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有女初长成》女性主义叙事研究

熊 惠

（哈尔滨师范大学 研究生学院，哈尔滨 150025）

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的作品，往往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引人深思。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评其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严歌苓总是以一种特有的属于女性的敏锐的嗅觉与视觉，在小说中呈现出极大的张力，像欲出鞘的剑、将离弓的箭那般蕴蓄着自身最强的力量。本世纪初，她位列《北京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排行榜”榜首的中篇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以缜密独特的女性写作方式，将一个个独立鲜活的生命展现在我们眼前。本文试从身体叙事、叙事空间、意象等方面对文章进行分析。

一、身体叙事：男性与女性视角的流动

《谁家有女初长成》是作家严歌苓采用第三人称的方式以全知的视角向我们呈现的一个“平凡人间”的故事。讲述了无知天真的少女因对“大地方”的向往被人贩子拐卖后的人间冷暖。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1]509本文的主人公巧巧也并未逃出“文明”这一窠臼。与很多农村留不住的女孩一样，巧巧也被卷入到了投向大城市的浪潮中，文本中大量的身体叙事无一不再试图以女性自身的抗争与男性权威作斗争,众多男性与巧巧这一女性，处在了“看与被看”的场域中。身体从来没有脱离过角色的视野。男性的叙述话语关注点总是投向女性，反过来女性重视的也是男性。

面对男人，巧巧一以贯之的武器便是自己的身体。“圆滚滚的腰身”、“胸前纽扣也崩开了”、“巧巧的衬衫卷到胳肢窝下面了，整整露出一尺来长的一段身体，上面有两个乳房半圆的基底，下面有个深深的肚脐”、“巧巧从屋里出来，身上穿了条红底白圆圈的连衣裙，胸脯绷得圆圆的”、“金鉴看见她身上一件毛衣嫌窄，胸口的编制花纹给撑得变了形”、“虽然别过面孔，队伍还是看见了她肩头、胸脯、腰肢的忸怩与兴奋”。无疑这样的话语关注点都落到了巧巧的身体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描写都落到了巧巧身上，但完全没有从巧巧本身的视角出发的，相反这些视角都来自与男性。叙述中透露了男性对女性的关注点，聚焦于女性圆圆的腰身、丰满的乳房。来自于性的吸引让所有的男人都无法抵挡住内心深处对女性征服的渴望。

对男人的描述则是“穿的淡蓝衬衫，胸口别支圆珠笔，一副朴素的白边眼镜”、“一身骡子般筋肉的高大汉；大个头男人；他站在屋门口，像山门一样挡住去路；庞然大物伸过巨大黑色的手。” 前者是巧巧眼中的陈国栋，后者，“大”是郭大宏，从一开始就给巧巧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两个男人使巧巧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一个将她送到深渊口，一个使她深深的坠入深渊。陈国栋的斯文成为主人公坠落的导火索，郭大宏的“大”死死地堵住了巧巧的回头路，“庞然大物、大个头、山门”这样的描述无疑隐含着男性巨大的权威，处处压迫着女性的自由，难以逃脱、无处可逃。巧巧杀了“巨大”的大宏和二宏，看似是对男性话语权威的消解与颠覆，是以弱胜强的局面。事实上是使自己进入了无涯的苦海中，最终是自我的毁灭。

文本中不断变换着视角，从男性到女性，再从女性转移到男性，来来往往。视角流动中，男人与女人都在有意无意地“看”着对方，与此同时也处于“被看”的状态[2]。男人征服女人以自己健壮的身体为武器，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占有来显示自身的权威，并且男人关注的永远都是女人身体极富“性特征”的特殊部位。陈国栋占有了巧巧，巧巧天真的以为自己已是“人家的人了”；跟了郭大宏，巧巧“认了命”。然而当一切梦都破碎之后，似乎女人也顺势依靠了男人征服女人的心理，来换取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品。文本中女性的身体从未独立，波伏娃说“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 做他者’（beingthe-other）的冲突。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1]524巧巧经历的每一个男人都在关注着她的身体，她自身始终没有离开过男人,使自己成为男人这一主体的客体。黄桷坪里“妄想”潘富贵；被拐途中“信赖”陈国栋；到荒无人烟的小站后“归属”于大宏；逃到边防小站后又“陶醉”于那二十多名边防战士的的关怀；以及后来因沉浸于兵站的温暖而险些被巧巧“遗忘”的逃亡途中的无数的卡车司机、无数的旅店经理、无数无数的各行各业的男人……这些男人“都是给日子给她混的”。男人视角下想要征服女人的身体，捍卫自己的权威。女人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摆脱束缚、获得自由的载体，男性与女性的叙述的聚焦点都落在主人公的身体上相互纠缠。

二、叙事空间的安排：命运的捉弄

从逃出“山窝”到“火车站”再到“山窝中的山窝”进一步深入到“边防小站”。从叙事空间上讲巧巧始终未能如愿涉足她所向往的大城市，相反离自己最初向往的那个大地方深圳越来越远，这显然是空间上的有意安排。巧巧生在黄桷坪，对“大地方”的生活极力向往与讨好。她骨子里认定“世上哪方水土都比黄桷坪好”。作者以全知的视角、主人公自己的话语告诉读者——她是自愿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她巧巧心甘情愿就来了”。“事与愿违”的是巧巧并非能够去到自己所向往的深圳“流水线”，事实上“事与愿违”与“心甘情愿”的对比本身就带着强烈的反讽韵味，越想逃就越难逃。被人贩子卖到了比黄桷坪还要偏远的“山窝中的山窝”，给兄弟两人“共享”[3]。

作者在空间上层层铺叙，将主人公一步步引入深层空间，当被人贩子曾娘扔在火车站时，面对曾娘解手时久久不归，巧巧会为其找借口“说不定买饭了”。面对名为陌生人、实为曾娘同伙的陈国栋，无论其编造怎样的谎言，巧巧竟“想都不想，这番话是否合乎情理”。这一切的发生，女性意识中并不是一味的懵懂，她内心深知“那时什么都败不回了，她清清楚楚看着此刻的自己，完全是自愿，并没有被拴着”。文本中如此般的女性叙事声音无疑是尖锐而刻薄的，但一切偶然之下又透视着必然。除了社会环境给女性带来的压抑，女性自身的懦弱与妥协也造就了她们的悲剧。即便“在后来，巧巧回头来看这些”依然觉得这一切“正是一个初次出远门的乡村女孩所急需的”。面对车站警察给她“回到他的保护中最后的机会”毅然决然地放弃随着而来的是乖乖地跟着陌生人陈国栋逐步走向深渊。缜密审美的语言将一个二十出头女子满脑子想要逃离家乡的贫困，恨不得大步迈向大地方的急切心理以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呈现给读者。命运与主人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将她自身与理想的空间越拉越远，城市与山窝、山窝里的山窝在巧巧的命运中竖起了一道大大的屏障，从空间上划出了一条巨大的鸿沟。

作者想要呈现给读者的显然是女性在整个文明中占有的话语地位始终是难以实现的，思想的自由最终还是难以与现实的大网相匹敌。加之女性如果无法实现自我经济的独立，只能靠“男人给日子混”，只剩一腔空抱负的话，无论理想多么远大都只会像空中楼阁一般。巧巧的心态来自于意识形态下强大的男性权威赋予了女性巨大的压力，因为正如波伏娃说的那样“只要社会上还没有完全实现经济平等，只要社会习俗还在批准女人以妻子或主妇身份从某些男人的特权那里获益，那么，她不劳而获的梦想就会存在下去，就会阻碍她取得自己的成就。”[1]426自我定位的错误，独立意识的缺失，必然使巧巧没有出路，“娜拉”杀死了丈夫之后，也堵死了自己的出路。

三、意象：有意味的形式

在这里不得不注意的是小说中出现的三类意象。第一类是两个圈形物件，一个是巧巧出门之前潘富强取下了带有他热气的表，“戴”在了巧巧的臂上；另一个则是文中曾四次提到的“大金戒指”最后被“套”在了巧巧的手上。这两样东西像连环套似的将巧巧的命运死死地套住，使她日渐失去自我释放救赎的能力。

巧巧多舛命运中出现了无数个男人，换句话说是这些男人亲手造就了她悲惨的命运。巧巧的心理也随着时间的发展发生着极其微妙的变化。在黄桷坪的时候，巧巧对镇长潘富强有过“一份秘密妄想：哪天能顶替潘富强的爱人米兰”，那时的巧巧还是一个天真、善良、纯朴的姑娘，她还“觉得出了黄桷坪的自己很快会变一个人，对于一个新的巧巧，窝在小沟沟里的黄桷坪以及一切人和事，都不在话下；那一点点作痛的留恋，那由潘富强引起的一点儿不好过都会很快过去”，那时女孩的美好还在巧巧身上体现得熠熠生辉。遇见人贩子陈国栋之后，悄悄对眼前这个“戴着眼镜”又戴着“大金戒指”的男人经历了“信赖”——“信赖出走”——“信赖回归”——“幡然醒悟，为时已晚”的心理考量。当陈国栋小伎俩得手占有巧巧之后，巧巧显示出一副“人家的人”的样子，此刻她心中是有爱的，一个初来乍到的小女孩经历了由女孩到女人的蜕变。当他将手中原有的“金戒指”取下套在她手上时，她甚至觉得有一份“仪式感”。

直到巧巧逃亡为了生计去典当戒指的时候，店员告诉她，那枚戒指是“假的”。戒指是假的，情感亦不可能是真的。作者用假的戒指来隐射不真实的情感，然而假的东西又牢牢地“套”在自己身上，从而隐射除巧巧悲惨的命运。那块表是真的，还“值一点钱”，这也投射出当初巧巧对潘富贵那份真挚的感情，还不至于让人绝望至极。

另一意象是文中提到的“血”。在巧巧心里“血染的风采”是神圣的歌，文本虽没有提到故事所发生的年代，但从这首歌的出现我们可知故事大致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巧巧听见大宏二宏唱这首歌的时候，她认为山窝的山窝也有昂扬浪漫的理想和“风采”，从而得到了假象的归属感。然而当“她小产后两个畜生男人浴着她的血轮番地受用她，受用到她奄奄一息”时，巧巧让大宏二宏倒在了血泊中。最后是向来看重自己“风采”的她倒在了血泊中。作品用“血”将巧巧的命运穿插起来。“血染的风采”在文中不仅仅只是一首歌，它有着暗示人物命运的特殊寓意。然而在叙述中“血染的风采”反复出现了六次。它引导着主人公命运的走向，正如歌词中所唱的“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也许我倒下再不能起来”。

也许女人真是“满足于在其疆界与法则都维持不变的世界范围内，表现出她的反抗”[1]411。巧巧自始至终在向往“流水线”的疆界中与命运抗争，尽管试图摆脱命运的捉弄，去寻找大城市的“文明”，但她毕竟逃不出自己生活的社会。凯特•米利特曾表明在男权社会“所有通向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的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手里”，“甚至那一切超自然——神权，或‘上帝’ 的权力，连同与它有关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以及我们文化中的哲学和艺术——或者，就像T•S•艾略特曾经评说过的那样：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4]。“文明”不被攥在自己的手里，女性本身就是属于失语状态，强大的男性话语权威之下，女性对自己的命运都失去了主导权。巧巧生活在她遇见的每一个男人的笼罩之下，到最后即便是自己的“生与死”都全部交付到男人手里。当通缉令到达边防小站到达刘合欢和金鉴的手上，处在生死一瞬的时刻，巧巧是处于失语状态的。逃生还是赴死？选择权竟奇迹般地掌握在了男人的手里。刘合欢为她打点行李欲帮助她逃跑，对于刘的一切安排，她只能“点点头”、“点点头”、再“点点头”。然而百密一疏，金鉴却替她选择了背道而驰的“道路”。“清晨四点，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带走了小潘儿”、“没有任何的话语”、“谁也不看，眼神无力地走在她前面一尺远的地方”，叙述当然不是从巧巧的视角出发的，也可以说此时的巧巧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对命运的安排只能听之任之。

文本末尾还出现了最后一个意象——“黎明”。“据说小潘儿的死刑是一星期前判下来的，枪决是在接下去的那个黎明执行的”。黎明象征着希望，作者希望这位女性的生命燃烧着希望，然而社会强大的“文明”束缚以及话语权的缺失，让她无法继续延续希望。生命在黎明这个特殊时间点的陨落本身也带有强大的象征意味。象征希望的东西没有了，注定没有了希望。

四、结语

在强大的男性话语权威的压迫中，女性从来没有停止过挣扎，并且在某些历史阶段还取得不错的成就。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原本男性与女性经济与话语权力就不对等的社会场域中，女性如果再缺乏物质独立意识，在经济上一味依靠男性，无论思想如何挣扎，最终走向的还是毁灭[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