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

罗文荟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1)

论《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

罗文荟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1)

《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态。二者有很多共同点，如多来源于民间歌谣，作者都来自社会各阶层，都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二者又有很多不同之处，如反映内容的宽广程度、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受影响的时代背景以及句式诸方面都有很多差异。对其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婚恋诗的源流和发展。

诗经;汉乐府;婚姻爱情诗;内容;形象;背景;句式

“婚恋”是文学史上长盛不衰的主题，《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有八十多首，主要保存在《国风》中，另《雅》中也有一小部分。这些诗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其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一带。《国风》的作者多是民间的各阶层人士，《雅》中的婚姻爱情诗则是贵族阶级所作，篇数很少。因而《诗经》的婚姻爱情诗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广泛的民众性，且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文化心态。汉乐府诗中的婚姻爱情诗是产生在汉代并被世人记录下来的诗歌，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之“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这些诗有采自中原的，也有采自吴楚东南和燕代陇西的，即除《国风》所采集的范围外，还有今湖南、重庆、四川、甘肃等地的民歌，现存多数是东汉时的民间歌谣。［1］14一般说来，《有所思》、《上邪》、《江南》产生于西汉，《陌上桑》、《东门行》、《羽林郎》、《饮马长城窟行》、《妇病行》、《白头吟》、《孔雀东南飞》等产生于东汉。从以上可以看出，《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均采自民间，作者也多是下层人民，涉及的地域很广，反映的时代很长，它们均是统治阶级为其政治目的而保存下来的，但她们是人类处于幼年和童年时代的歌唱，有着比较纯净和自由的心怀。从前后关系看，汉乐府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诗经》的优良传统，但它并不是一味地复制和模仿，而是有着自己的个性和气质，比较两者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久远的价值。

一、内容分类

《诗经》和汉乐府中婚姻爱情诗的内容都非常丰富。张西堂《诗经六义》把《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分为十种［2］681，甚为详细，我们采取他的分法:第一种描写的是各式各样的单相思，如《汉广》、《简兮》、《月出》、《隰桑》等。在这些诗中，有表现女子单相思的，如《简兮》;有表现男子单相思的，如《汉广》;相思者都寄予对方美好的期待和热情的赞美。第二种描写的是各式各样的两情相悦，有写两人约会及约会后美好心情的，有写幽会的，还有写在欢快的日子里私下定情的，均把男女双方在热恋中的欢乐和激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如《野死有麕》、《桑中》、《静女》等。第三种描写暂别的想念，如《采葛》、《子衿》等。第四种描写失恋后的心情，如《江有汜》、《终风》、《狡童》等。第五种描写女子对于封建恋爱不自由的控诉，如《柏舟》、《将仲子》等。第六种描写婚后感情的日益笃厚，如《君子阳阳》、《女曰鸡鸣》、《出其东门》等。第七种描写婚后久别的想念，如《卷耳》、《汝坟》、《伯兮》、《君子于役》等。第八种描写婚后夫妻反目，女子被遗弃的痛苦和无奈，如《邶风·柏舟》、《谷风》、《氓》等。第九种描写结婚、送嫁、迎亲等仪式，如《关雎》、《桃夭》、《丰》、《著》、《绸缪》等。第十种是其他关于恋爱婚姻的诗，如《摽有梅》、《新台》、《萚兮》、《葛生》等。可以说，《诗经》中的婚恋诗写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成为后世创作的源泉。

较之《诗经》，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在数量和内容上都相对少些，但亦表现了较为丰富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种描写恋爱的热烈，如描绘了男女青年在劳动过程中相互嬉戏、相互追逐的欢乐场面的《江南》，描写震撼人心的爱的誓言的《上邪》。第二种描写失恋后痛苦的决绝，如《有所思》、《白头吟》等。第三种描写婚后幸福的生活，即夫妻感情和睦，生活富裕，如《陌上桑》、《羽林郎》等。第四种描写婚后不幸的生活，描写感情融洽的夫妻或因贫困、或因徭役、或因礼教而被迫分离，如《东门行》、《饮马长城窟行》、《妇病行》、《孔雀东南飞》等。第五种描写婚后女子被冷落或被遗弃，如《怨歌行》、《上山采蘼芜》等。

由上可见，《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对人类在婚恋中可能产生的情感几乎无所不包。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多反映婚后的生活，其现实性更强，深刻地体现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在对感情的抒写上，汉乐府侧重把感情蕴含在对生活的描述之中，而《诗经》直抒胸臆，情绪更浓烈、直接。

二、形象塑造

《诗经》和汉乐府通过对感情和生活的描写，塑造了一批丰富的人物形象，仪态万方，光彩照人。我们试从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两方面来观照。

(一)女性形象

有学者统计，《诗经》中涉及女性形象的诗歌共有100首，约占《诗经》篇目的三分之一，据此《诗经》被称为女性文学，而据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一书的分类，《国风》中的爱情诗共有52首，其中以男子为主角的诗有17首，而关于女子的诗多达35首。这些诗鲜明地体现了各类女性的生活和思想，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我们分恋爱和婚后两种情形来解读。

恋爱中的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男子满怀深情、无比赞美的单相思女子。她们或倾心于男子的外貌，如《简兮》中的女子赞美男子高大魁梧;或讴歌男子的内在品质，如《隰桑》中的女子夸奖贤人品质高尚;或称赞男子内外兼修的，如《汾沮洳》中女子对男子内外之美的讴歌。整体上，她们没有男子那“上下求索”的行动，但却有一种缠绵悱恻的相思相恋，表现出女性羞涩和矜持的特点。第二类描写了热恋中大胆自由、主动热情的女子群像。有大胆主动地与男子欢会的，如《桑中》写孟氏女子与男子约会后难舍难分，温柔缱绻;《东门之枌》、《静女》中的女子都赠送男子定情之物;《东方之日》中的女子主动去与男子幽会。也有饱受恋爱相思之苦的女子，如《旄丘》和《子衿》中的女子，思念至极而发出“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慨叹;《甫田》中女子有着难以解脱的怨恨和思恋;《式微》中女子表达对礼制束缚自由和爱情的不满和无奈。总之，恋爱中的女子拥有大胆热烈和积极追求爱情的执著精神。第三类是失恋后痛苦万分的女子。由于女子在恋爱时非常投入，她们一旦失恋，很难接受，异常难过，由爱生恨，如《狡童》就是写女子失恋后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情形;《终风》塑造了一个受人玩弄，并遭遗弃，哀思惆怅，夜不成眠的女子形象。

婚后的女性形象与恋爱中的完全不同，一种是贤惠温情的夫人，如《鸡鸣》中的女子贤良淑惠，清晨唤醒丈夫起床上朝;《女曰鸡鸣》中的女子柔情蜜意，与丈夫相敬相爱。第二种是饱受离别相思之苦的妻子，如《君子于役》中的女子触景伤情，在看到“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之后，陡然思念远在千里的丈夫，希望他早点平安归来;《卷耳》中的女子因为思念丈夫而不能专心采集。第三种是悔恨与痛苦交织的弃妇。《诗经》中有几篇弃妇诗，写出了被弃女子的痛苦和无奈。《柏舟》写女子被弃的痛苦，没有亲人为她撑腰，只好自己坚强地挺过去;《日月》中的女子无处倾诉自己的痛苦，只有向日月倾诉，写出了不被人关心的苦闷。《谷风》和《氓》是最有名的两首弃妇诗，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女子的恋爱历程和被弃的经过，还找出了被弃的原因是女子色衰而男子喜新厌旧。总之，《诗经》中的女子是纯柔恬静、温柔敦厚，柔和善良的;她们爱得真纯，爱得大胆热烈，反映了当时的女性特征。

汉乐府中的女子，有大胆热烈的一面，但受礼教的束缚大一些，她们表现得尤为坚强，承受苦难的能力增大了，她们已不只限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了，而是融进了更多的催人泪下的悲痛。恋爱中的女子是大胆热烈的，但失恋后仍能坚强刚毅。《上邪》中的女子对爱情非常坚贞，以五种自然界不会发生的事情为证，誓言“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感情大胆热烈、坚贞真挚。《有所思》中的女子和恋人相爱时，万般柔情，而发现男子变心后，便忍痛毁弃礼物，毅然决绝。婚后的女子坚强而守礼，她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要么得忍受生活中的贫困及由此而造成的夫妻离散的痛苦，如《东门行》中的女子;要么带着对孩子的苦苦留恋而与丈夫死别，如《妇病行》中的女子;要么被困在礼教的束缚中，忍痛与丈夫生离死别，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要么忍受着被丈夫抛弃后的巨大痛苦勉强度日，如《上山采蘼芜》中的弃妇。总之，婚后的女子承受着巨大的苦难，但异常坚强。她们已经没有了《诗经》时代婚后妇女的纯情思念，和被弃后的大胆倾诉和呐喊，有的只是逆来顺受的宽容和谅解，乃至坚忍。汉乐府诗中的女子更显成熟，也更少激情和自由了，完全被束缚在礼教之中，只剩丈夫和生活了。

(二)男性形象

《诗经》婚姻爱情诗中的男性形象，基本按照人生的经历——恋爱、结婚、家庭生活的线索展开，家庭生活包括和美与破裂两类，而破裂的婚姻又包括主动或被动的离异以及丧偶。一是恋爱中的男性形象。有饱受相思苦的痴男。《诗经》塑造了一些坠入情网而不能自拔的男性形象，如《周南·汉广》中“明知游女不可求”，却一往情深欲罢不能的痴情男子。另在《蒹葭》、《月出》、《宛丘》中都可看到此类形象。还有热恋中深情款款的男子，如《王风·采葛》中的男子对去采葛的恋人思念不已，发出“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慨叹，形象地描绘出男子对情侣的深情厚意。《邶风·静女》中的男子也是一样地对女子如痴如醉。因而热恋中的男子是痴情的、真诚的、非理性的。二是婚姻中的男性形象。他们或是情感专一的“贞夫”，如《出其东门》中的男子对恋人十分钟情，他不因如花似玉的女子而心襟摇曳，始终怀念那位“缟衣綦巾”的美眷;或是美满婚姻中温情脉脉的“贤夫”，如《女曰鸡鸣》和《鸡鸣》中都表现了体贴内人、幽默温情的丈夫;或是离异家庭中二三其德的负心汉，如《邶风·谷风》和《卫风·氓》中就塑造了喜新厌旧，抛弃色衰女子的负心男子;或是委屈仇怨的弃夫，如《小雅·我行其野》塑造了一个满怀委屈、怨恨、不平的被妻子遗弃的入赘丈夫形象;或是悲痛欲绝的鳏夫，如《邶风·绿衣》、《葛生》写的都是丧偶的男子睹物思人，哀伤不已。［3］

汉乐府中，也塑造了一批鲜明的男性人物形象。一是花心、善变的男子。《有所思》中男子把一个对他一往情深的女子抛弃，另觅新欢，表现了他善变的个性;而在《白头吟》中，男子为金钱而离开女子，表现了经济发展中，金钱战胜了爱情，这时的男子不像《诗经》中的那样，只为好色而抛弃女子，而又增加了金钱的因素，男子的薄情寡义更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二是婚后苦闷的男子。家庭、社会、法律给婚后男子更多的压力和责任。有为生活所困，不得不丢下妻子儿女，拔剑冲出东门的怒丈夫(《东门行》);有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担当不起家庭责任，也无可奈何的丈夫(《妇病行》);有为了成为孝子，最后在感情和礼法的冲突中断送了自己的爱情、事业和性命的男子(《孔雀东南飞》);还有认为“新妻不如旧”，虽对前妻心存好感，但亦只能无奈地维持当前婚姻的男子(《上山采蘼芜》)。他们对感情是真诚的，然而没有幸福生活，表现出无奈和软弱的一面。三是寻花问柳的贵族男子，这是《诗经》中所没有的。《陌上桑》中的使君和《羽林郎》中的金吾子便是仗着权势调戏妇女的典型形象。

综上所述，《诗经》塑造了一系列敢爱敢恨、情感丰富的男性形象，角色种类之繁多，几乎涵盖恋爱婚姻家庭的方方面面;人物形象都很丰满，性格突出。汉乐府中很少有对男子外貌的描写，他们的形象主要靠行为来塑造。婚前男子更加善变、势利，婚后男子坚守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然而现实的黑暗，使他们生活在苦闷之中，表现得更加坚韧沉稳、内敛深沉。《诗经》更多地表现了情感，汉乐府则表现了理性。

三、时代背景

《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即当时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意识、文化状况等因素。同时，这些诗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

从经济基础看，《诗经》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很落后的阶段，虽然已经进入了父权制社会，但母系文化的残余还存在。农业逐渐成为社会的基础，但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人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情感比较淳朴。在母系社会中，妇女的采摘活动和种植活动比起男子的狩猎活动要稳定，能给生活带来保障，其经济地位便高于男子。而群婚制带来的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状况，又必然在亲缘选择关系上提高母亲的地位。因此女性在家庭中处于支配的地位，受到男性的尊敬。综观《诗经》时代，是女性地位逐渐下降，而男性地位逐渐上升的时代，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都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一些诸侯国中。朱东润在《诗三百篇探故》中曾说:“在吾先代社会，女子之地位决不逊于男子，有所歆慕，有所眷恋，自可发而为诗歌，矢口而出。”也恰如《诗大序》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因而在《诗经》中更多的是女性的吟唱，她们或赞美男子的高大英勇，或表白自己的相思之苦，或倾诉失恋、被弃的痛苦，或吟诵幸福的生活，等等。总之，女性表达感情的诗，要多于男子，内容丰富，情感淳朴。汉代，随着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汉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生产关系有所发展，男子在国家和家庭中的首要地位已经确立。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婚姻就有了财产的要求，妇女的地位更加低下，因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除少数几篇出自女子之手外，其余多为弘扬封建思想的“男性诗”，也就是一些拥有学习权利和机会的男性知识分子的作品，反映的内容也主要是家庭生活，弘扬的思想是为了维护那个男权社会。具体而言，女性诗只有《有所思》、《上邪》、《白头吟》几首，写的也是女子不幸的生活遭际。“男性诗”多写关于家庭生活的内容，反映男子的责任、家庭生活的艰辛、女子对男子的忠贞。因而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从以感情为本位转向了以家庭为本位，家庭伦理成为这个社会诗歌创作的重要伦理。从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的婚姻爱情诗，缺少了女性自由的吟唱，也很少《诗经》时代的少男少女的单纯和可爱、自由和活泼，有的只是一个个苦难深重的人和他们成熟后的单调，这是时代赋予的。

从政治背景看，战争的持续不断，徭役的繁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婚姻爱情诗的创作。周朝建立后，实行分封制、井田制和宗法制。西周曾一度走在前进的道路上，到成康之际，达到兴盛，天下安宁。然而，日中则昃，盛极而衰。在《史记·汉本纪》中曾经这样记载:到康王卒子昭王立时，就“王道微缺”了，下一世穆王即位后，又称“王道衰微”，传到懿王时，则“王道遍衰”了。周建国本在西土，即今山西、陕西、甘肃一带，因而，东方、东南方一带的少数族一直对周政权叛服无常，武王死后就发动叛乱;且西土一带的少数族如鬼方等一直乘周王朝发生内乱时骚扰和掠夺。至西周中晚期，国家元气大伤，各地的地方政权与少数族的冲突不断发生，到厉王、幽王时，统治者日益暴虐，国人暴动，西周灭亡。而到东周，狄更是经常作乱，呈现出势不可挡之势，到东周末年，随着周王室实力越来越弱，各地方政权常常作乱、问鼎周室，春秋时七国争霸，战乱从未停止。因而，《诗经》时代是战乱没有平息的时代。这表现在诗中，就是产生了大量的思妇诗，还有一部分思夫诗。在这些诗中，表现了征夫思妇之苦，再现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汉代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处在西北部的匈奴经常骚扰边境民族，汉代统治者一直有收复匈奴的决心，汉武帝时发动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收复了大部分领土。东汉时，西南夷多次叛乱，东汉政府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终于取得了胜利。所以，汉代的徭役赋税一直很严重，再加上土地兼并现象严重，人民一直处于水深火热当中。这些都在汉乐府的婚姻爱情诗中得到很好的反映。有穷而不能养活妻儿的贫夫，有为了生活不得不拔剑而起的怒丈夫;有眼睁睁看着妻子死去，儿子饥饿而无可奈何的丈夫;有因逃难而不得不分离的相爱夫妻;有丈夫出征在外，妻子偶然收到书信异常激动的家庭。这些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频繁的战乱和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相比《诗经》，汉乐府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阔一些，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妻离子散、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从思想文化看，周代的礼乐文化和汉代的宗法观都对文学作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礼乐文化渗透在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诗经》中很多婚姻爱情诗，都有礼的痕迹，但还有很多自由的吟唱。而在汉代，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宗法制深深地渗透于人们生活中，礼的影子无处不在。

周朝统治者通过分邦建国的方式建立起等级关系，维护这种关系的礼乐文化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当时诗人不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着这一文化的影响，诗歌创作也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人们歌唱爱情、婚姻之时，要受礼的制约，如《诗经·国风》中周南、召南、豳风、王风中的恋歌就受礼乐文化影响比较大。但由于各地的文化渊源不同，王朝对各地统治的程度不同，受礼制约的程度也有所区别，所体现出的审美情趣就有所不同，在诸侯国风中，还表现出与主流文化的礼既有联系又带有其他地域文化的特色。如《鄘风·柏舟》和《氓》，前者表现了周代的礼德规范和女子的人生选择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女子誓死维护自己的感情的决心;后者中的女子在追述了她不幸的恋爱和婚姻历程后，得出缔结婚姻需等待父母媒人之言的教训，这是由对礼的束缚的抗争、反叛而转向对礼的复归。郑风中又表现了很多自由恋爱的情形，如《褰裳》、《野有蔓草》等，这与郑国开放的文化心态有关。而在汉代，承袭了秦的宗法制度。汉初的统治者信奉“黄老”思想，就曾以“黄老”思想中的“刑德”思想治国。“刑德”思想将事物按阴阳分为两类，同时还规定了阳尊阴卑的地位。汉武帝时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关于“三纲五常”的思想得到认同，逐渐影响了后来者。东汉时，章帝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强化了“三纲五常”的宗法统治。因而在乐府诗中，就演绎了一出出婚姻悲剧和恋爱悲剧，还有女性忠贞的闹剧。《孔雀东南飞》是一曲恋爱的悲歌，它是女子在阳尊阴卑的宗法思想影响下，委屈自己服从尊长，放弃真爱，最后导致双双殉情的哀歌。《陌上桑》和《羽林郎》是弘扬“三纲五常”，提倡妻子对丈夫的绝对忠贞。同时，汉乐府中也不乏《江南》、《上邪》这样热烈的情歌，《白头吟》中女子对变心男子的刚烈拒绝，这是地区间文化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总之，《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无不是在特定时代中产生的，无不具有时代的痕迹，而这也正体现了二者的差别。

四、句式之异

从《诗经》到汉乐府，体现了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向以五言为主的句式的过渡。

《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使诗韵律整齐，除此外，诗中还用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来使诗歌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如《关雎》便是一个典型的以四言句为主的诗篇，全篇采用十六个四言句，其中有重章的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二、三、四章均重复使用，属于首章不叠，而后三章重叠的，把男子对女子的思恋和百折不回的追求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读之令人心动。以四言句贯穿全篇的诗比比皆是。如《丘中有麻》、《采葛》、《大车》、《汉广》、《氓》、《鹊巢》等均充分地表达了先人的思想和行为。杂言体也有一部分，如《狡童》、《褰裳》、《摽有梅》等。这些诗显得跌宕跳跃，感情充沛。

两汉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过渡的桥梁。在这些杂言诗中，字数不等，长短随意，句式交错使用，有利于协调诗歌的节奏，自如地表达感情。如《上邪》、《东门行》、《妇病行》等。汉乐府民歌中还有不少比较完整的五言诗，扩大了四言诗的容量，并赋予其匀称整齐的形式及抑扬顿挫的节奏美，对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有直接的作用，如《有所思》、《陌上桑》、《白头吟》均为五言体。五言诗表意更为多样，更能适合人们日益丰富的感情表达需求，包容量更大，读起来也很有韵味。

［1］赵敏俐，谭家健.中国古代文学通览(先秦两汉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2］洪湛侯.诗经学史(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郑群，钱宗武.诗经研究的盲点:婚恋诗中男性形象的整体观照［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On Love Poems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Collections of Poems”

LUO Wen-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China)

The love poems of “The Book of Songs”and “The Collections of Poems”are important contents in China's literature treasure，reflecting the then social reality and cultural mentality.Both share many common points such as origination from folk ballads， writers from various orders of society， and the spirit of realism in “initiating from feelings and events”.However， there are quit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uch as the range of contents， characters depicted， the background of time influenced and syntaxes.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two works is beneficial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ove poems.

“The Book of Songs”; “The Collections of Poems”;love poems;content;images;background;syntaxes

1672-2035(2012)05-0083-05

I206.2

A

2012-05-28

罗文荟(1983-)，女，山西阳泉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 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