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公共空间的战时演变与文化塑形——以春熙路、皇城坝与少城公园为中心

苟健朔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成都是一座古城，具有天府之国与内陆腹地的双重属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国府迁渝，“四川被建设成为全国抗日复兴基地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全国人民依靠这个民族复兴中心基地，长期坚持抗战”[1]92。成都作为省城，打开大门，进入文化视野与文学生产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而文化又与抗战混合，促使成都具有了新鲜符号。虽然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成都与抗战格格不入，周文直击成都市民的愚昧麻痹与懒散，叹息：“沙漠呵！沙漠呵！这就是我们抗战的后方。”[2]何其芳也感叹“这里有着享乐，懒惰的风气”[3]。战时语境下，巴蜀山水孕育的“闲”文化受到知识分子的抵触。然而，成都人民自始至终都作为抗战后勤的主力军而存在，他们提供物资、铺设公路、修建机场、提供兵员。九一八事变后，四川便招募义勇军敢死队，“仅成都市报名者，在短短的20天内，即已超出了200人”[4]。卢沟桥事变后，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社会团体纷纷活动，进步刊物、进步剧团不断宣传，为抗战奉献力量。周文、何其芳等人的眼光不能定义为偏执狭隘，而成都人民对于抗战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两者为想象成都的不同角度，共同指向了战时成都的多样面孔。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有力表现，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总是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因为城市居民利用这种空间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5]17。公共空间既是城市的面具，又是城市的显微镜，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话语，一个城市，就是话语的杂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抗战以来，成都的公共空间是本土文化、欧风美雨与战时语境混合的产物，成都的多样面孔，可以从其公共空间的文化丰富性中窥视一二。

春熙路、皇城坝与少城公园是成都城内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空间，三者或是现代文明的新生儿，或是历史文化的沉淀物。民国以来，它们既是时代潮流的见证者，也是社会变迁的参与者，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特征。抗战期间，“外迁入川的新闻出版机构、文化人主要进入成都原有的文化格局，即在市内皇城坝东西两边的祠堂街、少城公园、五世同堂街、春熙路等地”[6]。三者的文化格局在战时语境下被重新洗牌并再次塑造，以三者为中心，战时成都的文化特征可以得到一次重新阐释。

一、现代的繁荣与资本的奢靡：春熙路的形象困境

东大街是“成都顶富庶的街道，凡是大绸缎铺、大匹头铺、大首饰铺、大皮货铺，以及各字号，以及贩卖苏广杂货的水客，全都在东大街”[7]，而劝业场(商业场)则建设在总府路上，是清末民初集购物、娱乐、休闲融于一体的商业场所，“它是四川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在四川近代城市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77。春熙路的前身便是跻身于东大街与劝业场间的一条羊肠小道：“在当时商业场正南方向，只有一条‘肠梗阻’似的小巷弯弯曲曲连接东大街，小巷围绕着长条形的按察使衙门迂回蜿蜒。”[9]1924年，四川军阀杨森建设了一条宽敞的马路，打通东大街与劝业场，连接两大经济中心。马路一开始取名为“森威路”，旨在迎合杨森“森威将军”的名号，此后杨森兵败逃出四川，才改名为“春熙路”，通常说法是取自《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或潘岳《秋兴赋》中的“登春台之熙熙兮”。

春熙路是一条一应俱全的多功能商业街，在劝业场两次失火后逐渐成为全城最繁华的地方，各类商铺琳琅满目，有电影院、银行、茶楼、剧院、图书馆、饭馆等，夜晚的春熙路在电灯的照耀下更加炫目多彩，有诗称叹：“电灯闪闪一街明，星宿飞来徧锦城。好是繁华天不夜，游人如在月宫行。”[10]可以看出，现代文明的狂风席卷整个街道，通过1935年拍摄春熙路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出，春熙路街道异常宽阔，一辆小轿车在街道正中行驶，而两旁分别还能至少再并列3辆轿车，以此来论，春熙路足有7辆轿车的宽度，街道两旁的房屋异常整齐，多为两层，一楼为商铺，二楼为住宿，形状也十分类似，极富现代气息。[11]

抗战以前，春熙路的繁华主要集中在春熙路南段与春熙路北段，东西段相对冷清。此外，成都作为深处内陆腹地的城市，受欧风美雨的灌溉并不充足，20世纪30年代初的成都市民，大多数不知电灯为何物，更别说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春熙路的街头也只有协和钟表行的“协和”招牌有霓虹灯闪烁。春熙路的街道固然繁华，但行驶的汽车仍寥寥无几，相比上海的南京路还有很大差距。尽管有舶来品的相继展览与销售，但作为本土文化象征的茶馆、小吃依旧占据街道的半壁江山。抗战以来，成都成为抗战中心城市，“突飞猛跃的‘繁荣’起来”，“福特、通用、雪佛兰——各样汽车经理处出现了，甚至柴油汽车、木炭汽车、都驰驱在成都的街上”[12]，“到处都增加了霓虹灯，最大的把门面围起来，暗淡的马路辉耀着红红绿绿的光线”[12]。春熙路作为成都最繁荣的街道，更是如此，正如有诗评价：“新都新繁一支花，/温江郫县赛过它，/加上大邑邛州府，/不及成都一条‘春熙路’。”[13]因此，春熙路暴露在全国人民的视野之下，它既是外来知识分子笔下的摩登空间，也成为商绅政客眼中的聚宝盆与销金窟：“省外工商业内迁，大量游资涌进成都，给春熙路带来新的变化。原来较为冷落的东、西两段，也热闹起来，南、北两段，繁荣如故。街面的铺房成为新起和内迁的商家争夺的对象，口岸顶打费都以金条计算。北段一个单间门面的‘口岸费’，竟索取黄金数十两之多，相当于盘顶一家小银行，香俏如此。”[14]欧风美雨所附带的现代繁荣伴随抗战内迁大量充斥在春熙路的每条街道上，本土元素逐渐弱化，一切都被现代化，不可否认，“春熙路可谓已失去它的本来面目，而被战时的繁荣兴起来了”[15]，春熙路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街”，将春熙路对位南京路，成都比较上海的看法也越来越普遍，甚至有人称成都为“东方的小巴黎”。春熙路成为成都现代化的一扇窗，“逛春熙路”成为一种追逐现代、享受繁荣的口号。

街道是城市的表征，作为城市文化最直观的载体与容器而存在。街道参与城市叙事，含有城与人的建构方式，“其含义远远超出位置和空间，而经常体现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之间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5]16。春熙路自诞生以来便附有军阀敛财的罪恶因素，不可否认，繁荣的春熙路是壮大资本力量的催化剂与加剧贫富差距的导火索。署名静波的作者在1931年便发文声讨：“这春熙路有什么资格，敢代表西南的文明？是不是说它——春熙路——的房子，修得特别整齐，街道，修得特别宽敞，辉煌新奇的货品，特别堆得多，人来人往特别热闹吧了！其实这些华贵的东西，我们要问问，是中国货吗？还是舶来的必需品呢？还是奢侈品？还是大多数人所需的？还是供少数资产阶级的享乐的？只要你肯去仔细地分析一吓(下)。包你不会承认它可以代表近代都市的文明的。”[16]在全面抗战时期，春熙路愈加繁华，资本的奢靡被放大、显形，春熙路作为军阀、政客、商绅大肆敛财、纸醉金迷的公共空间，被赋予消极抗战与追求享乐的代名词，受到知识分子们的批判。

抗战前，春熙路各类商铺出售的货物虽然不算便宜，但成都市民多少也具有消费的能力，而出名的有来鹤茶楼、电影院都是老少皆宜的娱乐场所。抗战以来，物价飞涨，春熙路的商铺发展到寸土寸金的最高峰，“一个单间门面竟索取口岸费达到黄金数十两至一百两”[17]209，为了追回成本，商品价格只能翻倍提高。“春熙路的商店，是为地主、官僚、军阀服务的。所售商品都以高档、精致、缺俏著称。价值千元的珠宝首饰，六七百一对的鹿茸，以及高丽参、安桂、蒙桂等珍贵稀有药材，世界八大名表，进口鞋帽、针织品、化妆品一直到派克钢笔、蓝墨水等花色繁多。不过价钱之昂贵亦非常惊人，一般市民只能在橱窗外观看，怎敢问津。”[17]208普通民众到春熙路，最多只能去三益公里看看戏、茶楼上喝喝茶。春熙路不再是民众消遣取乐的代表场所，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属领域，正如李劼人在《天魔舞》中借人物感叹道：“论理，像他们这样有资产的男女，在讲恋爱的时候，逛公园、听戏、看电影、吃馆子，一块儿转春熙路，这是常事。”[18]241表面的“首善之区”实则歪风邪气横行，囤积居奇之人以春熙路为中心，纵淫、奢侈、浪费，“使物价不断上涨，多少仕女们穿红着绿，化装得妖艳怪状！在电影院，大菜馆拥挤着，而不顾国家的兴亡。”[19]在春熙路，抗战的力量被极大瓦解，署名田野的作者走在成都的马路上，将成都太太们的摩登大衣与自己破烂而肮脏的军服相比，感叹道：“这地方的确太安静了，太和平了，你可以连战争的影子都找不到，你更可以看见还有不少整天计划着如何消遣的人。”[20]尽管田野并没有示意自己所走的是哪条马路，但春熙路的太太百相一定不逊色于此。

总而言之，春熙路促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军阀豪门挥金如土。劳苦大众苦难深重，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7]209。知识分子以清晰的视角审视春熙路所体现的贫富差距，其中陈德骐的《假期在成都》一文最具代表性，作者讲述了一则自己由春熙路回家，又去某户人家送还纸条，最后再经过春熙路回家的故事。文章开篇即描写了春熙路夜晚的摩登景象：

红的灯，绿的灯，男男女女，高跟鞋，皮鞋，交错在这条马路上，汗的气息，肉的气息，混合着尘灰，使人窒闷得难受。呜……一辆轿车风驰般的过去了！又是一阵尘烟，这是一个都市的晚上。[21]

之后，作者返回家中，这时的景象又转换为：

这是一条又小又黑的巷，倘若不是有月光的话，你会感觉到四处都像伏着许多恶魔，张口在望着你似的。[21]

故事场景瞬间由摩登街道切换为暗黑小巷，“红的灯，绿的灯”与“又小又黑”形成剧烈的颜色反差，象征贫富差距的悬殊。作者进一步叙述自己拾到一张纸条，是家人被炸死的补偿证明，于是准备送还给失主，到了失主家的位置，作者又描绘了一幅场景：

好容易到达了这地方，极目四望，眼光所触到的，尽是残垣断壁，败樑破瓦，几盏小菜油灯，就像鬼眼一般的闪闪灭灭，对门牌是不可能了！只好凭着嘴去问，倒还不难，很快的就得了结果，那不幸的人家，屋上已是片瓦无存了！只是用几片木板遮盖着，桌椅家具更是凌乱不堪，一个老态龙钟的妇人正对着灯在发痴，我嗫嚅着，我不知道应该怎样问她——那不幸的老人。[21]

故事场景再次切换，而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这一片狼藉、破烂不堪的住所之中的老人，又刚刚失去了家人。场景的转换一步一步下降，达到最低点。而后，作者再次经过春熙路时，感叹道：“又经过了那红的灯，绿的灯的世界，我蒙着头，闭着眼，让这些东西一件一件的过去。”[21]毫无疑问，作者通过对春熙路的繁华摩登以及老人凄惨无助的对比描述，表达了在战时语境下，奢靡的资产阶级对贫苦人民的高度剥削，对后者表示极大的同情，而对春熙路以及春熙路上的男男女女则发出震撼有力的斥责。

春熙路自从诞生以来，就以作为成都商业、经济中心的形象而存在着。不可否认，劝业场开启了成都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而春熙路则当之无愧成为现代化的发扬光大者。然而，从另一面来说，春熙路由军阀而建，它的诞生与发展，都具有迎合政客、军阀、乡绅等资产阶级人物的价值指向。在抗战时期，春熙路迎来其繁荣的辉煌阶段，但同时也放大了资本的奢靡，其作为载体影响贫富间的差距，催生、强化了资本家们的享乐心理，而不利于抗战，因此，春熙路的形象建构出现困境，这既反应了春熙路自身性质的矛盾，也体现了知识分子们对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者们的批判。

二、贫民窟和革命场：皇城坝的两副面孔

皇城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韵味，积淀着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它是唐末五代前后两蜀的皇城，在宋元战事之际，城垣宫殿转为数条街巷，后又成为明朝蜀王朱椿的蜀王宫，规模宏大，占成都城面积的五分之一。明末清初，张献忠又改为皇城，后将皇城大肆破坏，康熙年间，朝廷又将皇城改为贡院。在民国时期，四川军阀混战频发，皇城作为四川军政府所在地，成为军阀混战必然抢夺的肥肉，“数次巷战，把皇城一带弄得千疮百孔，凋敝不堪，一派残破相”[22]，郑光路在《成都旧事》中描述了皇城坝一带具体的破败景象：“‘皇城’外(现天府广场位置)，曾是贡院街、三桥正街等脏乱街巷；东倒西歪的烂棚户星罗棋布，连皇城城门洞口两个威武的大石狮子也被包围得严严密密。‘御河’淤为臭阳沟，两岸成陋巷，有的河床段也搭建了许多烂棚子。‘皇城’内，脏乱的街巷如“丐帮”大码头，无业流民乱搭建许许多多的棚屋。‘皇城’后子门处，则是由煤渣和臭垃圾堆砌几十年而成的‘煤山’。”[8]33在文学作品中，李劼人也有这样的描述：“只管说军政府时代的皇城，已经丝毫没有皇家气象，至公堂绝非金銮殿之比，而比较壮观的明远楼，也尘封积垢到好像穿了一件腐臭的脏外套；青砖和石头的地面，也因风雨的剥蚀，步履的磋磨，又早已失去了它的那种平坦如砥的美观，克实说来，真无丝毫可以观览的地方。”[23]由此可见，如果说春熙路象征着一条新兴的现代生命的茁壮成长，那么皇城及皇城坝则在经历了历史巨大洪流的数次冲洗之后，慢慢暗淡，某种程度上象征传统文化的逝去。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大后方实施空袭轰炸政策，飞机炸毁无数街道、房屋，万人流离失所，同时，又因为战时人口内迁，从沦陷区逃离出来的十几万人民来到成都。成都人口密度增大而房屋多数受到摧毁，双重因素下，政府便“出台了一项在皇城坝私造公助政策，动员这万多人修房，谁修就归谁有，便是个人私产，于是无家可归的难民贫民纷纷就在皇城因陋就简，用砖头瓦块、树皮旧布、纸板木竹，修起了一座贫民窟”[24]59。皇城坝被称为贫民窟并不是一家之言，田飞、李果在《寻城记·成都》中写到，抗战爆发后，成都高等师范、四川大学等学校陆续迁出皇城，商贩走卒汇聚皇城，渐渐成为三教九流之地，鱼龙混杂，“再加上那些流落到此搭棚栖身的难民、贫民，昔日无比堂皇的皇城坝倒成了藏污纳垢、蚊蝇孽生的贫民窟”[22]。居住于此的居民生活艰难，正如《成都皇城旧事》中的卢神医所说：“皇城坝是个贫民窟，我来自皇城坝，那里没有电灯，到晚上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在那里没有自来水，吃的都是御河里的污泥浊水。”[24]60皇城坝一带的居民到底有多贫困？这个问题在1945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成都皇城坝劳工家庭调查结果分析》①的文章中有很具体详细的回答。文章统计了皇城东西北三面七条街道内的540家家庭人员数量、工作时长、收入与支出明细等，部分简化后见表1-表3：

表1 家主每年工作日数

表2 每月家庭收入(1943年6月中至7月中)

表3 平均每月食品费用之分

皇城坝一带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每个家庭家主的职业多为拉车、雇佣、手杂工、小生意等。通过表格数据可以看出，他们一年工作350日以上的，占73.1%，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日夜劳累，在战时语境下，还需担心空袭轰炸，可谓身心俱疲。然而，在这种条件下，皇城坝每家收入却普遍只在500-2000元的区间，平均每人每月收入370元，每日收入仅有12.3元。在战时语境下，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极其严重，每市升米为20元左右，以此来看，居住在皇城坝的居民，平均每人每天的收入只能购买0.6市升米。在支出方面，用于食物的支出占74.1%，且主要以米、蔬菜为主，肉类仅占食物支出的2.8%，更何况“其米质均甚粗糙，价格固较低，但非经拣选之后，不能下咽，既经拣选，即有损失，且此种糙米每市升亦需二十元左右，故贫苦劳工；实乏力购置足敷果腹之量”[25]，蔬菜又以“泡菜、咸菜、辣椒粉等为主”。衣着费用更是“捉襟见肘”，据统计，皇城坝540家劳工家庭中，一年内(1942年7月1943年6月)有衣着费用支出的只有302家。平均每家全年衣着费用约为204元，而当时白土布亦需每尺40元。204只能够5尺。此外，在皇城坝一带的居民多以租房生活，房间面积狭小，平均为1.83丈，空气恶臭，光线甚坏，大多数还没有窗户。

总而言之，在战时环境下，皇城坝一带居民处于衣不覆身、食不果腹的水深火热之中，“倘非身历其境，殊难信现代城市之中，尚有如此贫苦之劳工！”[25]很难想象，距离繁华摩登的春熙路三四条街之远的皇城坝竟是如此惨象。署名阿玉的作者承认抗战以来成都的迅速繁荣，但也强调：“当你走完几条繁华喧闹的街道之后，请到四川大学——皇城——的周围走一圈吧！你将由雪亮的光明之中走进了黑暗的贫苦地方。在晚上你所看见的不是红红绿绿的霓虹灯，而是黄豆大的，菜油灯的火焰。”[12]几步之间街道的风格变向与文化差异引起知识分子的深思，成都的战时阶级构图仅仅通过春熙路与皇城坝两个公共空间就可略见一二。春熙路在战时逐渐成为被诟病的对象，那么皇城坝作为镜像对照，则自然引起人们的同情，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破败繁杂之地，竟摩擦出革命与抗战的火花，渲染整个成都城的抗战气氛。

在抗战以前，四川大学就设在皇城内，抗战以后，当地政府与教育机构对部分进步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以为抗战所需，场所就在皇城坝一带。孙琪华就曾回忆当年川大、武大、华大、金女大的进步学生在此训练，晨操就设在川大操场，练跑就在皇城坝、东西御街一带，这群进步学生在跑步时总会激情高喊“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26]等诸如此类的口号。每天的早晨，皇城坝都充斥着这赤诚的呐喊口号与激昂的爱国热情。皇城坝既是抗战热情的发生地，也是抗战动员的聚集地。在《天魔舞》中，黄敬旃、牛维新一行人满怀激情，欲图从军抗日，也是在皇城集合，进而出发的。李劼人对此的表达特别巧妙，原文以描述陈登云心理活动进行叙述：“他的心已全用在生意上去了，用在联络应酬及对付上去了，用在打牌、吃酒、跳舞、看戏、看电影等娱乐自己的事情上去了，用在和陈三小姐讲恋爱的精致动作上去了，他根本不去想抗不抗战、打不打日本鬼子的事”[18]227，“他又没有到旧皇城去过，甚至连皇城坝也没去过，所以更未见那般兴奋得连六亲不认，只想上前线的青年人集合出发，等不及汽车，唯恐迟一刻就赶不上飞机，宁可徒步走三十八公里，到新津旧县去的那种伟大的场面”[18]227-228。陈登云在《天魔舞》中作为李劼人抨击、讽刺的资产阶级代表，大发国难财，整日享乐，经常逛春熙路、劝业场，却从来没有去过皇城坝，这与从皇城坝集合出发的进步青年形成鲜明对比，而春熙路与皇城坝也作为背景与容器互相照应。

此外，皇城坝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特殊属性使得革命人士可以在此更好地展开公开活动与秘密工作。皇城坝外有一条街，名为祠堂街，相传因年羹尧生祠在此修建而得名，从地图上来看，其东接东城根南街与西御街，挨着皇城，西南方又与少城公园隔河相望。从20世纪30年代起，祠堂街逐步成为成都一条出名的文化街，据记载：“无论平时或星期天，祠堂街总是学生云集，不是买书，就是看书，有的站在书架或书摊前面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的同志回忆自己走向进步就是从读进步书刊开始的。”[27]祠堂街在文人笔下是一条“闹中取静”的文化街，署名深渊的作者便真诚地赞扬祠堂街书店文化的榜样作用与聚集效应：“那来自城的东南西北角的，/来自乡间学校里的，/来自邻近县份的，/年青的学生和公务员，/都蝇子般地挤满了书店。”[13]祠堂街不仅是进步思想的宣传街，也为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安全的场所，“在30年代和40年代，祠堂街是我党地下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28]，党在这里曾建立支部、开展工作，与反革命力量进行生死搏斗。

由此看来，将皇城坝独特的社会历史现实与知识分子的文学书写进行参照阐释，可以发现，抗战时期的皇城坝具有两副面孔。一方面，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皇城昔日的繁华早已消失殆尽，加上空袭轰炸与人口内迁，皇城坝成为人口密集、汇聚三教九流的贫民窟，皇城坝的存在证明成都的繁华只是虚无的表面，处处藏污纳垢；然而，或许正是由于皇城坝的历史原因与现实特性，它同时作为一种遮蔽伞保护了革命者的行动与宣传，催生抗战与革命力量在此产生、聚集。一体两面的皇城坝具有典型的文化特征，这是抗战语境下的新鲜产物。

三、战时成都的缩影：少城公园

无论是春熙路的形象困境或是皇城坝的两副面孔，都象征着战时成都文化特征的某一个侧面。我们可以说春熙路与皇城坝表现着战时成都，但如果说春熙路或皇城坝能代表战时成都，便可能有些差强人意了。战时成都的文化特征是本土文化与抗战文化交织的混合体，那么，有没有一个公共空间能够较全面地为这种混合产物代言呢？少城公园的战时演变或许正解决了这一疑问。

17世纪以来，满族入川进入高潮。1721年，年羹尧建议在成都城内再修一城，专驻八旗官兵及眷属，以免与汉人杂处滋生事端，名为“满城”，也作“少城”。少城的管理直属成都将军，四川总督无权过问。少城既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又区隔了满汉两族的生活区域，加深了两族人民的隔阂。清末，玉昆将军跟随“劝业”大潮，命令建公园于少城，供百姓游乐观赏，并于1910年开放少城，不限民族，任人游玩，企图以此缓和满汉矛盾。尽管此举对于挽救腐朽的晚清已是杯水车薪，但作为公共娱乐空间的公园本身，却给成都人民带来新鲜味道。此后，城中之城少城在1913年被拆除，而公园却保留了下来。

什么能代表成都的本土特色？李怡在《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中总结：“漫游文学的四川，我们还发现，鸦片、茶馆、饮食不仅构织着待客交际的‘社会场景’，而且简直就内化成了川人意趣、癖性与基本生理需求的一部分”[29]。不仅如此，成都民间还总结有“三多”系列，大同小异，如署名台多的作者在成都求学，强调成都有三多，即茶馆多、公共厕所多、姨太太多。[30]还有人说“成都有三多：小吃店多，时装店多，报摊子多”[31]。再如“车多、人多、茶馆多”[32]，“茶馆多，厕所多，闲人多”[33]等。总而言之，成都本土的文化特征避免不了茶馆、小吃两个显著意象，这是政治、地理、经济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形成的，是成都有闲文化的产物。而少城公园里的茶馆与饭馆正以其独特的优点受到大众的喜爱。

1924年，卢作孚任四川教育厅厅长，他在少城公园内修建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动物园，少城公园从此成为老少皆宜、贫富均爱的娱乐休闲场所，茶馆与饭馆自然也争相而来，如浓荫、绿天阁、永聚、鹤鸣、枕流等茶馆，静宁餐馆、桃花源等饭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文学书写中对这里的茶馆与饭馆也有所勾勒，宋汉濯游览少城公园后这样说道：“少城公园在城内西南隅，是成都最大的一个公园，也是成都人士游乐聚会的好场所。里面有很大的运动场，健儿和幼童们整日在那里活跃着；有数座大可容六七百人的茶肆，一天到晚的满是坐客”[34]，“在你的眼睛饱餐了一切秀色之后，如果你肚子里也需要饱餐的话，那这儿也供给些名酒佳肴——内有成都出名的静宁饭店和桃花源——管保你可以乐而忘归”[34]。

无论成都本地人或是外地人，都喜欢来到这里，吃饭喝茶摆龙门阵。战时的春熙路已逐渐腐化为资本家竞相盈利的聚宝盆，而少城公园则依旧是人人可消费的好去处。《天魔舞》中的陈登云，终日享乐，却依旧出手阔绰；而白知时从早到晚辛苦工作，同时到几个学校教书，获得的薪水却只能勉强度日。他们的身份相差悬殊，却都喜欢去也有能力去少城公园娱乐消费。陈登云“无聊，无聊，天气又热，只好跑少城公园，坐茶铺，溜电影院，溜戏园”[18]182，而白知时也想“可以到少城公园泡碗茶，和一般气味相投的人谈谈天呀！”[18]281，在唐淑贞、白知时、居太太谈论在哪里吃饭时，也提道：“凭白知时作主，决定到少城公园的静宁餐馆去，那地方是他们以前常常打平伙之处。”[18]330

由此可见，少城公园内的茶馆、饭馆既含有丰富的本土文化因素，又做到了物美价廉，引得所有人喜爱。少城公园内，是成都各阶层人员的大杂烩，堪称是一个小成都。但是，战时语境下，少城公园并不只是休闲娱乐之地，也为革命与抗战贡献力量，提供场所。

少城公园本身“保有着很光荣的革命史，表现出四川民众伟大的力量，就是辛亥秋的‘保路事件’”[34]。抗战前后，少城公园也是“成都团体讲演、聚会、募捐的首选之处”[35]。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四川政府、社会团体一直积极组织抗日。1937年9月5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在成都市少城公园举行约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1938年2月12日，成都各界民众万余人又在少城公园举行反侵略大会。《义勇军进行曲》《民主万岁》《放下你的鞭子》等著名抗日歌曲和戏剧也通常在少城公园演出，“令蜀中父老热血沸腾”[8]73。此外，查阅民国报刊，可以发现，在抗战时期，题目与少城公园有关的文献，大多是在少城公园举行与抗战有关的聚会、游行等，如《抗战戏剧》1938年发表的名为《业余剧人在少城公园抗战宣传大会时歌咏演奏》一组照片，《良友》1939发表的名为《各地纪念“七七抗战二周年”：成都各界于七月七日假少城公园举行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大会》的照片。

不仅一些正式会议与演出在这里举行，节庆假日的相关聚会也在少城公园中与抗战氛围相遇，并被知识分子捕捉，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别有一番韵味。署名善的作者在《勘察加元旦的晚上》中描述了元旦夜晚少城公园里的提灯会：“参加提灯会的，当然，每人提着一个灯，灯的样式，是无奇不有，有的是飞机灯，上面写着‘轰日机’，有的是大炮灯，上面写着‘轰日炮’；更有的像炸弹，上面写着‘两千磅，炸东京’，还有些其他的样式，上面都画着漫画或写着‘还我山河’‘打倒帝国主义’‘打到东方倭奴’。”[36]这并不是少数人的宣传活动，而是“总有三四万”人自愿参加的热血盛会，正如文章所说：“纵然发起者的原意，是庆祝元旦，共乐升平，但是大众的意识，是没法控制的，所以这次，与其说它是‘庆祝元旦提灯会’，毋宁说它是‘抗X救亡大游行’。”[36]成都人民积极的抗战热情将提灯会的主题与目的都加以改造，并以形象的灯名展览表现，体现了茶馆、饭馆中摆龙门阵衍生出的本土幽默文化与抗战文化主题的有机融合。

少城公园还拥有许多与抗战有关的纪念物，川军将领王铭章于1938年3月17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少城公园内便为此塑造王将军骑姿铜像一座，川人每每浏览至此而顿足，倍感自豪。此外，在1939年11月4日，日机54架九六式重型轰炸机分两批从山西运城和湖北武汉起飞轰炸成都。这次日军被击掉落的敌机，其中有两架：一架是号称“轰炸之王”的奥田大佐的座机，一架被击落坠在中江境内，“几天后两架敌机残骸运来省城，在少城公园展览。吃够‘跑警报’苦头的成都民众络绎不绝前往参观，人人拍手称快。”[1]140无论是纪念先辈英勇或是展现敌人溃败，都是增强国民信心与民族认同的有效手段和必要措施。以此来论，少城公园为战时成都的抗战力量动员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而言之，在抗战期间，少城公园既保留了本土文化的独特韵味而不被欧风美雨吹打变形，又和谐地融合了抗战文化的积极力量，以达到战时宣传与动员。少城公园也成为了知识分子想象成都并进行文学描绘的重要窗口，“少城公园是成都社会的缩影”，这句话名副其实。

四、结语

“公共空间就是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物质形态，从而与当代人的公共生活相应。”[37]通过将历史记载与文学阐释互相参照，我们可以发现，在战时语境下，以春熙路、皇城坝、少城公园为中心的成都公共空间分别经历某种改变，既是对战时体制的适应转换，也对抗战进行影响，被烙上战时胎记。具体来论，春熙路与皇城坝形成双重的镜像对照，春熙路体现现代的繁荣却又走向资本的奢靡，消极抗战力量，腐化战时社会，而皇城坝在战时走向贫穷的底端，汇聚三教九流之徒，却又从中冲出一股股抗战与革命的暖流。至于少城公园，则将本土文化与抗战文化较好地融合共存，既是休闲娱乐的生活场所，也是抗战动员的热情广场，作为成都的缩影，复刻了战时成都的生活百相。

通过文学作品中不同的公共空间书写来观察成都，成都的抗战绘像也会有所不同，这也难怪不同知识分子会对战时成都赋予不同评价，这是公共空间的相对独立性所带来的视野缺失。研究战时公共空间的价值指向与演变进程，有助于我们再次想象城市、梳理城与人的复杂关系，重新阐释战时文化的多样特征。

注 释：

①文中表格数据均来源于1945年《社会调查与统计》第6期刊登的文章《成都皇城坝劳工家庭调查结果分析》，皇城坝当时平均每家人口数为3.6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