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管窥文学创作中的叙事模式

赵 丽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从《聊斋志异》管窥文学创作中的叙事模式

赵 丽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人鬼爱情模式是《聊斋志异》中最常见的叙事模式。从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的角度分析可知《聊斋志异》和其他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阻挠模式”。叙事模式的研究为文学作品的评定提供了新的准绳，经典之作永远是那些继承并能够超越叙事模式的作品。

聊斋志异;叙事模式;叙事语法;阻挠模式

一、《聊斋志异》中的叙事模式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狐怪，讲述了各种各样的花妖狐怪故事，的确是读者关注和了解狐怪世界和死亡世界不可错过的视觉和心灵盛宴。这些纷繁的故事和人物充斥心灵的同时，也会令读者混淆内容和情节，在不甚熟悉的情况下容易张冠李戴。但是这些故事并不是无踪迹可循的，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不同篇目的情节人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不同篇目也有一定的叙事模式。

《聊斋志异》中最常见的模式莫过于一个书生碰到一个女鬼，然后和这个女鬼相好，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男主角大多数是个书生，这个书生大多是郁郁不得志的，这里所指的郁郁不得志主要指科举不顺利，或者正在苦读中，还未功成名就的，如《连城》中的乔生、《画皮》中的王生。或者至多也就是个名士或举人，如《阿宝》中的孙子楚、《画壁》中的朱举人。碰到的这个女子要么是个女鬼，如聂小倩，要么是个成了精的女妖怪，其中以狐怪居多，如胡四姐、红玉、小翠等，当然也有其他精怪，如花姑子是个獐子精，莲花公主是个蜜蜂，阿纤是个老鼠精。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一定要漂亮，而且是异乎寻常的美。男女主角相遇的时间一般是晚上，地点一定要空旷，例如《狐嫁女》中是在一个闹邪的空宅院里，《小谢》中也是在一个废弃的宅院里，《青凤》中是在一个荒废的楼台馆里，《聂小倩》中是在一个庙里。然后男女主角会相好恩爱，女主角与当时封建社会里的女性相比要开放主动得多。当然也会有一些反对势力出来阻止男女主角相好，这种故事情节一般出现在有荒废空宅子的故事中。因为这个荒废的空宅子够一个鬼狐家族居住，这里女主角的父亲通常会出面阻止，如《青凤》;也可能是男主角的父亲出面阻止，如《红玉》。这些反对势力也包括一些势力更为强大、妖术更加厉害的妖精，如《聂小倩》中小倩就受金华那个妖精胁迫不得不害人来供奉妖精;也可能是受母亲、姐妹的要挟，如《鸦头》。男女主角的结局一般是终成连理的，如《婴宁》、《聂小倩》，一些男主角还会受到女主角的庇佑，如《红玉》中冯相如家道渐兴，富裕起来，并且还中了举。《聂小倩》中宁采臣最后也考上了进士。结局也有不了了之的，如《画壁》中朱举人如做了一场梦一样，只是发现壁画上那个美丽的垂髫拈花少女发髻变成了螺髻高翘。还有男女主人公不幸分离的，如花姑子为救安幼舆元气大伤，只留了个孩子给他，安幼舆也未再娶。也有女鬼是坏角儿的，《画皮》中王生被那个女鬼害得不浅。

这里只是列举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最常见的一种人鬼爱情故事叙事模式，另外还有许多叙事模式:有关于动物奇异的，如《赵城虎》、《蛇人》、《鸽异》;有关于异域世界的，如《夜叉国》、《罗刹海市》;有关于科举的，如《考弊司》、《王子安》、《续黄粱》，等等。《聊斋志异》里的叙事模式仔细挖掘还有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

二、用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分析《聊斋志异》的叙事模式

法国批评家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研究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是从语言学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但是他的这种方法对文学作品叙事模式的研究也有指导和启发的作用。托多洛夫认为:“小说叙事则是作为小说谓语的人物行动通过连接和转化完成的，所谓连接，是指小说叙事中前一个行动引发后一个行动，相连相续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过程……所谓转化，则是指小说叙事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使情节连接的平衡状态被打破，由平衡转为不平衡，再转为新的平衡。”［1］449

托多洛夫对薄伽丘《十日谈》用“叙事语法”进行了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了代表作《＜十日谈＞的语法》，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下面以《十日谈》中的两个故事为例:

故事1:修女伊萨贝塔与情人幽会被发现，别的修女去请女修道院长惩罚她。正与男修道院长同床的女院长慌乱之中将情人的短裤当头盖裹上，被伊萨贝塔在将要被罚时当众揭露，伊萨贝塔免于受罚。

故事2:穷石丘的妻子庇诺奈拉乘丈夫不在家时与情人幽会，不料丈夫提前回家，情急之中她让情人藏进一只酒桶，并骗丈夫有人想买这只酒桶而正在察看，丈夫信以为真，她逃脱惩罚。

托多洛夫把这类故事抽象为下列句法结构:

这个句法结构图示中，“→”表示叙事过程中两个行为之间的承继关系，“{”后的部分则是叙事过程情节转换方式及其结果的两种情况:前一种情况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转化，后一种情况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连接。通过分析，托多洛夫发现，故事的叙事结构有两个基本单位，即陈述与序列。陈述是叙事的基本单位，相当于语言中的“词类”相对应的实体，如“X违犯戒律”，它无须进一步描述和简化，序列则是指构成一个完整故事的各种陈述的汇集和排列，它相当于语言中的句段，如“X违犯戒律→Y必须惩罚X→X设法免受处罚→Y相信X没有违犯戒律”就是一个序列，序列是叙述的最小完整形式，一个故事可以有多个序列，但至少必须有一个序列。［1］449-450

依照托多洛夫“叙事语法”的观点和他对《十日谈》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聊斋志异》进行比对分析。以《聊斋志异》中最常见的人鬼爱情叙事模式为例，这种叙事模式中包含多个序列，有相同的序列，也有不同的序列。《青凤》、《鸦头》、《聂小倩》中男女主人公走到一起都有反对势力出来阻挠，如青凤的父亲、鸦头的母亲、小倩的上级(势力更强大的妖精)，不同的是青凤的父亲最后是受了耿去病的恩情默许了他们，鸦头和小倩的反对势力则是被消灭了。所以，《青凤》这个故事可以简化为:“耿去病和青凤想在一起→青凤的父亲阻止他们在一起→耿去病和青凤设法在一起→青凤的父亲同意他们在一起”，用X代替耿去病和青凤，用Y代替青凤的父亲，则这类故事可以抽象为“X想在一起→Y阻止X在一起→X设法在一起→Y同意X在一起”。不同于《十日谈》的是，这里的X是指两个人，把这两个人看成了一个整体。当然我们不能拘泥于《十日谈》的这种模式，把任何故事都往上面套，那样只会更牵强。不同故事的叙事有不同的序列，关键是怎样一个序列最能概括这个故事，但是必须保证的是最小序列的陈述是不能再被描述和简化了。这样就灵活了，我们可以概括出《聊斋志异》中更多的叙事模式。与《青凤》雷同，把X作为男女主人公整体，把Y作为反对势力，则《聂小倩》、《鸦头》的故事可以抽象为:“X想在一起→Y阻止X在一起→X设法在一起→X在一起”。这里的Y并没有同意X在一起，而是X努力设法争取来的，这个法可能是X消灭了Y，如《聂小倩》中宁采臣和聂小倩用燕赤霞赠的皮口袋把金华的妖精给收服了。这个法也可能是外来力量Z把Y给除去了，如《鸦头》中是鸦头性情暴虐的儿子王孜把鸦头的母亲给除掉了。

以上只是故事中的一个序列，这里只是分析了《聊斋志异》的几种简单的叙事模式。《聊斋志异》虽然每篇字数有限，但是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还是很强的，一个故事包含着多个序列，不同类型的篇目也有不同的叙事模式。

三、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模式

从《聊斋志异》的叙事模式看，很多文学作品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同样具有相似性，存在着一定的叙事模式，如明臧晋叔的《元曲选》和隋树森的《元曲选外编》。先举两种类型的故事进行分析，如才子佳人模式的和浪子回头模式的故事。才子佳人模式的有乔梦符的《金钱记》、石子章的《竹坞听琴》、白朴的《墙头马上》、乔吉的《两世姻缘》、关汉卿的《谢天香》与《金线池》、王实甫的《西厢记》与《破窑记》等等。浪子回头模式的有萧德祥的《杀狗劝夫》、秦简夫的《东堂老》和郑德辉的《王粲登楼》等等。

首先来看才子佳人模式。这个模式与《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模式非常相似，只不过女主人公变成人了，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书生遇到一个美丽动人的千金小姐，然后受到女方父亲(母亲)，或者男方父亲的阻挠。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男女主人公的相爱很少受到男方母亲阻挠的。或者男女主人公本是有婚约的，但是男主人公却是一介落魄书生，女主人公的父亲或母亲就不认账了，硬要让男女主人公以兄妹相称，而且把男主角留在家中，这不是“引狼入室”吗?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挣扎努力，最大的努力莫过于男的一定要状元及第，而女的在这期间只能默默相守数载，待到再次相逢时才算圆满。总之，故事一定要符合封建道德规范，洞房花烛夜一定要是金榜题名时，一定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逾越礼，一定要“发乎情，止乎礼”。以《西厢记》为例，这个模式和《聊斋志异》中《青凤》的叙事模式十分相似，也可以抽象为:“X想在一起→Y阻止X在一起→X设法在一起→Y同意X在一起”。

再来看浪子回头模式。这个模式中浪子通常是放荡不羁或恃才傲物或冥顽不化，有的还会结交一些狐朋狗友。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些狐朋狗友通常只有两个人，而且一定叫做柳隆卿、胡子传，这与小姐身边的丫头只有一个，而且基本上一定叫做梅香是一样的。这个浪子总是不辨好坏，看不清事实的真相，只有让他经历了一些磨难后，他才会明白谁对他是真的好。例如《杀狗劝夫》中孙华妻巧设杀狗计，让其夫看到了柳隆卿、胡子传的不助反害的卑鄙的一面，知道了患难见真情的道理。《东堂老》中扬州奴被坏人引诱败光家产，东堂老暗中买下，待其醒悟后尽数归还，帮助扬州奴恢复家业。

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才成功取回真经，每一次劫难的叙述都有一定的模式。其中妖怪要么是被唐僧师徒消灭的，要么是因为妖怪势力太强大，借助外来力量消灭的。这个模式与《聊斋志异》中《鸦头》、《聂小倩》的叙事模式类似，可以抽象为:“X要去取经→Y阻止X去取经→X设法去取经→X去取经”。这里的X代表唐僧师徒整体，Y指妖怪，这个办法可以是唐僧师徒自己战胜，也可以是外来力量Z的帮助。

四、“阻挠模式”及文学作品的优劣辨析

经过上述探讨，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中其实蕴藏着很多叙事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很普遍，在这里暂且把它命名为“阻挠模式”，就是主人公在做某事时，会有一种力量来阻碍主人公达成某事，主人公此时就要设法战胜这种力量或说服这种力量，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看来这种模式就多了，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曹雪芹《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被封建社会扼杀的爱情，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和他的梦想追求等等。

叙述模式的存在有利也有弊，首先它可以提供文学创作的范式，为特定故事树立一定的准则和规定限度。但是，如果作者只是因循守旧，徘徊在特定的叙事模式中不去创新，就容易落入俗套。就像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研究，它属于结构主义的范畴，本身也存在着缺陷。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在文学研究中不加改造地照搬语言学模式，势必忽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忽视文学与社会历史，与作家、读者的复杂联系，而使它成为一种孤立的语言现象，使文学的审美性丧失在对于文学语言结构的观察之中”［1］452。

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也发现了文学创作中的叙事模式，并在《红楼梦》中借贾母之口阐述了他的观点。第五十四回中，两个女先儿给讲了一个《凤求鸾》的故事，刚开了个头，贾母就猜着了后来的故事:

贾母笑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个男人家，满腹的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就说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便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鬟?你们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2］408

正如曹雪芹借贾母之口所言，文学创作不能因循守旧，在固有的模式上徘徊而不求创新。那些模式一样，情节曲折度、艺术水平一般的作品终将被淹没在文学海洋中，在人云亦云中被混淆、被遗忘。这些固有的叙事模式是我们优秀的文学历史传统流传下来的，千百年来被人们反复运用传唱的，应该被文学家辩证地批判地继承，并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再创造。从叙事模式角度看，我们可以知道有的作品被湮没，而有的作品则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知道经典为什么能成为经典的一个原因，这也是笔者之所以探讨叙事模式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所在。

［1］马新国.西方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责任编辑 张 琴】

Viewing Narrative Mode in Literature Writing from “Strange Stories from a Lonely Studio”

ZHAO Li
(School of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The loves between persons and ghosts are very common narrative mode in“Strange Stories from a Lonely Studio”.From the “narrative grammar”by Tzvetan Todorov it can be analyzed that in literary works like “Strange Stories from a Lonely Studio”there is an ubiquity of“obstructive mode”.The study on narrative mode offers new yardstick for the evaluation on literature works，and classical works are always those that inherit and surpass narrative mode.

“Strange Stories from a Lonely Studio”;narrative mode;narrative grammar;obstructive mode

1672-2035(2011)01-0087-03

I207.41

A

2010-11-26

赵 丽(1989-)，女，河南济源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