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智能时代学校教育变革的图景扫描与价值坚守

● 鹿星南

当前，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呈井喷发展态势，深刻变革着人类既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认知图式，也正在吹响新一轮教育变革的号角。世界各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纷纷布局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战略和应用政策，以期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学校是贯彻教育思想和承载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其形态、结构、运行机制等也因应技术革新不断发生改变。人工智能引发的新一轮教育浪潮如一场“哥白尼式革命”，正在为学校变革赋能，涌现出“智慧校园”“未来学校”“无边界学校”“智能教学系统与学习平台”等实践创新新样态。2021 年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发布的《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报告中呼吁：“学校也应该被重新构想，以便更好地推动世界向一个更加公正、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转变。”［1］毋庸讳言，人工智能与学校教育相互赋能的趋势日益明显，为打造智能化、个性化、开放化、终身化的学校教育体系发挥了鲜明的“头雁效应”。然而，当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加速学校教育变革欢呼雀跃之时，对其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也忧心忡忡。因为人工智能的学校教育应用依然存在诸多“不可为”，“几乎每一次教育技术运动都留下‘新瓶装旧酒的尴尬结局’”。［2］基于此，本文意在探讨人工智能对学校教育变革的积极影响，明晰人工智能之于学校教育变革的边界与限度，把握智能时代学校教育变革的价值坚守，力图寻求智能时代学校教育变革的本真。

一、人工智能与学校发展：内涵与演进

（一）人工智能的由来及其内涵

人工智能肇源于人类试图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以期解放劳动的想象和憧憬。但囿于彼时的技术水平，人工智能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1950 年，人工智能先驱艾伦·图灵（Alan Turing）在《计算机与智能》［3］一文中以“机器能够思维吗”这一问题以及评估机器智能水平的“图灵测试”，为人工智能的研究贡献了理论可能。1956 年，在美国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Conference）上，以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为首的科学家共同探讨“如何制造机制模拟人类的学习及其智能”［4］，正式提出人工智能这一学术性概念。历经60 多年的沉浮，当前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成为全球各个领域的新宠儿。然而，关于人工智能是什么的问题，可谓众说纷纭，仍存在诸多争议。面对歧路纷出的人工智能概念迷宫，我们主要从如下几方面进行阐释。从技术论层面讲，人工智能是会聚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人机交互、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等技术和工具的集合体，是模拟人类智能的技术创造物。从本体论层面讲，人工智能是依托“计算”或“算法”实现人造的、模拟的、拓展的智能，但其对人类智能只是“局部上超过和整体上不及”［5］，根柢在于服务人类及社会发展需要。从认识论层面讲，智能机器和人—机系统作为一种基于算法和数据挖掘的知识发现新模式，扩充了认识主体、认识客体、认识工具等认识活动要素的内涵和范围，孕育了人工智能认识论。从方法论层面讲，人工智能是研究和模拟人类智能运行机理的方法、手段、范例等的综合，逐渐从单一性的机械还原方法论转向整体性的“信息生态方法论”［6］。从知识论层面讲，人工智能是交融了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物理学、生物学、数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由上观之，人工智能作为凭依算法、大数据分析和计算机芯片等为载体的智能机器和人机系统，是研究人类智能行为的运行机理和规律，以期投射、模仿、延伸甚或超越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工具）、学科。

（二）学校发展的历史演进

学校作为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和专门机构，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因应社会变迁、技术革新与教育发展而趋向改进与完善。学校肇源于农耕时代的奴隶社会，主要是生产力发展、脑体分离、文字诞生以及阶级分化的产物。据考证，“学校最早出现在古代东方各国”［7］，如埃及的宫廷学校、夏朝的“庠”“序”“校”、印度的古儒学校等。农耕时代的学校告别了原始社会“非进取性的自适应的教育”［8］活动，依循等级性逻辑不断发展，带有鲜明的宗教或家族色彩。具体来讲，在教育目的方面，旨在为统治阶级培养治术人才和教化劳动人民，我国西周时期的“学术官守”就是最有力的注解。教育内容趋于知识化和抽象化，形成了以传授政治、宗教、伦理道德等古典人文知识为主的“六艺”和“七艺”。教学组织形式注重个别施教，出现了官学和私学并存的教育体制。

18 世纪中叶以降，蒸汽机、电力的相继问世和应用，开启了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社会形态由农耕社会跃迁至工业社会，发生了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厂手工业的重大生产方式变革。在工业时代，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急需大量具备一定生产知识的产业人才，加之对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渴求，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现代学校应运而生。因应工业化浪潮的持续演进，学校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达到了一个空前高度，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学校教育逐渐居于核心地位。然而，现代学校承袭了工业文明所标榜的集中化、标准化、同步化逻辑，呈现出此种发展景象：“管理严格，学生缺乏个性，对座位、班级、评分等严格地规定，老师拥有权威性角色。”［9］

进入20 世纪中后期，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崛起与发展掀开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篇章，人类文明开始向信息时代迈进。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全球式辐射，信息技术以网络化、数字化、定制化的工作形态开始解构与颠覆机器大规模制造模式，塑造和“再结构”着人类社会的各行各业。面对工厂式学校模式日益显现的弊端，世界各国纷纷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学校教育中，涌现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学习、多媒体教学、数字校园等学校信息化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知识来源、丰富了学习环境、改善了教学手段，切实催化学校教育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是，信息时代的学校变革更多是在基础设施、资源建设等方面发力，出现了盲目乱用、重复建设、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等问题，一直受到“非显著性差异现象”和“乔布斯之问”的纠缠与拷问。究其原因，技术至上主义和工具理性思潮的泛滥，使得信息时代的学校变革实践“仅仅关注设备如何能被使用，却不思考这些技术应该如何被使用”［10］而忽视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因应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正在加速步入智能时代。然而，当前的学校教育仍表现出工厂式的运行模式和流程，规模化和个性化的教育发展取向已难以从传统学校形态中获得更多支持。智能时代的扑面而来，促使人工智能赋能学校变革的探索与实践不断演进，学校的教、学、评、测、管等都将发生一系列变革。

二、非变不可：智能时代学校教育变革的图景扫描

基于社会转型对高质量人才的期许，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学校变革的规模化实践，学校的内涵和外延得以不断延展，必将推动智能时代学校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图景。

（一）学习空间重构：智能感知、联通融合、具身体验

学习空间是承载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实践场域。2015 年开始，美国新媒体联盟发布的《地平线报告》频繁将“学习空间的设计与重构”作为影响学校变革的关键趋势。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技术的深度嵌入和现代学习理论的不断革新，赋能学校的学习空间表征出新的发展样态。其一，智能感知。依托多种新兴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实现实时感知学校的物理环境、学习者的个性特征和学习情景，追踪与分析学习行为全数据，帮助师生开展学习路径自动规划、学习材料个性推荐、学习评价精准实施等，从而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适需学习服务。其二，联通融合。一方面，技术赋能推动学习不再局限于物化的教室空间，而是与虚拟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人空间等无缝联通与无感知切换，构建学习发生的空间连续体，促成泛在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有效发生。另一方面，采用可移动、可组合的桌椅构建多种教室空间布局及座位排列，设计集成教学、创造、研讨、协作、休息等多种功能的学习空间，支持师生开展多场景教学交互活动。其三，具身体验。智能时代“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的多维交互融合，通过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构建适应学习者需求的可“自由伸缩延展、动态演变、情境化”［11］的具身学习空间，更加关注身体的实时“在场”及其与空间各要素的沉浸式交互，加深学习者对知识的知觉、建构与应用。

（二）学习范式转型：方式拓展、流程再造、路径重构

当前，教育的重心正“从教学转移到学习，从说教转向创造性探究”。［12］人工智能对传统学校教学的颠覆以及学习空间的智能升级驱动着学习范式的转型，推动学校教育从单向度、程序式、预设性的教学范式向多样化、动态性、生成式的学习范式转换。首先，学习方式的拓展。智能时代的学校教育将突破或融合传统学习方式，趋向泛在学习、混合学习、社群学习、人机协同学习、情境学习、具身学习、无边界学习等多重样态的未来学习方式，不断拓宽学习深度、赋能学习体验、提高学习效果，让学生的学习真正跃升为“建构客观世界意义、探索与塑造自我、编织同他人关系”［13］的活动。其次，学习流程再造。借助技术支持的认知工具和智慧学习平台，学生自主选择或接受平台推荐学习资源，按照自身需求与特性开展学习，不断突破“先教后学”的传统学习流程，基于技术的探究活动、创造活动、交互合作活动将成为未来学习的主要流程。最后，学习路径重构。借助智能感知技术精准测评与分析学习者学习特征、状态和优势，并根据算法推荐模型促成学习需求与学习服务的双向匹配，进而为每个学生规划和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指导和学习路径。

（三）课程体系创新：形态多元、内容定制、结构灵活

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革新及其所引发的知识形态、知识表征、知识传播、知识价值等知识观和现代人才培养需求的深层变革，指引着学校课程体系变革的未来动向，进一步促成课程形态、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等朝着更为灵活、弹性的方向发展。一是课程形态的多元与丰富。技术的智能化演进和学习空间的联通融合，推动“纸本独尊”的传统课程阶段转向线上线下混合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阶段。当前，学校领域中兴起的微课、慕课、私播课等课程实践已然表征出课程表现形态异常丰富和呈现方式多样化的端倪。二是课程内容的定制与生成。5G 通信技术、移动互联网打造了个性化、社会化的教育资源供给模式，推动学校资源供给“从‘电影院形态’走向‘超市形态’”［14］，并借助大数据分析、自适应学习技术适时为学生匹配与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同时，这些资源所集聚的课程内容也将从统一、预设、单一趋向定制、生成与多样。三是课程结构的灵活与开放。以跨界融合、互联互通为旨趣的人工智能将超越知识本位的分科教学课程体系，通过面向真实问题的项目驱动、多学科的交叉融通，增强各学科知识的贯通及其与自然世界、学生现实生活的联结和际遇，从而打造纵向贯通、横向衔接的高度灵活开放的课程结构，不断指向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发展。近年来，美国的HTH 学校、THINK Global School 等一线学校通过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和高水平的学业标准结合等实践探索，克服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的割裂困境，进而引领未来学校的变革。［15］

（四）组织管理变革：学制弹性、组织扁平、管理高效

人工智能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趋势，将解构传统学校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藩篱，转向更加弹性、灵活、高效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其一，学制的弹性灵活。智能时代学校将基于学生的特长、兴趣等合理安排教学时长、修业年限、课程设置，或学生结合个人需求自定学习节奏、自主选择班级和学习资源，增强不同教育类型和学段的互通与互动。目前，基础教育阶段积极探索的走班教学、选课教学以及新冠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在线教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智能时代学制的弹性特征。其二，组织方式的扁平化、分权化。智能时代信息的高速流转和学校环境的实时互通特征，能够拓宽学校不同部门的信息传播渠道、压缩纵向管理层级、增加横向管理部门，将淡化“命令—控制”型的学校组织方式，推动学校变革呈现组织结构扁平化和分权化、组织形态虚拟化、组织边界模糊化等趋势。其三，管理模式的精准高效。完备的学校智能设备和数据采集系统通过对数据感知、信息搜集和决策制定等环节的技术赋能，实现校园安全、教与学活动、教育质量、学生体质、学校舆情等学校核心业务运行状况的可视化呈现、实时监测与精准调控，使学校管理工作更加科学、高效与有针对性。例如，早期学习预警系统通过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来预测导致学生辍学的可能因素或指标，并设计相关教育干预措施帮助有可能辍学的高中生顺利毕业来减少教育不公平。［16］同时，伴随学校与社会的开放互联以及管理权的重心下移，智能时代的学校将从一元管理走向“学校与社会、教育管理部门、社区、家长等开展持续性交互”［17］的多元治理格局。

（五）评价模式革新：数据驱动的多元化评价

数据作为智能时代学校教育的重要资产，将成为撬动学校教育评价变革的关键要素，促进教育评价模式从基于假设的“小数据”评价或依赖教师主观推断的经验式评价转向数据驱动的多元化、精准化评价。首先，评价内容的多元化。依托物联网、可穿戴设备、视频监控、虚拟仿真等智能技术实现评价数据采集的全样本、全过程、多模态，支持开展评价对象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综合测评，不断指向个体的整全发展。其次，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人工智能为不同主体参与评价提供了丰富的评价空间和智能教育平台，既实现了多元评价主体的实时在场与协商互动，又能多维度、多角度地呈现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最后，评价方式的多元化。一方面，基于智能技术的作文批改、英语口语测试、心理健康监测、教育质量监测、实际问题解决能力测评等智能评价系统的开发与运用，实现了评价手段从纸笔测验、抽样调查朝着多元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评价手段的智能化转变，使得“采集的数据不仅包括学习结果，还包括学习行为、认知过程和心理变化等大量过程性数据，实现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18］，进而扭转评价方法“各行其是”或“一家独大”的局面。此外，人工智能通过对多模态数据的全面采集与深度挖掘，动态把握评价对象的优势与短板，并借助可视化输出与智能化推送技术使评价对象获得自适应的评价反馈、精准的教育预测和个性化的教育干预。

三、不可替代性：智能时代学校教育变革的价值坚守

置身于智能时代，“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工智能应有的教育价值，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技术在学校教育中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和限制是教育工作者首要考虑的问题”。［19］据此，智能时代的学校变革应厘清学校人工智能运用的边界与限度，审视未来学校教育的技术异化，坚守其应然价值立场与内在规律，超越“去学校化”思潮的悖谬，以价值逻辑引领技术与学校教育的互涉共生。

（一）聚焦生命发展：坚守学校教育的育人逻辑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赋能使得学校教育在提升知识传递和技能训练效率、改善学习认知方式、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等层面的优势明显。相对而言，被人工智能浪潮裹挟的学校教育越发地热衷通过技术产品或设备的先进性来确保学校的合法性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学校教育幽禁在人工智能技术所打造的“技术丛林”之中，人的生命意义与精神存在也因对技术的追逐而日趋退却。事实上，学校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倾向与绩效崇拜，合力造就了“教育过程、学习行为标准化，教育价值与意义认知简单化”［20］，学校教育的育人本质则被纯粹的知识逻辑压制甚或替换。

在雅斯贝尔斯（Jaspers）看来，“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21］——生命与生命间的唤醒与润泽，同时申明“创建学校的目的，是将历史上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下生气勃勃的精神”［22］。学校教育作为属人的、为人的事业，其本真便是“维护着人的生命存在与成长……有目的地优化人的生命、提升人的生命质量”［23］。此外，人工智能作为人的创造物，实质上是人类智能的物化形态，“不具有生命形式和生命运动，没有独立的像人一样的各种需要”。［24］不论人工智能如何演进，教育的尺度终究是带有鲜活生命的人，人工智能与学校教育融合的根本限度在于人的生命特质是难以取代的。基于此，智能时代的学校变革不是单纯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而应回归其育人本质，锚定教育的生命立场，让学校真正成为关注生命境遇、尊重生命差异、唤醒生命意识、提升生命价值的乐园。

（二）聚焦人文关怀：坚守学校教育的主体逻辑

学校教育的智能化转向催生了虚实融合的学习时空、个性化自适应学习、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式、智能教育测评等典型应用场景，通过实时搜集学习行为数据、动态监测与评估学生学业质量、精准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和学习路线、自动调整学校教育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学校教育教学的高效化、专业化、科学化。但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逻辑对教育进行程序化、确定性的认识与操控，并演化成一种数字规训权利，使得看似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学校教育异化为“重物轻人”的规训机构，同时“宣示着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的没落”［25］。例如，当前学校中备受“器重”的人脸识别系统、智能教学系统、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应用已然成为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一部分，却试图将学生圈养在“数据和算法”的估算和管制之中，“一是把学生降格为一个可随时对其加以‘监控’和‘分析’的客体，二是使得作为客体的‘技术人造物’升格成了‘教育主体’”。［26］长此以往，教育主体在失身于对智能技术的依赖和盲从中，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交出了自身‘内在的自由’和独立思考、选择、决定与行动的权利”［27］，作为教育主体应然的主体性和人文向度面临着被放逐或消解的风险。

人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拉普（Lapp）指出：“把技术说成是自主的主体，实际上描绘了一幅根本错误的图景。”［28］尽管当下的学校变革热衷于各种智能技术，但人工智能终究是属人的，不可能具备与人一样的主体性，更不会改变人在学校教育中的主体身份。与此同时，学校教育作为“一个以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为指导所进行的人文关怀过程”［29］，是一种“人在其中”的活动，其本体坚守在于确证人的主体地位、唤醒人的主体意识、高扬人的主体性价值。事实上，人的主体性及其实现才是智能技术融入学校教育的逻辑起点和行动指向。故此，智能时代的学校变革，应保持人的主体性在场和人文价值卷入，规避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的戕害与反动。

（三）聚焦真实体验：坚守学校教育的实场逻辑

人工智能技术所打造的智能学习空间实现了实体教学空间、虚拟学习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时空联通与虚实融合，其所具备的智能感知、具身体验等特征有效拓展了师生的交互场域和路径，提升了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但随着智能学习空间的无限扩张，师生的交互与体验则被搁置在“身体离场”的数字化场景之中。在此境遇下，师生更倾向于借助智能设备和搜索引擎投喂和获取“知识快餐”，始终以离身的虚拟身份出现在云端，而疏于与同伴进行面对面、有情感、有温度的感知、交流与碰撞，其精神体验与情感表达则在虚拟交往空间中悄然离场。如若学习者长期寄居于智能学习空间所形塑的高效率、高精准的技术逻辑，学校教育原本基于真实场域的生动、丰富人际交往和身体体验则“被降格为物与物之间的机械组建，机械物的冰冷运转取代了人的心灵融通与情感共振”［30］。

有研究者认为人工智能营造的“‘具身’并非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真身’，而是数字化了的‘分身’”［31］，意味着基于人工智能的教育是离身的。而真正的教育始终是身体在场的教育，让学生以身体为认识基点与周遭的事物、他人、世界相遇时收获真实的体验与感受。学校教育无法脱离物理空间而独立运转，只有作为具身式体验场的实体教育场域才能帮助学生通过亲身探究、主动经验等真实体验过程达成情感的互动、精神的解放与意义的建构和生成。因为“在未来的学校里，学生们可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但他们依然要与同学们保持互动，分享学习带来的欢笑和泪水”。［32］所以，智能时代的学校变革还应关注真实情境中的具身体验，让学校教育复归“孔子杏坛的师生质疑问难、苏格拉底的问道中途、亚里士多德的学林漫步”［33］等原初形态。

（四）聚焦学习复杂性：坚守学校教育的生态逻辑

学校系统通过整合教育大数据、学习分析、深度学习等智能技术，帮助学生精准刻画学习行为、适时推送定制化学习资源和学习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工厂式学校的标准化逻辑，极大地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和发展需要。但人工智能赋能学校教育的技术路线建基在数据、算法和计算之上，依循形式化、简约化逻辑规则将复杂多样的教育情境和教育过程还原成可计算、可操作的数字指标，并将教与学的过程、内容、方法等预设为某些线性、程式化的操作路径。而且，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甚至可能加剧当前标准化教育的泛滥”，使得学校“异化为标准化知识传输的工厂”［34］，打破了学校教育的生态平衡。譬如，算法的大规模学校应用，实质上是借助数据计算来匹配和推送学生喜欢或感兴趣的内容，甚至自动过滤或剔除学生的好奇心、创造力、探究欲、情感等复杂因素，驱使师生圈囿于“信息茧房”或“过滤汽泡”之中，个体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则让渡给算法的同质化、形式化。

事实上，学校教育的技术入场一度陷入“计算得清楚的东西未必都重要，重要的东西也未必都计算得清楚”［35］的认识论误区。教育数据获取的局部和算法应用的有限使得生成的数据计算结果，“只是教育共性基础上的有限分析，并不是量身定制的教育个性化分析”。［36］况且，学校作为一个复杂生态系统，具有非线性、生成性、模糊性等特征，必须珍视学校教育的复杂性取向。就学生学习来讲，学习过程中的灵感闪现、顿悟创造或“醍醐灌顶”式的认知建构等复杂性、涌现性范畴是人工智能技术无法表征或预测的。真正的学习不等同于定制化的知识推荐、教学指导和学习策略制定，而是学生知、情、意、行等多种综合因素共同互动的结果。此外，当下学校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从传统教育机构，转向混合、多样化和复杂的学习格局”［37］。由此，技术赋能的学校变革应保持对教育不确定性和学习复杂性的敬畏，警惕技术理性肆虐对学校教育生态平衡的规训与控制，探寻技术与学校教育和谐共生的生态发展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