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早年教育思想的历史演进

李 莉

(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董必武是武汉地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者和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董必武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历史时期，其间绝大部分时间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教育有关。他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或亲身从事教学工作，或与他人合作办学，或指导同仁办学、从教，或从事学校的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教育管理经验，将教育思想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模式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一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得益于担任塾师的父亲和四叔，董必武自幼就接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他五岁开始上学，之后先后跟随父亲、四叔、姑夫在黄安县城内外的私塾读书，他白天在书院跟班上课，晚上在油灯下刻苦攻读。1903年5、6月，董必武“先后参加了黄安县、黄州府科举考试，都榜上有名，获得附学生员(即附生)，中了秀才。”[1](p18)1905 年，经本县名人阮毓崧介绍，董必武赴武昌报考文普通学堂。经过严格考试，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文普通学堂。在等待入学期间，董必武借住在日知会，结识了革命党人刘静庵。从那时起直到毕业，虽然董必武没有正式加入日知会，但是，日知会阅览室实际上成为他吸收新思想和新知识的重要场所。日知会秘密购买的各种进步书刊，尤其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有许多良好的影响”。[2](p16)日知会举办的各种演讲活动，尤其是刘静庵慷慨激昂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董必武的内心世界。经过多次交往，刘静庵成了董必武心目中的英雄和启蒙师。

文普通学堂不同于旧式私塾，学堂的课程中西兼有，学生的思想活跃，十分关心国家大事。董必武经常和爱国革命青年宋教仁、田桐、查光佛等人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谈论革命党人在海内外筹建革命组织等情况，参加日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他第一次读到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吴贡三的《孔孟心肝》等书籍。经刘静庵介绍指点，董必武还阅读了被清政府查禁的《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等。[3](p15)通过与爱国革命青年的交往和阅读日知会的进步书刊，董必武眼界大为开阔，思想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认真研读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文章后，董必武了解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观点和主张，深为这些民主革命先驱的爱国热情和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所感动、所折服。经过深入思考和鉴别，董必武痛下决心抛弃旧的仕途，也抛弃康梁民主宪政思想的影响，开始向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转变，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民主而努力奋斗。

在文普通学堂(1908年改为湖北省第一中学堂)学习的五年时间里，董必武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朴素的“恨官吏”、“仇洋人”、“恨地主豪绅”的自发感情，逐步上升到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理智行动。1910年10月，董必武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湖广总督瑞澂向宣统帝保荐为“拔贡”——这是当时对学业和品格最优等学生的最高奖赏和荣誉。按常规，董必武将会由此走上“学而优则仕”的坦途。做官的仕途又一次向他招手。但此时的董必武根本就不想涉足封建官场，他已经转变为一位民主主义革命者。董必武的教育思想也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由“个人本位”的教育观转变为“社会本位”的教育观。

二

1911年春夏之际，董必武先后在麻城县立高等小学教国文、在黄州府中学教英文和国文。同年10月13日，在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董必武立即赶赴武汉投入辛亥革命。由于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表现突出，董必武赢得了革命党人的普遍好评。同年12月，经同邑刘兰松推荐，董必武到武昌军政府理财部任秘书，加入同盟会，并参与重新组建同盟会湖北支部，被推为支部评议部评议员。为了让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军属子弟能接受教育，董必武、张国恩发起创办了江汉公学，“初以招、考革命烈军属子弟受教育为目的”，推张祝南为校长，“教职员大多数系两湖总师范毕业生，校监、教习之待遇仅以供伙食或伕马费”。[4](p16)“二次革命”失败后，董必武于1914年1月东渡日本留学，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这期间，董必武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5](p39)翌年 6 月，受孙中山的派遣，董必武和张国恩一起回国准备组织策动军队的反袁活动。然而，他们的行动早已在中日政府布置的密探的盯梢和监视之中。险恶的政治环境和密探的人员构成，使董必武思考的救国之路有了新的变化。他在与张国恩联名给友人姚汝婴的长信中写道，“吾国普通社会知识之幼稚诚无可为讳”，“人民良楛，以官吏为转移”，认为“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希望政府将教育“与钱谷刑名平视之”。[6](p73)

如果说创办江汉公学是董必武兴办教育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那么，提出“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则为董必武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之际，董必武与友人敞开心扉倾诉对时局、革命道路以及革命方法的见解，提出“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的重要思想，主张政府应将教育“与钱谷刑名平视之”，充分体现了董必武救国忧民的远大抱负，这不仅在董必武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三

1919年初，董必武在上海主持湖北善后公会期间结识了李汉俊。李汉俊几乎天天去湖北善后公会与董必武等人交流思想，讨论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把带来的日文版《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借给他们阅读。早在日本留学期间，董必武就开始接触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没有认真地研究。通过与李汉俊等人的交谈和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读，董必武进一步认识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认为“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五四运动爆发后，董必武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态势，他亲眼目睹了上海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革命运动的实践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对十月革命的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的反思，董必武自觉地从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教育思想也随之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思想开始确立。

确定了新的革命道路和新的依靠力量，就应该从宣传新思想和培养新型人才入手。董必武等人反复研究后一致认为，办报纸和办学校不仅是最能唤醒群众和接近群众的有效方法，而且也是最能发挥知识分子优势和特长的有效途径。由于筹款困难，办报计划遂成泡影。于是，董必武等几位“抱着革命宗旨”的同仁就专心筹办学校。经过精心筹备，私立武汉中学于1920年3月正式开学，“董必武之弟董贤珏(觉生)、张国恩之子张仁达、外甥余泽涵(义民)”等成为武汉中学的第一批学员。[7](p14)

武汉中学是董必武走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道路后所筹建的一所新型学校。虽然创办初期，武汉中学教职工和学生的思想动态比较复杂，但是，从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该校明确规定以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为宗旨，始终坚持以启发和灌输革命思想相结合的教育教学原则，主张多招收贫寒家庭的子弟，尤其是农村青少年入校学习。从1920年春武汉中学开学到1928年遭桂系军阀封闭的八年时间里，董必武在校任教长达五年，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其主要措施有:降低报考费、学费及其他开支;自编教材;采用白话文教学;采取启发式教学;允许男女同校、同班;强调学生民主参与管理;开展阅读报刊等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采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模式，鼓励学生参加公益活动，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等等。为了将武汉中学办成一所新型学校，董必武规定以“朴诚勇毅”作为校训，通过“身教”来感化、激励和教导学生。这期间，董必武除了在武汉中学承担两个班的国文教学任务和学校管理工作外，还在两湖师范兼任教务主任，在湖北女子师范、第一师范、启黄中学等学校兼课，将其教育教学思想带到这些学校，他崇高的个人品质和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赢得了武汉教育界的普遍赞扬。这一时期，董必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思想体系已基本形成。

董必武教育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与董必武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是董必武在对其革命活动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第一次历史性转变发生在1905年董必武进入文普通学堂前后，促使其思想转变的是他的“良师益友”刘静庵。[8](p7)在进入文普通学堂之前，董必武结识了刘静庵，受其启发，董必武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进入文普通学堂之后，董必武经常参加日知会举办的各种演讲活动，与具有爱国革命思想的同学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发展前途。经过深入思考之后，董必武决心抛弃旧的仕途，由朴素的“恨官吏”、“仇洋人”、“恨地主豪绅”的自发感情向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转变，其教育思想开始由追求个人功名的“个人本位”教育观转变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社会本位”教育观，教育内容的重点是学习和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形式以阅读书刊和参与演讲活动为主。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董必武以接受教育为主，其教育思想还处于萌芽时期。

第二次历史性转变发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促使其思想转变的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李汉俊。[9](P292)二次革命”失败后，董必武悲愤交集，深感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遂与友人负笈东瀛，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15年，有感于国内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民众的愚昧无知，董必武提出“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的主张，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目标。五四运动前，董必武在上海结识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最权威的启蒙师李汉俊，他认真地阅读和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边读书边联系辛亥革命后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幕幕历史场景，又一次对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方法和发展前途作了深入思考，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董必武在革命运动中亲眼目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开始由民主主义革命者自觉地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思想开始确立。五四运动结束后，董必武回到武汉，与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这一时期，董必武不仅将“教育”作为“救亡之第一策”，而且在教育实践中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他一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一边亲自参加学校管理和从事教学工作，并对学校的教育和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思想已基本形成。

[1]《董必武年谱》编纂组编.董必武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2]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M].香港:香港万源图书公司，1978.

[3]李东朗，雷国珍.中共一大代表丛书·董必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4]红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红安文史资料(第二辑)[Z].1991.

[5]《董必武选集》编辑组.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蔡寄鸥.四十年来闻见录[M].武汉:震旦民报社，1932.

[7]李莉.董必武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研究[J].兰台世界，2012，(3).

[8]红安县革命史编写办公室编著.红安县革命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9]董必武传记编写组.董必武传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

[10]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A].“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