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瓷文化美学内蕴探骊

任文杰 彭 彤

新乡医学院

史学家钱穆曾说：“中国人的美术常常附加在工业上，而中国的工业，常注重在有关一般人生日用的器物上，这是中华工艺美术与中国整套文化精神相配合之点。”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向来有“道以成器，器以载道”的观念，即日常器物中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内蕴，这一点在汝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釉色还是造型，生活用具还是陈设物品，都折射出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特有的时代风格。

一、崇古复礼 自然简静——汝瓷器型之美

公元960年，北宋建国后，逐渐结束了唐末五代的混乱局面，重新统一了以中原为腹地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王朝。为了巩固皇权，维护社会秩序，宋代统治者着力重建并完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代有建树。

三代青铜礼器作为礼乐文化的载体，无疑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传递了古代礼法秩序的观念，因此，迅速形成了收藏和著录古器的热潮，复古仿古之风大行。但因铜资源匮乏，限制了铜礼器的仿造，而陶瓷材料易得，烧制技术完善，瓷礼器便应运而生。夏、商、周三代礼器，可直接用于祭祀。此风既出，直接影响了宋代瓷器的形制，人们广泛使用仿古瓷礼器，又因受到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青睐，其审美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从而带动了瓷器鉴藏和交易活动，带有仿古之风的瓷器逐渐转化为供人雅玩、清赏的陈设器物。

（一）仿古之风 庄重之美

崇古之风，尤以徽宗朝为盛。宋徽宗赵佶，性喜艺文，雅好古玩，致力恢复礼制。曾于崇宁四年（1105）设大晟府，政和二年（1112）设礼制局，专司其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坟墓，无所不至。”故大内收藏颇丰，由宋徽宗敕撰、王黼编纂的《宣和博古图录》，就著录了收藏于宣和殿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00余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宣和三年尊”即是依照图录中“商祖戊尊”制作的。存世的“大晟钟”“政和鼎”亦是此时的仿古彝器。同时，汝瓷已成为御用之瓷，清凉寺也建成了专为皇室生产青瓷的御用窑场，以汝瓷烧制的礼器自然成为皇家的选择，堂而皇之地居于庙堂，用于大典。从传世的汝瓷精品看，故宫博物院藏的北宋汝窑天青釉弦纹三足尊、台北故宫藏的奉华款瓷器中，包含一件汝窑出戟尊和一件钧窑出戟尊，皆仿三代礼器造型。靖康之变后，南宋政权偏安江左，对故国之物倍加珍视，因此慕古之风更盛，与北宋官窑——汝窑有承继关系的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出土了卣、贯耳壶、方壶、圆壶、簋、梅瓶、觚、尊、爵、鼎等祭器，见证了祭祀活动之繁，汝瓷礼器应用已成定例。

从存世汝瓷器物来看，虽种类、式样繁多，但整体风格趋于端庄古朴，不得不说跟借鉴三代青铜器的造型特点有关，作为礼器本身的功用，也要求其营造出庄重、肃穆的气氛来显示和维护皇家的尊严。在此基调上，汝瓷造型化繁为简，把青铜器上狞厉、繁缛的配件和纹饰做了简化，没有了冰冷坚硬的线条和棱角，给人以流畅柔和的心理体验，消除了神性的距离感，寓平和雅致于端正庄严。仿造商代礼天祭器的青铜盛酒器而造的汝窑三牺尊即是此种变化的典型代表。

（二）肇乎自然 和谐之美

存世北宋汝瓷实物，大多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以及平顶山清凉寺、汝州张公巷汝瓷古窑址出土的器物，无论是名称还是器物本身的造型特点，都传达了中国古代陶瓷“取意象形”的造型意识。

例如，纸槌瓶形制如造纸打浆时所用的槌具，莲花温碗取形于莲花，胆式瓶其形似胆，葵瓣碗形如葵花瓣等，都是取自然物态之象，施之以主观意趣，经提炼、概括以及师承传习、演变，从而创造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经典器型。还有取材于日常生活用品，以上述观念转变材质、转化造型而成的器物。例如，奁匣造型取自战国至汉代装东西用的漆木盒子；玉壶春瓶又叫玉壶春壶，当时是一种盛酒用的器物，据传由唐代寺庙净瓶衍生而来，其造型是由左右两个对称的“S”形构成，撇口、细长颈、圆腹、圈足，线条柔和、优美。

（三）士风引领 简静之美

对比传世的宋代各类陶瓷制品，就会发现汝瓷器物的造型比例恰到好处，正所谓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十分耐人品味。这是其他陶瓷形态难以媲美的，甚至很多造型关系暗合了黄金分割比例，而且宋代汝瓷造型轮廓更为流畅、简约和内敛，有别于唐代外拓、鼓胀的张力感，更加协调和富有韵律。

“器以载道”，宋代汝瓷的这种器型特点，也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审美心理。因为在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的审美往往引领着时代的潮流。而宋朝历代帝王痴迷于文学艺术的创造，他们的喜好无疑也影响了时代审美的取向。赵匡胤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国策就是重文轻武，后来太宗更是“锐意文史”，再后来的真宗则“道遵先志，肇振思文”，仁宗则说：到了徽宗成了“笔砚丹青、图史射御，无所不精”…… 反过头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皇帝，在审美上也会受到士大夫的影响。汝瓷这种纯净、简洁的形态、不尚华饰、恰如其分的设计理念，反映了宋代士人深沉含蓄、守节入理的气质，它正是宋代儒家哲学思想的外化和载体，遵循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提倡一种有限度、有节制的情感审美标准，正好在汝瓷器型上得到了体现；同时，汝瓷的御用瓷不太注重外在装饰纹，只有少许的御用汝瓷器带有纹饰。汝瓷日用瓷更为常见，其中小器物较多，少有大器，器物的高度一般不超过30厘米，故汝瓷素有“大不盈尺”之说。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状态具有两面性：对外表现为积极入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对内则表现为内省反思，以天理观内心，着意于心灵的安适与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汝瓷器型的精美细致、不事雕琢、盈盈在握的特点，既能从视觉的观赏和触觉的抚摸中满足士人的控制心理，又能以一种文静隽永、简约凝练的美，安抚人内心的骄躁。其摆脱了求全刻意的束缚，创造出一种物我相谐、道器合一的大美之境。

二、道儒交融 色青质玉——汝瓷釉色之美

纵观宋朝之前的一两千年，中国陶瓷多为青瓷，至宋代达到高峰，汝瓷则是高峰之巅。汝瓷以纯净素雅的釉色取胜，无论浓淡深浅都离不开青绿色这一基调。在宋代，青色不只是敷施于汝瓷表面的一种颜色，它也承载了宋人给予器物之上灌注的审美观念，实现了由物质到精神的转捩，既可以道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精神来观照，又可从釉色、肌理、开片等方面体现宋代理学的趣味。

（一）文化溯源 以青为贵

汉代《释名》“释采帛”说：“青，生也。象物生时色。”青，是古人崇尚的五色（青、赤、黄、白、黑）之首。《说文解字》中写道：“青，东方色也。”青色与太阳升起的东方都包含了万物萌发、生生不息的意思。青色在此被赋予了“生命”的哲学本体的象征意义；道家思想崇尚“道法自然”，青色正是象征着自然山水植物的颜色；“青绿山水”是中国古代山水画的滥觞，其得名即源于大自然之青色。唐朝出现“水墨山水”，但水墨画之墨色也寓青色之中，可见“青”在中华文化中的位置。清代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转引《爱日堂抄》写道：“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器虽具诸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从商周时期出现原始青瓷，发展到南宋末年，派生出很多的青瓷品种。唐代七大窑系，青瓷占据其六，宋代更是青瓷的高峰，而汝瓷的青正是这高峰之巅。

（二）天人合一 青为依归

陈万里和叶喆民两位先生曾分别研究撰文，推断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即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哲宗、徽宗时期，主要在徽宗朝。由此可推断，宋徽宗的艺术趣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汝瓷的烧造风格。

宋徽宗崇奉老庄哲学的极简主义、天人合一的思想。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都是在说，人类是在不断顺应、体察、探究和融入“天”，天人合一，也就是强调人类和自然世界是和谐统一关系。宋徽宗信奉并推行道家学说，称自己是“教主道君皇帝”。因此，汝瓷的天青釉色或与宋徽宗的个人喜好有关。北宋中后期，内府的御用瓷是定窑白瓷，徽宗继位后，“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汝瓷满釉支烧的技术，弥补了定窑有芒口的工艺缺陷，更重要的是其以玛瑙入釉，使青色在瓷器中稳定下来。这种青色，正如清代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所讲：“土细润如铜体，有厚薄，色近雨过天青。汁水莹厚若堆脂，有铜骨无纹、铜骨鱼子纹二种。”汝瓷的天青色与雨过天晴的“天”的颜色最接近，这恰恰满足了帝王“受命于天”的渴望。在传统文化中，“天”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统治者自称“天子”，意为君权神授，以此来巩固自身的统治。

汝瓷的青色并不只是天青色，中华传统文化中把青、绿、蓝三种颜色统一为“青色”，这正如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所说的那样：“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也说：“青色一种，常与蓝色相混。雨过天青，钧窑、元窑之青，皆近蓝色。”从传世宋代汝窑器物来看，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豆青釉色等，并且有“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之说。河南博物院藏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器表虽有刻花，但晶莹柔润、幽深宁静的天蓝色才是它秀于众器的华资。各种釉色虽各擅胜场，但还是以宋徽宗的喜好并做御批“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天青色为尊为贵，成为汝窑的代表色。汝瓷的天青色是最难烧制出来的，传说需在蒙蒙烟雨天气中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帝王的诗意与赞美，难觅难窥的釉色，都赋予汝瓷天青色更多的神秘和浪漫。当一种色彩上升为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段，它不仅诉之于视知觉，能够引起身心的愉悦，而且是观念的、历史的，有着多种指示性意义，对于它的解读无疑应该加入对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

（三）旨在理趣 类冰似玉

汝瓷的功用广泛，既可做祭天的礼器，承担宗教和神性的使命，又能走下神坛，成为生活用具的碗、盘、盏托，还能以笔洗、砚滴等案头陈设物品的形式，在书斋中和文人泼墨读书相伴。汝瓷又具备丰厚的文化内涵，既能传达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宏观思想，又可从釉色、胎色、气泡等细节特征上感受到宋代理学的趣味。汝瓷外表不尚雕琢，釉质温润如玉，所谓“文质彬彬”，其特性直指儒家思想倡导的君子人格；汝瓷又具有中庸简静之美，柔和润滋，其散发的美学思想往往成为伦理风范的标杆。

理学虽然出自儒家思想，但是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方面，又与宋徽宗信奉的道家思想一脉相承。理学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又称为天理，主张遵从自然法则，天理是改造自然的法门，并阐述了天人关系等问题，坚持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天人合一。认识论主张格物致知，格物穷理。万物皆可顺理得趣，汝瓷亦然。

首先，如前所述，青为天色。汝瓷外施天青釉，犹指青天，内是黄白灰胎，类乎大地，居中为人，天地人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其次，汝瓷釉色并不是十分透明，呈现出类冰似玉的质感。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含有玛瑙末油。”为了达到玉的质感，将玛瑙粉掺入釉料中，足见代价之昂贵。孔子曾有“君子比德于玉”的观点，历代士人都有佩玉的雅好，把玉作为修身立德、彰显品位的标准。这也即是汝瓷追求玉质的内理。

汝瓷的造型、釉色、胎色及周身上下皆充满了理趣，似不经意地埋伏了这些文化密码。汝瓷虽素雅无饰，但传递出的信息关乎天、地、人、物；汝瓷虽大美不言，但天地犹可共见，万物与我共生。“道以成器，器以载道”，器物不仅仅是功能的载体，也是时代精神和人类情感的载体。目见以器，心怀以道，汝瓷亦是如此，它折射出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先民的超凡智慧，体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相映相照的至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