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因·两翼·论争:《孟子》研究发展的三条基本进路

张小稳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秦汉至今,对其人其书的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时间,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包罗万象。新世纪以来,《孟子》学术史成为《孟子》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孟子》研究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迄今为止,出现了三部通史性著作(1)三部通史性著作分别是:董洪利的《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黄俊杰的《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王其俊的《中国孟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近10部断代史著作(2)断代的孟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唐、宋代和清代,汉唐的成果主要有郭伟宏的《赵岐〈孟子章句〉研究》,广陵书社2014年版;李峻岫的《汉唐孟子学述论》,齐鲁书社2010年版;周淑萍的《先秦汉唐孟学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兰翠的《唐代孟子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宋代的孟学史研究著作主要有方俊吉的《孟子学说及其在宋代之振兴》,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周淑萍的《两宋孟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清代的孟学史研究著作主要有刘瑾辉的《清代〈孟子〉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李畅然的《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数百篇研究论文,对各个断代以及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于两千年来《孟子》研究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缺乏关注和思考。笔者不揣浅陋,从纷繁复杂的《孟子》研究中抽绎出《孟子》研究发展的三条基本进路,以期展现《孟子》研究发展的基本轮廓和发展脉络,祈请学界诸君指正。

一、 政治与学术:《孟子》研究发展的两大动因

秦汉至今,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经历了四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汉代,由诸子而传记,由孟荀而孔孟。秦及汉初设七十博士制度,《孟子》仅是其中之一,与诸子等同。汉文帝时,设《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传记博士,《孟子》逐渐从诸子中脱颖而出。在儒学内部,孟子和荀子在战国时期显名当世,并驾齐驱。西汉时期,学者们多将孟荀并列,司马迁作《史记》,将二人列入同一传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也多次孟荀并称。西汉中期之后,孟子的地位开始提升,常常与孔子并称。东汉时期,孔孟并称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赵岐直称其为“命世亚圣之大才”(3)赵岐:《景宋蜀刻本孟子赵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第二阶段是唐宋时期,孟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得以确立。中唐之后,韩愈作《原道》,认为孟子是儒家道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要追溯儒家的本源必须自孟子上溯,要开辟儒家的未来也必须自孟子开始。宋儒进一步对孟子的道统地位进行肯定,二程说道:“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4)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7页。朱熹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思想一脉相承,展现了由孔子而曾子、而子思、而孟子的道统传承过程。1244年,南宋理宗下诏褒赞朱熹,正式确立了孔子之后、宋代之前孟子的道统地位。

第三阶段是元明清时期,孟子由国公而亚圣,《孟子》升格为经,科考必备。北宋神宗年间,在王安石的推动下,神宗下诏封孟轲为邹国公,配享孔庙;改革科举考试,将《孟子》列入科举考试之中,跻身经书行列。元朝建立之后,承袭宋朝的科举制度,规定从《四书》中出题,且用朱熹的《集注》。这标志着朱熹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也标志着《四书》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与五经并列,一直延续到清末。随着《四书》地位的提升,孟子的地位也上新台阶,元文宗下旨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世宗直接尊奉其为亚圣。

第四阶段是民国至今,孟子丧失政治和学术的统治地位,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客观的研究对象。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结束了四书五经统治的时代,《孟子》从圣坛上跌落下来。新文化运动全面批判了儒家的思想学说,指出儒家学说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必须废弃和改造。新中国建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儒学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被研究、改造和利用。

在《孟子》由诸子而传记而经、孟子由孟荀而孔孟而国公而亚圣、孟子研究由零星而大盛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和学术是背后两只重要的推手。在《孟子》学术发展史中,受到政治影响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汉代,第二次是宋元时期,第三次是民国至今。西汉中期,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中央集权空前加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尊儒家思想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改七十博士制度为五经博士制度,汉代经学因之大盛。经学家们注释经书,需要博览群书,融会贯通,《孟子》作为五经的重要传记著作,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为学者们所青睐,因而成为五经之外的主要研究对象,催生了《孟子》研究专著的诞生,如赵岐的《孟子章句注》、程曾的《孟子章句》、郑玄的《孟子注》、高诱的《孟子章句》、刘熙的《孟子注》等,孟子也逐渐由与荀子并称转为与孔子并称。

如果说汉代独尊儒术只是在学术领域促进了《孟子》研究的发展,宋元时期政治的影响则不仅促进了《孟子》研究的长足发展,而且在社会面上普及了《孟子》教育。宋代由于《孟子》成为科举考试必考科目,《孟子》一书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之书、公立学校的主要教材,从而走入千家万户,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孟子》一书的掌握程度,成为地方官员奖励学子的重要衡量标准。《孟子》研究自宋代之后也呈爆发式增长态势,据朱彝尊的《经义考》统计,宋代《孟子》研究著作共计106种;元明时期由于四书统治地位的确立、孟子被尊为亚圣,《孟子》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堪称显学,研究内容也由考据和义理扩展至词典类、汇编类和资料类,明代还出现了由皇帝下诏、翰林院学士主持编写的《四书大全》;清代的《孟子》学研究,据刘瑾辉先生统计,各类著作总和达500多种,(5)刘瑾辉:《清代〈孟子〉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如果将四书学的《孟子》研究也计入在内,则有1500种左右。(6)李畅然:《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民国之后,由于政体的转变,儒学从统治地位上跌落下来,《孟子》研究显得冷清了许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加之文革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孟子》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

《孟子》学术史受到学术内部驱动而发展的亦有三次,第一次为汉代,第二次为唐宋时期,第三次为明清时期。汉代的表现并不十分突出,主要是对五经的注解而催生了《孟子》注解著作的产生,前已述及,兹不赘述。

唐宋时期的内部驱动直接催生了宋明理学的诞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家的理论危机、佛教的大量传入、道教的产生与发展,儒学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佛道二教大盛,佛寺道观林立,遍布大江南北,佛道教徒不事生产,也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徭役,白白地消耗国家财富,增加人民的负担,引发各种社会危机。面对如此危局,儒学只有从理论上战胜佛道二教,才能重回独尊地位。

为了寻找理论资源和精神资源,唐宋时期的思想家找到了《孟子》。理由有三:第一,孟子得孔子之道真传;第二,孟子力辟杨、墨之说,卫道有功;第三,孟子的心性学说是重构儒家理论的重要资源。经过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的努力探索,至朱熹终于构建起以“理”为核心的儒家理论,在理论上彻底战胜佛道二教。《孟子》研究在此过程中亦得到了飞跃式提升,两宋时代的《孟子》研究著作有106部,超越前代之和数倍,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有进行音释的、有进行通俗讲解的、有进行注疏的、有进行义理阐发的。如孙奭的《孟子注疏》被十三经注疏所收录,朱熹的《孟子集注》为《孟子》研究之经典,至今仍是学习研究《孟子》的必读之书。

同时,在理论内部,亦有理学和心学之争,理学主张“性即理”,心学主张“心即理”。南宋时期便有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元明之后,朱熹理学被定为一尊,但心学一系在明代经过王阳明的发展亦蔚为大观,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要从根本上解决理学和心学之争的问题,必须重回经典,考释经典原意,于是乾嘉学派便诞生了。这是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要求。余英时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便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而作,他说:“原来程、朱与陆、王之间在形而上层面的争论,至此已山穷水尽,不能不回向双方都据以立说的原始经典。我由此而想到:为什么王阳明为了和朱熹争论‘格物’、‘致知’的问题,最后必须诉诸《大学古本》,踏进了文本考订的领域?……这岂不说明:从理学转入经典考证是16、17世纪儒学内部的共同要求吗?”(7)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总序》,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孟子》考据研究也在清代大放异彩,涌现出了一大批考据学名著。

当然,政治和学术对《孟子》学术史的推动,并不是单线进行的,而是交织在一起,互相促进,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如汉代,政治上的独尊儒术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儒学内部的发展直接催生了《孟子》研究专著的诞生;唐宋时期,孟子道统地位的确立,最初是源于儒学内部发展的需要,后来政治上的肯定才使《孟子》教育普及于社会,并促使《孟子》研究呈爆发式增长态势;清代《孟子》研究的大盛,有政治上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亦有学术内部重回经典的需要。

二、 考据与义理:《孟子》研究发展的两翼

考据和义理是《孟子》研究的两种方式。考据即考证,是通过考核事实和归纳例证,提供可信材料而得出结论的研究方法,包括对文献的字音、字义、词义的注释,作者的生平事迹、文献所涉及的时间、地理、名物制度等的考证,广义的考据还包括资料收集、版本校勘等方面的内容。义理是对文献的思想内涵进行阐发,有的重在阐释,有的重在发展。从考据和义理两分的角度可以将《孟子》学术史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汉唐,以考据为主,义理为辅;第二阶段为宋代,第三阶段为元明,第四阶段为清代,均表现为考据与义理并重,清代更侧重考据,但亦不乏义理之作。民国至今,因为已经进入近代学术体系,研究方法多元化,就不列入讨论。

汉唐时期,研究《孟子》的著作主要有赵岐的《孟子章句注》、程曾的《孟子章句》、郑玄的《孟子注》、高诱的《孟子章句》、刘熙的《孟子注》、綦毋邃的《孟子注》、陆善经的《孟子注》、张镒的《孟子音义》、丁公著的《孟子手音》等,这些著作均以注释字音、字义、词义为主,兼有对句、段的解释,体现了汉唐时期经学的特点。这些著作,除赵岐《孟子章句注》流传于世外,其他著作均已亡佚。赵岐《孟子章句注》的特点是在每章的后面有章指,概括或引申该章内容主旨,书末的《孟子篇叙》阐述了孟子七篇顺序安排的内在逻辑,是一部以考据为主、兼具义理的著作。

宋代由于孟子地位的提升,研究《孟子》的著作大增,这些著作多以《孟子解》《孟子注》《孟子讲义》等命名,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考据与义理兼顾。目前流传下来的考据类的著作主要有孙奭的《孟子音义》《孟子注疏》、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中关于孟子的笔记等。《孟子音义》以诠释字音为主、间或夹杂一些字义的解释,《孟子注疏》是第一部以“疏”的形式出现的《孟子》注本。王应麟《困学纪闻》中的孟子研究多是史实考证、材料补充、词义文字辨析等内容,间或有一些义理方面的心得体会。义理类的著作主要有朱熹的《孟子集注》、游酢的《孟子杂解》、张栻的《南轩孟子说》、苏辙的《孟子解》等。《孟子集注》是朱熹倾毕生精力完成之作,在深入阐释孟子思想的同时,也构建起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南轩孟子说》围绕着孟子的思想脉络,深入浅出地阐释孟子的思想要旨;《孟子解》是苏辙读《孟子》的心得体会,有许多对孟子思想的阐释和发挥,说理透彻,评论精当。

元明时期,由于四书学被尊为官学,孟子被尊为亚圣,《孟子》研究成为显学。这一时期考据类的主要代表作品有赵惪的《四书笺义》和史伯璿的《四书管窥》,二书对朱熹《集注》与《孟子》书中所提及的名物制度、历史事实、所引书籍以及天文、地理、历学、算学等进行考证,对疑难问题进行考证,与其他各家注释进行对比,考订辨析。随着考据学的深入,对资料的范围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出现了词典类、汇编类和资料类的著作。词典类的如《四书图史合考》、薛应旂的《四书人物考》、钟惺的《诠次四书翼考》、陈禹谟的《四书名物考》、陈仁锡的《四书人物备考》、徐邦佐的《四书经学考》等;汇编类的有《四书辑释》与《四书大全》,资料类的有《孟子杂记》、《三迁志》等。义理类的著作主要有金履祥的《孟子集注考证》、许谦的《读四书丛说》、袁俊翁的《四书疑节》、蔡清的《四书蒙引》等,都是对朱注中的疑难问题进行阐释,或对朱熹忽略的地方进行补充说明;王阳明的《传习录》则是在继承、阐释孟子思想的继承上,构建了自己心学体系。

清代是《孟子》研究的鼎盛时期,由于乾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孟子》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批考据学名著。如朱彝尊的《孟子弟子考》、阎若璩的《孟子生卒年月考》和《四书释地·孟子》、周广业的《孟子四考》、崔述的《孟子事实录》、翟灏的《四书考异》、张宗泰的《孟子七篇诸国年表》。内容从孟子的生平事迹如生卒年月、宦游经历、师承、弟子,到《孟子》一书的作者、编排顺序,再到《孟子》书中人、事、时、地、典章制度的考证等,无不涉猎;还出现了《孟子》辑佚类著作和对前代《孟子》研究著作的补正类著作,前者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后者如将仁荣的《孟子音义考证》、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等。同时,义理类的经典之作也不断涌现,主要有黄宗羲的《孟子师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康有为的《孟子微》等。黄宗羲和戴震在阐释孟子思想的同时,分别构建了自己气一元论和气本论的思想体系;康有为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西方现代政治学理念融入对《孟子》的解说中。焦循的《孟子正义》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考据与义理兼具的《孟子》研究集大成之作。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考据和义理构成了《孟子》研究的两翼,既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影响。考据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考据内容逐渐扩展、丰富。汉唐时期以注释《孟子》中的字音、字义、词义为主;宋代出现了这方面的集成之作《孟子音义》和《孟子注疏》;元明时期侧重《孟子》中所提及的名物制度、历史事实、天文地理、历学算术、动物植物、各种器物、所引书籍等的考证辨析;清代出现了系统地考证孟子生平事迹、宦游经历、弟子的著作。考据对象由《孟子》发展至孟注,汉唐宋时期的考据主要围绕着《孟子》本身进行,元代之后,由于四书学的发展,出现了对朱熹《孟子集注》的考证辨析之作,清代出现了对孙奭《孟子音义》、赵岐《孟子章句注》的补正之作等。

第二,考据的深度、精细度愈益增强。赵岐的《孟子章句注》多直接注释,孙奭的《孟子注疏》由于粗疏错漏因而在很长时间内被怀疑是伪作;元代之后对《孟子》的考据日益精深,史伯璿的《四书管窥》将《孟子》的各种注本进行比对,指出异同,考订辨析;清代的考据更是遍览古籍、详细比对,发现史实于毫发之间,焦循为了辨析“博”与“弈”的关系,引用了20余种各类书籍中的相关论述,加以辨析考证,得出二者“同类不同事”的结论。

第三,资料的范围越来越广。就引证资料而言,赵岐的《孟子章句注》和孙奭的《孟子注疏》除儒家经典之外,很少引证其他资料,元代赵惪的《四书笺义》引述各种典籍120余种,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引用各类书籍826种10796次,征引著作类型无所不包,十三经、清代的官修史书一应俱全,诸子著作几乎全部囊括、丛书、类书无一遗漏,即使不常见的书籍,也尽量全部收集,(8)刘瑾辉:《清代〈孟子〉学研究》,第285页。资料价值至今无人超越。就研究资料而言,明清时期的《三迁志》将资料范围由《孟子》本身扩展至孟氏家族、后世对孟子的加封表彰和历代知识分子对孟子的评价等,由文字资料扩展至图像资料,由传世文献扩展至碑刻文献等。

历经近两千年的发展,《孟子》考据学由涓涓细流汇聚成汪洋大海,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成果。如赵岐对“折枝”“齐东野人”的解释,孙奭《孟子音义》对中古音韵系统的保存、《孟子注疏》中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释,赵惪对朱注“大故,大丧也”、“史迁所谓农家者流”的补充矫正,清人对孟子生卒年月、宦游经历、弟子等的考证几成定谳,成为我们的知识底色,日用而不知。

义理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孟子》及孟注的阐释;第二,在阐释孟子思想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个问题内容较多,将另文探讨;(9)张小稳:《一部学术史,亦是一部思想史——以〈孟子〉学术史为例》,待刊。此处只述及第一个方面。历代对《孟子》义理的阐释也有一个逐渐深化和拓展的过程:第一,对孟子思想的理解逐步深入。如《梁惠王上》第6章有“定于一”,赵岐的解释是“孟子谓仁政为一也”(10)赵岐:《孟子赵注》,景蜀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将“一”释之为“仁政”;孙奭承袭这一说法,说“言定天下者一道,仁政而已”(11)廖名春、刘佑平整理:《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朱熹的解释为“王问列国分争,天下当何所定。孟子对以必合于一,然后定也”(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6页。,将“一”释为“统一”;许谦进一步认为这是孟子看到了当时天下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做出的判断,并且只有安定且统一才是“定于一”,(13)许谦:《读四书丛说·孟子上》,清道光咸丰间大梁书院刻清同治七年王儒行等印经苑本,第660页。这样的解释既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孟子思想的实际,超越了前辈学者对这句话的解释。其他的诸如对“仁之实,事亲是也”、性善论的解释等,不胜枚举。

第二,由孟子的政治社会思想深入到哲学思想。赵岐对孟子思想的阐释主要体现在章指上,或概括孟子思想、或进一步说明孟子的用意、或对原文进行补充,但都停留在政治社会思想的简单阐释上,对孟子思想中哲学概念的解释则显得捉襟见肘。如《尽心上》第38章“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赵岐将“形”解释为“君子体貌尊严也”,将“色”解释为“妇人妖丽之容”,句意为人的形体容貌,是人天性的体现,只有完整地保持天性的人才可以有这样的形体容貌。(14)赵岐,《孟子赵注》,景蜀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47页。这样的解释显然不符合孟子的愿意。宋代游酢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形者,性之质也。能尽其性,则践其形而无愧矣”(15)游酢:《游定夫先生集》卷二《孟子杂解》,清同治六年和州官舍刊本。,即形体是人性本质的外在表现,如果能尽量发挥人性之善,那么它就完全能从外部形体上表现出来,人性的外向表现就是践形,深入孟子哲学之阃奥。

第三,对孟子思想的阐释提出新见,甚或提出不同于孟子或朱注的见解。汉唐时期鲜有对孟子思想提出不同看法者,宋代之后则不同,如苏辙对孟子义利观的阐释,认为行仁义可以名利双收,追求利则名利皆失,名利和仁义是统一的,不同于孟子的仁义与利相对立的观点;袁俊翁的《四书疑节》中对《孟子》思想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所揭示,如“‘九一’‘什一’之说何不同?”“孟子曰:‘言语必信。’又曰:‘大人者言不必信。’何欤?”等;蔡清的《四书蒙引》认为“性即理”中的“理”不是朱熹所说的天下的普遍之理,而是人的内心之理等。

当然,考据与义理并不是截然两分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考据类著作中不乏义理的阐发,义理类著作中亦不乏字词释义与史实考证,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考据类著作材料丰富,考证详细,弥补了义理类著作在训诂考据方面的不足,省却了读者检索资料的麻烦,是义理类著作很好的辅助读物。义理类对思想主旨的把握、提升和发挥,有助于考据时思考方向的把握;如《滕文公下》第2章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赵岐的解释为“广居,谓天下也。正位,谓男子纯乾正阳之位也。大道,仁义之道也”(16)赵岐,《孟子赵注》,第188页。,因不擅长哲学思考而不得孟子思想之要领,对词语的解释似有而无,对理解原文没有什么帮助;朱熹的解释为“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66页。,因为能够透彻理解孟子的思想,所以一语中的,简洁易懂。因而,考据和义理缺一不可,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孟子》学术史发展的两翼,推动《孟子》学术史走向深入。

三、 尊孟翼孟与疑孟非孟:《孟子》研究在论争中前行

《孟子》学术史上第一个批评孟子的是荀子,他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才剧志大,闻见博杂。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18)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4-95页。

意思是,大体上遵照先王之道,却不知道其纲领要义,自认为志向高远、学识渊博,依据以往学说而创仁义礼智信五常学说,偏离儒家正轨,不能自圆其说,却大言不惭地说,这才是孔子学说之要义。子思倡之在前,孟轲和之在后,世俗之儒不知其非,欣欣然学习之、传授之,以为这就是孔子、子游的学说,是子思、孟轲的罪过。后世疑孟、非孟者亦不乏其人,所以一部《孟子》学术史,亦是一部尊孟、翼孟与疑孟、非孟的论争史,这部论争史主要由四个阶段构成:汉代、唐代、宋代与明代,下面分述之。

第一阶段,汉代杨雄、赵岐的尊孟与王充的刺孟。西汉孝文帝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传记博士,擢孟子于诸子之中。杨雄尊孟子而抑诸子,将孔孟并提;赵岐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孟子》之书是“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将孟子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充亦称孔子为圣人,孟子为贤者,荀子仅为通览之人,在其代表作《论衡》中也多次将孔孟并提。王充在尊孟的同时,亦非孟,作《刺孟》一篇,专门对孟子提出批评。

王充对孟子的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批评孟子的理解错误。如《梁惠王上》开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何以利吾国乎?”孟子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王充质疑说,利有两种,一种是财货之利,一种是安吉之利。孟子没有弄清楚梁惠王问的是哪一种利,就径直回答,是答非所问。再如,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充质疑说,帝喾、尧、舜、禹四位圣王相继出现,并没有间隔五百年;禹之后至汤有千年之久,从汤到周文武王亦然;周文武王之后至于孟子之时,七百年间没有圣王出现;那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法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二、批评孟子自大,失谦让之礼。《公孙丑下》第10章,“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盍为我言之?”齐王想让孟子和弟子教育国人,让大臣时子转告孟子,孟子不答应,说“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王充认为孟子的回答是不合适的,说富贵是人人所向往的,但是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受,孟子为什么不说“受十万非其道”而说自己不贪富贵呢?再说,接受不接受别人的馈赠或爵禄与贪不贪没有什么关系,孟子为什么不说“已无功”或“已致仕,受室非理”呢?

三、批评孟子言行的自相矛盾之处。《公孙丑下》第2章载齐王因病不见孟子,孟子亦装病不见齐王的使者,并且以德齿之尊自居;同篇12章载孟子离开齐国,“三宿而出昼”,在昼县住了三个晚上才离开,希望齐王能够将自己召回。对于孟子前后行为的巨大差异,王充批评说,如果孟子不见和想见的是一个王,为什么前轻而后重呢?如果不是一个王,孟子在前王时不离开,在后王时却离开,说明后王不如前王,为什么不见前王而却希望后王将自己召回呢?

四、批评孟子的天命思想。《尽心下》第2章,孟子说:“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意思是尽力行道、为道而死的人是正命,犯罪而死的人不是正命。王充认为命和人的道德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有德行的人也可能死于非命,没有德行的人却也可能免死封爵。如孔子不能称王、颜渊早早夭折、子夏失明、伯牛得了传染病,比干因进谏而被剖心、伍子胥因进谏而被煮于镬,都不是正命;窦广国和同伴一百多人都睡在煤洞里,煤炭崩塌,其他人都死了,只有窦广国活了下来,后来还封了侯,窦广国没有什么高尚的德行,却也有正命。

王充对孟子的批评,较少涉及孟子的思想主张,除了在天命思想上二人有所不同外,其他的批评都是针对孟子的言行,大多过于苛刻,有的曲解了孟子的原意。这一时期的非孟并未形成思潮,主要与批评者的个人思想见解有关。王充的《论衡》本就是一部反对当时主流思想的学术批评著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19)黄晖著:《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79、1180页。的写作目的,对当时虚妄的学术观点一一进行批驳,对前代的思想家亦不例外。他不仅有《刺孟》,亦有《问孔》《非韩》,对他认为不对的言行与观点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其中不乏苛刻过激之词。《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20)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2页。

第二阶段,唐代尊孟、翼孟与疑孟。魏晋南北朝时期,《孟子》研究基本陷入停滞,唐代中期,随着《孟子》研究的复苏,出现了尊孟的呼声,赵匡、杨绾、皮日休等官员都曾建议将《孟子》列入科举考试的内容,韩愈从道统的角度将孟子抬高到道统传人的关键地位。晚唐人刘轲特别喜欢《孟子》,研究较为深入,著有《翼孟》,白居易称赞其“于圣人之旨,作者之风,往往而得”。(21)朱彝尊:《经义考存》卷二三二《孟子二》,清乾隆四十二年刻本,第6051页。可惜的是,这本书在宋代之后亡佚了,我们无法睹其真容,因为白居易的称赞才为后人所知。

与此同时,疑孟现象也同时存在,主要表现在对《孟子》一书作者的怀疑上。唐代之前,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司马迁所说的孟子与弟子合作完成,一种是赵岐所说是孟子所作。唐代,韩愈首先提出怀疑,说孟轲的书,并不是孟子自己所著,而是孟子去世之后,门徒万章、公孙丑记录孟子所说的话而成。晚唐人林慎思赞同韩愈的观点,认为是《孟子》乃其弟子所撰,不能准确完整地表达孟子的思想,为了更好地阐释孟子的思想,他做了《续孟子》一书。全书亦分为十四篇,以人名为篇名,采用孟子与弟子对话的体例,其书流传至今,观其内容,与《孟子》并无太大不同。

这一时期的疑孟与唐代中期之后的疑经思潮有关。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经典传播变得容易,之前较难获得的五经、诸史成为普通士子手边的常用书,加之科举制度的刺激,研习经史成为热潮。同时,为了应对佛道二教的冲击,儒家思想急需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思想家们纷纷超越汉唐注疏,直面经典,希望从经典中获取思想资源和灵感。从唐中期开始,出现了疑经思潮,学者们先是批评汉唐经学,对注疏之学的权威性提出怀疑,之后在对儒家传世经典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经典的作者、时代、篇章结构提出怀疑,对《孟子》一书作者的怀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第三阶段,宋代尊孟、翼孟与疑孟、非孟的激烈论争。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对孟子十分推崇,在他的推动下,孟子得封国公,配享孔庙,《孟子》一书进入科举考试,由子升经,王安石因而被称为孟子升格运动中的第一功臣。在学术领域,从宋初三先生,到张载、二程,再到南宋的杨时、游酢、朱熹等,不断对孟子的道统地位进行肯定,直至南宋理宗下诏正式确定孟子的道统地位,孟子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对《孟子》的批评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出现了尊孟、翼孟与疑孟、非孟激烈论争的局面。

从北宋至南宋,疑孟非孟的著作主要有:司马光的《疑孟》、苏轼的《论语说》、李觏的《常语》、陈次公的《述常语》、傅野之的《述常语》(陈、傅二人为李觏的弟子)、刘原之的《明舜》、张愈之的《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刘道原的《资治通鉴外纪》、晁说之的《诋孟》《奏审皇太子读孟子》、郑厚叔的《艺圃折衷》、李著的《楚泽丛语》、邵博的《疑孟》等。针对疑孟非孟思潮,捍卫孟子学说的思想家也纷纷著书立说,进行反驳,主要有张九成的《孟子传》、余允文的《尊孟辨》和朱熹的《读余隐之〈尊孟辨〉》等。

双方的论争主要围绕着王霸论、君臣观和道统论三个问题进行。孟子和孔子对王政和霸政的看法不同,孔子认为王政和霸政是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由霸政而王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对于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的管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孟子则认为霸政是和王政对立的,王政是“以德行仁”,霸政是“以力假仁”,所以春秋五霸是三王的罪人。非孟派因此认为孟子不仅没有继承孔子的学说,而且到处劝诸侯行王政、一统天下,目无天子、不守君臣纲纪,和孙子吴起的智谋、苏秦张仪的诈术一样会使天下大乱。对此,翼孟派回应说,孟子所说的王政,并不是王者之位,而是王者之道,孟子劝诸侯行王政,并不是劝他们王天下,而是以仁义的方式、而非战争的方式取得天下。

孟子提出相对的君臣观,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22)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6页。;对于有才能的贤士,君主应该视之为师。在齐国,孟子因为齐王的怠慢而不见齐王的使者。对此,非孟派纷纷批评,说孟子连最基本的君臣大义都不遵守,鲁哀公召孔子,“孔子不俟驾而行”,哪怕经过国君的座位,都恭敬谨慎;周公德高望重,还在年幼的成王面前称臣;孟子劝诸侯作汤武那样的圣人,不是目无天子吗?翼孟派回应说,孟子不见齐王使者是有具体原因的,而且,在朝廷之上,要以爵为尊,无论多么德高望重,都要以君臣相称;但是对于没有官位的圣贤之士,则要以齿德相尚,天子要像对待老师一样对待他们。

基于对孟子王霸论和君臣观的批评,非孟派认为孟子没有能够继承孔子的学说,而力图将之排除在道统之外。翼孟派回应说孔子作《春秋》,以维护衰微的周王室;孟子游说诸侯行王道、施仁政,虽然具体的政治行为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所传的道是相同的。即孔子之道和孟子之道都是为了天下百姓不受战乱之苦,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

宋代翼孟派和非孟派激烈论争的实质,首先是变法态度之争。王安石变法以《孟子》作为重要的思想依据,并且作《孟子解》,作为推行新法的载体。司马光作《疑孟》,针对的就是王安石的《孟子解》,南宋倪公思一语道破,有人问他说:“司马温公乃著《疑孟》,何也?”他回答说:“盖有为也。当是时,王安石假孟子大有为之说,欲人主师之,变乱法度,是以温公致疑于《孟子》,以为安石之言未可尽信也。”(23)白珽:《湛渊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本。其次是君统和道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是时代精神之争。疑孟非孟站在君统的角度,从现实主义出发,力图维护君主的权威、维护君臣上下的等级秩序,而对孟子的相关思想和言论提出批评。翼孟则站在道统的角度,从理想主义出发,希望民众看到孟子思想中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其实,双方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好国家,现实的政治统治也同时需要这两种思想,可谓殊途同归。

第四阶段,明代的删孟与卫孟。元代,孟子被尊为亚圣,《孟子》一书因是四书之一而被定为一尊,超越五经之上。可是明洪武年间,朱元璋读《孟子》,当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样的语句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样的话“非人臣所宜言”,并且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24)全祖望:《鲒埼亭集》卷35,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清姚江借树山房刻本,第1392页。恰巧这年京师(今江苏南京)的文庙落成,朱元璋下令取消孟子配享文庙的资格,并且下诏不允许大臣就此事进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乱箭射死。可是,有一个名叫钱唐的大臣并不害怕,并且表示愿意为信仰而献身,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25)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迎着箭雨冒死进谏。这一大无畏的英勇行为感动了朱元璋,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妥当,于是一面派人为钱唐治伤,一面又恢复了孟子的配享地位。

孟子配享的地位虽然恢复了,但是朱元璋对《孟子》书中的一些言论仍然如鲠在喉、如芒在背,怎么办呢?有一个名叫刘三吾的翰林院学士,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孟子》中不利于君主专制统治、思想较为激进、“词气抑扬太过”的言论删去,出了一本《孟子节文》。这一办法甚得朱元璋的欢心,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诏将《孟子节文》作为钦定教材,颁发给各级学校,并规定凡所删内容不得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17年之后,《孟子节文》遭到全国上下的普遍反对,永乐九年(1411),明成祖废除《孟子节文》,恢复《孟子》原本作为科举考试的权威定本。这一幕闹剧完全是因为朱元璋个人的专制主义思想而致。

两千年来,《孟子》历经风风雨雨,无论如何被怀疑、被非议,都不能掩盖它的思想光芒。一部著作是否具有穿越历史的价值,不在于被尊、被翼,或被疑、被非,而在于它是否具有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元素。孟子身处战国时代,尊道统,辟异端,辨王霸,以王道、仁政、民本、性善、心性论为核心思想,在那个以力相胜的时代,显然有些“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说“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26)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切中肯綮。唐代之后,由于儒学复兴、思想转型的需要,孟子尊道统、辟异端的精神,性善论、心性论的思想主张成为理学重要的精神和思想资源,因而在中世之后大放光彩。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科技发展、知识爆炸所引发的人文价值危机,孟子思想仍然是重塑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孟子》一书必将载着这些思想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四、 结语

一部《孟子》研究史,时而低吟、时而高歌,时而沉寂、时而绽放,时而拘谨、时而奔放,犹如一部调式复杂的华彩乐章。透过这部乐章,我们看到,一部学术经典的命运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三点:第一,要能够契合时代的需求。时代的需求既包括政治的,也包括学术的、社会的,《孟子》在汉代地位的提升,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独尊儒术对儒家学术资源的需求,《孟子》在唐宋时期地位的上升,主要是儒学为回应佛道二教、重构儒家心性理论的学术与社会需求,《孟子》在清代被重视,亦是解决学术内部论争的需求。第二,要具有穿越时空的理论价值。《孟子》思想以王道、仁政、民本、性善为基本要素,其中,王道、仁政、民本是孔子仁的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和发展,是任何一个时代由乱而治、长治久安的妙药良方;人性善的主张,不仅提出了人生而本善,而且指向人性向善、可善的思想维度,符合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期望,因而具有永恒的价值。第三,要具有开放性,可以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一部《孟子》研究史,亦是一部《孟子》思想发展史,《孟子》仁政、性善的基本主张,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丰富、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因而能够历久弥新、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