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中国旅游扶贫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王新敏，苏建军,2※，宋咏梅

(1.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2.运城学院 经济管理系，山西 运城 044000)

贫困问题始终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1]。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一直是必须有效应对的重要社会问题[2]。据统计，1976年我国贫困人口为7.7亿人，贫困发生率为97.5%，而2019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551万人，比1978年减少7.6亿人；贫困发生率为0.6%，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①。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中国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在自身减贫的过程中，同时也为世界减贫做出了卓绝贡献[3]。

旅游发展可在贫困地区广泛带动经济发展，因此在世界减贫事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诸多发展中国家都以发展旅游作为其减贫的重要手段[4]。曾本祥、李佳以及李会琴等学者分别对国内和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审视现有研究的不足[1,5-7]，对于认识旅游扶贫的研究脉络、趋势和不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国内外旅游扶贫从概念到实践，逐渐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密切关注，也伴随着反思和探讨的声音[8-9]，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面对庞杂和不断更新的文献，仅对现有文献进行内容剖析还不够，且在文献选择、方向把控和知识演进过程等方面不免有失准确与全面，同时对相关研究的知识基础特征的解析也略显不足。所以阶段性总结旅游扶贫研究成果，绘制旅游扶贫研究的知识图谱，从整体把握其研究现状与进展，可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基础。数据分析的科学性取决于数据来源，大量庞杂的数据会造成在图谱表达中研究重点不突出。为此，本文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的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为研究的数据来源，借助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5.7.R1绘制旅游扶贫研究知识图谱，着眼于旅游扶贫理论与实践应用的新诉求，探究旅游扶贫研究领域的起源及发展进程，揭示其研究现状、基本特征和演化路径，总结讨论旅游扶贫研究成果及薄弱环节，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据与借鉴。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以应用数学、信息学、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结合了信息可视化技术与传统的科学计量学引文分析，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和图形绘制来可视化地展示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以探索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隐匿规律[10]。CiteSpace软件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开发，能够通过对特定文献的计量，以多元、分时、动态的分析可视化绘制知识图谱[11-12]，直观展现科学知识领域的信息图景，挖掘某一研究领域中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与前沿。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将CNKI数据库导出的数据进行格式化转换，可视化表达研究作者(Author)、研究机构(Institution)、关键词(Keyword)等情况，绘制旅游扶贫研究的知识图谱，客观分析该领域的研究态势，为指导旅游扶贫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原始数据全面准确并具有较高可信度和权威性，本文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收录的核心和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为来源期刊。检索时间为2020年6月31日，检索条件以“主题=‘旅游扶贫’”，检索时间跨度为不限至2019年②，共获取相关文献669篇。然后将时间设置为每一年度，逐年检查和甄别，删除会议通知、报纸报道等无效数据，最终得到有效样本文献531篇，以refworks格式保存并导入到CiteSpace软件中进行处理。

二、结果分析

(一)发文量的时间分布变化

以“旅游扶贫”为主题的文献数量年度分布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1997—2019年旅游扶贫文献产出时间分布

从文献总量来看，我国研究旅游扶贫的发文量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特别是2012年发文量开始显著增加，占2012—2019年论文数量总数的73.82%，说明这一时期旅游扶贫引起国内学者更加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从发展阶段来看，综合考虑年度发文量、旅游扶贫实践和政策发布，大体可将我国旅游扶贫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

(1)早期探索阶段(1997—2003年)。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旅游扶贫逐渐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视线。1996年国家旅游局把旅游扶贫作为重要课题[13-14]。因此1997年国内旅游扶贫学术研究正式拉开序幕。同一时期，国外PPT和ST-EP概念与我国旅游扶贫相契合，故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旅游扶贫研究的热潮，发文量随之增加。

(2)初步发展阶段(2004—2011年)。发文量年均在10篇左右，期间略有波动。这一阶段国内外旅游形势利好，广大中西部的贫困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借助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旅游扶贫战略，旅游扶贫在中西部贫困地区被给予厚望。国家规划建设了旅游扶贫试验区，涌现出一批旅游扶贫战略实施的成功典范[15]。

(3)高速发展阶段(2012—2019年)。这一阶段年均发文量为49篇，2019年达到顶峰，发文量高达110篇。这一时期，国家密集出台关于旅游扶贫的政策法规，为旅游扶贫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政策背景。2011年国家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指出旅游扶贫作为一种增强内生动力的产业扶贫方式。2013年***视察湘西，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围绕 “真扶贫，扶真贫”的扶贫目标，准确回答了“扶持什么”“谁来扶持”“怎么扶持”等关键问题[16-17]。旅游精准扶贫改变原来大水漫灌的粗放式扶贫，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显著加强，发文数量迅速增加。

(二)发文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发文作者是科研主体，通过对发文作者及其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分析，可以反映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及其合作关系[11]。将531篇文献导入Citespace软件中，首先进行格式转换，再将时间跨度设置为1997—2019年，时间切片为1年，网络节点选择为作者，阈值设置为Top100，生成作者合作共现网络图谱(图2)。图中的节点的大小代表了核心作者群体共现频次，线条数量与粗细反映了作者合作关系与合作强度，连线的颜色代表了共现的时间，左端浅色代表较早的时间，右端深色代表较近的时间[12]。图2中共有62个节点，61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32 3。从共现频次来看，排在前两位的作者分别是邓小海和曾亮，共现次数都是6次，是研究旅游扶贫的影响力较大的学者，其次是肖洪磊、杨德进、刘德秀、秦远好、李佳、罗明义、冯伟林和钟林生，共现频次出现了3次以上，且彼此之间差距不大，他们共同组成了旅游扶贫的核心学者群，引导着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思想，不断将旅游扶贫研究向前推进。从合作网络来看，呈现出集中与分散相间的特征，而且合作团队偏向于早期。从合作强度来看，研究团队内部合作强度较大，研究团队之间联系强度非常弱，长期来看不利于旅游扶贫研究的延展。

图2 1997—2019年旅游扶贫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图3 1997—2019年旅游扶贫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三)发文机构及合作网络分析

同理，节点类型选择机构，利用CiteSpace软件生成国内旅游扶贫领域机构共现网络图谱。图3展示了该领域的研究力量布局与合作情况，此图的数据分析仅限于第一作者的发文机构，共有49个节点，21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17 9。从图谱中可以看到，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四川大学旅游学院、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等紧随其后。从合作关系上看，机构合作网络主要有4组，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四川大学旅游学院、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与贵州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导。总体上，节点连接强度不大，作者合作关系主导合作机构网络。另外，从该领域研究的二级机构可知，研究旅游扶贫大多数是经济管理、旅游和地理等专业背景的学者。从地理分布来看，旅游扶贫研究的机构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南部和南部沿海省份，东部发达地区研究机构相对较少，表明科研机构着眼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其分布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四)关键词的共现图谱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的核心概括，对论文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可对文章主题窥探一二。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频率和突现性检测，可以直观的呈现旅游扶贫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趋势和知识结构。同样，将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利用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对合并后的网络进行裁剪，对相似关键词进行合并，比如“少数民族地区”合并到“民族地区”等，将相互遮挡的节点稍做调整，生成旅游扶贫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4)，导出关键词的共现频率和首次出现年份，并绘制出高频关键词表格。图中共有关键词节点70个，72条连接，密度为0.029 8。从总体看，旅游扶贫出现频率最高，节点最大，其次是精准脱贫和乡村旅游，三者位居前列，是旅游扶贫研究的核心主题。从连线的颜色可以看出，旅游扶贫与旅游资源、旅游开发、开发模式、政府主导以及对策属于早期研究的关键点。研究的区域集中于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四川藏区等西部民族地区，研究内容逐渐丰富，如生计资本、旅游扶贫效率、运行机理乡村振兴等。

关键词发展路径反映了旅游扶贫研究的热点动向和发展程度，对关键词进行路径分析，结合图4，梳理出旅游扶贫领域大致沿着5个路径发展，依次为：“旅游扶贫—武陵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空间分析—国家级贫困县—机制”；“旅游扶贫—旅游—西部地区—扶贫—农村旅游—路径”；“旅游—社区参与—西南民族地区—贫困人口—乡村旅游扶贫—模式—乌蒙山区—效应”；“贫困人口—计划行为理论—旅游精准扶贫—特征—运行机理”；“旅游—贫困—实现路径—精准脱贫—乡村旅游—满意度”。进一步分析，其中2条发展路径的出发节点是“旅游”，“旅游扶贫”发散最广，其他发展路径均可链接到它，说明旅游扶贫是研究的起点，再蔓延至其他细分领域。早期研究不够深入(颜色较浅)，路径短，譬如“旅游扶贫—旅游开发—民族地区”。随着旅游扶贫相关政策的落实和大量实践，研究逐渐深化，研究路径变长。第1条发展路径研究聚焦于旅游扶贫效率，分析旅游扶贫的时空异质性，渐渐体现出“精准”，旅游扶贫在村级层面的运行机理和特征都是研究深化的表现。第2条发展路径的突出特点是将“旅游”作为中间节点，链接旅游扶贫开发，其分叉有“旅游产业”和“生态”。与之紧密相关的是第3条发展路径，从“旅游”开始，由“社区参与”这一节点向下延展至“西南民族地区”。第4条发展路径由“贫困人口”出发，链接“乡村旅游扶贫”“模式”“效应”“旅游资源”等，说明旅游扶贫从微观层面着重关注贫困人口收益。第5条发展路径链接“精准脱贫”和“乡村旅游”，相关文献较多，由“旅游”节点出发，可延伸到“扶贫机制”和“满意度”，其中“多维贫困”“精准识别”“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价”等与之接近。由此可见，旅游扶贫研究趋向多元化，并呈现蔓延的趋势。

图4 1997—2019年旅游扶贫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五)研究主题演变和阶段解读

通过传统文献阅读法，将知网里每年的论文按照被引高低排序，下载后精读每一年度的高被引论文，详细分析每个阶段的研究动向和特征。

表1 1997—2019年旅游扶贫研究前20个高频关键词

(1)早期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发文数量缓慢增长，旅游、反贫困、旅游扶贫、扶贫、旅游产业、旅游资源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多。旅游扶贫作为一桩新事物[18]，在贵州、云南、湖北、河北、安徽等中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充分利用其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19]，通过开发一景，富民一方，使贫困地区分流农村剩余劳动力[18]，带动相关联产业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改善群众生活，转变社会风俗、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等，其作用和意义已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20]。这一时期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贫困地区尤甚，所以旅游扶贫强调政府主导作用[18-21]，投入大量资金[20-22]和政策扶持[21]，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型”的旅游扶贫驱动模式[23-24]。需要强调的是，旅游扶贫不能与旅游扶贫开发画等号，旅游扶贫开发要以贫困地区旅游资源为核心[25]。旅游扶贫前要进行市场分析，建立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估体系与原则，再规划设计产品与服务[26-27]。旅游扶贫后可对旅游扶贫效益进行测算评估。旅游扶贫可以说是一个“相当诱人”的口号[28]，通过旅游扶贫开发，一些贫困地区确实使农民纯收入增长和当地经济增长，但仍然有值得反思的地方[29]。部分学者注意到旅游扶贫开发不能脱离旅游发展规律[22]，并不是一扶就灵[19]，要使旅游扶贫付诸实践并取得成效，扶贫地区要具备区位、交通、资源等客观条件与可行性，还要有人才支持选拔和培训[24]，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处理好市场与需求的问题[30]，科学合理规划景区和土特产旅游商品，尤其是在环境脆弱的地区，旅游开发中必须构建旅游扶贫的生态环境补偿与支撑体系[26]，有步骤落实。

(2)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发文量波动增长，对旅游扶贫的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一阶段的高频关键词有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这个阶段，已有研究对一些重大问题，如旅游扶贫的意义、政府的作用、乡村旅游资源的基础地位等基本解决[6]。随着旅游扶贫的大量实践，旅游扶贫潜力进一步挖掘，取得了显著的效果[31-32]。PPT与我国旅游扶贫理念相近，故在这一阶段逐渐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其中，张伟等的研究相对系统全面，明确阐释了PPT的真正内涵、研究对象、核心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等，强调它不是一种特殊的旅游产品，而是发展旅游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因此，PPT研究第一次真正将旅游发展与反贫困直接相连，之后被他人多次引用。王铁等着重分析了实施PPT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职能、供应链和营销3方面的内容，并提出相应对策[33]。毛焱和李梅等将PPT与旅游扶贫进行对比分析它们在受众、尺度和焦点等的不同，李梅则进一步指出PPT与ST-TP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于核心理念和使用范畴[34-35]，显然前者更贴近扶贫主题。此阶段，除了PPT研究着墨较多，其他方面的研究多点开花。旅游扶贫模式方面，学者在分析不同地区优劣势，针对不同类型的贫困地区提出不同旅游扶贫模式，如生态农业旅游模式[36]、山岳旅游景区旅游扶贫模式[37]。旅游扶贫机制方面，范俊等尝试从动力系统、决策系统、保障系统与执行系统四个层面对旅游扶贫长效机制进行系统设计[38]。研究角度方面，由宏观逐渐深入到微观层面。常慧丽、李佳、李燕琴均以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研究区域的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效应和参与行为与意愿[39-41]。两者研究结果都表明总体上他们对发展旅游持非常支持的态度，对参与旅游业发展抱有较大热情。张小利则从消费角度结合统计数据和理论推演，认为最大限度的发挥旅游乘数效应的作用是旅游扶贫的关键[42]。这一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加强，研究内容的视角丰富，研究方法逐步多元化，研究区域仍然集中在中西部[7]，有部分文献从贫困人口角度定量化研究旅游扶贫效应和影响，但内在机理和互动机制的解释不足。“重开发，轻监管”，忽视旅游扶贫绩效评价[43]。虽然广泛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重视本土化应用，但缺乏典型案例地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时空比较研究。

(3)高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发文数量迅猛增长，精准扶贫使旅游扶贫更加具有针对性，旅游扶贫工作提质增速，同时，旅游扶贫研究取得了较大进步。高频关键词有：四川藏区、精准脱贫、旅游精准扶贫、贫困人口、旅游扶贫效率、乡村振兴。这一阶段政府密集出台扶贫和旅游扶贫相关政策法规，如《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等。2013年***在湘西提出“精准扶贫”之后，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迅速增加，研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关于模式、绩效效益、扶贫效率、路径机制等方面相对较多[44]。研究方法采用定性、定量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探索。模式研究方面，可以分类为基于旅游资源的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文化民俗旅游等模式，基于旅游扶贫参与对象的政府主导模式、社区参与模式等，以及基于旅游扶贫条件的资源驱动模式、需求带动模式、市场驱动模式等[45]。绩效或者效益研究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贫困是一个多维的概念[46]，所以从早期单一评价角度，逐渐形成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多角度的综合评价研究体系[47,58]，不足是我国旅游扶贫基本上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强调宏观经济绩效，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效益研究在数量和研究深度较弱[45]。采用的方法除了基础的数理统计分析外，还有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等方法[45,49-50]。扶贫效率方面，通常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旅游扶贫效率及其时空演化，并结合GIS空间可视化[51-53]。在路径机制方面，学者普遍认为旅游扶贫是旅游精准识别、旅游精准帮扶、旅游精准管理构成的一个动态有机系统[16,54]，是一个不断反馈调整的过程[54]。还有从某个侧面分析旅游扶贫机制，比如收益机制[55]、保障机制[56]、内生机制[57]等等。虽然积累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出现了文化缺失、环境破环、识别不准、分配不公、运动式扶贫[43]等的扶贫困境，不少学者反思旅游扶贫的本质和关键问题。如“空间资本陷阱”形成于地理区位禀赋的缺失，外部资源或资本“嵌入”乡村，在此视域下，旅游扶贫本质是构建新型人地关系[57]，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乡土文化。扶贫效益“重经轻文”[55]，忽视乡村本土价值[58]，而且乡土文化破坏不可再生，扶智也只是赋予贫困居民技能。

三、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纵观中国扶贫发展从自救式、救济式、造血式、扶贫攻坚再到精准扶贫，已经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4]。旅游扶贫经过近30多年的实践，成功帮助数千万贫困人口脱贫，社会效益突显。旅游扶贫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学术成果，拓宽了旅游研究领域。本文选取1997—2019年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中以“旅游扶贫”为主题的有关论文为数据基础，将CiteSpace文献分析软件作为研究工具，对中国旅游扶贫研究的知识图谱进行分析，并精读各阶段高被引文献。得出以下3点结论：

首先，从研究阶段来看，我国旅游扶贫研究1997—2019年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发文数量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特别是2012年发文量开始显著增加。结合旅游扶贫实践和政策发布，旅游扶贫研究可划分为3个阶段：1997—2003年是早期探索期， 2004—2011年是初步发展，2012—2019年是高速发展期。旅游扶贫研究得益于政府的强有力支持，研究历程与国家方针政策的发布密切相关研究。

其次，从发文机构和发文作者来看，该领域高等院校占绝大多数，广泛分布在中西部，且主要为旅游、地理和经济管理类二级学院。科研学者大多拥有旅游、地理、经济或是三者交叉的学科背景，他们立足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短板，致力解决旅游扶贫中的科学问题，使旅游扶贫研究逐渐深入和细化。虽然各阶段都存在反思的声音，但旅游扶贫在各地精准施策后显现出了富有成效的减贫脱贫成绩。

最后，从研究内容来看，“旅游扶贫”“精准脱贫”“乡村旅游”“旅游”是旅游扶贫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延展出了5条发展路径，研究内容逐渐丰富，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区域基本覆盖所有集中连片特困区，研究方法兼有定性和定量，但定量研究由于数据统计方面的限制，缺乏大范围的横向对比研究。近些年，“旅游精准扶贫”的中心性在加强，学术界对旅游精准扶贫内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实践中也更加强调扶贫的精准度，注重问题导向。

(二)讨论与展望

久困于穷，冀于小康。中国已取得的减贫成就无论从速度还是规模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贫困地区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处理好贫困居民的精神贫困、农村“空心化”严重以及筑牢产业基础等深层次问题还需要统筹考虑。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旅游之于乡村振兴，研究空间广阔。在后扶贫时代，未来旅游扶贫研究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探究贫困地区的自组织机理。以往的旅游扶贫工作往往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忽略贫困地区的自组织机理。旅游扶贫促进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信息和物质交换，在道路交通、资源流通、文化普及等非短期功利性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基层组织的公正清廉，积极引导贫困居民主动参与，促进自我觉醒和自我脱贫。非政府组织组织在培育产业、协调就业、资源分配等方面采用市场化手段提升扶贫效率，可以进一步完善贫困地区自组织系统良性运行。这样，逐步改善政府“至上而下”的治理，转变为基层组织的自我决策和自我负责。

(2)重塑居民精神空间和精神面貌。贫困地区脱贫后，精神贫困仍是治理相对贫困的难题。当现代性嵌入乡村后，部分乡村文化被隔断和遗弃，旅游成为了展示乡村文化和体验乡愁的重要窗口和途径。若将乡村文化和乡村环境打包组合成优质旅游产品，通过新媒体宣传，吸引游客深度体验，可实现巩固脱贫成果，打破贫困居民的城乡心理壁垒，丰富农村居民文化生活，重塑居民的精神面貌，充分发挥文化治理的作用。

(3)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挖掘乡村旅游资源，完善旅游支撑条件，满足乡村旅游需求，按照乡村振兴战略五大要求将旅游产业和脱贫攻坚相结合，扩大旅游产业效应，可以使贫困地区实现从脱贫向振兴转变。目前学者们主要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探讨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对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机制路径和制度政策安排的探究不足，尚需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文的不足在于限于数据库的原因，CiteSpace软件不能对文献做共被引分析，以揭示重要的文献的影响力，同时缺乏对国外近期旅游扶贫文献的研究进行对比分析，这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注 释：

①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

②由于本研究于2020年7月完成样本搜集工作，统计数据中没有收录2020年的全部文献，故2020年文献数量的减少不具统计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