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下的精灵——从“他者”视角看田小娥的悲情人生

高晟宇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白鹿原》是陈忠实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以恢弘大气的笔触展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作家在这部作品里，除了展现由各色男性形象构成的男权社会，同时，也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田小娥就是作家笔下最为鲜活的女性形象之一。在作家的笔下，她是大胆的，敢于在传统伦理文化下，追求自己的幸福；她也是不幸的，她的抗争并没有改变自身被侮辱、被损害的境地。

本文通过“他者”的视角，分析田小娥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女性自我追求的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一、田小娥的“他者”世界

“他者”的概念与理论是拉康从结构主义视角对主体命运思考的结果，他在谈到主体命运的时候总是与“他者”对举的，他认为主体就是在不断地与“他者”的接触中被创造被结构的。《白鹿原》中的田小娥正是活在一个讲求礼俗传统的“他者”世界中。在这里，男权至上，女性地位低下，人们深受封建宗法文化的影响，以族长为尊，恪守乡约族规，过着保守、封闭且安逸、沉闷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田小娥的人生理想就是名正言顺地成为庄稼汉的媳妇，过好自己的“小日月。”因此，她大胆反叛，不断追求自我身份的认同，这个“自我产生于他者的承认之中，他者在自我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自我的认同总是借助他者，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建构的，自我即他者。”[1]87

拉康还对“他者”作了区分，即“大他者”与“小他者。”“大他者”（涉及整个时代背景、社会环境、需求和规则），也就是主体田小娥所生活的白鹿村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小他者”是指最初镜像中自我的虚幻影像和身边人，也就是主体田小娥自身以及围绕其身边的各色男性。在《白鹿原》中，田小娥作为追求自我身份认同的主体，与其所生活的白鹿村之间形成了主体与他者的联结。通过主体与他者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揭示白鹿村“水深土厚，民风质朴”原始乡村形态，对田小娥自我身份的认同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拉康认为，“人的自我感知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人的自我中包含着不属于自我的社会因素。”[1]88这也就是说，自我的实现和外在社会因素息息相关。田小娥生活的白鹿村，封建传统盛行，体现着最原始的乡村风貌。

（一）男权至上、女性地位低下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男性居主导地位，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白鹿村作为旧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男权至上，社会统治阶级由各色男性构成，主宰着原上的风云际会。生活在白鹿原上的女性，地位低下，个性自由被禁锢，被看作传宗接代的工具，男性的附属品。小说在开篇就提到了，“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七房女人。”当原上流传着白嘉轩“六娶六亡”的传奇经历时，母亲白赵氏仍然坚持“女人不过就是一张破旧了的糊窗纸，撕了就应该尽快重新糊上一张完好的。”第七任妻子仙草的到来，不仅破除了白嘉轩的“生理秘闻”，最为重要的是解决了子嗣问题，坐稳了族长之位。在这种两性不平等的关系中，女性没有所谓的幸福，更谈不上爱情。白灵因捎信拒绝王家的婚事，被父亲白嘉轩沉静如铁地宣布：“白姓族里没有白灵这个人了。死了……”[2]110直到仙草临终之前，想再看看百灵，都被白嘉轩拒绝“到城里甭寻灵灵，即使我死我咽气，也不许她回来……”[2]123同样，出身于中医世家的鹿冷氏，识文断字，能识草药，被冷先生教育成为“三从四德”的代表。在她与鹿兆鹏的这场无爱婚姻之中，从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她知道丈夫是在外闯荡的人，不求其他，只想留有一个孩子在婆家立足。但是，在盼望丈夫回家无望中，疯癫无状，最终被其父毒死。在白鹿原上，两性之间的地位差异，体现出封建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

（二）“亲亲、尊尊”的宗族文化盛行

在白鹿原这片土地上，祠堂和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人们在祠堂供奉祖先，慎终追远，重视家族观念，以族长为尊，代表一族之权威。如：白嘉轩制定的《乡约》推行中“白鹿村的祠堂里每晚都传来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 乡约》的声音……”[2]14同样，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内心深处都有着对于宗族文化的皈依，“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2]153。

（三）封闭、原始的农耕文明

千百年来，人们吟诵着“白鹿游于原”的传说，“白鹿精魂”早已溶入白鹿原。人们世代以种田为生，将白鹿奉若神灵，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在这样的美好理想的指引下，人们讲信修睦、勤劳质朴，过着安逸且自足的生活，白鹿原上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景象。同时，白鹿村作为远近闻名的仁义村，在这里，雇主宽厚待人，雇主与长工亲如一家；没有家族尊长的狰狞面目，讲求“德行为仁”；更有不计个人小利而忘大义，一语击退二十万大军的壮举……无论白鹿原外的世界，怎样变幻莫测，白鹿原上讲求“仁义”的底色不改，素有的生活秩序都不会被改变。

二、田小娥与“他者”世界的抗争

在田小娥的形象塑造上，陈忠实坦言：“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着叛逆者的人物。”[3]

（一）与男性世界的抗争

田小娥与男性世界这一“大他者”进行抗争，这是被压抑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抗争，也是其自我热烈的追求同男权伦理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田小娥，十七八岁，“罕见的漂亮，父亲又是举人，”天生丽质，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如此生机勃勃的女性与行将就木的郭举人的婚姻关系，注定是一场悲剧。黑娃的出现唤醒了田小娥内心的“野性”，她不顾伦理道德与黑娃“野性结合”，“兄弟呀，姐在这屋里连只狗都不如！我看咱俩偷空跑了，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讨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这是其自我本能地对畸态婚姻关系的抗争；出于内心野性追随黑娃参与农民运动，成为妇女主任，这是她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然而，“风搅雪”运动失败，黑娃逃跑后，陷入叔公鹿子霖的圈套中，成为其族斗和情欲的双重工具。但是，田小娥在意识到自己真正地害了一次人之后，与鹿子霖决裂，采取自己的方式进行赎罪。这是她不甘于自身工具身份而对男权统治社会的再一次抗争。最终，小娥被鹿三杀死，但她以不屈的精神将冤魂附在鹿三的身上，并以鹿三之口说出：这场瘟疫是她招来的，“要求给她修庙塑身，族长白稼轩和鹿子霖抬棺坠灵，否则原上生灵死光灭绝……”[2]140这是一场在某种意义上的时空里，田小娥的自我与白鹿原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男性伦理观念的抗争。这意味着，田小娥在自我追求的过程中，从为了自我本能地抗争演变到不满自身地位身份的抗争，她以自己柔弱的力量与强大的男权社会进行反抗，以大胆的自我行径挑战男权社会秩序，其结局就是被逼入人世的深渊，最终万劫不复。

（二）与内心自我的抗争

田小娥与生存时代的“大他者”抗争，同时也与内心“小他者”进行抗争。拉康认为，“主体与他者的联结在于情欲。”[1]86

首先，有了对于他者的欲望，人的欲望才有意义，欲望的第一个对象是由他者来认可的。田小娥一味将实现自我的这种欲望依赖于他者。通过她与黑娃、鹿子霖、白孝文之间的爱恨纠葛，可以感受到主体内心的自我抗争。田小娥是典型的“小家碧玉”，自幼受到传统伦理的影响，遵从父亲的意愿嫁给了郭举人做妾。黑娃的出现唤醒了她内心的野性，评论家雷达是这样评价她和黑娃之间的关系的：“她与黑娃的相遇和偷情，是闷环境中绽放的人性的花朵……她和黑娃都首先是为了满足性饥渴，但是因为合乎人性和人道，那初尝禁果的颤栗，新奇的感觉，写来可以当作抒情诗读……”[4]“兄弟呀，姐在这屋里连只狗都不如！……兄弟你别怕，我也是瞎说。我能和你相好这几回，死了也值当了”[2]64她渴望得到幸福，但是自身怯懦、自轻自贱，这是主体内心的自我与自身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的抗争。

其次，由于主体依赖他者，并将他者作为自身的基础，因此主体会将自身无意识欲望与他者联结在一起，被迫卷入他者领域。田小娥将他者作为其自我实现的基础，在“风搅雪”运动失败后，她带着根深蒂固的自轻自贱心理去向鹿子霖求情，几乎未有任何反抗，就成为鹿子霖族斗和欲望的双重工具，与此同时鹿子霖成为她的“双重依赖”。值得注意的是，在书里提到：“说着坐起来，摸到衣服掏出几个银元，塞到小娥手里。小娥突然缩回手‘不要不要不要！我成了啥人了嘛？’”[2]95这是田小娥的自我与自身女性尊严的抗争。在鹿子霖的指使下，对白孝文进行设计报复，让作为族长继承人的白孝文也受到了令人屈辱的“刺刑”之后，并没有享受到报复后的快乐，“她努力回想着孝文领着族人把她打的血肉模糊的情景，以期重新燃起仇恨，用一报还一报复仇行为的合理性来稳定心态，其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呻吟着：我这是真正地害了一回人了！” 这是田小娥内心的良善与自我之间的抗争，其抗争的结果是一步步走向堕落。

三、田小娥悲情人生的必然

纵观田小娥的悲情的一生，有幸有不幸。从一开始,田小娥就在抗争，为爱情，为幸福,为生存。在封建礼教和男权至上的夹缝中, 一个女人鼓起极大的勇气, 勇敢的挑战游戏规则，尽管抗争是无力的。有研究者提到：“在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的时候，对待传统文化和道德在外部表现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被动的适应，即在无法改变自身实际的行为的时候，以被动忍耐的方式适应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处境。二是主动反抗，即在与现实相违背的时候起来反抗，但是这种反抗缺乏理论指导和明确的目标，因而反抗注定是要失败的。”[5]毫无疑问，田小娥是主动反抗者。然而，作为一个女性，其生机盎然的特质与守旧的乡村风貌之间的格格不入、自身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熏染与自身反叛相结合的矛盾体质，在强大的传统文化面前，其反抗注定是失败的。

（一）“他者”对田小娥的摧毁

在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下，田小娥的自我备受压抑。出于对自我的追求，田小娥与“他者”这一生存环境进行了激烈的抗争。拉康认为，主体与他者相互依存，主体不能独立存在。此时，主体与“他者”之间已经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其结果就是造成主体的不在场或死亡。这预示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个人的抗争是必然失败的，田小娥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因此，在“他者”与田小娥的较量中，田小娥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最终被其摧毁。

首先，就她和黑娃进行“野性的结合”而言，这是田小娥被压抑的人性的抗争，也是主体与“他者”的第一次较量，其结果就是名声坏了，被休回家，等待命运安排，“她瘦了！瘦得叫人心疼！”[2]76即使田小娥跟随黑娃来到白鹿村，仍不允许入祠堂祭祖，甚至被赶到村外。

其次，被作为族长继承人的白孝文执行“刺刑”之后，出于报复心理，加之鹿子霖的指使，用身体引诱白孝文，致使其倾家荡产，堕入人世阴沟之中。这是“他者”与田小娥的又一次的较量，结果是田小娥被鹿三杀死。

最后，田小娥死后将冤魂附在鹿三的身上，借鹿三之口指出：眼前这场瘟疫是她引来的，她要人们都拜倒在自己的脚下，否则原上的生灵全都死光。这是最后一次在某种意义上他者与主体之间的较量，结果就是“人妖颠倒，鬼神混迹，乱世多怪事”，作为宗族文化象征的白稼轩与儒家文化精神的朱先生一起设计应对措施，造塔镇邪，“永世不得为人”。

（二）文化认同对田小娥的唾弃

在原上千百年来流传着白鹿带来“太平盛世”的神话传说，白鹿传说代表着人们对于家族、地域神圣性的崇拜，是原上人们的精神信仰。同时，白鹿传说是民族心理积淀，更是农耕文明下的精神产物。正是在农耕文明的社会形态之下，人们吟诵着“白鹿游于西原”的传说，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过着自足、稳定且沉闷的生活。田小娥的出现，无疑是这一片平和景象之下的一抹厉色。

首先，她对于极端自由婚姻的向往与传统婚姻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如：在白嘉轩与仙草之间的婚姻里，白嘉轩处于大男子主义地位，是一家之长，讲求“夫唱妇随”；在朱先生与朱白氏的婚姻里，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以礼约情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理想型婚姻。而田小娥对于两性观念、两性行为的极端自由与大胆的婚姻反叛行为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悖逆。

其次，白鹿村展现了当时最真实的乡村形态，对于家族文化的推崇，讲求“伦理、孝悌”。在野性的驱使下，大胆结合；不顾父亲与宗族的反对，依然在村外的破窑洞里，过自己的“小日月”……毫无疑问，黑娃与田小娥的行径，是不被族规乡约所接受的，因此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进祠堂祭拜祖先。

最后，由于受到农耕文明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保守与落后，加之，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宗法文化的影响下，女性地位低下，人们对于田小娥大胆追求自我的行径是唾弃的。田小娥在追求自我的同时，她也想过和白鹿村的人和谐相处，也想受到白鹿村的伦理秩序保护。然而，在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田小娥对于自我追求注定是悲情的。最终，田小娥被没有利益相关的鹿三杀死，“村里没有听到一句说她死得可怜的话，都说死得活该，”人们对于她的死只是冷漠置之，“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下我？”[2]107这是田小娥发出的最后呼喊。在小说临近结尾处，当黑娃重新跪伏于白鹿祠堂时，白嘉轩不无得意地说道：“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2]153村子里的有些人，怀着浓厚的兴趣等待，看黑娃去不去村子东头慢道上和小娥住过的那孔窑洞。他们终究得到一个不尽满足的结局，黑娃没有去……田小娥悲情的一生，开始是黑娃带她逃离原来的不幸，同时也引发了之后的不幸。黑娃重新跪倒在祠堂前，表明对于传统伦理文化的认同与皈依，同时也是他对自己小娥行径的否定。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增添了田小娥的悲剧性色彩。

四、结语

田小娥这一女性形象，承载了丰厚的社会文化内涵。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6]正是在这样的传统文化之下，女性对自身的权利与独立的人格追求都被剥夺了。田小娥的悲情人生，展现了那些深受传统文化桎梏的女性生存状态，血泪染红颜，注定不会幻化成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