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知识逻辑下的学术自由

时间：2024-06-19

●徐海波

后现代知识逻辑下的学术自由

●徐海波

学术自由是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的保障，学术自由有着知识层面的逻辑。作为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学术自由最初衍生于自治的知识。然而，后现代的知识观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学术自由产生了影响：知识自身逻辑的覆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向；知识生产场域的位移。在后现代知识逻辑下，学术自由面临着合法性的重构和外延的扩展，需要一种知识生产和应用场域中学术自由的呼吁。

后现代；知识；学术自由

中世纪以降，大学在不断迁移复制地过程中受到来自社会各方、意识形态以及民族文化的影响，其自身形态发生了分化。可以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矛盾作用的产物。”[1]学术自由同样如此，其内涵、理念及其制度随着历史的前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学术自由赖以存在的知识论基础却一直延续，这也是学术自由理念延绵不断的原因之所在。知识的逻辑不断发生变化，真理多元化，知识自反化。“不论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已经去合法化的时代。”[2]学术自由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而随着知识的实用化，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转向，知识生产场域也发生了偏移，我们只有从学术自由与知识论逻辑的哲学层面深思其内在的关联，在知识自反与真理多元的后现代情境中，正视知识发生的变化，才能探明学术自由所受的挑战，辨清学术自由的未来。

一、学术自由的知识逻辑

在西方，学术自由理念几乎贯穿整个欧洲思想史。作为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学术自由最先衍生于自治的知识。有学者认为，“学术自由的基础是中世纪欧洲大学奠定的。”[3]此说法不无道理，然而这种论调却忽视了作为观念形态的学术自由。约翰·S·布鲁贝克在探讨学术自由的合理性时开篇明义地讲道，“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4]他抛出了这样一个论题：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还是真理是行使自由的先决条件。布鲁贝克支持前者，认为学术自由的基础是真理并不是先决完成的，而是在不断地变化和完善。这种论述恰恰强调了其哲学知识论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真理一元，知识自治。事实上，关于真理的追求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曾经与智者学派有过争执。针对智者学派的相对主义，苏格拉底认为有绝对真理，不会因人而异。柏拉图同样认为有绝对真理，那就是“善”的理念（不只是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善，指宇宙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常说许多听过柏拉图关于善的讲演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每个人都以为他将被告知的善是财富、健康、权力这些惊人的乐事，但柏拉图说的却是数学、数、几何和天文学，并导向说明善是‘一’。”[5]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并没有形成实在的、具象的知识，而是倾向于对宇宙本源的认知，对道德和善的探讨，但却为后世奠定了追求真理的方法论：知识与真理的契合，具象与逻辑的统一。处于混沌状态的知识其形态必然是统一性、整体性的，也是自治的。它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的真理被哲学家们拿来怀疑和自由的讨论，也就形成了观念形态的学术自由。古希腊为后人定下了基调：学术自由是探求真理的自由，这也构成了学术自由的知识论基础。当时，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们探求真知的方式大多是讲授和辩论，学术自由和广义上思想、言论的自由无异。中世纪承古希腊、罗马之遗风，其知识自治的形态并未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是，此时却产生了对真理逻辑和学术自由造成巨大影响的两种机构：教会和大学。随着大学的产生，知识生产的场所和知识分子的活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成为了知识分子籍以进行学术活动和抵制外界力量的制度性场所，而知识也随之被封闭在大学中了。学者们不再像古希腊时期分散而游荡，而是聚集在大学之中。知识生产和传授也在大学这一唯一的场所中进行。世俗社会中再也不会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大众哲学家了。与此同时，教会作为一种既扶助又控制大学的机构，不断与大学进行博弈。受到教会的影响，中世纪的知识逻辑处于神学的一元框架之下，宗教知识成为地位最高的知识，统治了大学里的其他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学不越过不可碰触的底线（宗教神学的合法性和正确性），教会便不会

侵犯师生的知识行为，学术自由可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大学也在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中渔翁得利。大学教师在有限度的范围内逐步争取到教与学的自由。“除了哲学和神学，其他学科的学术自由是普遍存在的。法学、医学、文法和数学老师通常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自由授课和辩论。”[6]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将学术自由与思想和言论自由区别开来，其知识论基础发生了从道德知识观到宗教知识观的转向。

现代大学的理念通过启蒙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这种理念产生于那个时代流行的文化形式：文化的统一与文化价值的普遍性。19世纪坚信的重要信念是真理的可能性和知识的精神使命。”[7]大学从世界主义走向民族主义，教会对大学的控制已经式微，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体系也尚未建立，知识可以被自由的使用和流动。由于教会、神学对大学及知识的精神统治和道德制约逐渐消退，人们亟需一种新的真理取代物，那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康德以理性的名义为学术自由和哲学系进行辩护，认为“哲学系必须被认为是自由的，只处于理性而不是政府的立法规范之下，因为它必须为它所要接受或承认的学说的真理负责。”[8]康德的二元论和接下来的哲学家们所形成的理性主义直接影响了德国的文化大学，进而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不同于神学在精神上对于其他知识的外在统治和制约，理性是知识内在的普遍统一原则。哲学取代神学成为当时大学中的显学。这种内生的知识逻辑为学术自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佐证：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学术自由得以制度化。理性取代了信仰，唯理论接替唯实论。真理不再是已知的东西，而是需要人们去探索、去发现，教育的职责是培养学生发现真理的能力。而只有通过学术自由才能进行真理的探索。大学自此也就多了一项“崭新”的职能：科研。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知识模式：知识不再是简单的传递和流动，而是进行更新和再生产。系科成为大学中重要的组织结构，是知识进行组织化生产的主要场域。大学完成了从与宗教的契约关系到与国家的契约关系的转向。知识的形态向应用性倾斜：由自治的、自由的知识变成实用的、组织化的知识。当然，在德国古典大学，“所谓的科学研究还只是‘纯科学’的研究，当时所谓的国家也只是一种文化共同体，尚非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当时的大学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学术自由仍然沿袭中世纪大学的制度逻辑与治理系统，被认为是学者行会自身的事情。国家既无干预的必要，也无介入的理由”。[9]

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整个西方世界遭到科学和理性的“祛魅”。知识的实用性更加明显，大学不再是纽曼眼中的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职业化的专门知识逐渐取得支配性地位。大学并没有在民族国家的膨胀和功利主义中自保，专制国家几乎完全控制了知识生产，学术自由必然受到侵犯。这在广泛参与政治活动的美国大学尤为明显。无论是麦卡锡主义还是“冷战”运动，都对学者及其学术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对学术自由产生影响的知识论是价值中立：大学在进行科研和学术活动时不应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见解。“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10]价值中立的原则并非限制学者的自由和活动，恰恰相反，它在学院和世俗领域之间划分了一个平衡的界限，变相地保障了学者们的学术自由。然而，在实践层面上，学院与世俗领域之间不断密切地交往，科学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大学也逐渐成为社会中的轴心机构。知识具有了权力和财富的意蕴，大学中不断增多的系科、专业反映了社会的需要。为了追求成绩，争创一流，学术泰勒主义和学术资本主义横行，大学成为一种类企业学术共同体。而深具实用主义传统的美国成为这种一流大学的温床。大学可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却不能在经济上保持自主。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多地要建立与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后现代的知识状态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对学术自由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覆变、转向与位移：后现代知识状态

晚近各种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冲击着知识的领域，也产生了后现代知识观，其中首冲的是对真理的否定，对知识本质的再定义。哈贝马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最终盲动性地对一切宏大叙事和元话语进行了去合法化。而7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后现代运动也激进地对现代性中的叙事性思考方式和抽象本质的意义进行解构和否定，这不仅仅包括真理、理性、正义等作为现代社会知识体系架构的根基，还包含着体系内部所形成的文化和生产方式。然而，激进地推行反基础主义和相对主义，势必导致一种文化的虚无化和民主的无政府状态，这必然不是后现代哲学家们想要看到的结果。事实上，无论是德里达还是利奥塔，都试图将现代性纳入到后现代的范畴之中，“后现代主义最终演变成一种文化分裂的哲学，并不是现代性的毁灭，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重建意义的新的可能性。”[11]后现代知识观对学术自由造成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内部逻辑的覆变、生产模式的转向和生产场域的偏移。现代意义上的知识是具有解放能力的，其内在价值在于可以被组织化并成为社会基础。后工业社会则通过商业化和工具化来分化知识，知识

与文本无异，知识的应用成为知识价值之所在。伴随着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应用，其自身越来越关注如何去适应和竞争，而丧失了对社会的责任和意义，知识生产模式转而成为一种应用的、跨学科的和绩效管理的模式。大学和知识的先天血缘关系开始消弭，面临着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知识生产场域发生位移。学术自由作为大学中追求知识的基本理念，不得不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与重新解构的必要性。

（一）知识内部逻辑的覆变

知识社会学将知识从纯粹的哲学认知推向了社会领域，否定了知识的自治性和真理的一元性，对现代性所建构的知识与社会规范相分离的、形而上的、神圣而高贵的特性进行了颠覆。这成为现代性通向后现代性的推动力。在后现代哲学家眼中，现代社会中的“立法者”所垄断的真理的确定性遭到质疑，理性思想的传播旨在建立和巩固一个有序的社会。理性与知识并没有起到启蒙民众的作用，而是教化和规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一种由知识分子与国家统治者所玩弄的语言游戏。“‘知识/权力’关系显现为一种无限的自我生长的机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它就不再依赖最初的动机，它已经创造了使自身得以进一步延续并发展壮大的条件。”[12]知识被工具化，它既可以解放人也可以奴役人。后现代批判的对象是真理一元而非真理，批判的是现代性中被知识分子和统治者所垄断的真理的确定性和普遍性。由于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恐惧，人们求诸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不确定性进行了解释和阐述，掌握并垄断了知识运行机制和验证方法，成为真理和知识的代言人，这就是知识拥有者的权力。这也就成为国家取代宗教实行牧人式权力的手段。故在后现代情境中，人们发出一种异质性、多元性的吁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知识等同于文本。真理成为一种话语权。利奥塔则顺延了知识性质在流通和应用层面上的变化，认为在知识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情境下，“知识的本质不改变，就无法生存下去，只有将知识转化为批量的资讯信息，才能通过各种新的媒体，使知识成为可操作和运用的资料。甚或可以预言，在知识构成体系内部，任何不能转化输送的事物，都将被淘汰。”[13]在这种逻辑下，知识不再是自治的而是一种自反性的存在，知识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人们更多地看到了知识的价值性和工具化。在过去，知识指向于实在的客体比如人、自然和社会的世界，而现在知识越来越按自身行事，直到社会完全地科学化。由于科学知识变得越来越必需，非垄断化和解神秘化出现了，知识越来越面临自身产生的问题，知识不仅仅解决问题也成为了问题的产生者。由于知识不再是普遍的、客观的，也就不能成为全人类的“公共财富”，而是个人的利益和手段，那么现代知识中的“价值中立”原则也自然不再成立。后现代知识观中的知识是价值有涉的。无论是人文知识还是科学知识，任何知识的生产、应用都渗透着利益取向和价值偏向。

自反性的知识观所引发的震荡是全面的，学术自由必然在列。由于科学的全面凯旋，理性和真理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不再是知识的终极意义。“科学已经从服务于真理的活动转为没有真理的活动。”[14]真理变得多元，每个人或组织都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追求自己的“真理”，学术自由的合法性基础——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面临着挑战。知识的价值有涉性否定了一直以来对学术自由起到保障作用的中立原则。学术自由逐渐被架空，成为一种虚无缥缈的、自反的存在，丧失了直接的指涉物。传统上学术自由所指涉的学者免于外界干涉的内涵便显得不够用了。后现代的复杂性增加了学术自由合法性重构的难度，我们无法再从大学中知识自治的角度去探讨学术自由。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向

在知识社会中，更广泛范围和更深内涵的知识应用成为可能。知识应用的重要性更甚于知识生产，知识生产更多地是知识在应用的情境中进行再创造，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趋向于实用性的目的和价值，并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呈现出自反性的特征，也就是由知识生产模式1到知识生产模式2的转向。在传统的生产模式1中，知识主要在组织化的学科中通过标准化的认知活动而生产出来，而在知识生产模式2中，知识则在一个更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被创造出来。知识生产模式2有几个特征：问题导向的、跨（超）学科的、异质的和自反的。模式2所描述的是一种“社会弥散的知识生产体系”。[15]首先，知识生产不再以学科为中心，而是以应用情境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知识生产向全社会弥散，不再以学科中的个人兴趣为导向，而是以实际应用为导向。其次，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应用的可行性，知识生产是跨（超）学科的，然而跨学科之后还是学科，实际上也就并非在学科中进行。传统的学术力量如教授、学术团体、大学系科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动力和权威，传统的学术职业中的行业规范和文化精神式微，短期的学术团体更受欢迎，它们因问题产生而产生，问题完成而解散，动态而灵活地进行协作、互动。再次，知识生产的异质性表现在知识生产机构和交流方式的多样化。由于问题的突发性和效率的要求，知识生产场所可以直接在应

用场域中选择。不同学科的个人则是短暂性地进入组织进行学术活动，而沟通方式也随着网络和信息化的发展而变得多样化。最后，知识生产渗透着社会问责，由于科学发展对社会环境会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团体希望能够参与到科学研究活动中来，以反思它所产生的问题。

虽然知识生产模式2遭到了学术界的批评和质疑，吉本斯本人也倾向于将这种模式视为一种趋势而非事实。然而，当今知识生产中确实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上述的特征。比如，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掺杂着企业、政府甚至是全人类的利益，早期的以教授个人为中心的“小科学”被学术团体的“大科学”所取代，当今社会或者自然领域中复杂性的问题已经不能允许个人单独进行科研活动。传统的学科必然也会随着新的问题的出现而不断更新、再造。而由科学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和自然问题也都将矛头对准科学研究本身。在这种情境下，科学研究将会有计划、有选择地进行，需要强调绩效的管理和责任的反思。学术自由将被众多利益相关者（如企业、政府、社会人士）共同决定和治理，而不再限于学术职业。知识生产的异质性将学术自由引向一种权利关系，屈从于利益和实际问题，学术自由的保障将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三）知识生产场域的位移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一直作为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然而，随着知识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向，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不再处于分离状态。大学中不断增加的系科、跨学科已经难以满足知识社会的需求，系科的地位开始衰退，大学已经失去了作为主要知识生产场所的地位。“在全球化和经济生产自反性方法应用的状况下，知识生产的场所正从大学转向广阔的非大学领域，如工业实验室、研究中心，智囊团和咨询机构。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生产和传播知识的‘知识社会’。”[16]由于大规模的知识生产和新管理主义的盛行，引发了大学、产业和政府的合作与竞争。一方面，企业与大学之间的交互增多，企业与大学合作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另一方面，出于对研发成本、技术标准和不同研究领域的考虑，企业之间相互合作进行研发也成为可能。随着科学研究不断地进入社会领域，社会中的几乎每个组织都在构建自洽的文化或者理念，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跨国公司变得像一所大学。它们创办培训机构、实验室和研究所，培养先进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在垂直的合作和水平的竞争中进行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利用。然而，大学却在丢失自己的理念。伴随着经济和知识全球化的进程，大学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其自身角色发生了变化。大学正在逐步丧失文化公民身份，变成一种类企业共同体。学术资本主义和绩效管理制度在大学风行。甚至有学者认为，“大学不只是像一个企业；它就是一个企业。一流大学的学生不只是像顾客；他们就是顾客。”[17]可以断言，随着这种趋势的明朗化，学科与产业、大学与企业、科学家与知识从业者的差异将会变得愈来愈小。

由于大学与企业角色的变化，大学不再被视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机构。大学越来越与企业其他组织同等对待，大学和企业、政府之间的交互愈发频繁，其内部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具有其他职业从业者的特征，而不再被传统的学术职业规范所羁绊。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异质的知识生产活动中，当学者被招纳入一个新的组织环境中时，学术价值观势必处于劣势。在大学外部学术自由并不是制度化的存在，也不会作为一种必需的理念规范。学术自由向来产生于大学内部，与大学自治互为犄角。而当今，无论是大学内部，还是社会中的知识生产场域，都面临着学术自由消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将学术自由与大学的血缘关系割断，转而从学术自由与知识的内在联系中出发，或许可以为学术自由更广泛地进入实践领域找到理由。

三、学术自由的重构与扩展

后现代知识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宏大的知识范畴与社会情境相关联的叙事方式，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知识的先验性认识。然而事实上，后现代是以现代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的，与其说后现代是对现代的颠覆，不如说是超越。后现代知识观并非推翻现代世界所建立的高度理性化、科学化的知识帝国，而是在此基础上重构知识体系，以求适应变化，规避风险。知识生产模式2完全可以和模式1并存，而大学也不可能被其他知识生产机构所取代。知识的自身逻辑、生产模式和生产场域都是建构在现代性的成年的基础上所发生的转向，而它所带来的影响也并非颠覆性的，而是反思性的，是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反思。学术自由所受到的影响概莫能外。在普遍发生嬗变的知识社会中，学术自由不做出改变就很难生存下去，只有重构学术自由的合法性，扩展学术自由外延，才能满足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的需要。

（一）合法性的重构

事实上，学术自由一直以来与大学、追求真理联系在一起。大学是追求客观真理和正义的地方，而学术自由则是追求真理的保障。后现代知识逻辑的嬗变，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学术自由的合法性。“在逻辑上，真理多元化是学术自由的基础，真理一元化

限制学术自由好像是对的，但现实中未必如此。”[18]在后现代知识逻辑下，学术自由更加应该得到强调和重视。随着真理多元化知识不断进入社会，高等教育开始丧失了对知识的垄断权，我们不应再从机构层面上狭隘地探讨学术自由，而应该从个体和知识的层面上保障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成为每个人的事情，每个人的可能。价值有涉的知识使人们可以站在任何立场考虑问题，知识不再有等级之分，而只是领域之别。“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旦有人将自己的个人存在和学术存在融为一体，学术自由就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将变成一个时代的代表精神，在这个时代里，恰恰是他们对于历史力量的意识使他们从对自己时代的或明或暗的依赖中超脱出去。”[19]学术自由归根结底是人的自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学术自由已经完全脱离大学了呢？实不尽然。正如大学逐渐从知识工厂变为交往的场所，学术自由也将在大学里面最集中地显现，以大学为根基。即便是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在谈及学术自由的时候也是“无条件”地肯定了大学基于探索真理的独立和自由，而真理的本质也应该是无任何先决条件的。后现代并不批判真理，而是真理一元。可见，“‘真理’并不是能用后现代语言就可以消解掉的，尽管提出来的问题可能与各种权力相关的，但提问的方式是绝对自由的。”[20]因为现代已经被包含于后现代，现代意义上的真理成为后现代真理的一种。在这种异质性的逻辑下，与其说学术自由丧失了合法性，不如说学术自由扩展了外延，延伸为一种知识社会中对知识和人的普遍理念。

（二）外延的扩展

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向和知识生产场域的位移，在机构层面上我们不能再将学术自由仅仅局限于大学，而应扩展到所有知识生产场域。学术自由不仅仅是一项权利，也具有了责任的意蕴。知识生产场域的扩大，必然使得大学里的学者走向社会与企业合作，或者干脆变身知识从业者。受到利益的侵蚀和价值的导向，学术精神不得不屈从于企业精神，文化不得不屈从于金钱。社会不断处于科学所制造的问题的危险之中，知识的反思性难以制度性地保障。不会存在任何法律或者制度来约束社会（尤其是企业）中的学术活动。学术自由至少应该是规避风险、反思知识的一个途径。正如希尔斯所言，“学术自由的理由源于一种特殊的价值，即作为一种利益的人类生活中真理的价值，它既有自身的利益，也能导致其他的利益。”[21]这里我们就应该看到学术自由自身存在的两面性：做什么的自由和不做什么的自由。学术自由向来不是完整的，而是有限的。传统大学中追求知识的都是出于个人兴趣的学者，学术自由自然由学者自身去考量，这依赖于学者的价值中立和无立场。随着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的出现，其他知识生产场域并没有内化在知识追求中的学术自由，也就没有不做什么的自由。要知道隐性的、内部的对学术自由的侵犯要比显性地侵犯危险得多，自由和限度是相生相克的两个事物，自由的一个内在原则就是作为主体的个人所希望的限制不存在，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由的边界。没有绝对意义的自由，对自由的限制是为了获得更大范围的自由。强调学术自由，也就是在强调知识生产所应该受到的限制。新的知识生产模式需要在更广范围、更多场域中呼唤学术自由。

[1][英]阿什比，E．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生，滕大春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

[2][7][11][16][英]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黄建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63，32，160，127.

[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8）[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728.

[4][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6.

[5]周采.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与书写批判及其教育意义[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1）.

[6][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M].王建妮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44.

[8][德]伊曼努尔·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9.

[9]王建华.学术自由的缘起、变迁与挑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4）.

[10][德]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38.

[12][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

[13][法]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35.

[14][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