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与“孩子剧团”研究

付冬生，陈广根

（1.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1331；2.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401331）

冯玉祥与“孩子剧团”研究

付冬生1，陈广根2

（1.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1331；2.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401331）

1939—1942年，“孩子剧团”在抗战大后方重庆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对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抗日宣传的一支重要文艺大军。“孩子剧团”的工作受到周恩来、郭沫若等革命领导人的高度关怀。其中，爱国将领冯玉祥曾观看“孩子剧团”演出，为其题词，在《抗战三日刊》发表诗歌《孩子团》，对其爱国行为给予高度肯定。

“孩子剧团”；冯玉祥；《抗战三日刊》

1 “孩子剧团”成立、发展及在戏剧史上的作用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著名的“八·一三”事变爆发。事变中，上海沪东战区临青学校一部分中小学生，逃难到上海沪西恩派亚戏院难民收容所。他们中最大的19岁，最小的9岁。1937年9月3日，这些受到进步思想主张的22名来自不同家庭、不同地方的孩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指导下成立了“孩子剧团”。他们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心和重视，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用演出的形式去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为国家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吴新稼、许森（立明）、陈模（傅承谟）、张承祖（宗元）和张莺、罗真理等人组成干事会。由吴新稼为干事长（后改称团长），在其组织引领下发表了《孩子剧团宣言》：

我们是一群流浪儿。

我们是一群不愿跟着爸爸妈妈逃难享福的孩子。

在从前,我们就相信抗日战争一定要爆发,我们曾经发过誓:不逃,不躲,要同日本鬼子拼。现在抗日战争真的开始了,我们虽然没有了爸妈,没有了家庭,成了流离无靠的孤儿,但是我们没有哭,没有伤心,相反的,只有快活,只有怒恨,只有振作。

我们大部分是沪东战区里的孩子，爱演剧，爱唱歌，过去也曾经演过一些戏，唱过一些歌，在抗日战争开始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上前线去同鬼子拼，不能做大规模的事情，我们只有以我们所有的力量，团结起来，以过去所爱好的工作来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尽力。

我们愿意永远演戏，愿意上前线去演，愿意到内地去演，也愿意到受难的同胞里面去演。

我们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我们的戏同歌是很幼稚的，经济也是很困难的，我们诚恳希望社会上各界先生同戏剧界前辈先生指教，帮忙。[1]

随后，“孩子剧团”相继发表《孩子剧团团歌》《孩子剧团章程》《孩子剧团公约》。“孩子剧团”组织机构健全，下设经济委员会、研究组、剧务组、事务组、歌咏股、播音股等机构，聘请专家、学者担任艺术指导。“孩子剧团”隶属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37年10月，“孩子剧团”迁入上海马斯南路国际难民第一收容所。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吴新稼团长奉命率领“孩子剧团”转移，1938年1月，“孩子剧团”抵达武汉。同年4月，在周恩来与郭沫若的协商下，“孩子剧团”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收编，经多方争取，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郭沫若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孩子剧团”具体由第六处处长田汉、第一科（戏剧科）科长洪深领导，郭沫若派陈乃昌同志任指导员，领导其文化学习，常任侠同志教语文，曹荻秋同志教英文。1938年8月，日寇进攻武汉，“孩子剧团”冒着敌机的轰炸和炮火的袭击，先后转战苏、皖、豫、鄂、湘、桂、黔、川、渝九省（市）57个县市，行程约一万六千余里。他们沿途演戏、唱歌、讲演、发传单、写标语，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同时联络、组织学校和社会上的少年儿童团体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1月，“孩子剧团”历经艰辛由桂林经贵州来到大后方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居住在沙坪坝歌乐山下赖家桥的“全家院子”。随后三年，“孩子剧团”在重庆进行的了一系列抗日、争取民主、反独裁的演出活动。每天到机关、街头、厂矿、医院、学校、难民所进行歌咏和戏剧表演，是抗战大后方重庆群众进行抗日宣传的一支重要的文艺大军。

1940年后，“孩子剧团”还创办了《抗战儿童》（月刊）， 郭沫若亲自题写刊名，《抗战儿童》（月刊）成为发动大后方儿童参加抗日活动的一支号角。1941—1945年，大后方陪都重庆各界话剧团体联合起来举办了4次雾季公演，这些演出对抗日救亡、争取民主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1941年“孩子剧团”的一部分团员参加郭沫若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等话剧演出，之后又参加著名导演、剧作家石凌鹤专门创编的反映抗战的六幕儿童话剧《乐园进行曲》。1941年底又上演了根据张天翼童话改编的五幕儿童话剧《秃秃大王》（后改名《猴儿大王》），在当时的大后方重庆引起强烈反响，受到重庆各界好评。1942年夏季起，“孩子剧团”处境越来越恶劣。1942年9月，在政治部第三厅中共地下特支书记冯乃超的指示下，“孩子剧团”大批团员陆续分散转移、疏散，成立五年的“孩子剧团”正式宣告结束，完成了中国共产党赋予的光荣使命。

据统计，在大后方陪都重庆期间，“孩子剧团”共演出300余场次，约45万人观看过其演出，这对形成抗战时期重庆话剧演出的空前繁荣和对陪都重庆和全国儿童戏剧创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奠定了其在戏剧史上的地位。“孩子剧团”用自己微小的力量进行着抗日战争的宣传活动，其精神鼓舞着各地人们，进而向深处探求救亡图存的历史方法。周恩来用“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加以勉励，茅盾称其为“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2]，郭沫若也评价其“尽可以成为一部抗战的侧面史书”[3]。

2 冯玉祥对“孩子剧团”产生的重要影响

因“孩子剧团”对抗日救亡运动做出的积极贡献，剧团的工作受到时任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关心。邓颖超、冯乃超、田汉、洪深、徐特立、洗星海等革命领导人也给予“孩子剧团”高度关怀，这其中就有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将军曾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8年12月13日，冯玉祥随国民政府迁来重庆，居住在重庆市沙坪坝陈家街道白鹤村的“张家大院”，这所院子原为当地乡绅张海南的住宅。1939年初，冯玉祥将军购买该院，并为此住宅取名为“抗倭庐”。随后，他携夫人李德全及子女在此工作生活了8年之久。冯玉祥将军住宅距离“孩子剧团”住地沙坪坝歌乐山下赖家桥“全家院子”大约5公里。在此居住的8年间，冯玉祥将军致力于抗战宣传，参加各种抗战文化宣传及筹款抗战活动，广泛利用集会、演讲、电台、报刊等渠道发表抗战演讲和文章，亲自撰写抗战书籍，激励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念。在大后方的陪都重庆，冯玉祥将军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和投降，为巩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春，“孩子剧团”在汉口大光明戏院举行歌咏宣传演出，冯玉祥将军曾亲自观看演出，他被孩子们表演《流浪儿》的歌声打动[4]。冯玉祥将军曾为“孩子剧团”题词：“孩子团，真快乐，不艰难，放大了你们的胆量把新的国家健（建）。”[5]在抗战岁月里，冯玉祥将军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抵制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支持群众抗日进步活动。冯玉祥虽然军务繁忙，但他仍然抽出时间参与以诗歌创作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创作了大量的诗歌。1937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该刊由《抗战三日刊》社发行，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抗战代表刊物。冯玉祥曾给邹韬奋写信，称赞《抗战三日刊》“内容丰富切实，而眼光尤为正确远大，诚为今日抗战中之指针”[6]。1938年《抗战三日刊》第57期，刊登了冯玉祥的诗歌《孩子团》：

孩子团，真能干，演剧歌咏助抗战。孩子团，真正好，不顾死活为国跑。孩子团，真正苦，是谁杀害你父母。孩子团，真正行，献身国家作长城。孩子团，真正难，生活颠沛熬饥寒。孩子团，真奋勇，任何艰苦无所恐。孩子团，真耐劳，努力工作又求学。孩子团，真热心，日夜奔走多殷勤。孩子团，真快乐，抗敌救国不示弱。孩子团，真高兴，各地同胞都欢迎。孩子团，真可佩，你是中华好弟妹。孩子团，真可敬，国家有你必获胜。

冯玉祥将军生性好学，聪明睿智，他一生不仅爱国爱民，追求民主和平，而且还酷爱读书，一生手不释卷，学而不厌，他广览博学，兴趣广泛，喜欢诗、书、画，一生创作了1 400多首诗歌，他自称 “大兵诗人”“丘八诗人”，他把自己的诗称作“丘八诗”。冯玉祥将军的诗歌通俗易懂、朴实真挚、自成一体，内容多反映百姓生活和民生疾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周恩来曾评价冯玉祥的诗歌：“丘八诗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郭沫若也评价冯玉祥的白话诗，真正实践了当时文艺界提出的“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目标。冯玉祥自谦说其“丘八诗”“粗而且俗”。冯玉祥将军的《孩子团》这首诗歌不加雕饰，结构匀称，节奏明快，语言朴实，读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不仅呈现了抗战期间“孩子剧团”的爱国热情和所作所为，而且真实刻画了“孩子剧团”的风采和果敢，也对其抗战宣传工作给予充分鼓励和肯定。冯玉祥将军以实际行动给“孩子剧团”题词、写诗并给予极大关怀、帮助，这对“孩子剧团”的发展、创作和演出产生了重要影响。

3 “孩子剧团”对重庆抗战文学的贡献

“孩子剧团”既是抗战中最大的受难者，也是抗战中英勇的宣传战士。1939至1942年间，“孩子剧团”在抗战大后方重庆进行了系列积极抗战宣传，其演出充分体现出中国抗战时期文化发展的主流性，是重庆及全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孩子剧团”在重庆的宣传、演出对促成大后方重庆文学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为重庆抗战文化中心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孩子剧团”活动也为重庆戏剧文学甚至重庆抗战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孩子剧团”是中国现代史上由爱国少年儿童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革命剧团，也为中国青少年树立了爱国的榜样。

[1]孩子剧团团史史料征集编辑委员会.孩子们站起来：孩子剧团回忆录[G].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

[2]茅盾.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G].少年先锋.汉口：大路书店，1938.

[3]郭沫若.洪波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许翰如.大海浪花：回忆孩子剧团的战斗生活[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37-38.

[5]孩子剧团团史编辑组.孩子剧团[M].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

[6]宋楠.《抗战》：特定时期的特定刊物[J].青年记者，2005（7）：17-18.

责任编辑闫桂萍

J809

A

1674－5787（2017）01－0126－03

10.13887/j.cnki.jccee.2017（1）.31

2016-11-29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抗战大后方重庆‘孩子剧团’研究”（项目编号：2016YBWX07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付冬生（1977—），男，河南信阳人，硕士，重庆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陈广根（1980—），男，安徽无为人，硕士，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