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的文法》述评

王婷婷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871）

【语言学】

《中国话的文法》述评

王婷婷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871）

赵元任先生所著的《中国话的文法》一书除了在学术方面对汉语语法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描写与构建，其所展现出的学术精神也值得后人细细品读，包括对语言事实的重视、对待学问的理性态度以及跳出去跳进来的研究方法,也正是这些学术精神使得该书引起了汉语语法研究质的转变。

中国话的文法；赵元任；学术规范

一、引言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国话的文法》，以下简称《文法》）是1968年在美国出版，由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撰写，书中记载的都是赵先生生平语法观点的精华。在该书的前言中赵先生说，起初他并没有成书的打算，只是将无意间参悟到的语法点记录下来，直到1954年他受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Fellowship资助去欧洲研究汉语才有此主意。

《文法》之前，影响较大的汉语语法专著主要有1898年马建忠先生著的《马氏文通》[1]，1924年黎锦熙先生所写的《新著国语文法》[2]，1943—1944年王力先生著的《中国现代汉语》[3]及《中国语法理论》[4]，1941年吕叔湘先生撰写的《中国文法要略》[5]，还有1948年高明凯先生的《汉语语法论》[6]。这些都是汉语语言学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贵成果。《文法》不仅仅是另外一本语法书，它诞生的社会背景及独特的学术视角都使其有着不可泯灭的意义，并且它对汉语语法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带来不小的影响。专著出版之后，国内就有学者尝试将其译为中文，如吕叔湘《汉语口语语法》[7]，可见国内学界对其的重视程度。

二、《中国话的文法》起源

1937年国内抗战爆发，赵先生被迫从南京逃到云南，1938年为了躲避战乱无奈之下离开了大陆，远赴重洋到达美国。虽然身在国外，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学术抱负，坚持对语言问题的思考。《文法》这本书出版于1968年，当时国内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造成了一个时期的“文化科技断层”，此时国内汉语语法的研究被迫中断。赵元任先生一方面出于在美访学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出于振兴中华的使命感，撰写了《中国话的文法》。它的出现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时期的研究空白，并影响了后代对汉语语法问题考察的角度及方法，既是对文革前汉语语法研究的继承，也是对日后汉语语法研究的开荒，这一点在后文会详细叙述；如果从宏观方面来说，《文法》的出现可以说改变了学者的思维方式，为中国的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赵先生在前言中就提到：

There is, to be sure, no necessity for naming a book in the language which is being described in the book, any more than a Chinese grammar has to be written in Chinese.[8]10

译文：如果因为这本书是描写一种语言的而就此用该语言来命名这本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同理汉语语法也未必需要用汉语来撰写。

这一点在当时是赵先生的独特之处，在此之前中国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大多是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来套汉语语法研究，是一种立足于西方语法研究之上的汉语语法本体研究，而《文法》这本书更进一步，建立了一套立足于本体语法研究之上的汉语语法普及之路，使得西方语法学界开始注意到汉语这种语言，也引起了不少国外学者的兴趣。从精神层面来说，这对国人是一种鼓励，鼓励大家突破拿来主义的框子，将自己的东西引入到西方去。国外的书评曾经这样写道：

His publications in China and America cover a period of over 40 years and no one has studied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any level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without feeling the influence of his work…This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in English of the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9]29

译文：他在中国和美国的作品有着长达四十年的影响力，在过去二十年中任何层次上的汉语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和启发……这是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全面描写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

自此可以看出先生的研究在国外得到了高度肯定，并且为国外的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全面的指导及研究素材。

三、《中国话的文法》特点

早在20世纪40年代，赵先生撰写《国语入门》一书，是第一次尝试运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汉语语法，无论在理论、方法或体系上都对之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而《文法》一书沿袭了这种风格，更加系统地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以口语语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法事实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和独到的分析。全书并没有奇特的语言学理论，也没有长篇大论的语言阐释，反而随处可见生活中的例子，语言轻松易懂，仿佛与前贤畅谈一般爽快。

全书在进入正文之前，赵先生用了将近一章的篇幅描述了这部书的用法，包括各种符号及简写、术语释义、常引文章的简写以及常用词汇、语法术语的简写说明，这一工作在当时国内的语法著作中极为罕见，可以看出赵先生在撰写这部书的时候时时刻刻都以读者的感受为先。正文共分八章，其中第二章和第五章着重描写汉语的句子和句法类型，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以及第八章讨论了汉语的词类、构词法以及复合词，有学者曾经指出这样的篇幅安排显得“词法太重，句法太轻”，其实不然，细读第六章复合词部分之后，发现这一章实际上讲的是句法，很多动宾关系、动补关系都是在讨论复合词的时候谈到的，在赵先生的心中应该是认为“讲清楚词组之间的关系，那么句法关系就清楚了”（2013年张伯江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功能语法研究》课所述观点），而这也正是之后对汉语学界影响很大的“词组本位”观念的雏形，这一观念具体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著名的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继承发扬开来。

这本书在撰写方面有以下特色：

1.第一次构建汉语语法体系的实例

从《国语入门》到《文法》一步一步带领国内学者探索汉语研究的路子。汉语的语法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模仿阶段、草创阶段和探索阶段。从《马氏文通》开始，一直到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国内学者大都以西方的语法体系为纲，比对西方研究来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从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开始，包括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开启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学者们开始探索汉语的特点，建立了较好的汉语语法体系。与此同时，西方语言学家索绪尔、叶斯柏森、布龙菲尔德等人的语言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因此这一时期学者的研究多是以西方语言学理论为引导的。这两个时期语法研究的共同点是都深受西方语法学的影响，不同点是由直接模仿西洋文法走向应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的规律。[11][12][13]而《文法》成书的时候正是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盛行的时候，赵先生并没有盲目跟从理论，而是一切以语言事实为先，注重对语料的描写，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发现“整句和零句”、“话题和说明”等无法以当时的转换生成理论解释的珍贵现象。从赵元任先生的《国语入门》和《文法》开始，国内学者意识到结构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性，汉语语法研究需要跳出西洋语法的框子，理论辅助语言事实才是出路。因此，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开始探索汉语自身的特点，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胡明扬先生曾经评价这两部著作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国内居于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汉语语法基础。[14]

赵先生非常注重体系的建设，不论是《国语入门》还是《文法》，都在章节安排上遵循一定的语法体系，在这之前吕叔湘先生撰写《中国文法要略》的时候，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语言事实上，并未形成一个语法体系。语法体系的建构从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学科的建设，能够使学科内部发展更细致、更稳定，从而从支离凌乱的语言事实的描写发展成为系统性的描写，因此这一贡献也正好为之后的语法书提供了一个研究模式，如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就是仿照《国语入门》撰写而成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文法》延续了这种传统，并将各部分进行细化调整，如《国语入门》中讲到造句法，赵先生讨论了四种句法结构（并列结构、向心结构、动宾结构、连动式）[15]，而在《文法》中增添了动补结构，这五种句法结构也成为后来语法学界公认的基本句法结构（事实上，学界将主谓结构也当作基本句法结构之一[16]，但在赵先生看来，主谓结构和其他结构差异很大，不宜放在一起讨论，这些属于学科内部观点的对立，并不能否认赵先生对另外五种结构的贡献）。在词类方面，《文法》比《国语入门》立类更明确，清楚地将词类分为体词（Parts of Speech Substantives）和谓词（Verbs），这一分类框架一直沿用至今，可见其对汉语词类观察的精准程度。如果说《国语入门》为之后的语法书提供的是研究模板，那么《文法》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实例研究，无论从方法上还是见解上都算得上是开荒之作。

2.重视口语研究和音韵研究

从1898年《马氏文通》开始，汉语语法著作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绝口不提普通语言学，以本体研究为重点，如《马氏文通》；二是以普通语言学为理论导向，如王力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高明凯先生的《汉语语法论》。当然也有以理论为先研究汉语事实的，如王力先生1943年的《中国现代汉语》就是跟其1944年《中国语法理论》一书配套的，前者重语法，后者重规则。但这些著作的不足在于过于依赖西方语言学理论，“不能结合汉语的具体情况进行创造，未能突破西洋的语言学方法的框子”[17]。另外，当时的研究过于重视书面语，《马氏文通》是一本以文言文写成的书，研究的对象也多涉及古汉语，到1924年黎锦熙写《新著国语文法》时开始使用白话文撰写文章，因为时代的局限，研究的对象多为书面语。赵先生看到了这一点，在《文法》的前言中就指出：

An attempt has, however, been made to use only examples which have been or can be said in real life. Special forms or styles, such as wenyan, written bairhuah, or dialects, will be so marked.[8]10

译文：本书将尝试尽量使用现实生活中的话语作为例子，而文中提到的文言文、书面白话文以及方言这些特殊的形式及语体会标注出来。

赵先生如此重视口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成为其日后对汉语语法最大的贡献之一，这就是韵律。赵先生从事过多年的方言调查与研究，精通音乐，因此对汉语韵律有着极强的敏感性，他深刻意识到韵律对汉语语法结构的影响，因此文中很大的篇幅都集中在分析句法中的语音特征、轻重读特征上，这些语音特征也只能通过对口语的描写体现出来。这一发现在语法著作中是首例，为之后国内的语音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也催生了国内对韵律句法学的研究。其中对语法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句子”就有着深远影响。赵先生在《文法》中给出了“句子”形式上的定义：

A sentence is often defined as a segment of speech bounded at both ends by pauses…the pause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deliberate pauses made by the speaker and not simply as physical silence.[8]80

译文：一个句子是两头被停顿限定的一截话语……这种停顿应理解为说话的人有意作出的[而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无声状态]。[7]

这一定义一直沿用至今，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中最有效、最便利的辨别句子的手段，至少是到那时为止最好的定义。跟英语比起来，汉语的句子是最难下定义的，英语的句子可以以纯句法的标准，但是汉语不可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朱德熙先生明确提出了汉语句子的定义,来源就是这里。另外还有一点不得不提，赵先生在第二章中曾经提到“零句（minor sentence）”这一与“整句（full sentence）”相对的句子类型，这一发现是“从整体上根本上揭示汉语语法特点的重要学说”[18]。这些学说都是建立在其对句子的形式定义的基础之上的，而其定义又是建立在赵先生对汉语语言事实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可见赵先生对语言事实的重视不亚于其对理论的思考。更有趣的是，赵先生在开篇用钢笔亲自写下了这么一段序言（为保持其真实性，下列引文尽量采用原文中的排版）：

我太太

一不留神就说出些

中国话的文法

的

绝好的例子

所以我

贡献这部书

给我太太[8]5

从这寥寥数句可以看出赵先生对语料的态度，对语法研究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在他眼中，生活中处处都有汉语语法，语法研究不能跟现实生活脱离开来。沈家煊先生曾经评价《文法》中对语料的重视程度，他这样说道：

经过20年的酝酿，出版于1968年的《中国话的文法》，采集鲜活的口语材料而非闭门造车，注重确凿的形式证据而非去主观臆测，从语言的实际出发，摆脱印欧语的窠臼，提出一系列关乎汉语语法体系的观点，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十分重要。[18]

简单几句点明了《文法》在当时带给社会的震撼力，重申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3.结构主义在国内的升华之作

《文法》将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书中赵先生十分重视培养读者的层次观念，并且力图给汉语词类及语法找到一条形式标准，这在当时都是极具创新性的举动。在此之前，吕叔湘先生及王力先生都对汉语语法撰写过专著，但他们在词类划分方面更多采用的是意义标准，从意义方面对词类进行定义虽然直观但是不够严谨也不够科学，并且操作性不强，需要处理很多例外的情况。赵先生洞悉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文法》中坚持处处讲分类，分类的依据坚持用形式。这一原则也成为了本书的核心。赵先生在第一章中曾这样说道：

Grammar as the study of form classes in slots. In particular, grammar is the study of groups or classes of forms as regards their occurrence in frames or slots constituted by other classes. All forms which behave alike in this respect are members of a form class.[8]33

译文：语法作为位于槽中的形式类之研究。语法是研究一类一类的形式出现或不出现在由别的类构成的框架或槽之中的。所有在这一点上行动一致的形式是同一个形式类的成员。[7]7-8

这段话说明了赵先生对语法研究的理解就是对语法关系的研究，研究各个形式类别之间的关系。在后文的撰写中赵先生始终秉持这一原则，无论是对动词的分类、名词的分类还是对句子的分类，都着力以形式测试的方法进行操作，这一点是跟传统语法之间最大的区别。而这一原则深深地影响着后人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导向，现代语法研究的对象之一就是各个类别的句法分布，而分布就是该成分在句子中的位置，也就是赵先生所说的“槽”。

4.跳出去跳进来的研究方法

前面曾经提到赵先生从《国语入门》到《文法》在论及汉语句法类型的时候只提到并列结构、向心结构、动词宾语结构、动词结构连用式四种或Coordination（并列结构）、Subordination（主从结构）、Verb-Object Construction（动宾结构）、Verbal Expressions in Series（连动式）和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动补结构）五种，而汉语学界传统的主谓结构在赵元任先生的系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无论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转换生成语法还是国内传统语法研究都将句子分为主语和谓语两部分，将这一分类作为不言而喻的真理供奉起来，但是这一学说在之后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中处处碰壁，如转换生成语法认为S=NP+VP（句子=名词短语+动词短语），但是汉语中有类似“今天中午食堂鸡腿两块钱一只”的句子，其中并没有动词短语。赵先生对这一困境不置可否，而是“跳出去”，发现了汉语句子实际上是“话题+说明”的结构，这一学说是在《文法》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可以称为最早的汉语主语话题等同论，这一观察引起了学界热烈的讨论，使得大家开始注意或更加注意汉语话题的问题，促进了汉语话题研究的发展。话题问题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同汉语语法学有关，还同普遍语法理论、类型学理论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相关，并且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成为了形式派和功能派的一个交汇点，因为它“是句子中的一个结构成分或至少是跟句子结构有密切关系的成分，而它的名称本身（话题，Topic）又明显是从其功能方面得来的，显示了特定的话语功能”[19]。先生这一跳出去跳进来的研究方法，能够及时地摆脱理论的束缚，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本身，这一点正是后人需要大力学习的地方。

四、学术思想的来源

苏金智曾经谈到赵元任先生学术思想的来源，总结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悠久的学术传统和现代西方的科学思想与方法；二是各种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的学术活动；三是社会需求与学术实践。[20]

除以上三点之外，赵元任先生对于生活的热爱也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他认为生活中处处都是有趣的语言现象，这些现象对他来说并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好玩儿的语言”，因此先生一生都是在这种享受生活与思考带来的双重快乐中度过的。他这样的治学态度在《文法》中处处可见，如在说明复合零句的时候就引用了一个脍炙人口的童谣“下雨了，冒泡了；王八戴了草帽了”[8]128来阐述整句、零句、复合零句之间的关系，指出分号之前是由两个零句构成的复合句，分号之后是一个整句，由“分号”这个符号表示停顿间隔。在整本著作结尾的时候，巧妙地用“Hha，wanl’a！‘Whew，that’s done’”[8]821（哈，完啦！）作为全文最后一句话，既符合本章对感叹词的用法的阐释，又显出赵先生平易近人的大家风范。

同时，赵先生对待学术的开放心态也是不可多得的，能够将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引入传统语法研究之中，开启一个新时代的研究之路，无论在哪个时代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极高的眼界。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先生并没有盲目排外，也没有“拿来主义”，而是大胆创新，大胆引入，同时将研究重点放在本体研究上，以语言事实为其研究基础，这一点正是现在这个百花齐放的学术时代迫切需要的，也是年轻一代的学者需要牢记于心的。

赵先生的一生难以用寥寥数字来概括，《文法》带来的影响也很难用有限的篇幅来说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法》带给汉语研究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书中还有许多细节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和思考。

[1] 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3] 王力.中国现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54.

[4]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5]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6] 高明凯.汉语语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Chao,Yuen-ren.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M].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1968.

[9]Rimmington, D.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y Yuen Ren Chao: Review[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71（2）.

[10]袁毓林.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序）[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11]吕必松.现代汉语语法学史话（一）[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2）.

[12]吕必松.现代汉语语法学史话（二）[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3）.

[13]吕必松.现代汉语语法学史话（三）[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1）.

[14]胡明扬.赵元任先生小传[G]//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5]李荣.附录《国语入门》[G]//语文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6]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7]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18]沈家煊.“零句”和“流水句”——为赵元任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J].中国语文，2012（5）.

[19]徐烈炯，刘丹青.话题的结构与功能[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20]苏金智.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张 琴】

Review o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WANG Ting-ti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y Chao Yuen-ren, apart from systematic descrip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grammar academically, presents precious academic spirit which is worth perusing by later generations, including its attention attached to linguistic facts, the rational attitudes towards knowledge, and the “plunging-into and jumping-out” research method. It is just due to such an academic spirit that has caused the qualitative change i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grammar.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Chao Yuen-ren； academic norms

2015-01-20

王婷婷（1985-），女，河南洛阳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读博士。

1672-2035（2015）03-008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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