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冯清贵
(绵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6)
1928 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无产阶级文化进行疯狂地围剿,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与进步人士,限制与查禁左翼报刊,破坏与捣毁无产阶级文化组织,试图控制与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在媒介中的传播。然而,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引领、传播与争夺,通过显性与隐匿的方式,创办报刊,出版书籍,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30 年代前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社会现实的黑暗、阶级矛盾的加剧等诸多原因,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没有扼杀住无产阶级文化的传播,反而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化的繁荣。此时,作为时代精神载体的红色左翼期刊遍地开花,成为前卫与时尚的标志,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巴尔底山》是30 年代初期左翼期刊中的重要刊物,目前,学术界对左翼期刊《巴尔底山》还未充分研究,因此,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视角,分析《巴尔底山》的刊物特色,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意义。
《巴尔底山》是中国共产党传播无产阶级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对敌斗争的文化武器,是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批判与斗争的姿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总清算,瓦解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它询唤无产阶级与进步知识分子,打破统治阶级腐朽的牢笼文化政治,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建立提供了理论、精神、实践上的驰援。
1930 年4 月11 日《巴尔底山》在上海创刊,它的出现如同黑夜中的闪电,照亮了那些在白色恐怖下彷徨、挣扎的工人、城市贫民、左翼爱国人士。根据《巴尔底山》的编辑共产党员李一氓同志回忆,当时大家想创办一个政治讽刺性刊物,于是找到鲁迅先生商议,鲁迅先生表示赞成,亲自为刊物选定名称,并题名“巴尔底山”四字,同时出资100 元作为印刷费予以支持。
巴尔底山是什么?在《巴尔底山》第1 卷2、3合期中说:“巴尔底山是Partisan 一字之音译,是袭击队或游击队之意。”[1]用巴尔底山而不用游击队,这体现了鲁迅先生对敌的战斗策略。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逮捕共产党及左翼进步人士,对于无产阶级文化也采用围剿、虐杀的方式,如果用“游击队”作为刊名则锋芒太漏,容易遭到查封。
《巴尔底山》的创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兴起的结果。1930 年3 月左联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文化组织,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把文化战线作为一支战斗队伍。左联成立后,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左翼期刊纷纷登场,通过刊物的创办,彰显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战斗精神与批判立场。
《巴尔底山》发行至第一卷第五号停刊,关于停刊的原因显然是国民党反动派实施文化围剿的结果,如题名为《草野》的刊物,在1930 年第2卷第14 期中刊载消息说:“巴尔底山已五期,旋被当局禁止发售。”
从内容上看,《巴尔底山》主要刊载时事短文与文化批判,或揭露国民党的黑暗、或抨击社会时弊、或介绍工人运动等,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巴尔底山》第1 卷第1期,有《关于文化侵略问题》《什么是反动谁是反动派》《扩大的贫民》《从诗歌谈起》《没落的并非新文艺》等文,以犀利与思辨的文笔承担着文化战士的角色。《巴尔底山》第1 卷第1 期编辑后记希望有新的队员参加作战,并公布征稿启事:(一)关于国际及国内时事的论文;(二)社会各方面的解剖和批判;(三)国内各种文化现象及思想流派的解剖和批判;(四)文艺现象批判;(五)社会的讽刺诗和讽刺画及各地通信。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巴尔底山》注重传播无产阶级文化与政治观点,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的扩散,使腐朽的统治集团感到恐慌,于是出台了一系列出版审查条例,对左翼文化严密监控与围剿,上海作为现代出版的集中地,更是审查的重点区域。《巴尔底山》采取了一些较为迂回的对敌斗争策略,但是仍然没有逃脱被禁的命运。尽管《巴尔底山》陨落了,但是反击了统治集团的文化围剿,扩大了无产阶级文化在社会与民众中的传播。
《巴尔底山》是由共产党与左翼进步人士在鲁迅先生支持下创办的一个政论性文化批判刊物,体现了“同人期刊”的办刊理念。为了获取大众的认同与支持,《巴尔底山》以开放的姿态,接纳读者的来稿与信件,实现了双向互动交流的传播效果。
同人期刊是中国现代左翼刊物的一个重要特征,指的是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共同创办的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的刊物。30 年代初的左翼同人期刊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催生的产物,它们的特点往往是对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自觉抵制,具有反抗专制、文化批判、革命斗争的属性。
《巴尔底山》的撰稿人为共产党员与左翼进步人士。在《巴尔底山》第1 卷第1 期编辑后记中说:“《巴尔底山》第一期好容易在今天出现了。我们自己有点高兴,但也很抱歉。因为第一期的稿件,编好已久,到现在才送给读者们,多半已经失去时间性了,这虽然大都为种种困难所限制,而我们自己底行为尚未充分的纪律化,也是应当受责备的。但至少,这文化领域内的巴尔底山队,总算已经组成基本的队伍,可以进出到这阶级的社会战中,为支持一方的战线的一个小小的支队了。”[2]接着编辑后记公布了这支文化战线上的30 名基本队员,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鲁迅、雪峰、汉年、端先、乃超、白莽、柔石等,他们均为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文化战士。
刊物的双向互动传播与单向传播相比,更能加强传播内容在读者中的扩散。左翼刊物要表达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生存现状与反抗意识,必须让读者参与到刊物中,现身说法,揭露与批判统治阶级的罪恶。《巴尔底山》虽然是文化批判性的同人期刊,但是仍然大量刊登了外来稿件,并且在编辑后记中鼓励新的队员参加作战。
《巴尔底山》第1 卷第1 期《本刊征稿启事》中说:“本刊第三期,适逢伟大的‘五一’,同人等预备出一特号来参加中国工劳群众对于他的纪念。希望大家惠赐关于‘ 五一’的论文及记载等文字。”[3]这次五一特别征稿刊出后,在以后的几期刊物中,陆续刊载了关于五一的文章,它们是,第2、3 合期中的《起来,纪念五一劳动节!》《去年柏林“五一”纪实》《五一与文艺》,第4 期中的《五一屠杀与改组派》《北平通信:国民党左派指挥下的大屠杀》。这几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内外无产阶级劳动者的觉醒,同时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疯狂镇压。在《北平通信:国民党左派指挥下的大屠杀》一文的最后,附有作者给《巴尔底山》编辑的信,文中说:“编辑先生:这是国民党……所演的惨剧,这次屠杀真相,无一报纸敢将他宣布。贵刊是民族的发言的刊物,我想不致也拒绝这样的消息的登载吧!这场惨剧尚在续演,以后当将经过的实情向你们继续报告,请代为向全国民众宣布……”[4]
显然,读者的来稿扩展了《巴尔底山》的信息来源,使刊物对事件的报道、评议更加真实全面,这种双向互动传播的编辑实践,增强了《巴尔底山》的战斗性与批判性。
文化领导权,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提出的一套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争夺权力的革命战略理论。葛兰西在狱中总结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他认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掌握文化领导权,因此,“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5]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首先夺取文化领导权,才有可能获得国家领导权。运用大众传媒传播政治文化,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后,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知识分子,通过创办刊物等方式,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大力宣传无产阶级文化,激发大众的认同与支持,最终达到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目的。《巴尔底山》作为左翼期刊,自然成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载体,它揭露统治集团的罪恶,批判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的腐朽,充分发挥了文化战士的角色。
为了达到党的文化领导权在社会中的引领,《巴尔底山》通过议程设置,把国内外时事加以立体展现,通过“时评”“通信”“随笔”“政论”“来件刊登”“木刻”等灵活形式,彰显了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斗争话语色彩。通过引导舆论走向,培养了大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
翻阅《巴尔底山》,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为贯穿始终的关键词。如第1 卷第1 期中的《什么是反动谁是反动派》《扩大的贫民》,第1 卷第2、3 合期中的《米价问题》《可怜的最后挣扎》,第1 卷第4 期的《格杀勿论》、《国民党左派指挥下的大屠杀》,第1 卷第5 期的《统治阶级的恐慌》等,以国民党统治下的反动社会现实为依据,揭示出严峻的阶级矛盾,指出无产阶级大众只有进行革命斗争,才能获得解放。《什么是反动谁是反动派》一文,站在历史进化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中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含义,指出剥削的压迫阶级作为统治者是反动的,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当处于被剥削地位的被压迫阶级力量壮大时,“就能战胜压迫阶级,推动历史的机关车向前进行,使社会进步发展。”[6]《扩大的贫民》中写到:“在目下的中国,他们是没有生活的!然而他们,几千百万的贫民,是一种非常大的力量。他们唯一的生活,就只是走进城市无产者集团,以共同之力,消除去帝国主义与封建欲孽等的整个剥削,才能有生可谋。”[7]总而言之,通览以上短文,《巴尔底山》善于抓住社会焦点,突出内容的新闻性与时事性,通过思辨与理性的分析,设置议程与引导舆论,激发民众认同,培育大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
葛兰西认为,当统治集团的力量过于强大时,文化领导权的争夺,需要运用逐步渗透的“阵地战”方式,“所谓‘阵地战’是指当资产阶级掌握着文化领导权时,无产阶级只能建立自己的文化战线和文化阵地,通过媒介宣传、组织建设等方式,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信息渗透进对方思想领域,最终夺取国家政权。”[8]“阵地战”是一种对统治阶级不间断的“分子式入侵”,最终瓦解对方的意识形态,最终夺取文化领导权。
30 年代初期,国内阶级矛盾加剧,无产阶级面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因此激发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与革命斗争意识,成为此时无产阶级文化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左翼进步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进行反抗与斗争,进而在文化战线上夺取领导权。
左翼期刊《巴尔底山》运用“分子式入侵”的方式,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腐朽和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揭露与批判。30 年代初期,国民党反动势力常常运用查封、逮捕等手段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团体,1930 年4 月28 日上海艺术剧社被查封就是典型例子。上海艺术剧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戏剧团体,倡导无产阶级戏剧,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上海艺术剧社被查封后,《巴尔底山》立即做出回应,刊载了事件的经过,并公布了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的反抗宣言。主要刊载情况如下:第1 卷第4 期的《艺术剧社被封事件》《反对查封艺术剧社宣言》,第1 卷第4 期的《艺术剧社为反抗无理被抄封逮捕告上海民众书》《为艺术剧社被封告国人》。总览以上全文,可谓语言犀利,反抗绝然,如《艺术剧社为反抗无理被抄封逮捕告上海民众书》中所说:“对于这样的残暴的统治阶级,不仅要抗议,并且要集中我们革命的力量来消灭他们!只有消灭他们,才有我们的出路!”[9]纵观《巴尔底山》刊载的关于艺术剧社被封的新闻与言论,细节翔实、义正辞严,体现了文化战士的角色定位。《巴尔底山》对统治集团的批判往往是从点到面、由事实到一般进行扩展与深化,如第1 卷第2、3 合期中的《谁利用自由大同盟!》,作者首先揭露统治者在社会的诸多方面限制民众自由的事实,然后指出:“真正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中才能够获得,所以争自由的过程就是摧毁旧社会和创造新社会的过程。”[10]第1 卷2、3 合期中的《米价问题》,也是针对米价高涨这个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与深化,指出统治阶级的剥削、军阀战争是米价高涨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发动反对军阀的战争,消灭军阀地主豪绅,然后一切劳苦群众的生活问题才能得着最后的解决。”[11]
《巴尔底山》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契合了最广大的被压迫民众的利益,“只有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才能获得解放,而唯一的途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
回首30 年代,大众传媒领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巴尔底山》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左翼进步人士创办的一个政治文化批判性刊物,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经验证明,谁控制了大众传媒资源,并对受众进行启蒙、询唤、规训、引导,谁就掌握了文化的领导权。通过分析左翼期刊《巴尔底山》的传播经验,可为当前巩固与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一种历史的把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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