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七”纪念述论

闫一鸣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七七”事变作为抗日战争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其发生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日的开始。“七七事变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1]，可见该事件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人民留下深刻的记忆。解读有关“七七”的历史记忆，可从相关纪念活动视角入手。“周年纪念是纪念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最常见最有影响的形式，可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2]，由此可看出纪念活动有平衡现实与过去的意蕴。当下，学界有关“七七”纪念的研究成果颇多，研究视角非常丰富，但已有研究多侧重于抗战时期的“七七”纪念。即便有少数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七七”纪念研究，也是更多将其放置在整体性的抗战纪念中予以简述，未能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七七”纪念进行详细梳理。

一、“七七”纪念活动的历史演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此时的“七七”纪念受到格外重视，中共领导层面对此做了详密筹备。1949年6月24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并嘱咐道：“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纪念七七，庆祝胜利，宣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要求早日订立对日和约，消灭反动派残余力量，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发展生产和文教）。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3]在这年“七七”纪念开始前，各方已为活动开展做了充分准备，如：中共中央下发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的口号[4]；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发布纪念“七一”“七七”的通知，号召各级团委发动青年参加各地举行的纪念集会，主张从“七一”到“七七”期间应加强组织演讲、座谈、展览、街头壁报、街头小戏、化装讲演、活报、歌咏、秧歌等宣传[5]；华北人民政府也发布通知，里面提到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均放假一日，进行集会宣传并热烈庆祝[6]；北平市为纪念“七七”与庆祝新政协筹备会，特在7月5日下午举行纪念节目，节目涉及到文艺广播和讲演活动[7]。此外，《人民日报》还刊载《南京公营工厂加紧生产迎接七七》《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前纪念“七七”》等文讯，由此可见对其重视程度。处于新政权影响下的“七七”纪念活动，在具体操演中透露出欢庆喜悦之气氛，集中表达着时人对即将成立新政权的希望和庆贺。纪念大会以及各地群众的集会游行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北平市开展纪念大会来纪念“七七”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集会程序大致为：（1）大会在“七七”四十九响礼炮和义勇军进行曲军乐声中开始；（2）主席团成员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3）主席团主席彭真致开会词；（4）朱德、董必武、薄一波等各方代表相继讲话；（5）毛主席和周恩来莅临会场并与会场人员互动；（6）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沈钧儒分别作为党、军队和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接受献旗；（7）毛主席领导大家高呼口号[8]。从这些仪式流程中可窥见中国共产党对此事的重视。各地也开展特色活动来庆祝“七七”十二周年，如：南京市人民解放军于七月六日下午举行盛大阅兵典礼来纪念抗日战争十二周年[9]，太原和唐山等地也通过演讲宣传来增进民众对抗日纪念的热情，上海一百多万军民举行游行示威并进行盛大集会，其他城市如天津、沈阳和杭州等也纷纷开展纪念活动[10]。此时纪念过程中的情绪气氛出现变化，曾呼吁民族危亡、共赴国难的危机和责任意识转向对建立新国家的希冀和欢庆；先前苦闷沉重的志哀型纪念日被时人赋予了志庆的外质。这些可从一些重要人物在北平“七七”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得以体现，如：董必武分析了两条抗日路线的前途命运并认为现在的“七七”纪念更使人欢欣鼓舞，薄一波、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在讲演中直接流露出喜悦的心情[11]。通过将宣传庆祝活动与个人情感联系，使人们产生对新兴政权认同的共鸣，进而影响政治权力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政权更迭和社会环境影响，关于“七七”纪念日的制度设计规定较为简单，每年的《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重点集中于“建党”纪念和“九三”纪念方面，“七七”纪念和其他纪念日相似，除在“逢五”或“逢十”周年有较隆重的活动外，其他时间则更为简单。1949年12月政务院在通过《关于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的办法》时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提出：“其他各种纪念节日如二七纪念、五卅纪念、七七抗战纪念、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九一八纪念、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等，均不必放假。”[12]建国初期的“七七”纪念体现着意识形态色彩和现实性特征，1952年正逢“七七”十五周年，6月13日中央下发关于开展纪念活动的通知中提到：“今年七月七日，为抗日战争十五周年纪念日，各地可邀集各界代表举行座谈会，而不必举行群众集会。各地报纸可发表评论或其他纪念文章。评论内容可联系纪念‘七七’，着重宣传亚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反对美国使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变日本为美国在远东的的侵略基地及利用日本在远东进行侵略活动的计划。”[13]处于“反美亲苏”纪念语境的背景下，该时期纪念活动的意图也流露直白。以美日的关系暧昧和美国企图武装日本为切入口，强有力地进行政治动员。并且为巩固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时期的动员方式延伸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重视革命理念和革命思想的宣传”[14]，这体现出纪念活动背后鲜明的时代特征。

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七七”纪念基本停滞，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在1957年这样的“逢十”周年纪念中都无相关记载，1962年也仅发表社论《光荣伟大的二十五年》和《芦沟桥上看台湾》等少数文章。“文革”期间，同其他纪念日一样，“七七”纪念也基本停止，1967年《人民日报》仅发表社论《人民战争无敌于天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三十周年》，此时的纪念话语和宣传主旨也深受这一时期社会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改革开放后，纪念活动日趋回归到理性的一面。1987年为“七七事变”五十周年，此时的纪念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早在这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的会议演讲[15]，并在7月2日特设“纪念专刊”，上载《功震寰宇 光耀千秋——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七七”事变史要》两篇专文。6月28日胡乔木在写给中央档案馆及中央宣传部的信中指出:“为了纪念‘七七’五十周年，各报包括《人民政协报》都应发表一些‘七七’当时的有关文献（包括图片）和纪念文章，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重大纪念节日，既有利于教育人民，也有利于加强统一战线和中日友好。”[16]此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时隔两周年后，1987年7月2日举行的北京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陈昊苏副市长宣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第一期工程已经胜利竣工，并将在7月6日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17]此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史为鉴——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长达千余字的社论彰显了这一时期国家对此事的关注[18]，社会各层级的纪念会议和文艺演出也都表明其重要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步加深，人们在纪念“七七”时也将视野转向国际大舞台，开始注重国外人士的参与和佐证。1987年7月，《人民日报》先后刊登《日本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撰文指出没有“重新看待”日本侵华史的余地》《日本进步人士在东京集会 纪念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 反省当年侵略战争摘除当今危险萌芽》及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撰写的《抗日战争头一年的回顾》等文章，详细描述了国外人士纪念“七七”的场景以及对战争的反思。这一时期史学界也为此专门开展学术研讨会议，如纪念抗战爆发五十周年的学术报告会曾为学术研究提供最新的数据统计，中国中日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举行也深化了对历史真相的认识[19]。不仅如此，一批批抗战史书也先后出版，如《原国民党抗日将领亲历记（丛书12册）》《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卢沟桥论文集》等作品繁荣了抗战历史记忆的书写。

进入新时期，“七七”纪念活动受到国家空前重视，被更多地放置于“抗日战争纪念”的整体语境中进行，通过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国梦和民族复兴提供不竭的前进动力。2014年***在纪念全民族抗战七十七周年仪式上讲话：“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目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并且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20]。2015年7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史诗话剧《宛平人家》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讲述了“七七事变”期间，宛平城内军民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故事。不久，根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统一安排，从7月7日开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的主题展览。***、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参观，展览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展出总面积达6 700平方米，有照片1 170幅、文物2 834件和大量影像视频，以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78周年[21]。并且按计划安排，主题展览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进行后，作为抗战馆基本陈列将长期展出。这些纪念活动的设计彰显了新时期中国人民以史为鉴、着眼未来的博大心境。

二、“七七”纪念的活动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七”纪念依托各种活动形式传达着其内涵主旨，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经历着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纪念活动的多元化特质可体现在一些具体形式中，如召开各种形式的纪念会、刊发纪念文本、组织民众行为、创作艺术品及建造纪念设施，甚至是运用网络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

（一）各类纪念会

会议纪念是各政党、团体开展活动最常见的形式之一，通过集中在指定场所，营造出较浓郁的气氛，进而影响参与者的情感认同。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七七”的纪念会呈现着各种形式。

纪念大会和座谈会是纪念形式中规格较高、较为传统的活动，可在举行操演时形成封闭性空间，并通过仪式的庄严性影响到参与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每逢重大年份的“七七”纪念日，都会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出席。如：1987年首都隆重集会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代表出席[22]；2014年作为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首都各界在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集会，***总书记在此过程中发表重要讲话[23]。社会各机关也在重大纪念日前后组织召开座谈会，邀请相关工作者参与其中，以表纪念。如1997年7月4日中国记者协会邀请部分在京的老新闻工作者座谈，纪念“七七事变”全民抗战60周年[24]。这些级别较高的大会活动，在思想认知导向上有重要影响。

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有利于加深对“七七事变”这一历史事件前后真相的研究。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推动社会科学的建设，学术界或政府相关部门亦经常在“逢五”“逢十”的纪念周年时组织学术讲座，以深化对纪念对象的认知。如在1987年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报告会中，有人罗列了从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到战争结束期间的战斗次数、伤亡数据等情况，为学界提供了较新的研究数据[25]；2007年海峡两岸共同纪念“七七”并召开学术座谈会，会议包括两岸学者80余人，对涉及国民党抗战军事问题、细菌战及战时劳工等历史议题进行热烈交流[26]。这些学术交流强化了纪念活动的权威性，特别是国际间的学术研讨更可凝聚共识，推动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表达对于和平友好的期望。

民间集会与纪念大会、学术研讨会等形式不同，可满足社群的广泛参与需求，弥补后者受众面有限的缺陷。从建国初期至今，各地的纪念集会沿袭了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保持着革命动员性的特点，如1950年全国各地纷纷开展纪念“七七”十三周年活动，许多城市通过保卫世界和平宣言的签名运动响应国际的号召，坚决抵制此时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行径[27]。改革开放后，各地群众集会在愈发契合民众需求的同时，也着重强调历史对未来发展的经验和启发，注重对民族复兴意义的学习与体悟。如2007年北京和西安等地的“七七”纪念活动，主办方邀请了部队官兵、学生、抗战老兵和华侨等千余代表，在回顾历史的同时，表达对民族兴旺的希冀之情[28]。民间集会重在相关团体组织的统筹安排，国际间的民间组织也通过会议纪念来遥相呼应，如建国初期日中友好协会就早已数次讨论有关中日友好的事宜，并专程举办“日中友好月”，在此期间开展大规模的纪念活动[29]，以示对中日关系的维护。

其他特殊纪念会，如亲历者的回忆会或控诉会、慰劳烈士家属大会等都是重要补充形式。回忆会或控诉会通常规模不大，会议形式自由多样。如1951年7月7日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各部分别举行座谈会和回忆晚会来纪念“七七”抗战十四周年，其中“有的部队并举行了小型控诉会，某部副营长李长发诉述了日寇在他的故乡山东某地的残暴情形”[30]。1952年“七七”抗日战争十五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湖北黄陂县的千余农民曾控诉日本屠杀民众的罪行，控诉会终在愤怒的情绪中结束，通过这些控诉内容呼吁民众牢记国耻，铭记“七七”这段屈辱的历史[31]。这些控诉会通过当事者的回溯来构建有关过往的历史记忆，以历史过程的“再现”来表达民众普遍的情感态度。追悼会或慰劳烈士家属大会通常布置得庄严肃穆，以此衬托与会者内心悲愤之情绪，牢记战争侵略方的非正义性质。1953年为追念战时在日本“花冈惨案”事件中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虐杀的中国烈士，天津市特意隆重举办追悼会，中日双方各界人士都积极参与，廖承志等人在追悼会上以沉痛的语调致词，告诫群众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与美帝国的勾结，坚决抵制侵略行径[32]，参与者在仪式过程中揭露日方所犯的诸多罪行，更好地帮助各国人民认清这段历史。

（二）文本纪念

文本方式具有普遍性特征，能达到广泛的传播效果，通过简单灵活的手段对下层民众的认知起重要导向。

报刊上的社论和纪念文章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接触到的文本类型。这些社论和纪念文章的发布体现了政府层面的宣传理念和具有代表性的民意呼声，透露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如1995年的“七七”纪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历史的昭示：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八周年》，回顾历史带来的经验教训[33]。此外，每逢大的周年纪念，《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还会设置专栏特刊，或发布具有文艺性质的诗文来更好地纪念“七七”。如在1987年学界专家参与“七七”纪念的程度空前提高，《人民日报》曾在7月2日、6日和9日特设纪念专栏来刊登有关文章或讲演内容，转载了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所作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姜思毅的《进一步研究抗日战争》以及胡绳的《在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刘大年简单分析了国共两党于抗日战争前后的作用及变化，指出了“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的民族意蕴[34]；姜思毅从国际视野出发，指出全民族抗战对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和世界和平之义[35]；胡绳则回顾该历史事件的过程，分析了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的原因和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作用，并表达两国友好交往的必要性[36]。这些纪念专刊的内容对于抗战史的宣传颇具影响力。

文集作品的出版是繁荣抗战记忆书写的重要工具。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加强对人文社科的建设，抗战史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典型的如《抗战丛书》系列作品，里面涉及许多地区和各个阶段的抗战历史经过。新作品相继刊发为历史记忆的书写提供了思想源泉，如：2005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编纂的《中国抗日战争图鉴》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在2007年由抗战纪念馆参与编辑的纪念抗战历史的书籍《北京抗战遗存》，从历史遗存的角度回忆北京人民的抗战历史，填补了北京抗战史研究的一个空白；2015年《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收录了张自忠、蔡炳炎、左权、戴安澜、谢晋元等先辈的30余封家书并讲述背后的故事。此外，《七七事变追忆》《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抗战文物故事》《台湾民众抗日斗争史实文物图片集》《抗日战争（3卷）》等历史或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引起人们对这些文献资源和过往史实的关注。

因各方纪念的要求，重要人物的题词内容留存下来，能够彰显对历史事件的反思缅怀和对民族未来发展的期望。1997年7月7日江泽民为抗日战争纪念馆题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史育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振兴祖国”[37]，以示历史教育要为培育人们的爱国热忱服务。丛书专辑的题词也是如此，字里行间表达着政治精英们对纪念活动意义的重视，如1987年7月5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华英烈》特刊登专辑文章，陈云为其题词“继往开来，振兴中华”[38]，此类题词内容无疑对民众动员起着积极影响。

（三）行为纪念

社会成员的身体实践能够将行为习惯与学识认知相结合，人们在实践操演中形成记忆的习惯，使得群体共同记忆的东西更具说服力和持久性。新中国成立后，民众在纪念“七七”时的身体实践主要有纪念与生产结合、献金捐物和商家广告等形式。

纪念与生产结合的活动方式在新中国初期尤为明显，通过在各行业开展爱国增产或增产节约运动以动用民众的情感力量，达到促进生产与纪念历史的双重目的。如在1950年“七七”纪念日前夕，北京市新建的玻璃厂将生产活动与纪念行为进行联结，围绕降低能耗、提高质量的生产竞赛任务展开纪念，生产中的爱国性话语特征得以彰显[39]。而且从其实际效用来看，既能增加生产，又能活跃纪念气氛，增进民众对于过往史实的认知和对历史记忆的解读。

献金捐物是社会成员直接的支持行动，给予纪念活动以物质建设之贡献。在“七七”纪念日前后捐款捐物的做法早在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就进行推广，号召人们为战争进行赈济，极富公益服务的色彩。改革开放后，这一做法又得以在社会中继之效行，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社会就为修复卢沟桥文物募捐，北京市政府还于1986年专门成立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动员社会各界帮助修缮。据统计，从修复委员会成立到1987年“七七”纪念五十周年的极短时间内，社会各团体、爱国人士及海外侨胞为维修卢沟桥及其他纪念建筑踊跃捐款捐物，收到各界捐款200多万元，征集到有关历史文物1 700多件[40]。此外，一些书画家还展开义卖活动，将所筹资金捐献于抗战纪念馆的建设当中[41]。这些行动都是对“七七”纪念的重要物质支撑。

商业广告长久以来都是贴近民众生活的信息传播手段，各厂商在纪念日期间进行的折扣活动及广告促销是极有力的宣传方式。通过广告让人们在了解节日缘由和纪念意义的同时，吸引更多人的目光，从而提高自身商品销售的知名度。在新中国初期，社会上“广告”节日的方法也时常能够见到，如1950年北京市百货分公司为纪念“七一”和“七七”两节日，从七月一日到七日，各零售的门市部在此期间同时举行大减价，一律按九五折扣计算[42]。天津市百货公司更是因该公司在7月7日开幕已满一周年，又逢“七一”“七七”两大节日，特举行了六天减价并在7月3日例假休息[43]，这些商家广告为纪念活动的操演增添了节日期间应有的色彩和气氛。

（四）艺术作品及纪念设施

艺术作品通常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如此，源于历史并反映部分历史原貌。中国共产党领导艺术创作时通常注意贴近民众生活，在纪念日期间主要通过文艺晚会演出、影视作品放映以及各类艺术品的展览来满足群众的娱乐需求，定期释放被社会生产所积压的紧张感，更好地为社会建设服务。纪念建筑作为极具象征性的符号，同时也具备独立性的空间，为纪念活动的进行提供了可依托之场域。

文艺晚会演出通过弘扬主旋律达成与观众的情感互动，在极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同时，更好彰显所属时代的社会环境特征。改革开放后，文艺演出这一纪念形式逐步成为纪念活动中新颖生动的手段。1987年7月4日起，首都北京连续举行长达三个晚上的大型文艺汇演，涉及到来自北京、天津、武汉多地近20个文艺团体的演员，晚会中也有日本民歌的演出，以此来纪念抗日战争并呼吁中日友好的关系[44]。各地也通过特色的文艺演出来积极响应，如重庆市举办音乐会，通过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铁道游击队》等革命歌曲[45]，帮助参与者从纯粹的听觉体验向丰富的情感体验进行转移。此外，电影作品的放映在带给人们视觉享受的同时，也可以加强对国民精神的洗礼。建国初期，以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为题材的电影就在建党和抗战纪念时被播映。到改革开放后，影视传媒在社会中得到更多推广，如：在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时，民革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招待会上放映新影片《望春风》，电影反映了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给台湾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此专门纪念“七七”[46]；1995年《七七事变》上映，电影讲述了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佟麟阁、赵登禹等爱国将士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展现了不同党派和阶层团结一致的抗战精神。这些影视作品对历史事件的艺术性表达很有意义。

除文艺晚会和影视作品外，各样艺术品的展览、相关壁报或墙报的张贴能够在视觉上带给人们强烈震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初成之时，“馆内就陈列了600余件实物、文件、题词和图片资料，以及大型艺术浮雕和雕塑，系统形象地再现了我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辛历程”[47]。此外，在2005年为了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由中宣部、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等国家机关在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举办“伟大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筹备，于当年的7月7日开展。“会展共选用了文物800余件、照片600余张、图表近40件，还请著名画家、艺术家创作了一大批油画、雕塑，并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了一批景观”[48]。这些艺术品实物展览在无声环境下带给人们直击内心的观感是其他活动形式所不具备的，参观者身临其中能充分表露内心感想并增进对历史的体悟。

纪念设施作为物化空间的存在，是具有象征意涵的符号，纪念碑、纪念塑像和博物馆等符号设施扮演着皮埃尔·诺拉笔下“实在的记忆之场”这一角色，它们“还能够调动情感、引发思考”[49]。新中国成立后，因国力有限和国内资源短缺，中共中央对相关纪念设施的修建做出严格限制，杜绝滥修纪念碑和纪念馆，“今后各地除非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准新建和扩建纪念个人的建筑物，包括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亭、纪念塑像等，更不准拨地建设烈士陵园等。”[50]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为了表达对抗日先烈的尊敬与缅怀，各地先后修建了数批纪念馆、纪念碑与纪念园等设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作为代表物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经过多期的工程修缮，在为历史文物展览提供活动空间的同时，也逐渐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示范场地和抗战史的研究中心。如2007年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由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的“难忘七七 珍爱和平”史料展在北京开幕，社会各界人士莅临缅怀，主办方还邀请抗战老兵齐聚于卢沟桥，在纪念馆前参与回忆，通过亲历者的自述来弥补历史事件的细节[51]。这些场所为人民群众重视和学习历史提供了活动空间，成为能够激发观者共鸣感并引起思考的重要象征符号。

（五）网络纪念

新时代，网络传媒的流行普及能够丰富纪念活动的开展手段，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传统纪念宣传活动相比，“公众史学和流行文化对于集体记忆的影响或许更为直接和深远”[52]。

2014年是“七七事变”的77周年，彼时恰逢国家以立法形式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首都互联网协会共同发起并联合北京多家网站推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网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一平台晒出抗日文物、照片以及讲述抗战故事，以便更好地回顾历史和公祭英烈。每逢“七七”纪念日，许多网站就会组织相关主题的活动，并展开知识问答、故事演讲、漫画比赛和作品创作等形式的互动。网民可以登录网站，通过邮件、微博或博客等途径参与其中。

网上纪念馆还专门设置了VR展区，里面呈现了主题为“民族先锋 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抗战英烈世纪展”的虚拟展，通过高科技的VR场景再现，将馆内外各场景还原下来，并配以专业的音频讲解，解决了民众难以到达现场参观的难题。通过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还与其他公司合作推出“勿忘系列”主题的模型、文具等文创产品，丰富了抗战文化的传播视角。不仅如此，部分网站还会举行网民公祭活动或播报纪念文本，如在2021年2月19日，国家公祭网转载新华社所发的文章《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上述活动都是新颖的现代宣传方式，丰富着纪念活动的开展手段。

三、“七七”纪念的社会功用

“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53]。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七”纪念在沿用民主革命时期诸多做法的同时，还展现着其变革的潜力，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也朝社会性效用的方向转变，这在改革开放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同其他纪念日活动相似，“七七”纪念也有着追求现实效用的强烈特征，在传递历史记忆、感召国民情感、进行社会动员和协调各方关系方面有着重要功用。

（一）传递历史记忆

现在可以塑造过去，过去同样也会影响现在，正如扬·阿斯曼在其书中转述他者所言：“只有使过去复活，一个民族才能存活。”[54]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苦难屈辱和中华儿女史无前例的团结抗争，都与中国人在7月7日这天的记忆密切相关。由此看来，“七七”纪念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在讲述历史，另一方面则表达着社会现实，其对于历史记忆的承载和传递有重要意义。

“纪念与记忆本身即一体两面，纪念表达着记忆，记忆是纪念的内质”[55]。“七七”纪念作为抗日战争纪念的重要部分，其活动的举办承载着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深重之记忆，并将这段耻辱的历史刻记于国人心中。如2014年纪念“七七”的77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里面指出：“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77年过去，历史的伤痕还在，历史的警示还在，历史的教训还在”[56]。在承载着国耻记忆的条件下，“七七”这一重大纪念活动还在持续进行，人们牢记国耻的同时，也将抗日战争视为全民族奋争的重要标志，后人在纪念时也会更加珍视和平、砥砺前行。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时代命题为这段记忆的载体不断进行包装，其中还填入许多新的蕴念，在此基础上建构出更为丰富的历史记忆。

（二）感召国民情感

纪念活动中各种仪式操演“通过疏离与日常生活间的关系，使人们释放巨大的心理能量，唤起‘对空前伟力’的体验，让参与者不能自已”[57]，进而对释放个体的情感心绪起着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七”纪念活动的持续进行，不仅在认知层面对人们界定历史和现实产生影响，而且能强化认同，培养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国情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初期“七七”纪念的政治性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在抗美援朝前后，中国政府以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作为切入点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还指出美国与日本的非正当关系，宣传时的情感色彩和针对性较强，尤其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1952年7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美国重新军国主义化日本的计划正在明目张胆地进行着，远东的安全与和平，已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58]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就一直被予以重视，尤其当出现否认历史及破坏和平的声音时更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的余孽长久以来未能铲除，“少数群体企图通过感情的‘炼金术’，塑造其国民的生死观和世界意识，隐瞒了战死的悲惨恐怖，在将死神圣化的同时，向陷入悲哀情绪中的遗属提供了‘光荣战死’的意义”[59]。如日中友协曾在日本水户市举行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集会时，日本少数右翼分子阻挠和破坏群众的纪念活动，并且美化侵略战争[60]，这是对历史真相的抹杀，受到了各方广泛的批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开展纪念活动时需要注重培育民众的民族情感及其对政权建设的热爱，尤其要关注对于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要积极“引导未成年人弘扬民族精神，增进爱国情感”[61]，这是需要沿袭下去的传统。

（三）进行社会动员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在纪念活动中表达自身政治主张，通过真诚的做法赢得广大民众对政权的支持。如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有将“七一”纪念与“七七”纪念合并的做法，将抗战前途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关联并在抗战中发展自身。1948年6月28日，中共上层曾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中提道：“纪念这两个纪念日的其他办法，可由各地按照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在条件适当并为群众所要求的时候，也可将两个纪念合并。”而且指出：“恢复民族利益，抵抗美日两帝国主义侵略的方法，就是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解放战斗，推翻蒋介石卖国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2]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纪念活动中鲜明的革命动员色彩。

这种现实性的社会动员，“具有结合中心人物开展纪念、并且有强烈的现实取向”这一显著特征[63]。新中国初期的“七七”纪念活动也同样如此，恰逢政权成立初始，在社会上普遍举行纪念仪式能够使地方与国家权力中心紧密联系，将地方群体纳入国家的整体机制中。如1952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爆发15周年，卢沟桥两岸的农民举行座谈会，其中军属代表王德山表示：“要写信给儿子，要他好好干，绝不能让美国鬼子夹着个东洋鬼子再来蹧蹋我们的好生活”；劳动模范徐福祥还保证积极生产，所在互助组保证每亩田增产粮食五十斤，用实际行动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复活日本军国主义[64]。这一时期为塑造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并打破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七七”纪念时社会广泛宣传“反对美国殖民亚洲、打倒美帝国主义”等内容，在舆论和动员方面起到应有的效果。直到改革开放后，动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特征渐淡化，社会动员也转向发动民众献力于民族复兴的奋斗梦想中。

（四）协调各方关系

纪念主体在参与活动过程中，无形间会形成对历史议题的对话场景，这对改善各方关系并引起情感共鸣大有裨益。

国内外各方群体通过聚集在特定场域中纪念“七七”能够增进团结、凝聚共识，如在1987年，海峡两岸的历史学家以及日本、美国学者近一百人在纽约举行了“七七”事变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用研究证实日本的暴行，都承认日本侵华罪责是不可抵赖的[65]。纪念活动对于国家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1987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和“七七事变”50周年，在这年的七月前后，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和第三次中日友好交流会议相继举行，会议反映了两国官方和民间在探讨两国关系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以此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66]。在纪念日来临之际，国家之间、海峡两岸或各个政党团体会通过学术研讨会等途径，将友谊融入到实践中，促进和平友善的交往。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七”纪念，在承袭民主革命时期一些具体做法的基础上增添了诸多新要素。纪念语境逐渐摆脱建国初期革命性动员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单一特质，改革开放后转变至“回归理性、正视历史”，最终着眼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和平”的价值上。纪念活动形式在不断拓展，新的纪念载体丰富了抗战记忆的留存。此外，“七七”纪念活动的举行在朝向世界性视野的同时，更加彰显出民族精神与伟大复兴的重要议题，发挥了传递记忆与协调各方关系等社会功用。

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七”纪念对抗战历史记忆的留存与塑造有重要意义，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抗战纪念的社会价值，“七七”纪念逐渐成为研究抗战文化史的特殊历史资源。因此需要突破以往限于战时状态下的“七七”纪念研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全面传承与“七七”有关的抗战历史记忆，进而丰富国人的精神世界。“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67]。新时期下，每一位社会成员也应从缅怀先烈的行为中汲取力量，积极投身于社会开展的纪念活动，以便在知识层面更多了解这段历史，通过唤醒与铭刻有关“七七”的历史记忆，引导各国人民珍视和平并积极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