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周 宇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教育学】
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现状和发展建议
周 宇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最近两年成果丰硕,不足是对文字和语言的关系还存在严重的认知错觉,过分依赖实验研究。鉴于汉字学习困难的基本态势尚未变化,汉语国际推广的催化作用以及汉语教学自身的可操作性,建议端正对文字的认识,深化对语料库的系统研究,强化调查研究的针对性。
汉语国际推广;语料库;汉字教学;对外汉语
汉字教学已经进入国际汉语推广时代。汉语主动走出国门,加快了汉字教学研究的步伐。教学方法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最近几年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个趋势。可以说,汉字教学研究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它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汉字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这个领域研究的道路是曲折的。以下我们具体谈谈目前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并且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重视把理论转化成具体策略
教学的需要使汉字研究的成果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方面,即使是针对教学的研究,仍然和现实有些脱节。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策略。沈敏、唐贤清[1]认为在汉语国际推广作为国家策略,汉语加快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对外汉字教学应该采取输入大于输出、从“语文分流”到“语文合流”、以字形教学为中心、以部件教学为抓手、适当正解和巧用俗解等策略。李丽[2]从形声字的角度出发,认为形声字中的意符教学能够适应周期比较短,对象主要是成年留学生的教学现状,有利于提高汉字学习效率,据此制定了具体的意符教学对策:结合字源、字理和书体进行教学。
(二)重视语料库的使用
数据是汉字教学实证性研究的重要参考。过去多数研究局限在研究者个人小范围收集整理的数据,数量上的欠缺、研究条件(一定数量稳定的研究对象)的局限以及由此引起的研究设计上的缺陷(例如欧美和日韩学习者不能合理区分与整合)可能会得出某些彼此矛盾的结论。
戴媛媛[3]依据北京语言大学“非汉字文化圈学生错别字数据库”对非汉字文化圈学生作文中正确的字和错别字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非汉字文化圈学生117个超纲字中有55个字《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没有收录,但是从具体字例来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字是人名、国名和地名用字,这部分字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不是很重要,但是对于外国学生来说是常用的。在教学字表中如何处理这部分字值得研究。
(三)联系实际探索教学方法的融合
以往的教学研究中,研究者们致力于探索新方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种方法“包打天下”的错觉。现在有研究者发现具体的教学是不局限于一种方法的。严彦[4]在严格控制实验材料和实验时间的条件下,对不同笔画、不同频率、不同结构的汉字进行了三次教学实验,考察了“认写同步”和“多认少写”两种教学方法对汉字习得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认写同步”教学组的成绩都比“多认少写”教学组要好,并且建议在初级汉语教学阶段采用“分散识字、口头运用”和“集中识字、笔头书写”有机结合的双轨教学。
沈敏、唐贤清分析了“词本位”教学和“字本位”教学各自优点和缺点,认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完全采用“词本位”教学方法,以词带字,随文识字,就违背了汉字的习得规律;完全采用“字本位”,就不利于获得有用的句式,从而使听说能力滞后,也不符合实用原则。[1]据此提出在汉语教学入门阶段采用“语文分流”的策略。即口语教学以词和句式为基础,侧重提高听说能力,汉字只要求能识别,不要求能写,或者只要求部分能写。书写教学尊重汉字规律,以字为基础,由易到难,要求能识别也要能写。习得一定的汉字数量以后再实行“语文合流”。
(四)笔画研究有新角度
汉字的线条形态变化、书写方向等因素比音素文字丰富复杂,书写汉字势必遇到不小的困难,笔顺是引导外国学生书写汉字的一个把手。笔顺规范正是出于把字写得准确、美观、笔画顺畅的目的,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起来的经验。
盛继艳[5]对笔顺规范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讨论,然后依据笔顺规范内容比较全面、细致地考察了留学生的笔顺偏误情况,经过归类统计和评估分析,认为对于对外汉字教学中的笔顺规范化应该给予层次性考量,按照实施强度由强到弱排序可以分为笔向规范、折笔规范、笔画顺序规范。她还指出,笔顺规范化的问题只有结合教学实际划分层次进行要求才能更充分地发挥规范的效用,消解外国学习者对汉字学习的畏难情绪,指导书写,提高他们的汉字习得水平。
(一)对文字的性质存在认知错觉
这是目前对外汉字教学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最显著的表现是认为文字既有形体,也有声音和意义,这实际上混淆了文字和书面语。我们认为,文字是书面语言的形式系统,是和语音相对的语言的视觉形式系统。文字的基本单位是“字”,在表音文字中又叫做“字母”。书面语是书面表达信息的视觉符号系统。文字系统和口语系统分别构成书面语言的形式和内容系统。可见,声音和意义是构成书面语的口语系统具备的成分,形体是构成书面语的文字系统具备的成分,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文字记录口语,人们看到文字会联系它记录的声音或者这种声音表达的意义。如果说汉字可以直接表达意义,就等于把汉字当作图画,这是错误的。例如,“怕”是形声字,从形体上无法看到“害怕”的意思。
对文字性质的认知错觉给对外汉字教学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李运富[6]没有看到语素文字和音素文字的差别,以为只有记录有意义的语素或者词的视觉单位才是字,于是他认为英语中只有记录着一个单词的“字”才真正记录了英语,从而错误地把英语词和汉字进行对比,产生了一系列关于汉字特点的认识偏差。例如否认汉字数量多的客观事实,把记录英语词的字母笔画总数和汉字笔画进行对比,认为汉字笔画繁难是微不足道的。此外,李丽[2]对汉字也产生了错误认知,她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因此必定承载着汉语的音与义”。实际上形体、声音和意义三者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的说法显然有些武断。覃俏丽[7]也错误地认为“汉字是形声义一体的平面文字,而音素文字则是线性文字”。这里混淆了字的外部和内部关系。事实上任何文字中字和字之间都呈现线条性,字的内部都呈现平面性。“汉字是平面性文字”的说法不准确,应该说“汉字是平面复杂的文字”。
(二)过分依赖实验研究
用数据说话,本身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抹杀实验研究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研究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有论文就有实验,有实验,结果还不一样”,结论自然有出入了。到底相信谁呢?这反映了实验研究的一个硬伤:实验相关因素不好控制。哪些是定量?哪些是变量?定量是不是一定稳定?变量在特殊条件下是否失去活力?论文多数着重结论,实验的过程纵然描写得很细致,但是读者对其中的一些不可控因素依旧是一头雾水。大量的数据展示似乎是在为自己研究的可信度增加筹码。由于过程庞杂,读者想证实或者证伪都显得不太容易,于是造就了一个研究成果检验的盲区。这方面的问题是汉字教学的一个痼疾,孙德金[8]15曾经说“稍有不慎,便有可能陷入循环论证的泥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于是再回到实际,不停地论证,浪费了大量的精力。
目前对外汉字教学研究出现上述特点有一定原因,笔者主要归纳了以下几点:
(一)汉字学习困难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
这一点既是很多研究者的困惑又是这方面多角度研究的重要刺激因素。针对汉字的主要难点,例如总量大、结构复杂等等,研究者们相应提出了汉字分类教学和部件教学的思路。又有人从汉字习得的角度入手,认为汉字教学需要对症下药,于是出现了偏误分析,希望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增强教学的针对性。总之,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研究者们重新梳理了汉字本体研究中值得教学参考的部分,目的在于加快研究成果向教学实际的转化。
(二)汉语国际推广的催化作用
作为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汉语国际推广大大提高了对外汉语教学的主动性,它标志着汉语教学走上了一条快车道。我们派出教师到国外参与汉语教学,教学对象的整体性增强了。针对具体国家学生汉语学习的研究正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反映在汉字教学中,就是关于具体国家学生学习汉字的偏误分析和教学策略的研究。这些研究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的资料性,其中的实验数据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重要参考,出现的问题也可以弥补先前研究参考的不足。
伴随汉语教学的“提速”,回顾意识和回归意识成为研究者们的自觉选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掌握汉字本体规律的重要性,从汉语推广的角度说,归纳已知的系统的规律有利于推进教学,也有利于通过和具体国家的语言规律的对比分析摸索新的教学方法。
(三)汉语教学自身的可操作性
汉语教学是一个动态的存在,教学目的在于使教学对象习得教学内容。学习了但不会运用依然不能叫做习得。达到这个目的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论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这个动态过程具有的可操作性赋予理论和教师特殊的要求:汉语的规律潜藏在教师和学生各种互动中,学生不是通过教师的直接讲授习得这些规律,而是通过课堂练习等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习得。2014年汉字教学中关于教材和教学法的研究就和这个因素有关。
(一)端正对文字性质的认识
文字是记录口语的。先有口语,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书面语。文字不是书面语,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形式系统,本身不具备声音和意义。即便有教学的需要,也不应该混淆文字、语言和语音这三个系统。汉字由于自身的特殊成因,其习得规律有一定特殊性。我们的教学安排要在文字共性的基础上兼顾个性,所以汉字教学的本体研究着眼点还是在形体方面,就是“怎么写”。什么时候引入书写汉字的教学内容要看具体情况,学生的国别、母语和自身的习得进度都可能影响这个教学内容的安排。
(二)慎重对待实验研究
不能否认的是,实验研究为我们探索有益的汉字教学方法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由于我们无法确保实验条件完全可控,所以我们在由实验总结出的研究成果中需要注明实验的环境和条件,实验对象最好是小范围而且集中的,必要的时候要探讨能否类推,以免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
(三)深化对语料库的动态研究
语料库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汉字教学研究的效率,这是信息化时代带给我们的巨大便利,我们有必要利用好这个条件。目前我们的研究还仅限于在语料库中收集资料进行数据统计,这是一种静态的利用。在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是否有可能让语料库“动”起来,自动总结分析,节约人力,进一步提高效率呢?这就需要我们对语料库进行动态研究,例如探讨语料库的模块化改造,一个语料总库可以分成若干单元,再根据实际需要组合成为具有一定针对性的语料模块,从而减小实验研究的误差。
任何学科的学习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对于对外汉字教学的研究绝不是要找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或捷径,事实上,这样的捷径不存在,学习是需要付出的。我们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发现规律,让学生自主学习,达到培养技能的目的。让汉字本体研究和教学研究并举,共同铸就对外汉字教学的美好明天。
[1] 沈敏,唐贤清.论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的对外汉字教学[J].湖南社会科学,2013(4).
[2] 李丽.对外汉字之意符教学策略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7).
[3] 戴媛媛.基于语料库统计的高级阶段非汉字文化圈学生作文正误字对比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2014(3).
[4] 严彦.不同教法对汉字形音义习得影响的教学实验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3).
[5] 盛继艳.对外汉字教学中笔顺规范化的层次性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13(1).
[6] 李运富.汉字的特点与对外汉字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2014(3).
[7] 覃俏丽.对外汉语的汉字教学理念和策略[J].语文建设,2013(29).
[8] 孙德金.对外汉字教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责任编辑 冯自变】
2015-02-20
周 宇(1990-),男,天津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5)03-0122-03
G4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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