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漂泊岁月中的文学创作观

时间：2024-06-19

王丽娟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大学科研办，新疆克拉玛依 834000)

萧红，这位“呼兰河”的女儿，在其短暂的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里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大地上涌现出来的“文学洛神”，其作品在当时严峻的时代危机中从稚嫩走向成熟，展现出鲜明的特色。萧红的文学创作观念没有单独的理论文章显现，在其近十年的文学生涯中表述其文学观的文章寥寥无几，没有系统的、理论化的文学观表述，仅仅只是从日常生活经验和个人创作积累及她与爱侣、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谈话或偶见的参加学术座谈会上发表的创作意见作为凭据。但就是从这不经意的一鳞半爪、点滴记忆中我们管窥出了萧红独特的文学创作观念，这种观念和倾向也在其创作实践中印证出来，特别是在她的个性化小说《生死场》、《牛车上》、《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中最为凸显。这和她短暂生命旅途中苦苦追寻的个性化的文学创作观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

一、严肃的文学创作态度

1.创作的虔诚、执着心理

萧红，这个呼兰河畔的“精灵”，如同稍后出现的“天才作家张爱玲”一样天生是为文学而生的，她的一生是在用生命去写作，她对创作自始至终怀着一种虔诚的“宗教”般的情感。“创作，是萧红的‘宗教’。”［1］271“萧红对创作有种宗教感情，她认为一切都要服从创作。”［2］265萧红短暂生命岁月里的最后伴侣DM总结的萧红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比较贴切地道出了萧红对创作的这种执着情感。据DM的回忆，萧红在重庆避难时坚决拒绝了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和《文摘》负责人贾开基请她出面教授文学课的初衷，萧红认为教授教书和作家写小说、散文不一样，讲课日久就变成学究，写出来的可能也只会是“教授小说”了。萧红在香港期间甚至坚决谢绝了时代书局创办人周鲸文提及的由她主编《时代妇女》的倡议，由此可见文学创作在萧红生活中的比重，对此以外的纷扰她是坚决拒之的，她宁愿受饿受累也不愿以牺牲写作为代价。DM还曾回忆萧红“催稿催得再急，逼挤出来的文章，她也决不马虎应付，她从不会敷衍人家，她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学习鲁迅先生一贯的作风。”［3］263这种“虔诚”心理贯穿萧红颠沛流离的一生，从她和萧军出版的第一部合集《跋涉》的艰难问世就可以看出，萧红一开始就对文学创作怀着“无限的感情”［4］263，几次跑印刷局，为装订册子累得背疼，出版时的亲力亲为、紧张、激动、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她为自己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等作品封面设计及插图的重视程度超乎寻常，每次有新作，总是很期待友人的意见，特别是和萧军一起对鲁迅肯定他们作品怀着无限的期待心理。

除此之外，萧红漂泊的一生都在向往、追求理想的创作环境:从哈尔滨逃亡青岛，寻到虽破旧但有“诗意”的海景房;上海时期为逃避感情的创伤东渡扶桑在“小屋”里埋头写作寻求“心的宁静”;第二次流亡武汉期间对“小理想”——文艺咖啡屋的憧憬和畅想;与DM最终没有分道扬镳是对DM的承诺——到北平二哥家养病、写作还抱有一线希望;最后流亡香港更是为了寻找一方文学创作的净土。在短短十年间，萧红以其对文学的“膜拜”笔耕不辍，哈尔滨时期忍受冻饿艰难度日进行创作，日本时期每日孜孜以求、对自己创作不停“鞭打”，武汉、重庆战乱中颠沛流离也不忘创作使命所在，香港流亡时期带病坚持写作高质量作品，直至临终还计划着构思十多部短篇和两部长篇，这就是“视创作为生命”的萧红，她对创作的虔诚和执着心理至死不变，萧红凄苦的一生创作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不同体裁的作品三十余种，近百万字的硕果就是最好的见证。

2.创作的使命和责任感

对小说的划分，历来有不同说法，“从作者对待小说的审美品格和商品属性的不同态度并因之采取的不同的创作原则，可以将小说划分为严肃小说和商业小说两大类”。“民国期间，中国小说界出现了两大类小说。其中之一就是五四文学革命后出现的思想和形式与传统小说区别很大的，担负着思想启蒙、社会干预等社会责任的小说。另一大类就是商业小说。”［5］86萧红生活的年代恰好就在民国期间，她怀着对文学创作的虔诚心理对待自己笔下的每一篇文章，即便在穷困潦倒、冻饿交加的流亡日子里也绝不“为了销售效果而迎合读者审美趣味”，其严肃的文学创作态度贯穿一生，也促使萧红短暂的一生牢牢把握住文学的“使命”和“责任感”，在20世纪30年代继承并发扬了20年代严肃小说的启蒙目的，摈弃同时期“商业小说”的娱乐影响，担负起神圣的社会责任。萧红创作的初衷就是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审美意识”，不去关注市场的需求和作品的销售效果，特别是作为“左翼作家群”的一员，其前期创作的作品屡屡被查封，也依然不改初衷，不去违背自己创作的原则。这和萧红同时期的“东北作家群”成员的严肃的文学创作态度是一致的，他们的创作重视文学的“审美意识”，具有超功利性，是用心在写作，这也是当时“严肃小说”作家和“商业小说”作家创作上的本质区别。

二、文学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1.文学创作的无阶级性

很多研究者将萧红归于“左翼作家”行列，确实，五四时期萧红显然受到了左翼作家影响，但她一直没有加入“左联”组织，在政治倾向上也较少受到“左联”的影响。对于创作的倾向性问题，她有着自己清醒的见解。

1938年4月，萧红参加了《七月》杂志社举办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在创作的问题上明确自己的观点:“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6］333这种说法是带有萧红鲜明个性的创作主张，是针对这次文艺座谈会的主题《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提出的独立的见解，这次座谈会讨论的几个重点之一:对《七月》广泛团结文学创作队伍的希望一席辩。随着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左翼作家必须转变观念，作家队伍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抗战文学是主潮，萧红是对不利于抗战文学的一切人和事发表看法，也表示萧红创作观念从前期的“阶级对立”到抗战以来作家队伍要团结起来一致御敌的创作思想的变化。“萧红在初尝写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其一生的写作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4］9“萧红的态度是一向愿意做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她对政治斗争十分外行，在党派斗争问题上，她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她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的政治家只有孙中山先生。”［7］80“萧红这个独特的作家，在她不足十年的文学生涯中，执着顽强地走着一条看似奇怪的不被人理解的路。在别人都以文学为武器，为政治斗争而宣传鼓动、大喊大叫时，她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8］102萧红以其短暂的创作生涯忠于自己的文学观念，只是表达心中的印象和感情，从不刻意去宣扬什么、鼓吹什么，这种创作观念始终伴随着萧红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萧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她和同时期较有影响力的作家茅盾、老舍、巴金等相比区别是很明显的，她没有标榜自己的爱国和政治色彩，就是凭借自己的情绪和感觉在文学的殿堂自由行走。

2.文学创作的宏大社会功利性

萧红提倡文学创作的无阶级性，但并不排斥文学创作反映现实时代与生活，只不过她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宏大社会功利性，特别是在萧红创作后期，她不仅关注弱势群体，还关注整个人类，她并没有把写作对象局限在弱势群体上，她的作品更关注人的复杂的情感和精神生活，即“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6］333，萧红这是在自觉和不自觉地继承鲁迅衣钵——希望劳苦大众特别是女性能从愚昧、麻木和被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追求的是作为一名作家的宏大创作目的——揭示人类的愚昧，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小说创作的启蒙目的——“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对萧红的影响。

萧红临终前对DM和骆宾基的一番话:“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的发展，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自卑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若是没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说……若是你在大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告的讨饭的的，袋里若是还有多余的铜板，就掷给他两个，不要想，给他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的生活不是这世界上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9］100－101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萧红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作家，认为文学创作要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作家要真正承担起文学赋予的使命，抒写“灵魂的深度”，这种宏大的社会功利性一直伴随着萧红的短暂人生。文学创作“为谁写”、“为何写”等问题是一个具有道义色彩的人道主义命题，是和写作的意义生成与价值构建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萧红上述的说法就是直面这些问题的，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出文学不是为某种狭隘的党派和集团利益服务，真正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关心的是人，叙写的是人在某种特殊的生存环境里的人生遭际和内心体验。萧红的小说创作也一直是秉承着这种创作观念的。

“在别人都在描写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鼓动人们起来改造社会的时候，她却单调的唱起一支‘人’的悲歌，对着人们身上普遍存在的愚昧混沌，发起了无情进攻。呼唤人们猛醒，要像‘人’那样生活，不可像禽兽那样生活，要捍卫人的尊严，争取做‘人’的权利。”［8］102这就是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文坛上特立独行的萧红。

三、文学创作与生活、情感的关系

1.题材选取

文学创作中“写什么”也是一个持久的命题，对于此，萧红和萧军在青岛期间就曾因为不确切知道自己的小说所取的题材，要表现的主题积极性是否与主流合拍等写信请教鲁迅，鲁迅回信说:“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10］3萧军在解释这段话时认为鲁迅先生为他和萧红在创作题材的选取方面指明了方向:尽可能选取你所熟悉或深知的东西。从1936年后萧红创作的十几个短篇可以看出，她是一直遵循鲁迅先生这一选材原则的——“创作要选取熟悉的题材”。

萧红很喜欢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和丽洛琳克的《动乱时代》这两本书，还写了唯一一篇不像评论的评论《＜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还提及自己的阅读感受:“全书是晴朗的，艺术的，有的地方会使人发抖那么真切。”［4］494她赞同写作要写对生活的“真实感受”，要逼真，也就是好像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样。

1938年1月，萧红参加《七月》杂志社召开的首次文艺座谈会，就针对有些作家认为只有到前线去才能写出好作品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譬如躲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6］331这是萧红在《七月》文艺座谈会的首次发言，这时的萧红已是知名作家了，她立场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文学创作的题材遍地都是，作家所想、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创作的源泉。

在香港期间，萧红和端木蕻良参加了岭南大学的一次文艺座谈，同样针对作家取材“前线”还是“后方”的问题提出意见，萧红呼吁“作家在战时要加倍努力，用文学纠正抗战的缺点，改进现实。至于取材，不限于前线，后方的现实只要我们能深入地反映也同样有价值。”［11］383

萧红短暂文学创作生涯中的散文、诗歌和小说绝大部分抒写的是近乎“真切”的个体生活体验，特别是《商市街》、《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作品似乎是作家本人的自传体，这些素材信手拈来，对萧红而言是驾轻就熟的。

2.情感体验

熟悉的题材放在作品里如何和作者产生情感共鸣，这是萧红在创作时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1938年在《七月》召集的另一次文艺座谈会上，萧红提及“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现在不写了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把握的。”［6］331萧红认为选取的素材需要作者的情感体验，两者要有“熟习”、“思恋”的情绪相互连接，这样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这种对题材与情感关系的深刻见解是符合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的。

关于创作和情感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是萧红在日本关于童话写作的一个小插曲，在此期间她给萧军写的第七封信里提到了写童话的计划:“……完了就是童话了。我这样童话来，童话去的，将来写不出，可应该觉得不好意思了。”［12］34第十八封信里写道:“我告诉你，我的期限是一个月，童话终了为止。”［12］83第二十五封信里写道:“童话未能开始，我也不做那计划了，太难，我的民间生活不够用的。”［12］111由此可以看出，萧红在日本期间是有构思写童话的计划的，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里，她似乎都在拖着，最终这构想也付之东流，写童话的愿望落空，萧红的解释是自己的“民间生活”不够用，就是这种题材和体裁是自己所不熟悉的，因此写起来难度太大，索性抛开了。我们看萧红一生创作的题材还是多样的，小说、散文、诗歌等等她都可以信手拈来，独独对写童话发憷也是由于和自己的生活隔得太远，难于动笔。这虽然是一个失败的尝试，恰恰证明了萧红在创作上秉承生活和情感体验的主张。萧红曾经评价鲁迅小说“和人物一起受罪”，她自己也未尝不是这样。萧红创作上强调情感体验，这说明她对作品的“情感性”的执着追求。

3.避免盲目崇拜“权威”论

萧红生活在20世纪初，在她那个年代，19世纪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西方现实主义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已根深蒂固，客观写实小说在性格和情节上都有一定要求。中国的许多作家也是延续着这一套路在走，而萧红就不一样。聂绀弩回忆和萧红在临汾的一次谈话，提及萧红对小说的看法:“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13］165这是萧红对当时流行的19世纪客观写实主义创作模式的挑战，萧红短暂的一生也在践行这一不盲目崇拜“权威”的文学创作理念。她大胆对西方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提出挑战。同样在这次的谈话中聂绀弩和萧红还谈及鲁迅的小说，萧红因气愤不过旁人认为她不会写小说，说道:“以后偏要写……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13］165萧红一方面肯定鲁迅小说，另一方面心里也暗暗起誓要写出长度上超过鲁迅的作品，果真在香港期间萧红做到了，她的最后一部长篇《马伯乐》就是鲁迅小说创作的继承和创新。在萧红生活的年代，抗战文学是主流，针对有些作家提出的上前线体验生活的主张，她予以反驳。在她看来，文学表现战时生活不一定非要上前线，不一定非要写前线的战斗生活，描写后方的非战斗生活，譬如躲警报，也同样反映了抗战时期的生活。萧红就是这样不拘泥于成规，不盲目崇拜既定范式的作家。她旗帜鲜明地实践着自己的文学观念，从她创作出的一部部与当时文风“不合时宜”的小说，我们就可以看出萧红对“权威”的暗中挑战。

萧红曾经对聂绀弩说:“我认为，在艺术上是没有什么高峰的，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13］165萧红进一步补充:“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13］166这表明了萧红在小说形式、体裁、结构等方面的独特的观念，一方面不拘泥于西方或传统经典小说模式，另一方面不附庸于当时正统文学(主流话语——抗战文学)。这是文学创作的“个性化”理念，萧红就是用这样与众不同的信仰和理念去创作，她摈弃了大家一直奉为经典的小说创作范例:在结构上按时空的自然顺序，单线条或多线条结构线索，力求对生活作大略似的纵向描述。她始终在找寻属于自己的一方文学天地，在政治观念充斥下的现实文坛开放出一朵不同寻常的灿烂的花来。

四、结语

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观念是和他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有时超前，有时滞后，甚至是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才可以上升到理论层面，萧红文学创作观念也是这样。目前对于萧红身世和作品的研究著述颇多，纷繁芜杂，而从萧红自身对文学创作观念的阐释是少之又少。因此，本文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探究萧红短暂人生中文学创作观念，即以文学观念先行来论述之。一般而言，作家的文学创作观是由其作品折射出来的，本文无意于从其代表性作品中分析、挖掘这颗悲苦灵魂的文学创作观念，而是着眼于萧红独特的人生困苦遭际和生存体验使其追逐的文学梦往往比别的作家艰难得多的角度探究作家的创作倾向和创作理念。萧红就是在这夹缝中扒开缝隙向往蓝天，做着与当时时代主流话语似乎不合拍的梦，也构成了萧红漂泊人生中具有个体风格的文学创作观。

［1］端木蕻良.萧红和创作［G］//章海宁.萧红印象:记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端木蕻良.我和萧红在香港［G］//章海宁.萧红印象:记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端木蕻良.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G］//章海宁.萧红印象:记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林贤治.萧红十年集(上)［G］.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钱振纲.清末民国小说史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

［6］陈世澄.萧红与七月的文学因缘［G］//孙延林.萧红研究(第二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3.

［7］葛浩文.萧红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8］光明，童翁.巍巍耸立一丰碑——评萧红的历史地位［G］//孙延林.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3.

［9］骆宾基.萧红小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0］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手稿本)［M］.北京: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1.

［11］杨玉峰.萧红和端木蕻良在香港岭南大学的一次文艺座谈［G］//章海宁.萧红印象: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2］萧军.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手稿本)［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