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刘海明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徽 亳州 236800)
郭世轩先生在《魏晋艺术精神研究》一书中说:“魏晋艺术精神如其他任何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一样,都有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并非一道静止不动的文化景观”。[1]1他不直接从魏晋士人的当下生存状态着手,而是着眼于先秦两汉的政治文化,从而将魏晋艺术精神纳入到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研究。从郭先生对魏晋艺术精神的探源性研究中,我们惊奇地发现魏晋士人丧失自身的同一性,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时代的双重原因。因此,要探寻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首先要上溯至两汉时期。正如张岂之所言:“魏晋士人的双重人格现象在汉代就埋下了伏笔”。[2]128
在诸侯称霸、弱肉强食的先秦时代,各国君主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国家的稳固,纷纷招揽仁人志士。而士人为了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也纷纷从各自所处的利益立场出发,寻求贤明的统治者,为之出谋划策,以期达到国家的统一与安定。“这就是先秦士人的认同:乱而思治、分而求统,视国家高于一切、统一高于一切,先建功立业而后才能安身立命”。[1]29先秦儒家的思想精髓并没有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到来而结束,但两汉特定的政治环境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像先秦一样约束着士人的行为。在两汉这个空前大一统的时代,士人又是如何来认知与确认自己的身份呢?
1.西汉空前的政治高压促使士人身份认同的混乱
“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3]1620在汉高祖刘邦至吕后执政的汉朝初年,重用军功集团,对儒学名士采取排斥的态度。例如《汉书》记载:“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3]1625面对儒生陆贾对《诗》、《书》的称赞,刘邦的回应是:“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3]1630汉初统治者对儒者的轻视可见一斑。至文景时期,继位者依然因循汉初的治国之策。尤其是文帝的皇后、景帝的母亲窦氏,极为崇尚黄老之术,并将其视为国之根本。文帝时的儒生贾谊,才华横溢,有济世之志,但终因军功集团的强大,他未能来得及完全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便在倾轧与打击下抑郁而终。汉初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制造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但其重用军功集团、排挤儒家名士的治国之策,不利于儒学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武帝朝虽然采取儒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但百家依然存在,尤其是法家仍然是统治者治国的重要手段。正如郭世轩先生所言:“他(武帝)在政治上还是非常重用文法之吏,喜欢黄老之术,可谓外儒内法。以夹杂着神学色彩的儒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以操纵士人,以严刑苛法驾驭大臣”。[1]136“独尊儒术”,完全流于外在的形式,仅仅是为了粉饰盛世的景象,加强皇权的统治,满足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武帝及其后的昭帝、宣帝、元帝四朝积极改造和整合儒学,将儒学作为统治的御用工具。到了元莽时期,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依然是“认同、利用与歪曲,使儒学变成了儒术”。[1]196通过儒术的推广、推恩令与削藩等措施的强制实施,士人面临空前的生存压力与空间钳制,有巨大的压迫感与焦虑感,从而在生与死、荣与辱、进与退等重大的选择面前陷入避重就轻、举措失调的窘态。随着统治阶级官方意识形态对儒学的极力扭曲和深入改造,士人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求以及自身价值的实现,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开始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
纵观西汉的历史,统治者在政治上排斥儒学,重用军功集团;即便对儒学采取认同的态度,也仅仅是从自身的阶级立场和利益本位出发将其歪曲利用,以服务于自身,使儒学以儒术的姿态高调呈现。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士人的认同也发生混乱,阴阳杂陈,随意附会,即使儒学内部与儒生之间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裂变”。[1]196面对直言勇谏者死、阿谀逢迎者荣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理想不堪一击。丧失理想的士人,内心极度焦虑,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纷纷丧失节操,以儒术之儒学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
2.东汉政治的混乱导致士人身份认同的混乱
东汉初年,“政治安定,文韬武略并用,儒术与法术齐驱”。[1]262为了稳固政权,控制儒生,光武帝刘秀于公元31年派人祭孔,并封孔子之后孔志为侯,以示对儒学的尊重。但东汉初年的政治环境既没有为士人提供自由驰骋的思维空间,也没有使士人成为权利角逐场域中的优胜者。例如一代英才桓谭,多次上书而不纳,险些招致杀头之祸,旋即被逐出帝都,降为六安郡丞,死在赴任途中。
至和帝时期,东汉的政治局面出现了阴阳倒错的局面,“外戚与宦官两股异己势力交互作用,彼此消长,共同左右着国家的命运,宰割着士人的荣辱和刘氏的天下”。[1]306女主执政,要么依赖父兄共掌朝政,要么依靠阉竖治国。依赖父兄,易造成外戚专权,废而代之的隐患;依靠阉竖,易滋生宦官乱政的局面。这两股势力的存在,“使士人难以取舍,进退失据。在朝显宦重臣畏惧祸端,多阿附党羽,结朋为奸,谋私自存,置儒家的修、齐、治、平于不顾,为保禄存身而混淆是非,自甘堕落,同流合污”。[1]307面对恶劣的政治环境,士人抛弃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308的儒学精髓,以圆滑世故为生存必备手段,以保身求存为生命第一要务。
桓、灵时期,东汉的权力格局更加混乱,出现了空前的宦官专权的局面。由于失去了性功能和性能力,宦官得不到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和快乐,导致其心理严重失衡。于是,他们就要从其他方面获得补偿,“一门心思要挽回损失,为自己失去的一切寻求高额补偿。获取权利,干预朝政,聚敛财富,占有女人,可谓无所不为,无所不至”。[4]388士人正直的谏言,一旦触及宦官的利益,要么被罢官,要么被杀戮,甚至危及父母与宗族。即便蔚然成风的“党人”也由于宦官势力的强大而遭受空前的打击,蒙受党锢之害。
东汉是一个后宫干政、外戚专权、宦官当道的混乱时期。在这样的混乱时代,士人动辄被杀,甚至祸及父母和妻儿,这使得士人心寒,导致儒学低迷。在强权和恶势力面前,士人不再面折廷争,而是学会了全生保家的生存哲学。在乱世中,他们不再坚持儒家忠君爱国的理念,只关注自己的生存空间,期望自己有较大的发展机遇。正如郭世轩先生所言:“这既是士人人格的分裂,也是士人生存的常态”。[1]339但两汉士人的人格分裂现象并没有随着汉王朝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直接影响着魏晋士人的自我认知。
魏晋时期,先有曹丕代汉称帝,后有司马氏蚕食曹魏。司马氏为了消灭曹氏势力,巩固自己的力量,先后废曹芳、杀曹髦、代曹奂,十五年历经三帝。在权力的角逐中,先后有何晏、夏侯玄等名士被诛。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士人承受着生命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一是源于个人生命的压力。在政治权利的角逐中,“一些忠于原王室的所谓忠臣惨遭杀戮,而趋炎附势和不忠不义之徒却平步青云”。[2]302二是源于精神上的巨大冲击。魏晋名士大多是被儒家传统教育浸染的一群,他们以传统的礼仪规范来规约自己的日常行为。但是司马氏的篡权行为却破坏了传统名教,并且是高举着名教的旗帜对名教进行蚕食。在这样的历史夹缝与强权逻辑之中,面对生命与精神的双重压力,魏晋士人出现了自我身份确认的同一性危机:
1.魏晋士人在情感方面充满着矛盾
魏晋是一个王朝频繁更替的动乱时代,士卒百姓如同草芥,文人士子也不例外,动辄被弃于市。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保全自身与亲朋的性命,他们只有迎合统治者的需求,戴上人格面具,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不得不在这样的‘人格面具’下掩盖许多东西,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他们时而自然,时而矫情;时而真诚,时而矜假;时而高雅,时而鄙俗”。[2]131例如阮籍,其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籍自幼跟随父亲习文,崇尚儒家名士颜渊等,深受儒学的影响。内心怀揣着儒家思想的阮籍,自幼便有济世之志,希望劝说君王施行仁政,使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使百姓安居乐业。但面对司马氏的强权政治,他不得不迎合时势,为众卿写劝进表,以助司马昭加九锡。他蔑视世俗礼法,鄙薄名教,对世俗之士尤为不满,与嵇康等共游于竹林,但处事却十分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2]17绝不论人之是非长短。身处混乱的时代,为了躲避政治的迫害,阮籍只能戴上面具,扮演生存中必须扮演的角色。在强权政治与生命威胁面前,士人已不能支配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必须顺应环境的要求作出明智的选择才能赢得自身的生存空间。在社会恐慌与自我焦虑的时代背景下,士人作出的选择与其先前的理想不合,甚至相悖,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充满怀疑,最终导致自我认同的同一性危机。
2.魏晋士人在出处方面充满着矛盾
在朝堂之荣耀与江湖之隐逸中,魏晋士人有着两面的心态,“一方面朱门红墙、金碧辉煌的魏阙,以其威严权势、厚重名利,吸引着他们;另一方面,清虚辽阔、静谧淡薄的江湖,以其超然境界、自由空间,吸引着他们。双重的吸引导致他们行为上或入或出,或去或留,也进一步昭示了他们的人格冲突”。[2]130这种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实际上是儒家与道家的矛盾。儒家伦理观念认为,人生在世,当积极有为,辅佐明主,兼济天下,建功立业。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所倡导的则是一种出世的精神,即面对祸福难以把握的命运,以出世的姿态来处理人际关系,达到自我保命的目的。在混乱的魏晋时期,儒家的积极进取虽然可以使士人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却与士人动辄被弃于市的命运紧密相连;道家的明哲保身虽然与士人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相背离,却可以使士人保家安生。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中,士人兼有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和道家明哲保身的出世情怀。例如向秀,早年与嵇康、吕安为友,有拔俗之志,为竹林七贤之一。他于公元263年,在嵇康因吕安事被杀后,旋即入洛为官,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并卷入朋党之争。
3.魏晋士人在言行方面充满着矛盾
魏晋士人往往能言不能行,甚至言行相悖。其言行相悖的根源在于主体内心信仰的丧失。司马氏集团为了夺取政权,大肆破坏名教。作为官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名教,规约着人们的行为,塑造着人们的信仰,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一旦名教被破坏,人们也就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必然造成社会的动荡,导致士人内心的空虚与信仰的丧失。例如王戎,早年聪颖过人,颇有胆识,得到阮籍的赏识,成为竹林七贤之一。后来他入仕为官,却明哲保身,老于官场世故,虽位居三公,执掌政要,在愍怀太子遭构陷之时,竟无一言相谏;作荆州刺史时,他贪赃枉法,指派官员给自己修建园林。在为人处事方面也多有败笔,如《晋书》说他在做官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边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5]1974。向女儿索要出嫁时的欠款,向儿子索要结婚时的一件单衣,出售好李必先钻其核,其吝啬如此,与早年的旷达相差万里。又如西晋的潘岳,曾作《闲居赋》、《秋兴赋》,以示自己的逍遥旷达,显示自己的隐逸情怀,但在实际的为人处事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其“与石崇等陷事贾谧,每后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5]1504。实际上,主体的信仰有赖于世代相传的文化思想,同时也与现存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只有一个合理连贯的世界,才能为主体提供坚定的信仰。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是历史断裂的显著表现,使主体内心的连续感与一致感荡然无存。它把先前主体已建立的信仰撕碎,却不能为主体重新建立一个值得确认的信仰。这就是魏晋士人的生存状态,也是魏晋士人貌似潇洒而实为痛苦人生的原因之一。
主体的同一性危机是一个世代问题。前代形成的文化、伦理等观念,为后代人的人格形成提供强有力的元素。正如张岂之所言:“自儒学取得正统地位以后,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士大夫的行为典范是志行高洁,规行矩步,克己谦恭,安贫乐道,除了少数逸民外,经学鼎盛时期的士人很少有纵情违礼的”。[2]128同时,主体的同一性危机也是一个时代问题。如果后世的社会环境不利于前代的文化、伦理等观念的推行与信奉,在后代人心里业已形成的理想便与现实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在魏晋,朝代的更迭,政局的混乱,士人的性命朝不保夕,儒学陷于名实相悖的低迷状态。尤其是司马氏为了篡位代魏,公然打着名教的旗帜极其拙劣地进行着破坏名教之实的政治勾当。由于“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的名教失去了意义,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名士们的思想失去了定准,他们苦闷、彷徨”。[2]302在魏晋时期,由于世代与时代的双重因素的冲击,士人主体内心极度焦虑与不安。最终,这种冲突将主体撕碎,出现自我认同的同一性危机。而传之后世为人所景仰的、真伪同体的“魏晋风度”即为时代人格分裂症候的最佳注脚。从《魏晋艺术精神研究》中可以看出,魏晋艺术精神的萌生确实是有一个过程,士人的生存环境充满着风险与艰难。因而,我们再来考量人所尽知的魏晋风度及其所衍生的乱象就显得水到渠成。这也许既是该书的出发点,也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1] 郭世轩.魏晋艺术精神研究[M].合肥:黄山书社,2011.
[2] 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魏晋南北朝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陈家桢.金学视点:情感与亚文化[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7.
[5]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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