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尊体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马娟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401331）

汉魏六朝尊体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马娟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401331）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素有尊体的传统。起初，尊体用于词体的批评理论之中。然而古人应用尊体意识进行文体批评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尊体意识的起始当产生于《诗经》《尚书》之中，粗浅的文体分类观念表现出朦胧的辨体意识，早期的尊体意识便萌生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尊体意识的发展期，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有意识地从区分文类、界定风格、追溯源流等角度辨析文体，为尊体意识的产生提供范例和方法。

汉魏六朝；尊体意识；辨体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关于尊体意识研究的专门著述出现得较晚。在魏晋时期，才在某些文论著作中正式论述到文体的同异。但对于尊体意识的起源却可以上溯到先秦。先秦两汉虽然没有出现较为独立和完整的研究文体的专著，但不成系统的文体论说已经零散地出现在一些早期文献资料之中，在有关文体的同异、特点等问题的论述中已经凸显出对某些文体本色的探寻。这些材料中包含着丰富的文体学思想，相应的最早的尊体意识亦产生于此时。它们对于日后尊体意识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最早的散文集《尚书》，均产生于先秦时代，此时人们已有意识地根据不同的文体——诗和散文分别汇总作家的创作编撰成总集，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士对文体类别的认识。文体分类是文体创作日益繁富的必然结果，也是在人们对文体特征有了一定认识和辨析的基础上产生的。文体分类需要编者细致界定文体的特性，采用合理的分类标准，对现有文体施行类分。有关文体规范的意识则已经萌生和隐含于这种文体分类之中。

1 尊体意识的起始阶段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共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六百年间的诗歌305篇，编者将所收录的诗歌按一定标准分为风、雅、颂三个大类。关于歌谣的采集，先秦典籍中尚无明确的记录，但根据汉代学者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显示有采诗、删诗的说法。班固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1]采集歌谣的目的是观民俗，知得失。这仅仅是后人的一种猜测，但可以确定的是乐官将各地的诗歌搜集在一起，并通过删订而形成《诗经》。编者如何对各地采集来的歌谣进行合理的编排是早期文体分类的滥觞。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这表明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是根据三者不同的“体”，显然这里已经具有了文体分类的初步意识。关于“诗篇之异体”的“异体”具体指什么，后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毛诗序》认为这种分类是根据《诗》的表现对象和功用效果的不同；朱熹《诗集传》认为是按《诗》的作者身份及《诗》的内容的差异；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根据音乐的地域和属性的不同来区分的等等。不管“异体”具体指什么，它说明当时已经在按照某种标准，试图对诗歌进行分类了。这已经暗含了对文体的辨析归类，试图寻找文体之体制特点在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形态。

上古最古老的记言、记事的史书《尚书》在编撰中虽然是按照历史年代先后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共28篇，但对具体的单篇文章命名时，初步显示出文体功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文体命名，文体命名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古代文体分类。《尚书》中反复出现的篇名，誓、诰、训、命等，这些相同命名的篇章所论说的内容、行文结构的安排都呈现出相似性。这种命名方式的繁复出现，实际上表现出一种类的归属，催生文体分类。一般而言，命名本身就是分类的开始，给事物命名的目的在于区分与之相类似的事物，也就是说要发现被命名事物的独特性。以上所谈篇章的命名方式虽然涉及11篇文章，不及《尚书》总篇目的一半，但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文体分类的功能性原则，却对后来的尊体意识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后世研究者将其作为文体分类的首要原则来加以利用。

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有了模糊的尊体意识，虽然这种尊体意识仅仅是出于文体分类意义上的聚类区分，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隐含在文体分类观念上的尊体意识对后世文体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 尊体意识的发轫期

汉魏六朝是各种文章体裁产生和发展的最兴盛时期。自秦汉统一王朝建立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适应着新王朝统治的需要，各种新的政治制度和措施都逐渐建设起来，而服务于这种制度和措施的各应用文体，也相应地产生或发展变化；同时社会成员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社会关系具有了新的内容，各种不同的往来，不同的事件产生了不同的文字表达的要求，因此这一时期是应用文体大备的时期[2]。文体发展趋于繁复，自然引发文体间的混淆，特别是一些同源同宗派生出来的文体，其适用范围、对象及风格特性往往区分不清，这就需要对文体进行规范。所以明辨文体成了批评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大多建立在辨体的基础上，无论是批评家论说写作，还说品评作家作品。正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3]文体辨析在这一时期广泛展开，其内容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辨文体的类别，每一文体都有自己的特性，诗自不同于赋，而颂与赞也各有异；二是辨文体的风格；三是辨文体的源流[2]。可见，坚持文各有体的传统，主张辨明和严守各种文体体制是此时文论家们文体学研究的重心所在。文体辨析侧重于文体体性的一面，明辨文体之界限，保持文体独立的文体特征，在此基础上明确文体规范并遵守保持，以维护文体自身相对的稳定性。

辨体是尊体的基础。如吴承学先生在《辨体与破体》一文中强调：“以‘辨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首要原则”，“古人首先在认识观念上视‘辨体’为‘先’在的要务，又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通过对‘划界’与‘越界’的分寸的精微感悟与把握，从而使‘辨体’成为古代文体学中贯通其他相关问题的核心问题。”[4]辨体这种致力于明辨文体之界限，挖掘文体自身独有的文体特征的探讨，为尊体力图建立文体规范，并坚持严格遵守和尊重这些文体规范和特性做了前期的基础工作。只有通过辨体把这些文体潜在的特性界定区分出来，在写作中建立起规范，这种文体才能像其他文体一样拥有自己的价值。汉魏六朝文体学经历着的由辨体上升至尊体的理论批评路向，辨体是尊体的基础，尊体理论的建立便于明辨各体，促使各文体维持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在刘勰秉承尊体意识撰写《文心雕龙》文体论之前，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已经在辨体或尊体方面有相当的论述，并对后来刘勰的尊体理论有重要影响。

在理论上开始论说文体分类，首功应属于曹丕。自此，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论发展到了辨体论阶段[4]。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5]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曹丕采用比较批评的方法辨析文体，将当时盛行且常用的文体放在一起比较，以显示其特征和区别。他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文体，根据各体的特征进行比较，两两为一组，归为四科，用“雅”“理”“丽”“实”来概括四类文体的共同特征。曹丕的比较并不是简单的比附，而是旨在呈现和描述各种文体的内部构成和特征。例如，“奏议宜雅”，“奏议”属于朝廷应用文体，文辞必温厚近乎古雅；“书论”属于书信、论说的文体，重在明白透彻。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在比较中辨析文体特性，表达出鲜明的文体意识和文体观念[4]。

曹丕在运用比较批评的方法对文体进行辨析时，除了评述文体的分类、辨析文体的特征，还夹杂着对作家风格的比较批评。从《典论·论文》可以看出，文学作品的风格由文体自身的特点和作家的个性气质两方面决定着，所以作家风格的比较批评也成了曹丕辨析文体的重要方面。曹丕将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体的风格特征相联系，提出“文气说”。“气”是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气势、风格特征，在文章写作中，“气”是最具个性的东西。同一文体呈现不同的风格在于作家个性的不同。曹丕称：“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6]王粲的个性气质与辞赋结合，创作出优秀的辞赋文章，徐干的作品彰显舒缓的气质。“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5]即是从作家个性与文体风格特征角度，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四人的文章整体风格特征进行的评述。

在这里，曹丕将不同类型的文章的特征和不同作家文章特点的认识明确地表达了出来。自《典论·论文》之后，文章类别和文类特征、文体风格的辨析获得了更大的理论空间，分类更加精细、完备，特征描述更加准确、精炼[7]。对我国古代尊体批评来说，从风格美学的角度审视，提供了方法与范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上承《典论·论文》而来，晋陆机《文赋》论述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根据各个文体的功能和适用范围的不同，陆机从语言风格的角度辨析不同文体的语体特征，说明这十种文体的不同风格特点，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砌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5］藏荣绪《晋书》说：“陆机妙解情理，心识大体，作《文赋》。 ”[8]可见陆机作《文赋》有辨析文体的目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5］，“缘情”指诗是抒情的产物，这是对诗的功能性质的阐述，相应的诗就具有“绮靡”的语体风格，“体物”是赋的功能，指出赋这种文体就是描述外物的，具有“浏亮”的语体风格特征。在这里，陆机对诗、赋两种文体的功能、适用范围及语体特征作了极为准确的辨析，分清了诗、赋与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之间的区别。可见，陆机致力于辨析十种文体各自所独具的与其他文体不同的诸种风格特性。

陆机辨析文体的目的旨在指导作家进行写作，即：“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厉害所由，它日殆可谓曲尽其妙。”［5］作家写作前必先明辨文体的不同要求。尽管《文赋》不是辨析文体的专题著作，但其在论述写作过程中，从语体特征来辨析不同文体，注意各文体所具有的风格，仍为后来从这一角度来规范文体，尊崇文体之独立性做出了努力。因此在尊体意识的理论发展过程中，陆机的《文赋》也是重要的一环。

3 尊体意识的成长期

史称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9]。所谓“论”即《文章流别论》，是为《文章流别集》的文章“分类”提供理论支持。而辨文体源流是挚虞建构自己文章“分类”理论的主导思想。《文章流别论》之辨源流，不单辨文体源流，也在论述源流的基础上，辨文体风格、作家作品之优劣，从而提出自己的辨体批评标准。这种追源溯流的辨体批评成为后世文论家建构尊体观念最常用的思路和方法。

根据《文章流别论》现存的片段，其论述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文诸类，对各个文体的源流、特点进行梳理。 《文章流别论》：“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9]赋的特点是铺陈写物，故将赋的源头上溯到“诗”，辨析赋与“诗”之区别与联系。“哀辞者，诔之流也。”［9］将哀辞的源头追溯到“诔”。“《七发》造于枚乘”［9］，枚乘是第一个写作七体的作家，因此将七体的源流追溯到枚乘的《七发》。

在文体起源、发展、流变的实际中，挚虞注重辨析同一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风格。如《文章流别论》论赋体称：“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9］在挚虞看来，赋起源于诗，承其诗有“言志”的特点，赋的体制特点是“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因而赋有古今之分：一是“古诗之赋”，二是“今之赋”。“古诗之赋”的风格特点是“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这些赋作中的铺陈的“事类”皆以“情义”贯穿，目的是“言志”。随着时代的发展，“今之赋”的风格表现出与“古诗之赋”不同的特点，即“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论“颂”体称：“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9］挚虞将“颂”的源头追溯到“六诗”之“风、赋、比、兴、雅、颂”的“颂”，本义为赞美天子功德的盛况。在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之中，颂体在表现内容、表现方式等方面已与古代颂的本义有所不同，挚虞将颂体放置于历时的流变之中关照，辨析出颂体呈现的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其一，以班固的《安丰戴侯颂》、史岑的《出师颂》和《和熹邓后颂》为代表的一派，风格与《鲁颂》相似，而文辞已不同；其二，以扬雄的《赵充国颂》、傅毅的《显宗颂》为代表，风格杂以风、雅之意。再如论“设论”体称：“若《解嘲》之弘缓优大，《应宾》之渊懿温雅，《连旨》之壮厉慷慨，《应间》之绸缪契阔，郁郁彬彬，靡有不长焉矣。”［9］挚虞运用印象感受与比较批评的方法辨析了同一文体，出自不同作家之手而呈现出的不同风格。

《文章流别论》中挚虞对前人作家作品之优劣是非进行品评，从而提出自己的辨体批评主张。辨析文体之优劣高下、利病得失、是非清浊亦为尊体内蕴的要义之一。例如，论“颂”体时，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之得失进行指摘，从而提出自己的辨体主张。其云：“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9］在这里，挚虞明辨颂体与赋体的体制不同，主张作家写作要遵循文体的体制规范。论“赋”体时称以荀子、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赋作秉承赋体“敷陈其志”的讽喻之风，是值得肯定的典范作品。而从宋玉开始创作的赋大多呈“淫浮”之病，称：“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9］从以上的引文可以见出，挚虞对古今赋体的作家作品进行辨析，指出了自己所坚持的赋体写作标准。挚虞对诗进行内部细分，并就此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文章流别论》:“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 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9］挚虞是就诗歌源流而言的,《诗经》被认为是诗歌的源头,大多歌谣由四言写成,四言便成为了后人诗歌创作的“正体”:“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9］挚虞受当时征圣、宗经思想的影响，在四言“正体”之外，对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诗歌进行了价值评判。三言的地位仅次于四言，六言次之，排在后面的是五言和七言，九言则少有，不作评判。辨析文体之优劣高下、利病得失、是非清浊亦为尊体内蕴的要义之一。

《文章流别论》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追溯文体源流来辨析文体，是从源流角度辨体的开山之论，为后世文体论继续从这一角度辨体尊体奠定了基调，给后人以无数的启发。刘勰《文心雕龙》、钟荣《诗品》、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等论述，完成了对《文章流别论》的扩充。由于溯源流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史上的特别意义，通过追溯源流来辨析文体，成为后世文论家建构尊体观念最常用的思路和方法之一。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157-158.

[2]傅刚.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J].中国社会科学，2000(2):145-153.

[3]刘师培.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吴承学.辨体与破体[J].文学评论，1991，(4):57-65.

[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4.

[6]范小娟.魏晋比较批评及其兴盛主要原因初探[J].前沿，2011(2):181-185.

[7]汤球，扬朝明.九家旧晋书[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146-147.

[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1427.

[9]欧阳询.艺文类聚[M].北京：中华书局，1965:1002.

责任编辑周丁力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spect Consciousness in the Six Dynasties

MA Ju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00,China)

The Ancient Chinese critical literary theory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respectful style.At first,it was used in the theory of word.However,its applic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Qin period.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Book of History are regarded as its embryonic period,showing its vague idea.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re viewed as its evolution period.Cao Pi’s Classical Treatise:On Literary Writing,LU Ji’s WenFu,and Zhi Yu’s The Relations of Collection of Articles discriminate sty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res,styles,origins and so on,providing examples and methods for its generating.

the Six Dynasties;respectful style;discriminated style

I207

A

1674－5787（2016）06－0112－05

10.13887/j.cnki.jccee.2017（1）.28

2016-12-03

马娟（1987—），女，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