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初探

姚洪越

(北京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4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作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过程中具有奠基意义的宗教批判也需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转换，才能更好地利用、把握和应对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无神论资源和有神论论证，从而更好地发挥自身在中国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一部分，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重要基础，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基石

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持“批判”态度。“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3“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1］4而之所以能对宗教进行批判的根本前提就是对“无神”的认定。“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1］3这里的宗教，更多的是指“神”及其“特征”的存在。这里所讲的“对宗教的批判”和“宗教的幻想性”，更多的是指对“神”这种观念的批判和对“神”的幻想性，因此才有了把宗教(更多的是指“宗教中的神”)看作是“对现实的歪曲反映”、“幻想的反映”。“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1］11

(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和前提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建立在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世界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有规律的，而人是可以通过自身的探索和实践来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的等论述上。无论在自然领域、社会历史领域还是人的心理思维领域，这种规律的客观性和可以被人类所掌握的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前提。这些前提得以成立的基础就是“无神”。正是基于世界的客观性和“无神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具有了最高的意义和价值，人民群众而不是“神”才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才能够把握客观的规律而不断推进社会经济的前进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客观真理和客观规律的把握以及对如何把握真理的方法论指导才能够存在。可以说，无神论和彻底的唯物主义是一体之两面，相辅相成，不可分离。任何对“无神论”的否认，都必将动摇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和根基;而任何对唯物主义彻底性的否认和怀疑，必将导致某种程度的“有神论”。

(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批判、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根据世界“无神”的基本判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研究，得出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据此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43。显然，如果世界上存在“神”，存在能够左右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历史演进方向的“神”，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天意、命定和神谕神旨，这些分析和结论的基础就会动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坍塌。

(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要前提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只有首先确定了无神的基本判断，才能进而探讨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策略，进而探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可能性、可行性，才能有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4“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亡。”［3］4

应该指出的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为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展开和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必要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大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发展实践所发挥的无可争议的指导作用，又反过来进一步论证、推动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真理性。如“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4］334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宗教消亡的条件，更是指出了“神”、“神”的观念消亡的条件，成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重要内容。

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亟须大力中国化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2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和内容。但是，十分遗憾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其他领域的中国化取得极大发展的状况不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进程十分缓慢，极大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作用的发挥，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涉及神灵的宗教领域、迷信领域的发展，从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信仰建设等构成了严重的制约。这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和应对中国有神论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为了应对西方基督教神灵观而建立和发展的，而基督教神灵观与中国传统神灵观存在极大的不同，这使得现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解释和应对中国有神论时有些力不从心。中国有神论和基督教有神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基督教中的神灵包括上帝、基督、天使，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包括具有神圣性的耶稣的母亲、圣徒、先知等等，但其核心无疑是上帝，或者说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几乎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唯一的神灵。而中国的神灵世界体系十分复杂，既包括法力广大的佛、菩萨、上天、玉皇，也包括具有一定法力的土地神、稼穑神、山神、河神，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虽然不是神但和神具有相似性和联系性的鬼、妖、怪、魔、邪气、巫师等等。

2.基督教神灵观中的上帝具有唯一性，是创造者、主宰者、审判者和唯一的皈依者。而中国的神灵体系比较复杂。佛是觉悟者，但不是创造者，更不是主宰者、审判者，佛教徒皈依的对象有佛，但在并列的意义上还有佛法(佛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与僧众(佛法理论的掌握者和实践者)，上天、玉皇大帝虽然具有一定的主宰性，阎王虽然具有审判功能，但显然也都不是创造者、完全的主宰者(他们还要依据一定的善恶规则、道德标准来决定奖惩)，而其他的神灵则只能在自己的层次上、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按照一定的规则行使职权，具有法力，同时还受到更高规则的制约。如果说有什么最高的决定者、主宰者的话，也不是具体的某个神灵，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应该是某种规则、道理，例如佛法(而不是佛)、大道、因果报应、赏善罚恶等等。

3.基督教神灵观中的上帝、天使等神灵和人、动物之间的关系具有永恒性、明确性、不可变异性。而东方神灵观中除了上天和人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一定程度的永恒性、不可变异性之外，其他的一切神灵和人乃至动物、植物之间具有一定的可转换性。例如人和佛、菩萨、神、仙等之间，动物乃至植物和魔、妖等神灵之间，甚至人、动物、植物、神、仙、菩萨、和妖、魔之间都具有一定的可转换性。通过修行、修炼和修为实现人自身的境界、能力提升乃至成为某种神灵，甚至成为菩萨、佛都是可能的;反过来，一个普通的人特别是高人、圣人、对社会有功德和道德示范作用的人也可能是佛、菩萨、神灵等转化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神灵不是高不可攀的，神人之间是存在相互转换机制的;在中国文化氛围中，修身养性、修炼得道、提升修为不仅仅具有世俗的含义，而且和神圣的事务乃至成为神灵本身是密切相关的。

4.与上述各点相关联，中国神灵观中不存在基督教意义上的救世主的概念。基督教认为上帝特别是基督就是救世主，基督新教甚至包含了上帝已经提前预定了哪些人可以得救，哪些人不可以得救的意思。在此含义下，人的努力仅仅是证明(在上帝的帮助下)自己是上帝所选的可以得救的人，人是被决定者，而不是决定者。而中国神灵观虽然包含了人的普遍善良、社会政治的清明等因素会感应佛、神、菩萨、灵瑞的出现，也包含佛、菩萨、神、仙等会到人间，哪怕是不太好、很不好的人世间来，不辞辛苦地教化百姓，传播真谛，引领人们弃恶扬善、加强修为、提升境界，但就其根本决定性质而言，超出人间、脱离苦海、提升境界、改变自身的更主要的、更直接的、更根本的因素是人的自身行为、自身思维、自身思想，是人的心，以及由此决定的积极传播真理、帮助他人、奉献自我的言行。人自身，特别是人的心，是自我提升乃至成为神圣的最根本因素，是决定者，这是与基督教神灵观的又一区别。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五浊恶世誓先入、将此身心奉尘刹、虽千万人吾往矣，等等，类似格言偈语广为人知，成为中国神灵观的重要内容。

5.与基督教神灵观所具有的神圣与世俗之间泾渭分明、彼此隔离不同，中国的神灵观具有神圣与世俗紧密相连、相互融通的特点。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神”这一概念一方面具有神圣性、超越性、超凡俗性等神灵的含义，另一方面具有人所具有的精神、聪明、灵性、智慧、理性等内容。这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分，相互隔离，在神性与人性、神圣与凡俗、神灵与凡人之间存在相对明显的界限和性质功能差异，又相互融通，相互联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通性。“聪明正直之为神”、“神仙是人做，修炼不辞劳”、“得道成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等格言和对人(特别是已经逝去的亲人和伟人)的祭祀等活动，就明确地指出了由于人的修养提升、修炼身心使人成为神、仙、佛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必然性。人神相亲、人神相通、人神相融、人神相合是中国传统神灵文化的重要特质。对神的重视，成为一个包括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和各种神学、宗教学的复杂、庞大但又有机统一的理论实践体系。

6.西方基督教一统天下之后，神灵基本上仅限于基督教，其他各种非基督教崇拜、原始崇拜、民间信仰基本告绝。由中国神灵观的特点所决定，中国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以及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儒学(儒教)和各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浓郁迷信色彩、浓郁原始色彩的神灵崇拜相互交织、彼此融合，相互支撑。中国的宗教、政治学说、鬼神信仰、各种仙灵信仰之间彼此相互联系，界限模糊。

(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以之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没有起到理想的作用和效果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中国化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起到应有的理想作用，在应对中国的宗教现象、宗教问题和宗教信仰时效果不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任务的裹足不前，成果缺乏，使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及其作用发挥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宗教与文化关系上顾此失彼或者各取所需，造成理论与实践领域一定程度的混乱。宗教是鸦片(或者具有鸦片的功能和属性)、宗教是幻想、宗教要批判(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批判宗教)，总之，宗教是具有严重负面色彩的词语和社会现象。宗教现象、宗教信徒数量逐步减少是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建设的重要方面。而另一方面，由于宗教本身具有的多种属性，宗教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复杂深刻影响，特别是中国有神论、中国宗教具有的今生与来生之间、此岸与彼岸之间、众生(特别是凡人)与神灵之间、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相亲相通相融，使得中国的有神论、中国的宗教具有更多的文化属性、文化功能。“宗教是文化”这一命题所包含的宗教不仅仅是有神论，更使以有神论为核心的综合文化体系的含义更为丰富、更为广阔。但是，对待宗教和对待文化的理论、对策是有区别的，如何在判定宗教(特别是中国宗教)、有神论(特别是中国有神论)所具有的“宗教属性”和“文化属性”之间进行厘定进而确定不同的政策，就成为一个相当艰难但又十分必要、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一领域，对宗教的限制、对宗教渗透的防范和抵御、对各种有神论的否定和批判与进行文化建设(以及在此名目下的各种起到复兴宗教效果的各项活动)、以发挥文化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功能为名目的各种建设之间形成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被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各取所需，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2.在宗教批判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关系上各说各话、相互掣肘，造成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上的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共产党员(包含了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信仰宗教等有神论，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有神论之间的对立都决定了对宗教的批判态度、批判立场。另一方面，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等诸多方面都需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相对积极的评价、认可和接受。毋庸置疑，中华文化具有十分浓郁的有神论色彩，具有十分强烈的宗教倾向。边疆各少数民族大多是整个民族基本都信仰某种宗教自不待言，即使是以实用、现实为显著特征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也具有十分浓烈的、无法否认的有神论色彩和宗教文化底蕴。佛教和道教中包含的各种神灵体系，儒家中“天”、“命”、“祈祷”、“神明”、“鬼神”等概念，以及忠孝等传统伦理道德能“感动神明”、“上通于天”，遍及每一个居民点的庙宇殿堂(每一个都内置有神像)，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的祭祀活动，几乎每一个传统中国人耳濡目染的鬼神故事，都毋庸置疑地凸显了这一事实。中国是一个有神论的大国，这是不争的结论。中华文化的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的树立、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实现都绕不开“有神论”、“神灵观”这些话题。而由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此问题上的论述基本是重复经典作家的论述，鲜有结合中国实际的发展，导致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所要求的对这些内容的批判及其指导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3.在具体实践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基本缺失使得宗教管理、宗教法治、宗教信仰、宗教理论的讲授，马克思主义教育等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整体上造成了一种“对宗教的批判有气无力”，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和信仰“外实内虚”，对宗教管理、宗教法治等工作上的“底气不足”，“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宗教学很香、马克思主义很臭”等不合理现象。各地宗教设施纷纷复建、重建和新建，官办、民办的各种祭祀、礼拜大肆盛行，各种迷信现象和活动层出不穷，各类“大师”、“神人”招摇过市。宗教渗透十分猖獗，各种媒体煽风点火，灵异鬼神扑朔迷离，风水易经大行其道，信仰宗教理直气壮，无神论者沉默躲避。理论混乱不堪，社会乌烟瘴气，心灵迷茫困惑，民众无所适从。

(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信仰状况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信仰普及发展构成了威胁和挑战

在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人没有取得突出的数量和质量优势，各种宗教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普及和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和挑战。2010年，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迷信现象，对其中一些迷信现象的相信程度相当或高于一般公众。［5］与此同时，各种宗教信仰大行其道，无神论者为数寥寥。2010年，美国普度大学公布了他们基于2007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抽样调查的研究结果，认为佛教信仰者在我国大陆地区16岁～75岁的人口比例为18%，约有1.85亿人。［6］20根据2008—200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大陆地区现有基督徒2 305万人。［7］9－10而彻底的无神论者(根据上述 2007 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调查)只有15%。［8］29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信仰程度与其官方地位严重不符，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的相信程度相比也令人汗颜。长此以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溃堤之穴”，前景堪忧。这一现象更加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领域存在无法避免的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正视和妥善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若干探索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要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其前提必须进行充分的中国化，针对中国社会、中国神灵文化的实际进行话语转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打造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整体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理论，并以之指导实践，推动中国的全方位进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面发展。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客观分析和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中无神论资源的建设性作用

如果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亚伯拉罕体系宗教中的神灵为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大量的无神论资源，充分挖掘这些无神论资源，充分改造这些无神论资源，使之成为构建当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理论体系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神论资源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的神灵不具有创造者、决定者和救世者等内涵，具有一定的无神论倾向。

2.中国的神灵是人的精神升华，是一心向善的结果，具有无神论的倾向。

3.中国人对神灵“敬而远之”的态度，具有一定的无神论倾向。

4.中国神灵具有一定的客观真理、普遍真理的含义，具有一定的无神论倾向。比如道教的道、佛教的佛性(实相、真如等)、儒家的天道(忠、孝、诚、天理、良心)都具有这种性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内容和性质与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相通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和心理背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借鉴、反映这些内容和特质，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健康发展和科学普及奠定基础。应该承认这些内容具有的部分或者片面的真理性、部分或者片面的合理性、部分或者片面的科学性和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对接性。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应该积极探索这种对接的具体基础、具体途径、具体机制和具体目标，使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成果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脉相承的基础上，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进而为中国广大人民所理解、所认可、所接受、所践行;使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成果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体系紧密联系、相互支撑，同时又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神灵但具有强烈无神论特质的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二)要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中有神论的复杂特性和社会作用

如前所述，中国的有神论与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与所有的亚伯拉罕系一神论宗教)存在十分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理论思维层面，更体现在社会现实、具体实践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中不同有神论体系之间、不同的神灵信仰之间具有强烈的包容性、互通性，神灵体系与人自身的修为、修炼、修养提升，进而与世道人心、伦理纲常，与忠君孝亲、敬天祭祖等领域紧密结合、相互贯通、互为因果，目的与手段相交织，神圣与世俗相融合，构成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整个社会文化践行体系。与西方基督教社会在文艺复兴之后，神与人的相分离、宗教与社会的相分离、神圣与世俗的相分离不同，如果严格排除掉神灵、排除掉具有浓郁有神论色彩的各种祭祀活动，中国文化就会面临严重的断层危机。因此，在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时，应该充分重视这些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中的各种有神论进行层层剖析，对其社会效果进行深入论证，既要考虑到当今时代科学大发展的现实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性，又要考虑到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发展性。具体而言有以下方面:

1.中国各种“神灵”不具有绝对的唯一性、决定性、创造性。中国的各种“神灵”不是造物主、决定者、审判者和救世主，各种“神灵”之间的包容互通，为对中国的各种“神灵”进行新的阐释、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2.中国各种“神灵”具有强烈的规律化倾向。这使得中国的有神论或多或少具有无神论、泛神论等倾向，为把这些神灵与客观规律、自然现象相结合，进而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相结合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3.中国的各种“神灵”与政治稳定和谐、社会人心向善等内容的相互支撑作用，与个人生理健康、心理修养、伦理道德、文化学习等内容具有紧密联系。这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否定各种“神灵”存在的同时，承认并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革命精神，主张和鼓励人们探索、发现并掌握利用各种规律改造世界等内容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承认并主张利用发挥思想意识、心理调节、意志修养、精神节操的积极作用，继承、坚持和发扬人的精神、意志、理想、宗旨等要素，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内容在提升人的境界、推动社会发展等领域具有的积极作用等，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紧密相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理论，改进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三)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高度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神论”和“神灵观”

要以对“神灵”的科学界定为核心和前提，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神灵观”、“神灵文化”，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神灵观”和“无神论”，并以此为基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宗教观、宗教理论与实践体系，乃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社会和谐理论与实践体系等内容的大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石，以中国文化中“神灵”的特征和功能为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神灵观”、“宗教观”和“文化观”等内容。具体而言，它包括如下内容:

1.对神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要按照“超自然”、“超人间”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神灵的描述为基点，把一切不具有肉体生理载体，具有一定意志和能力的“唯灵”的“生命形态”定义为“神灵”。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应该包括:佛、菩萨、罗汉、天人、阿修罗、地狱道众生、饿鬼道众生(基本属于佛教体系中的神灵);天、地、城隍、土地神、山神、河神、雷神、风神、已经去世的先人、魂、魄、仙(基本与儒家、道教等相关的神灵);妖、魔、鬼、怪(更多的与民间信仰有关)等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些具有生命特征的“超人间”、“超自然”内涵的概念所描述的都是“神灵”。

2.按照不同神灵的特征和功能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进行有针对性的发展。重点说明这些神灵产生的各种自然、社会、生理、心理和认识根源，重点说明中国传统各种“神灵观”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重点说明在当今科学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下如何看待、对待这些涉及“神灵”的文化内容、社会现象。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特别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神论的指导地位，坚持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的应有基本素养，又要坚持群众信仰自由、对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信仰实践的保护和管理，更要坚持对群众进行必要的科学知识，涉及生老病死、人生际遇变化等知识和道理的宣传、教育和引导，还要充分注意“一切宗教的内容起源于人”［9］520，“即使是最疯狂的迷信，其实也包含有人类本质的永恒规定性，尽管具有的形式已经是弯曲了的和走了样的”;［9］520中国传统神灵观所曲折表现的是中国古圣先贤对“人的本质”的把握和理解，对“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探索及其成果，因此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神灵观”的中国化，进而不断丰富、提升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神灵观”的发展。

3.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神论”的基础上，正确区分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神灵含义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符合时代特征和人民需要、推动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解释、阐释。要重点区分具有明显的神灵崇拜、神灵信仰行为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神灵的存在或者起源于对神灵的崇拜但已经转变为民族习俗、民族习惯、民族痕迹等行为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必要的管理、限制和规范，对于后者要给予尊重、给予保护，并在给予新的阐释和说明的基础上加予弘扬。例如，对于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祭祖(包括个人的祖先和民族的祖先)、祭圣 (包括孔子、孟子、老子等圣人)等行为，虽然并不严格符合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具有一定的承认祖、圣灵魂存在并具有一定功能的性质，但考虑到大多数人在进行这种行为时更多的是一种出于对祖先、圣人的尊敬、缅怀以及效法先祖先贤的表示，可以给予保护乃至倡导。

4.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宗教理论与实践”、“文化理论与实践”，打造符合时代特征和人民需要、能够推动人民幸福和国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和文化理论。例如，考虑到中国传统社会中民间信仰与宗教(特别是道教)之间界限模糊的事实，应该设计把宗教和民间信仰一体化分析和应对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考虑到中国文化中世俗与神圣相互交织的特征，应该对以神灵、神圣等内涵为工具和形式而实质上是表达、凸显人的心灵、心理和心性重要性，指导人的修为、修养和修炼，推动社会的和平、和谐与和睦的伦理道德建设、稳定和谐建设、精神修养提升等内容进行甄别、筛选，使之与其神圣性的外壳、外貌和外表相隔离，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思想建设的重要基础。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使之实现从批判宗教、改造宗教到整合宗教、超越宗教的转变

在认识到神不仅是超越于人之上的超自然、超物质、超能力的生命体概念，在认识到神作为具有终极存在、最高规律、人全方位提升的最高状态等内容的基础上，对宗教产生的原因、对宗教内容的评价、应对宗教的态度和策略等内容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视野。宗教不仅仅是鸦片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样也是人类认识自然、探索生命、认识自我、改造自我的一种系统知识体系，反映了人们掌握规律、追求崇高、实现超越、提升自我的一种不懈的追求;宗教不仅仅是对神灵的顶礼膜拜、言听计从，也是对自己认识和掌握规律、改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和探索成果的集中体现，马克思称之为“掌握世界的方式”;宗教不仅仅是需要批判、需要防范和抵御的消极对象，也是人类在探索自然、认识社会、提升自己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从对宗教的畏惧、痴迷中解脱出来，敢于面对、分析和应对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还要在对各种宗教的细致分析和高度抽象把握中认识到不同宗教背后的相通性和相同性，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从战略上把握、统合、超越各种宗教，构建更高层次、更有说服力的、更加有效的文化体系，从而对自然、社会、人类、物质、生命、神圣具有更深入的认识、把握，更加有利于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不断发展、健康和谐和境界提升。

没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就不会有完整的、坚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系;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信仰，就不会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实践;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及其中国化的坚持和发展，就不会有科学合理、可信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实践、文化理论和实践。全党、全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教育工作者应该从战略高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工作，从学科建设、队伍建设、课题设置、机构设置等方面给予倾斜和照顾，尽快补上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短板，为更好地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国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汤兆云.官员为何屡陷“风水漩涡”［N］.光明日报，2010－11－12.

［6］ 金泽，邱永辉.中国宗教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 金泽，邱永辉.中国宗教报告(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8］ 杨凤岗.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与宗教短缺［J］.文化纵横，2012(1).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