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狂人日记》的隐喻式写作

时间：2024-06-19

杨阳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可说是“新的生命”的又一次尝试。鲁迅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80，这一点确实如郜元宝所言“令人费解”［2］48，整篇小说一以贯之的似乎无非“吃人”二字。于是，我们很容易就会掉入附会的深渊。而事实上，“吃人”也许只是一种隐喻式的表达。

在狂人的自我否定中(“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一种弥足珍贵的自我反省精神在这被确认为第一篇的现代白话文小说中已经崭露。同样地，狂人的一切不合常理的疯言疯语，他的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方式，他的言说方式，本身都构成一个被检视的整体现象，隐隐地可见出鲁迅灵魂的痛苦与反省。

一、“吃人”的隐喻

《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向来无人质疑，然而究竟是怎样地在暴露，鲁迅没有明白告诉我们，研究者也众说纷纭。似乎是显见的或自明的，狂人口中痛斥的“吃人”史实和罪行，最有力地在起着暴露的作用。小说中，狂人的疯言疯语总共提及七个关于吃人的“史实”:

(1)“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

(2)“易子而食”。

(3)“食肉寝皮”。

(4)“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

(5)徐锡林的被吃。(可参见谢一彪著《徐锡麟评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1页)

(6)“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即割股疗亲)

(7)狼子村村民“吃心肝的事”。

这些例子合在一起似乎象征着中国漫长的吃人历史，甚至被令人费解地认为“早已超过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指向整个人性与社会的历史”［2］48。

然而，《狂人日记》中狂人所例举的种种“吃人”史实似乎并不重要。事实上，鲁迅自己也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3］314值得注意的是，所举七个事例中，徐锡麟(小说中写作徐锡林)被吃心肝的事是1907年发生的，对于鲁迅来说还是最近的事;而狼子村村民“吃心肝的事”也是“我”最近亲耳听闻的恐怖新闻。二者之间的惊人相似恐非偶然，且相对来看都是实情。

但是，尽管“狂人”口中吃人的“史实”完全经不起推敲，最近仍有学者通过极细致的追溯式的考辨，索引中国历史典籍，认为“支那人吃人肉并不罕见”。而“《狂人日记》的‘四千年吃人史’便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吃人’的事实的基础上构建的。”最终得出结论:“《狂人日记》从主题到形式皆诞生于借鉴与模仿”［4］。抛开论文的别有用心不谈，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样细致地书写吃人历史的意义何在?假如检索“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历史》，不难发现其中同样记载了不胜枚举的吃人“史实”，比如:阿司杜阿该斯肢解了哈尔帕哥斯的儿子，并蒸、煮后给哈尔帕哥斯吃。当哈尔帕哥斯最后看到儿子的头和脚时，镇定自若，并称满意。［5］72-73然而，例举“外国也有的”恐怖事例与细致地搜寻中国历史上的吃人史实一样，至少对于理解和欣赏《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是无意义的。耽于“吃人”，除了证明中国人莫须有的野蛮之外，似乎不能揭示出《狂人日记》这篇小说(而不是社会史著作)的意义和深度，甚至在起反作用。

上述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不是尽可能虚化“吃人”以比附出高远的意义，便是把“吃人”实实在在地当成了“吃人”来看，这样不仅不能帮助我们跳脱出迷雾，反而增加了更多困惑。它们竟然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一致性:忽视谬误。

然而，鲁迅为什么要使用那些谬误百出的史实呢?这似乎是一个二律背反:“吃人”的史实极大地震颤着人们的心灵，尖利地指向整个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的史实是错误的，假如我们甘于忽视这些错误，便需要承认鲁迅的无知。

狂人口中的刻意的谬误(同时是作家“丢脸的错误”［6］24)除了作为狂人“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7］19的佐证，也是分明在告诫、提醒或者讽刺读者。此外，作品中存在的矛盾、“重要论证环节的省略”和轻率(如“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都迫使我们思考写作中的“迫害”现象。

列奥·施特劳斯说:“迫害对著述活动的影响恰恰在于，它迫使所有持异端观点的作家运用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我们在谈及‘采取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时所想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技巧。这一表达方式明显是隐喻性的，只要用非隐喻的语言来转述它的意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未知的领域。”［6］18当笔者尝试着以“礼教”和“家族制度”来替代小说中的“吃人”主题时，发现它们之间的吻合是惊人的。而这一粗暴替换的意义可能在于，笔者认识到在阅读和理解《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时，恐怕必须得结合鲁迅的生活、工作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等一起考虑。这是危险的。然而通过这一危险工作，笔者认为，鲁迅迫于某种迫害的压力而不得不以“吃人”为隐喻，借狂人之口来控诉，而控诉式的语言底下暗藏着的是某种无法直接言说的隐痛。当然，“迫害这个概念概括了多种多样的现象，从最残忍的类型(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到最温和的类型(如社会排斥)”［6］26。

二、自省的灵魂

笔者认为，与其耽于“暴露”苦苦思索，不如转向“意”，即鲁迅是如何产生了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意图的，也许能获得新的启发。仅仅是“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的民族，因此成篇”［8］67吗?似乎无法完全说明问题。

让我们把目光暂且从《狂人日记》转向“鲁迅日记”。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鲁迅日记云“收共和党证及徽识”。八月二十二日“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十一月二日“上午得袁总统委任状”。一九一四年四月十五日“下午至孔社观所列字画书籍一过”。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会议学礼”。三月十日“赴孔庙演礼”。九月十一日“午后赴文庙演礼”。及至《狂人日记》发表前，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九日“午后往文庙演礼”。(以上日记引文依据《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日记字里行间的鲁迅，全然是一个传统士大夫文人的形象。鲁迅似乎是一个欣然地在教育部任职的持特定政见的人士(共和党于民国二年与民主、统一二党合为进步党)，更频繁参加尊孔活动。但是，关于“尊孔”事，鲁迅不无自嘲地说:“敝人当袁朝时，曾戴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9］48对于华国独有的“礼教”，在鲁迅看来，实则“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10］86鲁迅先生是反礼教的，甚至是激进地公开反传统的，如鲁迅《青年必读书》中写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可是事实是鲁迅非但不能从自己反对的礼教秩序中挣脱出来，自己反而成了礼教秩序中的一部分，不但沦陷了自身，而且要去“引导”别人;自己非但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而且本身已经是一个“吃人的人”了。有谁从“真的人”而坠入“虫子”的么?如此，当鲁迅“将时代与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11］53

“纯粹理性的真理经常与实践理性的经验相反”［12］3，无论是在反抗家族制度还是在反抗礼教方面，至少直到《狂人日记》发表前，鲁迅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非但反抗不了，实则还需佯装支持。当这个失败者寓在屋里钞古碑时，他的痛苦和不甘也流露出来。章太炎称“当初顾亭林要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而王瑶先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从章太炎那里也学习了从古人古事中找出‘爱国思想’的方法，他的钞古碑、校辑古籍等活动都与此有关……”［13］18-19尽管绝望之情难以掩饰，也自有其确信，然而又相信“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的，“不要好”的“吃人的人”，“即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7］26。

然而种种呐喊，因为自己的“沦陷”、周遭的环境以及无数无形的社会压力，迫使这种呐喊不得不借了“狂人”之口来完成。“狂人”口中“吃人”史实的谬误既是鲁迅的自我保护，也是对读者的暗示，同时也是鲁迅灵魂自省的表现。或者，可以说，“狂人”及其疯言疯语，既是鲁迅的自我隐藏和保护，又是对自我的揭露和拷问，既是在破坏他者，又是在伤害自身。

三、破坏即构建

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是一个复杂的合体:“大笑”的“昆”(“我”的大哥)，“我”，写下“七年四月二日识”的文言小引作者“余”，以及文末写下“一九一八年四月”的小说作者。这一复杂合体的情绪是痛苦。“狂人”对大哥的质问、嘲笑和讽刺，同时也是对“狂人”自己、对“余”，甚至对隐含作者的质问、嘲笑和讽刺。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也同时参与了认同与否定、同情与嘲讽的不断游移的斗争。

在“日记”中，“我”经历了如下蜕变过程:怀疑除自己外的一切——控诉历史和现状——怀疑自我——否定自我。在此之外，“我”的蜕变过程也在接受“大哥”(即文言小引中的“昆”，但二者还不完全对应)、“余”以及隐含作者的审视，同时他们既单独又合为一体，接受读者的审视。“日记”中所提到的母亲、大哥、妹子和“我”构成了一个小的内部的家族，赵贵翁、“我”、“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的年轻人和“睁着怪眼睛”的小孩子象征着一个大的外部的社会，当然家族制度和礼教是含混地粘连在一起的。无论是在家族秩序还是在礼教秩序中，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极紧张的关系。当“我”控诉吃人，到最后发现自己也是“吃人的人”的时候，一个到处是吃人的人的“好地狱”也失掉了，一个家族秩序和礼教秩序中的反叛者也宣告“噤声”了。

值得深究的是，“狂人”所处的家族其实已经相当松散，父亲的角色始终是缺位的，母亲也只是在并不牢靠的儿时记忆中被提及，唯一的“家长”只有兄长。无父、无母、无妻、无子女，“狂人”可说是一个家族中的自由人了。然而，“狂人”同时也没有自己的独立财产，包括房屋。狂人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而外部的公共空间又是那样地恶，那样地难以接触。甚至，实际上是否还存有一个公共空间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每一个家庭、家族都是封闭的。唯一的公共谈论的话题和平台只剩下“礼”了，而这又牵扯出一个极大的矛盾。所谓公共空间，所必需的和所提供的，毫无疑问是自由。而某种程度上，“礼”限制的恰恰是自由。

如此，即便每个家族内部都有一个“狂人”，整个社会的“狂人”们却无法冲破家族的堡垒，无法去打破虚假的“礼”的公共空间，而去建立一个自己的超越家族的平台，也就是民族国家。鲁迅所要批判的绝不是封建制度，1918年的鲁迅不可能如此超前地去回应近十年后才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取消派”和“中央派”之间的分裂与斗争。(此处可参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三篇第二节)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封建制度虽早已破坏，而数千年的宗法封建的组织、意识仍存留;所以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知有宗教，而不知有民族”［14］56。也许，鲁迅所要反对的礼教正是中国人的宗教，所要反对的家族正是民族概念缺失下的不正常的家族，所要寻求建立的正是一个团结的民族国家。

四、余论

鲁迅“意识到自身与社会传统的悲剧性对立，同时也意识到自身与这个社会传统的难以割断的联系”［15］107。《狂人日记》的所谓“吃人”是某种隐喻式的写作，在迫害之下完成这篇小说，同时也完成了(或者开始了)自我的反省历程，“不以啮人，自啮其身”。在其中，我们看到了鲁迅的自觉与自省，同时也看到了鲁迅的挣扎与痛苦。在所例举的吃人史实中，我们(应该)看到的甚至不是鲁迅始终耿耿于怀的徐锡麟的死和秋瑾的死，而是鲁迅良心和灵魂的被啮。作为“我”，虽“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16］530;而作为小说的作者，鲁迅终于“举起了投枪”，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这样一个开端绝非仅仅停留于反抗，还寄托着一个深切的期望。在这种期望中，鲁迅的一切破坏都是建立。

此外，鲁迅“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中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而“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17］77。“吃人”的隐喻非但作为一种强音在鲁迅灵魂内反复呐喊与回荡，而且是在向人们揭开“仁义道德”的面纱以还原一个“真的人”的面目，而这种努力是以鲁迅的自省为代价的。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他所做的挣扎和努力既不意味着绝望也不代表无根据的希望，他警醒地拒斥“最后的最后”［18］35式的一劳永逸的斗争，相反，在一种未道破的期望里，不断提醒世人，不断诘难自己，也因此，他永远寄将来以希望。

对于小说中“狂人”与候补官员之间的饶有深意的鲜明裂痕，钱理群分析道:“白话语言载体里表现的是一个‘狂人(非正常)的世界’，主人公却表现出疯狂中的清醒，处处显示了对旧秩序的反抗;文言载体却表现了一个‘正常人的世界’，主人公最后成为候补(官员)。这样，小说文本就具有了一种分裂性，对立的因素相互嘲弄与颠覆、消解，形成反讽的结构。”［19］34诚然，“狂人”的去候补做官的确是小说相互嘲讽与消解意义的关键因素，然而，在此之外，这是否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题——“狂人”走后怎样?“狂人”从疯癫状态走脱出来，重新融入他曾攻击挞伐的社会，是否仅仅意味着一种妥协、投降或堕落?笔者认为，“狂人”的“候补”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一种等待的姿态，这意味着对狂飙突进式的反抗及其相关联的孤立的启蒙姿态的同时舍弃。“狂人”等待的是新的变化，这种等待不同于“荷戟独彷徨”，它是前行过程中不忘回头检视自身的足迹的珍贵的反省。当等待成为“狂人”的德性时，我们没有理由不重新燃起心中的希望。●

［1］刘运峰，等编．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2］郜元宝．鲁迅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什么是“讽刺”［G］//王世家，止庵．鲁迅著译编年全集(1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李冬木．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J］．文学评论，2012(1)．

［5］希罗多德．历史［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M］．刘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7］鲁迅．狂人日记［M］//王世家，止庵．鲁迅著译编年全集(3)．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1918年8月20日鲁迅致许寿裳信［G］//王世家，止庵．鲁迅著译编年全集(3)．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1918年7月5日鲁迅致钱玄同信［G］//王世家，止庵．鲁迅著译编年全集(3)．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G］//王世家，止庵．鲁迅著译编年全集(3)．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鲁迅．坟·我之节烈观［G］//王世家，止庵．鲁迅著译编年全集(3)．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导论［M］．夏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