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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民文化与高等学校的“成人”使命*

时间:2024-06-19

●刘楠

论公民文化与高等学校的“成人”使命*

●刘楠

公民文化是一种个体实现整全自我和孕育生命气象的文化观。高等学校“成人”使命的践履有赖于公民文化的浸润,进而引领个体走向人性的卓越。以他者意识为前提、以公共理性精神为中心、以程序正义为条件以及以言说和行动为路径孕育了公民文化的基本要义。而践行言行联合方式、开设公民教育课程、研读经典佳作以及营造良好的公共生活氛围履行着高等学校的“成人”使命。

公民文化;高等学校;“成人”使命

教育的目标旨在使人成人,尤其是使人精神成人,而人只有在参与公共生活中方可真正实现“成人”的目标。他人的在场是个体成人的见证。高等学校作为育人的重要场域,其肩负着最为本真的“成人”使命。而高等学校这一“成人”使命的践履主要有赖于公民文化的浸润,进而引领个体走向人性的卓越。

一、公民文化的基本要义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看来,卓越是“被指定给公共领域的,因为只有在那里,一个人可以胜过其他人,让自己从众人中脱颖而出”。[1]在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个体亦需要一定的公民文化为其提供支撑,进而取得理念引导行动的效果。公民文化这一表述于1956年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提出。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是一种具有参与者取向、臣民和村民的混合,公民文化则是由这三种文化交汇而成,是一种民主的均衡理论,是一种过高的参与热情与政治冷漠之间的平衡,是对权威的服从和尊重与主动参与之间形成融合的一种政治文化。[2]在阿尔蒙德看来,其公民文化观是一种“系统性混合”,个体在政治过程中成为参与者,但并不放弃作为臣民或村民的取向。[3]阿伦特认为,通过言说和行动,人使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而不仅仅显得与众不同。[4]言说和行动是阿伦特视野中成人的重要路径。公民文化是一种个体实现整全自我和孕育生命气象的文化观,其基本要义具体如下:

首先,以他者意识为前提。每个个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实乃与他人共在的一种状态。“如果一个人只是关心自己,他并没有完全实现自己,人除了关心自己,还会关心他人。如果一个人只是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对他人漠不关心,甚至不择手段地伤害他人,他同时也在摧残自己。”[5]尤其在公共场域,彼此之间惟有怀有他者意识,能够换位思考,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想法,方可真正过一种快乐的公共生活。

其次,以公共理性精神为中心。作为公民素养的重要构成,公共理性精神是指个体通过接受贯穿着说理于其中的教育之后,外加自身不断参与言说和行动的方式进而能够对公共事件做出一种合乎理性的、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和认识。“个体置身公共生活中的理性精神,包括友爱、包容他者、责任、正义、勇气、自制等,这种理性精神主要关涉个体与他人、集体、社会的关系,最终显现为个体与自身的关系,即一个人如何勇于担当自我,担当社会赋予自我的责任,追求自我与公共的正义。“[6]这种精神乃是一种为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们所认可的一种理性的共识价值观念。

再次,以程序正义为条件。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指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它的成员们有一种按照正义原则行动的强烈的欲望”。[7]程序正义是构建公民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前提条件。程序正义的实施是公民权利得以保障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公共场域之中的主体之间进行相处、交往所需遵守的规则所在。个体行为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行为本身是否正当、合理、规范,是否体现法律精神。回到雅典,“雅典的青年还要实习公民大会和法庭上的程序,只有这样,他们才可成为真正的卫士来捍卫城邦安全和雅典的美与智慧。雅典不愧是举世公认的正义卫士和被压迫者的庇护神,她以卓越的法律培育了公民的美德”。[8]

最后,以言说和行动为路径。通过言说和行动这一联合体,身处公共生活场域之中的个体能够就彼此关心、关注的生活主题展开讨论,阐述各自的想法,从而让彼此理解彼此。在阿伦特看来,“世界并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人类所造而有人性,它也不会仅仅因为在其中有人的声音就变得有人性,它只在人们把它作为谈话的对象时才会如此。”[9]“扩展公共话语,鼓励公共言谈,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让他们以说的姿态活在教育之中,可谓今日学校公民教育的基本问题。”[10]“让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尽可能多地学会自由自主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发现、组织、设计、创造,远比按照老师的指令行事更能培养他们如何更好地服务他人和社会的能力与德性。”[11]总之,个体“成人”不仅有赖于知识的增长与思想的萌生,更离不开个体自身切实的言说和行动。正是在具体的言说和行动过程中,个体方可不断的认识自我和启迪自我。

二、高等学校需嵌入公民文化

文化育人,旨在强调文化之于人发展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无形作用。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学术组织,高等学校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育人本位。教育的根柢在于使人成人,尤其使人精神成人。高等学校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公共场域,通过引入公民文化理念,进而促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公共价值的蕴义和丰富原有的公共理性精神,最终达成更好地在公共空间里生存和生活的目标。经由公民文化的滋养和熏陶,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形塑学生的公民人格,既使得学生习得知识、技能,也能够促使自我精神世界得以丰富,让自我人性不断走向卓越。

(一)习得公民文化是大学生真正“成人”的重要路径

大千世界,每个个体都不是孤立的单个人,而是与社会关系网中的他者存有千丝万缕般的联系。高等学校不仅是各方莘莘学子的聚集之地,而且也是培养大学生完整人格和健全人性的教化性场域。个体秉持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个体过着一种与之相应的生活。置身于公共生活空间中的个体,为了更好地在其中生存和生活,需要一定的文化价值理念作为引领,在公共空间中不断培植自我的实践品性,进而不断走向更好的自我。

苏格拉底提出一种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生活,其中也折射出其另一则思想“认识你自己”的重要性。个体惟有在他者在场的过程中,方可更好的达成认识自我的目标。“道德冷漠和社会疏远造成了个体对公共生活的福祉的不再关怀,对道德责任的不可共契。”[12]公民文化是一种凸显公共价值关怀的理念。在高等学校之中引导学生习得公民文化,可以不断敞开学生对他者、自然以及社会的关爱,激发学生对伦理规范、公共德性以及道德资源的尊重。“引导个体积极敞开自我,超越原子式的个人存在,走向个人与他人,世界的共在,成为当下教育精神不可或缺的内涵。”[13]通过公民文化的价值濡染,养成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品性,使其在公共生活的视野下不断走向整全的自我,卓越的自我。

(二)掌握公民文化是社会对大学生提出的要求所在

每个个体均具有双重属性即个体性和公共性,正是通过二者的有效契合,方可促使其成为完整性的个体。就社会而言,所谓高等教育质量是指“高等教育所具有的,满足个人、群体、社会明显或隐含需求能力的特性的总和。这些特性往往通过受教育者、教育者和社会发展所要求的目标、标准、成就水平等形式表现出来”。[14]大学生毕业之后,将面临着社会对他们的考核,能否满足社会的需要和满足程度如何将直接决定着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不论是身处学校之中,还是走向工作岗位,个体一直处于公共空间之中。“进入公共生活,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跟他人相关,被他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行为方式所指向的就不仅仅是私己性个人的幸福,而是包括自我在内的共同体的福祉。与之相对应,我们不仅仅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还需要求得公共价值的实现”。[15]

引导个体掌握公民文化,旨在不断激活个体的自我认识,认识到自我和他者、自然以及社会处于一种共在的生存状态,进而逐步拓展个体与他人乃至公共生活场域的生命联系。无论个体身处于学校,还是置身于社会,在这些公共生活场域个体都能够从容的应对周遭的环境,能够开心、幸福的生活,这不仅是学生自身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社会对学生的期盼所在。如此一来,共处于同一天空之下的个体能够更好的过一种公共生活,共享和谐美好的生活风景。

(三)传播公民文化是高等学校构建良好公共秩序的主要凭借

在公共场域中生活,需要置身于其中的主体共同维持良好的公共秩序,惟有如此每个个体方可更好的享有美好的公共生活。“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16]高等学校,正是其育人目标使其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有所不同,培养完整的人实乃高等学校不懈追求的本真目标。为了促使置身于学校这一公共场域中的学生们能够身心更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学校公共秩序为其提供外在保障。为了构建学校良好的公共秩序,对于高等学校而言,向学生传播公民文化是一重要行径。通过公民文化的传播,使其对学生的发展产生一种正向的、积极的力量,进而促进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和他者、自然以及社会的关系。大学生在置身于自我与他人的复杂关涉中能够合理把握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避免自我的个人封闭,进而从中习得一种理性的公共生活方式。

正是城邦让人显现为人,城邦是人之为人的空间,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让人的天性得以成全。“以古希腊三哲为代表的古典教育,以自然目的论为基础,以自然人为起点,以德性的完善为目标,以实现城邦的整体福祉为指向的教育,是好人与好公民相统一的教育。”[17]高等学校通过向学生引入公民文化,进而让学生在与他者的共处中发掘自身更多的可能性,促使其习得公共理性精神,形塑健全的公民人格,彰显个体的卓越人性,进而确保和维持学校自身的良好公共生活秩序,最终达成个体和共同体的整体幸福。

三、公民文化使人性走向卓越的途径

学校教育的根本目标旨在促成个体完整“成人”。而“成人”目标的实现需要学校教育超越个人性的智识层面的学习,经由公民文化的价值濡染引导学生以言行的方式参与至真实的学校公共生活之中,进而养成自我健全的人格和卓越的品性,让高校校园呈现出动人的生命气象。

(一)践行“言行”联合方式

“言行”联合方式即指言说和行动相统一,其中主要指涉说理这一主题。在高等学校场域,为了使其更好的达成自身的育人目标,即促使学生不仅习得整全的知识和娴熟的技能,而且使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和卓越的人性,有赖于公民文化这一无形的力量为其提供支撑。其中,大学生对于公民文化的习得,需要教师将言语和行动这一联合体切实运用于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需要以言行为路径将说理贯穿其中,实现生动的教化效果,最终使得学生实现由懂到信从知到行的转化。

通过践行统一的“言行”联合方式,将说理教育有效贯彻其中,进而实现师生共同体的共同对话,使得学生实现此在的状态,真正转向外部世界面对公众社会。在说理的过程中,教师需要不断启发学生,让学生不断形成对于公共事件的独立分析、理性思考和准确判断能力。凭借“言行”,置身于公共场域的大学生能够就彼此关心的公共事件、公共话题开展讨论,共同对话,付诸实践。在广泛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方可促使个体切实地走向他者,走向社会,获得对于超越私我性的公共价值的理解和认同。

(二)开设公民教育课程

为了让学生在高等学校中更好的过一种积极的、善好的公共生活,为了练就学生的公民品格和公民素养,在高校之中开设具体的公民教育课程是必要的。高校自身需要将公民教育内容作为一个独立部分体现于学校的人才培养规划之中。而课程是实施教育的具体载体,通过教学实践活动向学生呈现公民生活的基本话语体系,进而开启他们想象公共生活的心智之门。在具体的授课中,教师不仅需要系统的讲授涉及伦理规范、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公民知识,而且也需要积极的引导学生参与至公民教育实践,涵盖言说和行动。例如,学术不端这一现象,通过对这一事件加以分析,进而促使学生深刻认识到诚信守则的重要性,让尊重学术、尊重他人这一理念真正走进学生的生活,走进学生的内心。通过习得相应的公民文化,使其真正转化为学生的一种信念,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方式。

(三)研读经典佳作

传统的经典佳作,是先辈哲人们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公民文化价值。走进古典,走进经典,是为了当下更好的出发,更好的发展。“惟器惟新,人惟其旧。”“器物世界中所需要的是不断地更新,但对于人的精神生活世界而言,则需要适度的保守,以使得个体能保持成熟稳健的心智来面对变幻有加的现实生活世界,不断的去亲近那些古典的教育智慧,敞开教育的人性空间,让我们寻找到在面对当下人的生存处境或者说困境时,能坚定地守护教育应有的人性期待,从而牢牢地守护教育的真谛。”[18]教育的目标是使人成人,尤其是使人精神成人,而古典佳作中的诸多教育思想恰恰是我们的精神食粮,能够滋养我们的精神根基,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保持我们精神世界不断生长生成、充满活力是十分重要的,而通过研读经典佳作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空间,启迪我们的心智,进而保持我们精神世界的丰盈。在高等学校之中,学生通过研读经典佳作,可以获得对善与恶、个人与他者的关系的再理解,产生新认识,不断走向整全的自我,迈向教育的真正目标。

(四)营造良好氛围

环境对人的成长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决定了高等学校作为育人之场域需要营造良好的公共生活氛围,让置身于其中的主体能够感受到公民文化的魅力,享受公民文化的熏陶。如何确保置身于公共生活场域中的个体能够很好的践行公民文化理念,切实参与到具体的公民行动中,同样也需要良好公共生活氛围的支撑。高等学校可以通过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相关讲座,举办丰富多彩的师生公民文化活动,促进师生之间更多的交往和对话,强化学生之间更多的尊重和关爱,进而构建生命感的活力校园,营造良好的公共生活氛围。无形的教育在个体的成长历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在高校校园之中营造良好的公共生活氛围,让置身于其中的个体都能够从中得到文化价值的濡染,不断开启自身的理性成长空间,闪烁卓越人性的光辉,朝着真正“成人”的目标不断迈进。

[1][4][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1,138-139.

[2][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5,29.

[5]周保松.走进生命的学问[M].北京:三联书店,2012,66.

[6][10][11][15]刘铁芳.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的哲学探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88,140,166,50.

[7][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56.

[8][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M].曹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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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

(责任编辑:刘丙元)

本文系2013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立人和立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教育主题的嬗变”(批号:CX2013B182)阶段性成果。

刘楠/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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