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的重庆文化体现

邓微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雾都》的重庆文化体现

邓微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李辉英是较早进行抗战文学创作的东北流亡作家，他在《雾都》中通过对自然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描写展现出极富重庆味道的区域文化。

李辉英；抗战小说；重庆；区域文化

0 引言

李辉英是较早进行抗战小说创作的现代作家，其故土东北最早成为沦陷地，悲于家国的沦陷，他将自己的满心豪情放在文学创作之中，于1931年发表一篇名为《最后一课》的抗战作品。在接下来的时间，李辉英辗转中国大片土地，积极参加抗战，并将自己在生活中积累的素材用文字反映出来，给我们留下大量的文学资料以及战争资料。李辉英在1946年于重庆着手写作《雾都》，写了几章后，因为长春胜利而回到了长春，继续完成写作。这部小说的前十章在长春当地的报刊上连载。当时怀正文化社老板刘以鬯对《雾都》有一段评价：“这是一部反映抗战陪都黑暗角落的长篇小说，质朴明畅思虑精密，有突出的思想性。我很喜欢这部小说……”[1]生活在雾都重庆的人们，在这个雾蒙蒙的城市下过着一种“朦胧”的生活，前线的战火弥漫与后方的奢侈糜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雾都》描写的是抗战陪都重庆在抗战胜利前夕的社会面貌，小说的主要人物有以黎将军为首的伪抗战分子、屈小姐为例的交际花、罗经理式的发国难财的小商人、张氏兄妹的爱国新生者以及作家刘芹这位对文学、对战争、对国民性有诸多见解的知识分子。这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因为胡委员的宴会而相识，宴请的每一位都是对杂志存在一定的意义，各有各的分工：罗经理主要负责杂志的资金，张氏兄妹、刘芹和徐记者主要负责杂志文章写作，黎将军及屈小姐等人负责对外的联系。故事的结束也是胡委员的宴请，只是这一次大家都有不同的心情，故事以一个循环式的结构又回到了宴会，但是中间发生的故事情节却令人深思。

1 重庆区域文化在《雾都》的体现

“区域文化是民族国家之内，在特定时期与环境中存在着的，拥有意识文化、地区文化、地缘文化、民族文化四大基本构成要素，并且具有意识形态主导性、行政区域限定性、人文地理稳定性、民族归属独特性这四大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2]重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抗战时期作为“陪都”，大量人口以及高校、杂志社迁入，为重庆文化的发展繁荣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文学是文化的产物，文学的研究体现文化的内涵，文学与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交融互补的特性，文学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重庆这片特定的土地上，人类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与这个地域环境相互作用而创作出独特的重庆文化。

1.1 自然文化

区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之一就是自然文化，同时自然文化也是区域文化产生的条件之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形成有着较强的影响。北方的黑土地孕育出北方人民的慷慨与大气，南方的青山绿水造就了南方人的妩媚与水嫩。在重庆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在距今20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居住于此，早期的巴渝人民在重庆这个地方生存，依赖于这里的好山、好水与湿热的气候。

1.1.1 山城形象

山城形象是重庆形象的有机构成部分，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城市，“爬坡上坎”是重庆人的日常生活，也使这座“山城”有着其独特的魅力。

小说中多次提及到山城的道路，“重庆的市街窄小的有些仅只能并行两辆汽车，街道又过分曲折，人口又是那样的多，使每个行路的人不因上坡下坡而苦恼，倒是由于每走一步需要顾及躲闪对方的来人，以及如何挤过前方的人群而加快几步，才感到是一件耗费时间最伤脑的事情。”抗战时期，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使得重庆人口大量增加，导致本就狭窄的路面过于拥挤。重庆本土居民习惯于上坡下坡，只是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让他们有些担忧。“这条通达码头必经之路，秉赋有开埠时期马路窄狭缺少阴沟设备到处堆积垃圾的旧有特点，和如今的洋化街道简直不能作个正面的比较，那些矮小而陈旧的板房，以及在那些板房中开设着的大小商店，均有显示出过分的零乱不调，且又保有欠缺清洁而又非常吵闹的共同之处。”[3]44这是对战时重庆街道的又一种描写，文中提及的街道是当时重庆通往码头的主要道路，由此可见这条路地位的重要性；来往码头的人们络绎不绝，彰显这条道路的热闹，周边开设的大小商店显现出这条道路的繁华。但就是这样一条热闹而繁华的道路，两边堆积着成山的垃圾，较之于当时洋化的街道非常落后。通过对这条街道的描写，从侧面表现出当时服务于国民党的政府人员不将心思放在城市的管理上，只是一味地迎合上级要求的街道“洋化”，对于街道真实存在的问题不曾管理，放任自由，只需定时收取门店的管理费用。同时，这是一条繁华的街道，行人络绎不绝，对于这样凌乱、脏脏的街面却无所作为，体现了人们的素质问题以及他们的麻木性。人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心思放在一个与自己看似毫无关系的事情上，也折射出人们对于抗战的麻木性。战争和这些垃圾一样，看似和自身毫无关系，其实意义重大。

小说通过对街道和周边山的描写，展现出重庆是一座依山而建的都市，山对重庆人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对重庆人习惯于上坡下坡，在山之间开垦梯田，凿石路等活动，赞扬重庆人民的勤劳与顽强精神，但同时也由细节描写展现了大后方民众的麻木性以及懒惰性。

1.1.2 雾形象

“雾都”是重庆的另一别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重庆多雾。据相关部门统计，重庆每年平均有104天为雾天，然而有着“世界雾都”美名的英国伦敦，平均每年有雾的日子为94天，因而重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雾都”。小说以《雾都》为篇名，充分显示了重庆独有的特色，作者在小说中多次对雾进行描写，雾在文本起着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情等作用。

“浓重的雾气掺和着阴沉的云幕，紧紧的笼罩住整个天空，天空拉出一具暗淡的愁容，俯瞰着这失掉了光明的大地，在无边的大地上，到处都在落着连绵的秋雨，如同一个寡妇哭泣她的丈夫所流出来的眼泪似地，这冷森的雨水一滴滴地打进人们凄愁的深心里，偶然刮来几阵不关痛痒的秋风，它既无法刮散浓重的云雾，也不能刮走人们心中的烦愁。”[3]134雾给人以浓重和阴沉之感，因为这个有着一百多万人口的战时陪都，随时都可能被严重的战争所侵袭，人们担心自己的安危，担心这座城市的安危，同时，物价的飞涨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比战争更具有威胁的事情。当安全与生存都面临挑战的时候，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忧心仲仲。富人们拥挤在交易所门前祈祷黄金的价格上涨，这样才有益于将自己手中的黄金卖出。然而穷人们所关注的是食物价格的涨落，因为他们无法填饱自己的肚子。这是战时陪都生活，因为战争导致物价不稳，富人与穷人所担心的对象不一样，但都展现了自己愁容，雾气围绕在这座城市，它遮掩了太阳，让这座城市失去了光明。

作者将重庆视为谜一样的雾都，不光是这座城市四处环绕着云雾，在这里生存的人们也像雾一样难以琢磨，飘忽不定。小说人物多次因为时局以及其他人物不合自己的心意而要与身边朋友绝交。委托商行的罗经理，这位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在这座城市的长期熏陶下，表现得和雾一样难以捉摸，在屈小姐生日晚会上两次心生与屈小姐绝交的念头：第一次是在屈小姐透露了他买房的消息，第二次是胡委员三次祝酒于屈小姐，他认为屈小姐是一个薄情的女人。但是在第二次心生绝交的念头后，罗经理的心理又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又不想和屈小姐绝交了，相反他决心要娶到这位美丽的交际花，这样才是他的光荣，是他最后的胜利。胡委员在得知屈小姐与罗经理订婚的消息后，心生要与屈小姐绝交的想法，对屈小姐给出了一系列不好的评价，但在黎将军邀请他去屈小姐家时，他又欣然前往，企图能和屈小姐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胡委员在得知罗经理会为他的杂志提供资金的时候将他视为上等客，但是在罗经理久久不能将资金兑现的时候，他对罗经理投以鄙视的眼光，特别是在得知屈小姐骗了罗经理大量钱财的时候，他觉得屈小姐“干得漂亮”。而屈小姐对罗经理明明是满脸的鄙夷，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愿意和他结婚的意向。小说中各色人物的性格如雾一般，让人难以看透。

1.1.3 火炉形象

重庆是一个夏秋炎热的城市，这是由重庆特有的地理面貌所形成的，山地的地势让其升温快而降温慢，夏季温度多在35度以上，因而重庆又被誉名为“火炉”，炎热难耐。

“在极度郁闷的气压之下，七月的伏天带给人们的最难受的压榨，人们会为之而激发出愤怒的感情，诅咒这难捱的日子，正如同那些热锅上的蚂蚁似的，陷入让人最难忍的境地。”[3]491这段对天气炎热的描写，将人们比喻成热锅上的蚂蚁，不光是身体在感受着炎热的温度而难忍，心里也因为战争的影响而显得焦躁难忍，炎热的气候更容易让人心烦意乱，想要逃离。

1.2 社会因素

自然因素是形成区域文化的要素之一，它给区域文化的形成提供自然环境，供其成长。但是在区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文化。周晓风在《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一文中认为，在区域文学中，自然因素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但是逐渐居于次要地位，占首要地位的是具有社会色彩的区域因素。“文学中的区域因素是指文学中的区域文化特色，是文学创作中区域文化因素作用的产物，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控制程度以及文化发展选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雾都》中的故事发生于1944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的重庆，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这个战时的大后方富者歌舞升平，穷者食不果腹，这种畸形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文化是相对丰富的。

1.2.1 生活方式的描写

战时的重庆因为深处大陆内地、地势险要，敌人难以打入，再加上航运的便利，对外交流方便，因此这里的物资从不缺乏。从前方逃难于此的有钱之人逍遥自在、吃喝玩乐，把这里当作暂时停留的安全地，只需要享乐。战乱不会打断重庆人看电影的的习惯，“.......我常常想不通这种道理，为什么前方战事这么吃紧，我们后方的电影院还会有着排队购票的拥挤现象？我又在可笑的想过，倘若抽壮丁，从军，也能这样的踊跃，那我们还怕打不胜仗吗？”[3]89这是女大学生张瑞珍根据当时重庆排队买票看电影的现象而引发的疑问，他的哥哥张云青接着说道：“矛盾的现象，畸形的发展。”[3]89这是对当时社会的一个总结，身在后方，一面担心敌人的入侵，一面依旧享乐。黎将军，在后方也只是每天四处赴宴，向人们宣传自己会赶赴前线作战，每每作为别人的座上客。这位老将军在生活作风也是极为不检点，每天和他一起赴宴的妇人，长相丑陋，别称为“肉团”。她并不是黎将军的原配妇人，而是他在手下的将士那里抢过来的，而将士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把她买来的。这样的一种身份，被称为将军妇人，接受人们的称赞，是多么的讽刺。

但是，对于穷人而言，他们每天必须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自己的肚子填饱，用劳动挣来的钱购买昂贵的食物，没有力气的人就乞讨，通过各种方式，让自己活下去。因为重庆是一个山地面貌，外来的富人们难于上坡下坡，于是就有了抬轿子的苦力，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交际花屈小姐出门必备的工具之一就是坐轿，每次出门之前，她都会叫茶房小伙帮她提前叫好轿子或者车子，在上坡的时候，必须要轿夫将其抬上去。这种出行对比方式也体现了当时社会贫富差距。

在当时的重庆还显现出一种爱好赌博的现象，人们不管贫富，一有机会都会赌上一把，不分昼夜。为将军开车的司机因为一连两夜的聚赌，在他开车的时候眼前显现的还是發财、红中、白板。作家刘芹也是一个嗜赌的人。“若是遇到一个赌钱的机会的话，譬如打扑克，作家刘芹非到在座的人纷纷离席的时候，他从来自己不先离开那个宝座，若说是四个人凑到一起开始打个麻将，那么坐下之后他顶少也得来上那么二十四圈仿佛才能过瘾。”[3]78可是在进行写作时，他却坐不下一时半会，因而虽然是一名作家，却一直没有很好的作品问世。尽管处于战乱时期，时局动荡不安，但此地的人们一有机会还是会坐上牌桌。黎将军等人在聚会的时候，赌博是必不可少的活动，而且他们的赌博可谓是“大手笔”。在一次上午的聚会中，黎将军赢了十一万元，屈小姐赢了十七万元，王小姐赢了七万五千元，胡委员赢了七十八万元，委托商行的罗经理是最大的输家，一共输了一百一十三万五千元。茶馆在川渝地区比较常见，川渝人民喜爱在上午就去茶馆，和茶友们“摆龙门阵”到中午，回家吃过午饭又去茶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都在茶馆中消磨。于是，打牌、打麻将在茶馆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茶馆总是热闹沸腾，从清早到深夜，人声鼎沸。

1.2.2 语言塑造

小说中人物的语言也尽显重庆风味。尽管屈小姐等人是从沿海迁往至此，在与人们交谈中也时常会冒出几句重庆话。最显特色的是重庆人罗经理，这位委托商行的经理在生气的时候，他破口而出“给老子的”。在附和他人的意见时，他爱说“要得”。在得知有两个军官在自己的委托商行闹事，他出面问两位军官“啥子？啥子？”[3]184在得知两位军官发现委托商行有他们被偷的军服，希望委托商行能够将卖衣服人的信息告知，罗经理回答说“你们能叫得应吗？”[3]183

重庆话语体现出的是一种豪迈的气息，和就近的成都话相比，体现出种种霸气。作者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将自己生活中积累的重庆语言展现在作品之中，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以及可读性，特别是让知晓重庆语言的读者增强一种亲切感。1.2.3社会舆论

小说的开头，大家齐聚到一起的原因是胡委员试图创办一个杂志，请来的人都是对创办杂志有作用的人。但是因为罗经理将钱投入到了他和屈小姐的订婚仪式中，没有如约完成杂志的入资，导致杂志排版在出版场停留许久，继而作家刘芹提出不再担任杂志的编辑。杂志从最开始名为《展望》，到罗斯福第三次当选而改名为《公论》，再到最后取名《大捷》，都只是提名而未正式出版。抗战时期的重庆，报刊、杂志的数量在全国都位居前茅，大量的有才之士、高校以及杂志社的内迁，使重庆文学发展极为迅速。同时大量有志之士纷纷创办报刊或者杂志，向世人号召联合抗日，积极抗日。但是胡委员创办杂志的意图是希望借着杂志提高自己在重庆的声望，进而有人对杂志进行投资，自己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和名望。这是一个对比以及讽刺，在不正义的想法驱使下进行的活动终究会夭亡。

2 结语

《雾都》是一部描写重庆抗战时期的小说，通过对交际花屈小姐及其周边朋友的描写，给读者展示的是一群在国统区麻木生活着、整天只思享乐、一有风吹草动就准备撤离到更靠后的安全地区的人物。这是作者李辉英在重庆收集资料后写成的作品，小说尽显重庆区域的文化现象，前方的战士浴血奋战，后方的一些人只顾自己的安危而无心关心国事，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对比，作者向我们提出积极抗战的号召，尽管在朦雾笼罩的重庆，人们过着麻木的生活，但是最终这些雾将会散去，光明的日子终将到来。

[1]刘以鬯.记李辉英[J].香港:香江文坛,2003(11).

[2]郝明工.区域文化与文学辨析[J].涪陵师范大学学报,2003(1).

[3]李辉英.雾都[M].上海:上海怀正出版社,1948.

[4]周晓风.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1).

责任编辑 闫桂萍

Chongqing Culture in“The Fog City”

DENGW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Li Huiying is an exile writer in earlier literature cre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Northeast China.His descrip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in“The Fog City”shows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Chongqing.

LiHuiying；Novels of Anti-Japanese War；Chongqing；regional culture

I207

A

1674－5787（2016）05－0099－05

2016-08-10

邓微（1991—），女，四川射洪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