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翻译中译者文化意图与译作文化取向的差异——以辜鸿铭《论语》英译为例

钟明国

（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74）

典籍翻译中译者文化意图与译作文化取向的差异
——以辜鸿铭《论语》英译为例

钟明国

（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74）

辜鸿铭的《论语》英译体现了译者文化意图与译作本身的文化取向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以往的译作批评对这一差异有所忽略，并存在以译者文化意图代替译作文化取向的疏漏。典籍外译的评价，既不能完全忽略译者的文化意图，更重要的是考察译作的文化取向，才可能得出恰当的结论。

译者文化意图；译作文化取向；典籍外译；评价

1 引言：作者文化意图与译作文化取向——典籍翻译评价中的一大问题

近年来，典籍翻译的译作评价问题，日益成为典籍翻译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据论者根据中国知网学术期刊论文数据库的资料统计，自1990年至今在外语类核心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翻译研究论文中，关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研究论文一共120篇，其中有50篇以译作评价为题，另有35篇涉及译作评价。不难看出，译作评价的确是典籍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拟以辜鸿铭《论语》翻译为例，对译者的文化意图与译作的文化取向进行对比分析，考察其差异程度，以期为典籍外译评价提供依据。

2 辜鸿铭《论语》翻译的文化意图及翻译策略

译者的文化意图，实际上就是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过程中所持的文化目的。这一目的在译者对待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意图中反映出来，并渗入整个翻译策略，最终必然体现在译作中。要对典籍翻译作出正确评价，就必须对译者的文化意图以及体现作者文化意图的翻译策略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

作为清末民初在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坛较为活跃的奇人，辜鸿铭一直受到国内学术界、文化界的大量关注，在国外学术界和文化界也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尽管在20世纪初曾经因为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保守意图被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批判，但随着学界对他的认识不断全面、深入，最终承认他是“东方文明的发言人”[1]4。关于辜鸿铭的文化意图，虽未发现有专题研究和论述，但在多种辜鸿铭传记中却不难读取。虽然这些传记及其他相关研究资料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总体说来，可以归纳如下：（1）对中西两种文化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研究；（2）对西方文化持总体批判态度，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持全盘接受的态度，甚至带有文化我族中心主义特征。具体说来，他是希望用他对中西两种文化的了解，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体现出的肤浅和自大，从而捍卫中国文化，拯救中国于危难。尽管他未能认识到他所承继的思想中有糟粕成分，“把文明的余渣也当作进补汤药端给社会”[1]6，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文化意图仍然是以中国文化为立足点，通过自己的种种努力，希望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

辜鸿铭这一文化态度在他的《论语》翻译中得到了印证。在辜译《论语》序言中，译者很明确地表明了他从事《论语》翻译的文化目的。他首先批评了英国汉学家里雅各的《论语》译本，认为里雅各“缺乏文学教养,缺乏批判才能,在《论语》翻译中从头至尾缺乏文学敏感性”,而里雅各的《论语》译本“所展现的中国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质,对西方人来说显得离奇怪异”，而他的翻译则“以普通读者为阅读受众”，“消除英语读者的陌生感和怪异感”，最终目的是 “使英国人改变他们头脑中以往形成的对中国人的先入之见，并由此改变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民族的态度”[2]。不难看出，辜鸿铭的《论语》翻译中贯穿着他一贯的文化意图，那就是致力于使西方对中国文明的精髓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同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为了实现其翻译目的，辜鸿铭为他的《论语》翻译制定了一套翻译策略，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尽可能去除原著中的专有名词,以消除英语读者的陌生感和怪异感；二是为了传达原著的意义,在注释中引用著名欧洲学者和作者的类似观点[2]；三是采用地道的英语句法结构，提高译文的流畅度和可读性。这三条策略在辜译《论语》中主要体现如下：第一，原作中孔子及众多弟子，除孔子的名称被译为“Confucius”以外，弟子中只有子路和颜回二人的名字得以保留，其他弟子的名字一概被概括为“One of Confucius’disciple”；其他众多人名中，也只有少部分得以保留，多数的人名都采用了省略，或解释的处理方法；原作中的地名，除少数得以保留，采用英译之外，其他的多数地名在译文中被省略，或给予解释；第二，译文中采用了大量的注释，主要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在提到一些重要人物的时候，在西方文化中寻找“类似”人物。例如，对颜回的注释为 “the St.John of the Confucius gospel,——a pure,heroic,ideal character,the disciple whom the Master loved”，把颜回比作耶稣的门徒圣约翰；对子路的注释为 “The St.Peter of the Confucian gospel；a brave,latrepid，impetuous， chivalrous character”， 把子路比作耶稣门徒圣彼得；对周武王的注释为 “the warrior king or the conqueror:the Solomon of Chinese history”，把周武王比作基督教文化中的所罗门王，等等。第二种是在提到某些历史阶段或某些社会文化现象时，在注释中引用西方文化中的“相似”历史阶段或社会文化现象，并将二者联系起来。例如，对齐国和鲁国的注释为“the France of the Chinese history,and the England of Chinese history”；对《诗经》的注释为 “Now called the Canon of Poetry,one of the socalled five classics,in the Bible of China”，把儒家经典比作是“中国的《圣经》”。第三种是在提到某些观点时，在注释中引用西方“相似”的学者、诗人、哲学家、政治家等名人观点，并在二者之间寻找相似之处。第三，一些中国文化概念在译作中采用了典型的西方文化概念。例如，将“天命”译作“the laws of God”；“圣人”译作“holy men”，等等。第四，在用词、句法、语法等语言层面，译作体现出的是尽量贴近英语语言规范。总之，无论是对语言风格的选择，还是对思想内容和文化成分的处理，辜鸿铭的《论语》译本体现出的是彻底贴近西方语言和文化体系的极端归化。

3 辜译《论语》的文化取向

所谓译作的文化取向，实际上就是译作在处理原作的语言特色、思想内容和文化成分的时候所作出的选择，这些选择或倾向于靠近源语语言文化体系，或倾向于靠近译入语文化体系。靠近源语语言文化体系者，无疑是以源语文化体系为翻译的文化取向，靠近译入语文化体系者，则是以译入语文化体系为文化取向。在传统的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翻译理论体系中，翻译仅仅被视作机械的、透明化的语言转换过程，而翻译研究则主要关注翻译作为语言转换过程所涉及的因素、技巧、所遵循的原则等问题；对翻译的文化因素的讨论也大多停留在文化成分是否可译、可译程度、处理原则和技巧等层面，对翻译的文化取向这一问题关注严重不足。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使学界对翻译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翻译研究的视角从单一的语言学视角扩展到了文化视角，从文化交流的层面研究翻译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主流。随着翻译文化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发现，翻译过程这一看起来似乎是透明的纯语言转换过程，实际上处处体现着意识形态操控的痕迹，更重要的是，翻译本身具有强大的文化构建功能。维努蒂认为：“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着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对异域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制定，能为异域文学建立起独特的本土典律……这些影响有可能上升到民族的意义层面：翻译能够制造出异国他乡的固定形象……翻译有助于塑造本土对待异域国度的态度，对特定族裔、种族和国家或尊重或蔑视，能够孕育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者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者爱国主义之上的尊重和仇恨。从长远来看，通过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3]359-360换言之，整个翻译过程，从拟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制定，到译作的文本形成，实际上是作为了构建“异域文化”的工具和手段。这里的“异域文化”，实际上就是源语文化，也就是说，翻译的首要功能就是在目的语文化体系中构建源语文化形象。很显然，翻译构建源语文化形象的强大力量，其主要来源和具体体现，无疑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语言体系、思想内涵和文化成分处理过程中体现出的倾向性，也就是译文的文化取向。

翻译的源语文化构建功能以及体现这一功能的文化取向，与福柯的话语理论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思想是一致的。福柯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话语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话语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反映，是一部分社会群体占有的对其他群体乃至整个世界进行描述的手段，而这一描述本身就不可避免地通过描述者的视角来进行，因而必然以描述者的利益为取向而具有选择性和排斥性，带有对其他群体和世界的偏见。更为重要的是，“话语实践是能够创造现实的。理论话语在反复被论说的过程中,不仅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而更重要的是,接受了这套话语的人反过来又会把世界看成是它所描述的那个样子。”[5]8福柯对话语的选择性、排斥性和偏见性的剖析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中得到了具体化。在东方主义理论中，赛义德剖析了西方文化体系对其他地区和文化的殖民过程，认为东方主义实际上就是“通过作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或者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这一“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的过程，其主要实现途径既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也包括通过多种文本对东方进行描述；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看，通过文本对东方进行带有强烈选择性、排斥性和偏见性的描述和塑造无疑比其他手段更为强大。而对异域文化文本的翻译无疑是描述和塑造符合西方需要的东方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十年来在中国兴起的形象学研究同样印证了翻译构建源语文化形象的功能以及这一功能被西方文化体系的利用。根据形象学的研究成果，自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始，西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东方（中国）的想象和描述，在这些描述和想象中，中国形象经历了从早期的“乌托邦”、“天堂”到中期的“强大帝国”到近现代的“赤祸”、“黄祸”的大致演变过程[6]。西方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充满着西方的想象和偏见，其目的则是满足西方文化体系自身的多方面要求。而中国形象塑造的主要途径，则是通过游记、历史性著作、哲学性著作、文学性著作等方式所进行的描述，翻译无疑也是不可忽略的描述手段之一。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过程，更重要的是文化交流和对话的途径和手段，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译学研究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翻译的文化形象和民族身份构建功能无疑更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既然如此，在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形象构建的视域下审视翻译，则必须成为典籍翻译应该达到的高度。借助这一视域，可以发现辜鸿铭的《论语》翻译，其主要特点就是贴近西方语言体系和基督教文化体系所体现出的文化倾向，完全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审视东方文化，反映出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也许是毕生致力于为中国文化扩大影响的辜鸿铭所始料未及的。

4 文化取向与译者文化意图的差异及其对典籍翻译批评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译者文化意图和译作文化倾向二者并不一定是趋同的；在辜鸿铭的《论语》翻译中，前者与后者之间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译者的主观文化意图完全是站在作为源语文化的中国文化意图，希望通过《论语》的翻译，向西方世界推广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化精髓，由此既达到教化西方的目的，又可改变西方文化体系对中国文化和民族的不适当的看法和态度，提高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地位。然而，从辜鸿铭的《论语》本身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与译作本身所体现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来看，译作在文化倾向上彻底背离了译者的翻译目的和文化意图。

译者文化意图与译作体现的文化倾向性之间产生差异的可能性有多大、条件是什么、差异可能达到的程度及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尚待探讨的问题，本文限于篇幅，不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此处需要考察并加以明确的是：对这种可能存在的差异的关注对翻译研究有什么价值。论者认为，对这一差异的考察对典籍翻译视域下的译者批评和译作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综观迄今为止的典籍翻译批评，取得的成绩固然不可小视，但却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些论述完全忽略译者的文化取向而评价译者，得出与翻译现实并不吻合的结论。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论述中并不少见的以译者文化意图代替译作的文化倾向，其结论往往是以译者之主观意图取代译作之客观事实：只要译者是占在源语文化意图来从事翻译，其译作必然在文化传播意义上取得了成功。对辜鸿铭《论语》翻译的分析，足以使这类结论显示出其荒谬性和肤浅性，也同时说明一个问题：在典籍翻译批评中，对译者的主观文化意图与译作所体现的文化倾向之间的差异必须加以细致的考察，既不能忽略译者的主观翻译目的，也要看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性，才有可能对译者及其译作做出真正有意义的、符合典籍翻译文化目的的评价。

[1]严光辉.辜鸿铭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2]辜鸿铭，译.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上海:别发洋行,1898.

[3]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4]盛宁.世纪末·全球化·文化操守[J].外国文学评论,2000(1).

[5]汪永平.从西方的中国形象看西方的文化心理[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nslator’s Cultural Intention in Classics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Translated Works——As an example of transla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to English by Gu Hongming

ZHONG Mingg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74,China)

Gu Hongming’s English translation fo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as embodied that possibly there is a gigantic difference between translator’s cultural intention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translation works itself.But in the past comments on translated works neglected this difference,and there are existing neglects on translator’s cultural intention instead of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translated works.Evaluation of classics translated outside not only ignores translator’s cultural intention wholly,but also reviews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translated works,so we maybe obtain proper conclusions.

translator’s cultural intention;cultural orientation of translated works;classics translated outside;evaluation

G04

A

1674－5787（2010）04－0037－03

2010-06-16

钟明国（1968—）,男,四川通江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博士,重庆交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及典籍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 闫桂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