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创背景下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向红梅，胡 敏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财经管理学院，重庆 401331）

1 跨境电商产教联盟背景研究

产教深度融合是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仅可以推动高职院校向特色鲜明、水平一流发展,而且能助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产业企业生产力提升、竞争力增强,实现社会协同发展[1]。随着“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贸易强国、贸易强市战略的深入推进，跨境电商搭共享经济快车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跨境电商产业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人岗不适”的人才需求瓶颈问题，严重阻碍重庆跨境电商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高职跨境电商的特色教育本应为跨境电商企业培养“人岗相适”的创新型复合人才，解决企业用人和学生就业需求，实现供需“双向平衡”。但目前高职跨境电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脱离重庆跨境电商产业转型升级和重庆区域经济的发展，产教融合的教学过程互动性不足、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不理想等问题，严重影响跨境电商产业经济效益和高职跨境电商人才效益的共生共赢。

2017年12月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明确提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2]其应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促进就业的“稳定器”、人才红利的“催化器”[3]。2019年9月颁布的《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发改社会〔2019〕1558号）进一步指出“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改革先行，充分发挥城市承载、行业聚合、企业主体作用”[4]“建立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改革新路径新机制。”[5]2019年3月出台的《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提出：“创新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运行模式，精准对接区域人才需求，提升高职学校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推动高职学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为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6]2022年5月1日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要求：“开展人才需求预测，培育供需匹配的产教融合服务组织；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发挥重要主体作用的企业，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及其他税费优惠。”[7]由此可见，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动态平衡”是实现校企“真协同”、产教“真融合”的关键环节。

目前跨境电商产业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人岗不适”“产教分离”带来的人才需求瓶颈问题，严重阻碍了跨境电商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职跨境电商的特色教育本应为跨境电商企业培养“人岗相适”的创新创业复合人才，解决企业用人和学生就业需求，实现供需与产教的“双向平衡”。但高职跨境电商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脱离产业经济的发展轨道，产教融合的“两张皮”导致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供给侧与行业企业需求侧契合度不高，社会对现有高职院校跨境电商产教联盟人才培养提出了质疑，亟须创新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机制，以适应“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要求，成为增强跨境电商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抓手，进而提高跨境电商产业经济效益和高职跨境电商创新人才培养效益的共生共享。

2 双创背景下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问题分析

***总书记指出：“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8]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蓬勃兴起，创新创业已成为引领产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越来越多的跨境电商学生加入双创大军。但在创新创业教育的专业与创业、产业的融合中，出现跨境电商企业与创业“同床异梦”、电商行业企业对高职跨境电商教育业的产教融合动力不足、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制度成本居高不下瓶颈随之凸显、高职跨境电商人才输出质量与跨境电商行业需求的契合度不高，有必要从制度缺陷和机制错位来破解双创背景下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瓶颈问题。

2.1 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制度供给不足

在创新创业发展的新阶段，我国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制度供给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完善双创背景下高职跨境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制度框架体系成为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但我国高职院双创跨境电商产教联盟育人制度的顶层设计存在供需双向平衡的制度缺陷，亟须破解此难题，才能提高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培养服务创新创业国家战略和服务地方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随着跨境电商产教联盟的快速发展，参与跨境电商专业与创业融合，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机制不再仅限于政—行—企—校“四驾马车”，还有与高职跨境电商专业与创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但在参与跨境电商产教联盟是高职院校跨境电商产教融合多元主体协同育人中，有的联盟成员只是参与跨境电商产教融合会议，并没有在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生态位上履行应有义务、有的联盟成员在协同育人的过程中越位。因顶层设计的制度供给不足，导致政府政策指导缺乏、企业参与激情不够、学校自身的吸引力不足。

2.2 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产教“两张皮”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跨境电商双创教育提出了新要求，需要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中深化产教融合，实现跨境电商产业与教育业的跨界融合，实现产教真融真合，但在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实践中，均存在“合而不强、融而不深”等乱象，高职院校跨境电商的“产”“教”未真融合。

“合而不强”主要是指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能力普遍偏弱，协同育人的人才输出很难帮助跨境电商企业解决生产与运营难题，也不能填补跨境电商产业的人才需求缺口。大多数跨境电商企业只能自己充当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角色，解决原本属于高职院校应该解决的人才培养问题，而这恰好是产教融合的初衷。跨境电商企业与专业合作的热情受阻，合作动力减退，产教融合流于形式，持续深度发展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融而不深”，主要体现在高职跨境电商专业出“学生”、跨境电商企业出“创业项目”，再把学生吸引进创业项目中去。这种生硬性凑合，简单删改与增加电商企业创业项目实训课的时长和简单粗浅的改革，无法促进产教协同育人的深度融合。

2.3 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机制错位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背景下，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机制为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但在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过程中，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专业与创业的协同育人方面，政—行—企—校等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未能满足跨境电商产业对人才的新需求。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多元主体存在“就事论事”“利益至上”“墨守成规”等问题，导致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机制缺失与错位。

在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多元主体中，有的联盟成员仅凭原有认知，在缺乏实践验证的情况下，仅凭“第一线”经验，缺乏经验总结、理性及直观感受，从未梳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未来发展脉络。深陷“就事论事”的“第一线”经验误区，致使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多元协同育人的体制机制偏离高质量发展轨道。协同育人的少部分联盟成员将个人观点当成真知灼见，认为其他联盟成员的异议是歪理，这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态度培育出来的跨境电商人才很难跟上日新月异的跨境电商行业发展步伐，更不能沉下心来解决多元协同育人中体制机制障碍。

3 创新双创背景下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机制

创新双创背景下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机制，是高职院校基于政府政策，引入行业、企业最新资源，创新育人机制、激活办学活力，全面提高跨境电商人才输出质量的战略举措。只有创新产教联盟等多元协同育人机制，才能满足新时代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新需求、跨境电商企业对新型数字技术人才的需求以及学生职业生涯全生命周期发展的需求，才能激发更多的跨境电商学生创新创业的激情和斗志，进而提高学生创新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服务跨境电商产业经济的能力。

3.1 构建基于共生共度全价值链的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平台

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的成立是出于“设计”,而非“内生”。联盟成员在参与高职院校跨境电商协同育人时，行业企业院校的联盟成员有各自的“算盘”，“设计”各自的不同利益，而非成员间“内生”出来的相互需求和共同利益。这种“逐利行为”成为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机制误区、产教“两张皮”的推手，因联盟成员间各自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存在差异，形成了今天“合而不强”“融而不深”的乱象。

要提升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水平，应引入市场机制，吸引跨境电商产业链上有相同利益和共同需求的行业企业、院校等相关利益者构成价值共生、相互需求的产教联盟利益共同体。打破产教场域界限，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实现双方优势资源的互补，真正将校业的命运绑定在一起，建立共生关系，形成产教融合的拉动力和推动力[9]。打造“1”个跨境电商品牌专业联盟、“1”个跨境电商龙头企业联盟，深入跨境电商产业上下游的设计企业、电商企业、外贸企业、物流企业等，对接企业工作领域的岗位需求和用人标准，设计适应岗位能力所需的网店设计、跨境电商运营、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货运代理等专业课程，扎实推进跨境电商产业与教育业需求的深度融合，进而构建共生共度全价值链的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实现跨境电商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破解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瓶颈问题”，消除产教融合“表层化”现象，深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内生动力，搭建创新创业协同育人平台。

图1 基于共生共度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育人平台

3.2 创新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可持续发展运行机制

以共生、协同、创新理论作为支撑，以产教联盟各个利益相关者互惠共赢为契合点，借助智能化学习需求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和优势，依据产业需求和就业需求，创新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为高职跨境电商学生、高职跨境电商品牌专业建设、高职教育、跨境电商产业、重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持续提升高职教育对跨境电商产业和重庆区域经济的社会服务能力。

图2 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可持续发展运行机制

动力机制。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内生动力在于校企间的相互需求。构建产教协同育人的机制既是高职跨境电商专业教育主动适应跨境电商产业的主动作为，也是跨境电商产业快速发展倒逼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应然选择。构建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动力机制包含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动力机制。内部动力机制来源于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多元主体对产业人才培养的共同需求。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外部动力机制受国家宏观政策、产业发展等外部需求动力的影响。在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动力机制构建上，政府要加强宏观引导，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通过政策指引优化校企资源配置，引导行业、企业等联盟成员主动承担产教协同育人的主体责任，协同高职院校共同培养跨境电商产业所急需的高技能复合型人才。高职院校充分利用自身的智力资源，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与运营等环节中的实际问题，合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利益机制。当前高职院校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多元主体合作，各自盘算的是各自经济效益，秉承经济利益至上，导致协同育人的联盟成员以生意人身份，参与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中来。但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并不是经济联合体，肩负着协同院校培养高技能复合型跨境电商人才的社会责任，经济效益只是人才培养目标中的一个考核指标。鉴于我国产教联盟协同育人出现的经济依赖，应改革人才培养和办学水平的评价指标来打破过多依赖经济考核指标，构建多元主体价值共生的市场化利益机制，实施“金融+财政+场地+责任”的组合式协同育人措施，全面贯彻落实新职教法指引跨境电商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人才培养的优惠政策，形成利益共生关系，将利益机制嵌入到深化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融合发展中，实施市场化运作，发挥联盟成员在市场竞争中展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进而实现多元协同育人主体的错位发展，形成优势互补。政府可通过授权或给与政策支持，构建市场化运作、行业企业主动参与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长效利益机制，根除“雨露均沾”与“无利不起早”利益分配不公的思想，按照联盟成员在协同育人中的投入与产出比，给予财政支持，实现高职跨境电商的专业技能型人才高质量服务跨境电商产业经济的发展。

协同机制。建立跨境电商产教联盟成员主动参与专业与创业融合教育的协同育人机制，对提高跨境电商专业育人水平，整合行业企业优势资源尤为重要。受工业文化的影响，行业企业主动参与院校协同育人的积极性一直不高，不仅延缓了跨境电商专业教育市场化的进程，也制约了跨境电商人才输出质量的提高，降低了高职跨境电商学生适应未来岗位的能力。以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共同体为突破口，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利用跨境电商企业的优势，填补高职院校一元育人的“短板”。为此，我们要以新职教法为行动指南，健全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双主体管理制度。畅通跨境电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协同育人对话机制，政府实施“放管服”策略，激励行业企业履行协同院校共同育人的社会职责。携手跨境电商龙头企业，搭建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沟通交流平台，引导跨境电商的名优企业率先履行育人职责，加大政府、院校、行业企业之间的常态对话指导，完善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对话制度。

共享机制。资源共享是实现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多元协同育人的关键一环，只有校企优势资源开放共享，资源利用最大化，才能扎实推进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高质量发展。职业院校有行业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资源，行业企业有职业院校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设备与技术等资源，而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利用不足[10-11]。鉴此，建立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利益共同体共投、共建、共享机制至关重要。凭借学校、行业组织、企业、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的联合，产教联盟足以汇聚和调动某一区域内与职业教育相关的社会资源来进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从而积累起巨大的教育势能[12]。减少校企协同育人的行政干预，矫正资源错配的顶层设计，需要遵循“政府引导、校企协同、行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拓宽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资源来源渠道，优化支持协同育人机制建设的发展环境，实现跨境电商龙头企业群与高职跨境电商专业群的高质量发展。

政策机制。发挥跨境电商产教联盟行业企业成员的主体作用，引导多元主体协同育人，促进跨境电商人力供给侧和产业发展需求侧的全要素融合，培养引领我国跨境电商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技能拔尖创新人才。构建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融合发展与协同创新成为必然趋势。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政策机制作为高水平专业群高质量发展的嵌入性变量，在国家新职教法明晰多元主体间的权利与责任的背景下，逐渐成为高职跨境电商深化产教融合体制的主流。因此高职院校应建立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政策机制，从政策上引导联盟成员间的多元主体既是相互合作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又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这种竞合关系是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多元协同育人的“主旋律”。淡化传统产教融合制度的“行政味”,多元协同与共治的政策联动机制将成为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吸引力的未来改革新动力。

3.3 构建基于创新创业全价值链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新模式

在五大协同育人机制的运行下，以产教联盟相关利益为契合点，以联盟成员内在需求为导向，以院校为主阵地、企业为主战场，着力构建全值链高职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新模式，即“1个品牌专业＋1个龙头企业+N门课程和N个企业”构成产教联盟协同育人新模式。在跨界和价值共生理论的指导下，高职跨境电商专业对跨境电商产业所需人才进行按需定制，跨境电商产业对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动态指导和调整，合力推进跨境电商企业经济效益和高职跨境电商人才效益的共享共赢。通过“企业定制课程，岗位个性课程、学校通用课程”三课程、“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岗位等级证书”三证书等全要素融合，校企协同全方位，产教真融真合，进而为跨境电商产业培养“人岗适配”的双创技能型复合人才，扎实推进技能强国、人才强市战略，为技能型社会构建提供智力支撑。

4 结语

围绕产业链、技术核、岗位群，建设N门课程对接N个企业的跨境电商品牌专业，促进专业资源整合和结构优化，激发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力，为产教协同育人的改革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跨境电商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的全方位融合。通过产教“三对接”“三课程”“三证书”的协同融合，创新将专业设在产业上、课堂放在生产线上因为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成长环境在企业的岗位上，在企业的生产线上，只有把课堂放在生产线上，才能让高职跨境电商专业的学生切身感受到最新技术，只有在真实的职场中真刀真枪地实干真做，学生才有可能变道超车，才能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才能真正将企业生产资源转变为课堂教学资源、课堂教学资源转变人力资源、人力资源转变企业生产资源。只有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各成员群策群力，相互协作，紧跟产业转型新趋势，紧随高职跨境电商的改革步伐，迎难而上育新机，勇于担当开新局，凝心聚力谋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营造跨境电商新生态，实现跨境电商产教联盟协同育人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