帝与孝文帝非父子。事实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明确提出孝文帝是献文帝和冯太后所生，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李凭先生的反驳就明显不充分了。以下，我们就对这一观点稍加分析。

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对于认为孝文帝与献文帝没有血缘关系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在观察了献文帝欲禅位与京兆王子推的事件后，他注意到，包括许多拓跋宗室在内的朝臣强烈反对献文帝的提议，而支持皇太子拓跋宏的正统地位。川本氏认为：“很难想象作为北魏栋梁的各位鲜卑重臣会认同将皇位让给一个非献文帝所生、不具有继承皇位正统性或正统性成疑的太子。”［8］217从而，精通北朝民族研究的川本提出，孝文帝乃胡族“收继婚”制下，献文帝与冯太后所生。并且，他还补充了几条论据来支持他这一观点。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魏书》中的一段记载：“高祖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窃议，太常高闾显言于禁中。及世宗宠隆外家，并居显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已不沾恩泽。”［5］1824对于李氏和冯氏地位处境的悬殊提出了疑问。按，虽然胡族中确实存在“收继婚”的风俗，但此时在北魏尤其是北魏皇室之内是否还在实行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其补充的关于李冯处境悬殊的问题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我们认为，川本所说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史书中确实有拓跋王室成员中“烝婚”的记载。《魏书》载献文帝子北海王元详“蒸于安定王燮妃高氏”，安定王燮为景慕帝之孙，即元详叔父。但是元详对这件事严格保密，“严禁左右，闭密始末”［5］561，可见此事在当时已经是不可示人的行为。此外，早在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征北凉之前，下诏列举北凉的十二条罪状，其中第十条为：“既婚帝室，宠逾功旧，方恣欲情，烝淫其嫂。”［5］2207此诏书虽然极有可能为汉人士大夫崔浩所撰，但既然作为正式的诏书发出，理应的得到太武帝的认可，即北魏皇室在此时已经不再认同收继婚制，认为这是一种丑恶落后的现象。由此，我们认为，献文帝继娶庶母的猜测是值得怀疑的。

此外，所谓“高祖舅氏”“不沾恩泽”，并非最初就已如此。以孝文帝外祖李惠为例，黄兴二年（468年），“夏四月辛丑，以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关右诸军事、雍州刺史，进爵为王。”按，北魏太和改制之前，具有王爵者，除宗室外，其它为鲜卑勋臣、外戚、皇帝幸臣、宦官和其它政权的降臣⑲，而李惠显然只能是以外戚进爵为王。⑳如果他不是太子外祖，仅凭献文帝李夫人之父的身份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进爵为王的。而上文我们已经论述，李惠在献文帝与与冯太后的斗争中，站在了前者一边㉑，才为冯太后所杀，“惠二弟初、乐，与惠诸子同戮。”这才全族衰落，而对于李氏一家的遭遇，史称“天下冤惜焉。”也佐证了李惠实为“不当其死”的政治牺牲品。

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北魏改革爵制，“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5］169李氏后人自然没有机会恢复王爵。直到孝庄帝武泰元年，李惠从孙李侃希才恢复南郡王爵位。［5］260说明北魏皇室一直认可李氏的外戚身份。据此，则孝文帝应为李夫人所生无疑。

注释：

①分别见何兹全：《北魏文明太后》，《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6页；周一良：《〈魏书〉札记王玄威与娄提哀悼献文帝》，《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9页；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乡出版社，1995年，第117～118页；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日本学者冈崎文夫最早提出献文帝退位乃文明太后所逼（《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编》，平凡社，1989年，第362页），此后，江上波夫、谷川道雄、川本芳昭等学者都持相同观点。（分别见江上波夫著，张承志译：《骑马民族国家》，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2页；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汲古书院，1998年版，第310～311页。）②所谓“直勤”是对北魏宗室所加的名号，用于界定和确定血缘范围，从而进一步界定和认可统治权继承权利。亦即宗室有平等的继承权利，只是要受到继承顺序的制约。参见罗新：《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后收入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107页。

③例如京兆王子推为文成帝异母弟，而对献文帝禅让提议反对最为激烈的任城王云亦为文成帝异母弟，二者地位相同。

④我们认为道武帝以“子贵母死”制度确立了北魏的长子继承制，距此时已六十余年，早已成定制，为朝野所认同，是即为一证。

⑤［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十九《魏书二天象志三》：“盖魏收《志》第三、第四卷缺失，后人以张太素书补之。……太素唐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页。

⑥李訢与献文帝的亲密关系源于470年的李敷事件。李訢原为李敷密友，他以李敷腐败和渎职为借口，出卖李敷，而李敷是文明太后亲信。李訢由此取得献文帝信任。事见《魏书》卷三十四《李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40～1041页。

⑦《魏书》卷七上《高祖纪》：“（延兴三年）冬十月，太上皇帝亲将南讨。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9页。

⑧《魏书》卷七上《高祖纪》：“（延兴三年冬十月）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于怀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9页。

⑨《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云传》，第426页。按，本传将此任职列于“后仇池氐反，以云为征西大将军讨平之。”之后，而据《高祖纪第七上》“（延兴三年）冬十月……武都王反，攻仇池。”则拓跋云任都督徐兗二州缘淮诸军事当距此不远。《魏书》七上《高祖纪》，第139页。

⑩和平六年（465年），文成帝驾崩后，尚且年幼的献文帝继位，冯太后第一次临朝听政，次年在源贺、拓跋丕等人的支持下，处决权臣乙浑。参与抓捕乙浑的源贺、拓跋丕等人即所谓“反乙浑集团”。事见《魏书》卷六《显祖纪》，第126页，卷十三《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第 328页。卷十四《元丕传》，第357页。另：源贺当时已“已病辞位”，《魏书》卷七上《高祖纪》，第140页。

⑪《魏书》卷七上《高祖纪》：“（延兴三年七月）庚申，帝从太上皇帝幸河西。”第139页。按当时孝文帝年仅七岁，献文帝携幼子巡幸地方，我们推测其有不愿将孝文帝留在平城受制于冯太后的意图。

⑫《魏书》卷七上《高祖纪》：“（承明元年六月）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年。大司马、大将军、安城王万安国坐矫诏杀神部长奚买奴于苑中，赐死。”献文帝驾崩后，万安国立即被处死。

⑬按京兆王子推史书未直言遭处决，而是被调往青州刺史，不就薨。鉴于其它与献文帝亲近的臣僚被处决的事实，不排除，子推被以隐秘的方式处死的可能。《魏书》卷七《高祖纪》：“（承明元年十一月）京兆王子推为青州刺史”“（太和元年）秋七月壬辰，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京兆王子推薨。”

⑭《魏书》卷七上《高祖纪》：“（太和元年冬十月）丙子，诛徐州刺史李欣。”关于李訢被杀经过《李訢传》记载：“范扌剽知文明太后忿欣也，又知内外疾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欣外叛。文明太后征欣至京师，言其叛状，……遂见诛。直言为太后所为。

⑮《魏书》卷七上《高祖纪》：“（太和二年）十有二月癸巳，诛南郡王李惠。”李惠即孝文帝外祖父。

⑯《魏书》卷七上《高祖纪》：“（太和三年夏四月庚子）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赐死。”关于目辰与献文帝的关系，《魏书》卷十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称“显祖传位，（目辰）有定策勋。”

⑰《魏书》卷七上《高祖纪》：“（太和三年九月）己未，定州刺史、安乐王长乐有罪，征诣京师，赐死。”长乐与献文帝的系，《魏书》卷二十《文成五王传》称“长乐性凝重，显祖器爱之。”

⑱“今忝二圣近臣，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高祖谓诸王、诸贵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论。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杨椿传》，第1290页。

⑲参见［清］万斯同：《魏诸王世表》、《魏外戚诸王世表》、《魏异姓诸王世表》，《二十五史补编》，开明书店，1936年，第4479～4487页。

⑳另可注意，李惠进爵为王时，孝文帝刚刚出生八个月，冯太后也刚刚罢令。更加暗示着李惠的升迁不仅与孝文帝的出生有关，而且极有可能与献文帝与冯太后的政治斗争有关。参见《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第200页。

㉑，李惠从弟李凤为安乐王长乐主簿，从长乐与献文帝的亲密关系看，李氏与献文帝的关系也十分紧密。见《魏书》卷八十三上《李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5页。

参考文献：

［1］［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2］李凭.北朝与高句丽［C］.//北朝研究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第五卷）［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

［5］［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周哲良

中图分类号：K 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094（2015）02-0066-05

收稿日期:2015-01-29

作者简介：李淼（1992-），男，安徽合肥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13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