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茅堂集》序言略论

刘开田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 黄冈438000)

顾景星撰著的《白茅堂集》①前有序言十篇:金州喻成龙撰写的《白茅堂文集序》，三韩张士伋撰写的《顾赤方征君诗文集序》，顾景星自撰的《白茅堂集叙》及后叙，《乐府钞自叙》，淮南陶征撰写的《南渡集序》，黄冈杜绍凯撰写的《顾子诗钞序》，新建陈弘绪撰写的《顾黄公诗集叙》，华亭沈麟撰写的《跋顾黄公集》，顾昌撰写的《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顾昌摘录的诸家评语等。这十篇序言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介绍顾景星的人生经历和精神品格

康熙岁次癸酉十月朔日(1663年10月初一)，顾景星第三子顾昌撰写《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简述了其父的生平事迹。

除了《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这篇序言对顾景星的一生作了简略的回顾之外，在顾昌所写的另一部书《耳提录》中则比较详细的记载了顾景星一些具体的生活细节，如《耳提录》中“杂记”“论诗文”“制举说”等篇。淮南陶征的《南渡集序》对顾景星的一生也有叙述。

顾景星忠君爱民的精神品格一直贯穿在其人生经历之中。其五岁时，“岁饥，荆王命有司元夕张灯，家人衣以彩襦纵往观，府君蹙然曰:‘何不以此赈饥，吾不愿往’。”少年时代便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崇祯十七年，“马士英使人密诏附己，府君力却。”不与阉党为伍。在清兵南下之时，“命以原职随征闽，府君力辞。”清朝建立之后，在仕途上顾景星更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决裂的态度。“顺治十六年诏征天下山林隐佚之士，抚藩强之不起。”“康熙戊午诏求鸿儒六科，公荐府君，称其专心诵读，雅擅诗文，品行端方兼精字学，论者以府君为无愧云。府君力以病辞。”以顾景星的才情和声名，在仕宦之路上本可一帆风顺，但他显然不同于曾赞美过他的龚鼎孳，“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顾景星多次拒绝清朝的科举考试，尤其是对康熙戊午诏求鸿儒六科的病辞，更体现出他的崇高的民族气节。

恬淡自然是顾景星性格的另外一面。“府君既性不好名，又寂自韬晦。”“府君天性纯挚，与物无竞，虽横逆终无怒詈。”“府君曰:不然，吾有三事，善饮酒，性静，生平计恩不计怨耳。”顾昌的这些叙述表明了顾景星的这种性格特点。顾景星在临死之前的晚上，指《秋山图》云:“老人家在青溪住，绕屋青溪万章树。有时曳杖看青云，写入秋风辋川句。”唐朝诗人王维晚年隐居辋川，顾景星晚年杜门白茅，对恬淡自然生活的向往，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正是两位诗人的共同之处。梅川张仁熙为顾景星撰铭，其中有句:“有美一人宛清扬，高风靖节谁与方?吁嗟千载留文章。”这正是顾景星精神品格的写照。

二、顾景星的著述概况

顾景星先是自订其文若干卷，以后陆续将其诗文若干卷续入其内，曰《白茅堂集》，并在康熙丁未(1667年)七月望撰写《白茅堂集叙》:

黄公自叙曰:“《三经蒙解》若干卷，《戒史》七十卷，《纪五行灾异举史》三十卷，《纪选举燕京物纪》十卷，《黓兄集》二卷，《茅轩集》三十八卷，《津门三书》四卷，先君子壬午以前作也。《童子集》三卷，《愿学集》八卷，《书目》十卷，景星壬午前作也。癸未正月《癸亥并先世遗集》毁于寇。《石柜集》六卷，《五经论孟说》七卷，《读史平论》二十卷，《历代改元考》八卷，《蕲州志》六十卷，《素问灵枢直解》六卷，《针灸至道》三卷，《焦氏筮法》二卷，《玉京捂录纪道家言》一百卷，先君子癸未以后作也。《顾氏历代列传》五十卷，《阮嗣宗咏怀诗注》二卷，《李长吉诗注》四卷，《读史集论》九卷，《贉池录》百十八卷，《南渡》《来耕》二集七十三卷，盖岁有增者，景星癸未以后作也，丙午十二月壬子毁于火，《南渡集》有选钞在宣城施氏、梅式，钱塘宋氏，山乐郭氏，武进杨式、邵氏，宝应陶氏，桐城何氏，莱州姜氏，丹徒江氏，商丘练习，黄山沙门楚云，厺取不同，历年增损复异，《阮诗注》有本，今在俟官许氏。《李诗注》镇江谈氏录数十条，刻《十字注》于济南当火作，室人取《南渡》《来耕》十之三，幼儿自塾奔归取十之一，人问钞写儿辈随收即兹集也，故无岁月先后……”

顾景星是按照编年的体例记录其父和自己的若干著作。之所以按照编年的体例，顾景星在《后叙》中认为:“盖编年可以考岁月时地，征问学之就，将应时之骪曲，故古人以编年为善本。”

《白茅堂集叙》还介绍了著作的流传情况。如记录在癸未正月，《癸亥并先世遗集》毁于寇;《南渡》《来耕》二集七十三卷毁于火，《南渡集》选钞和《李诗注》的流传情况。

因为《白茅堂集叙》写于1667年，完稿于晚年的《黄公说字》并没有记录在内。顾昌在《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记载了这本关于文字学的书籍:“又撰《黄公说字》以正《正字通》之误。”

顾景星一生的著述非常丰富，其流传状况也很复杂，《四库全书库目总要·卷一百八十一·集部三十四·别集类存目八》有关于顾景星著述的记载:

景星有《黄公说字》(一百三十卷)，已著录。景星著述甚富。初有《童子集》三卷，《愿学集》八卷，《书目》十卷，皆崇祯壬午以前作，明末毁于寇。《顾氏列传》十五卷，《阮嗣宗咏怀诗注》二卷，《李长吉诗注》四卷，《读史集论》九卷，《贉池录》一百八十卷，《南渡集》、《来耕集》共七十三卷，皆崇祯癸未以后作，康熙丙午毁于火，仅《南渡》、《来耕》二集，存十之三四。乙酉、丙戌之间，又有《登楼集》、《避地泖淀集》亦皆散佚。《白茅堂集》是集，为其子畅所辑，而其子昌编次音释之。凡赋骚一卷，乐府一卷，诗二十二卷，文二十卷。……

以上记载可以同《白茅堂集叙》相互佐证。

三、《白茅堂集》传世的原因

金州喻成龙曾说自己在顾景星小照中论过其文，后来顾昌在《白茅堂集》行将授梓行世之际，又嘱喻成龙为集作序。在这篇《白茅堂文集序》里，喻成龙认为《白茅堂集》能够传之于世有两大原因。

经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侵入性操作、曾住ICU及住院时间长是骨科老年患者术后发生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3）。

其一在于顾景星重文章之“心”。“夫人固有为文而自得于己者矣，卷舒乎天地万物之间，或传也听之，或不传也亦听之，而无所系，系于其心。”文章能否传诸于世，喻成龙认为不关乎其它，主要在于文章之“心”，即取决于文章的思想感情。《白茅堂集》包括乐府民歌、诗赋、策论、志论、奏疏、史论、传记、序文、铭诔、杂著等凡四十六卷，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仅以其乐府诗而论，“有诅咒不义战争、哀悼阵亡将士的诗歌，有反映北方民族混战情景的诗歌，也有反映商贾别离情怀的诗歌。而至于富者的荒淫，贫者的饥馁，官吏的贪暴，士庶的困顿，征人的血泪，家人的怅望，游子他乡的苦楚，孤儿寡妇的悲伤，沽客商妇的相互怀恋，痴男倩女的双双热恋也无不触及。同时，对于北疆壮丽辽阔的景色，南国锦秀蓊郁的山川，北方各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南方士民婉转热烈的情怀，也无不表现。”[1](P19)《白茅堂集》里的诗文思想内容与其乐府诗歌比较接近，总体上体现出的是顾景星儒家的济世情怀，这种情怀就是喻成龙所说的“心”。“故其集中散行之文与声律之文，率衷雅正。”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说“先生盖以必传系其心者也。”

其二在于顾景星的文章具备有本之学。文章流传于世除了要有正面的思想感情之外，还需要一定的机遇。“而其必欲传者，天下文人之通情也，而传不传又视乎幸与不幸也。”喻成龙认为天下文人的通情是无不欲使自己之文传于后世，但能否传于后世又有幸与不幸之别。接着喻成龙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其间幸不幸亦有有本无本之辨。”即便是机遇幸运，也有有本之学与无本之学之别。而“如先生者，幸矣而有本以致之者也籍甚。”曾有公卿向天子推荐顾景星为官，但顾景星担心做官损其读书怀古之志，因而辞归，一心一意朝夕研究文章学问。顾景星同时“又惟恐其人以无本之学讥之也。”看来顾景星的文章是重视文章的学问，因此其文“又于其事当剖晰是非异同者，无论官曲繁重纤细，靡弗出其精识以断之。”这就是其文有本之学的表现。后顾昌把《白茅堂集》授梓给曹寅，而曹寅“是能文者，是能知先生学之有本者。”因此，《白茅堂集》得以流传，并且该集刊刻达十余次之多，居清代湖北和黄州诗人诗集刊刻次数之首。

四、对顾景星诗文的评价

顾景星的诗文在清初流传不是很广泛，这与顾景星那种甘于平淡不求闻达的性格有关。但其诗文的成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从一些文人对其诗文的评价就可略知一二。序言中的“诸家评语”是顾昌摘录当时文人对其父诗文的十数条评价而组成，评价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顾景星乐府诗的评价。在《白茅堂集》里，最为人称颂的是顾景星的乐府诗歌，兹列几例加以说明:

商丘练石林诗曰:“顾侯才似海，乐府妙无双。”

周屺公曰:“黄公乐府上下八千年，纵横一万里。又曰:读顾先生乐府，知其胸中原本正大。”

汤次曾曰:“予和西涯乐府多矣，不敢自谓过前人，亦庶几近之，及见顾先生乐府，不觉失其步履。”

谈长益曰:“黄公乐府是千余年来第一手。”又曰:“气象万千。”

田纶霞语陈子山曰:“昨见顾先生乐府，虽骤不能解，然望而知其光焰万丈。”

在顾景星的诗文里面，他的乐府诗歌得到人们的首肯不是偶然的。从幼时起开始学诗的顾景星，不到二十岁就有诗作一囊，稍长酷嗜汉乐府诗歌，并认为:“故必知乐府而后可言诗。”(乐府钞自叙)对乐府诗歌的喜爱乃至于研究，为其乐府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前提。

其次是对顾景星诗歌风格的评价。如:陈其年曰:“黄公诸诗，力厚而气完，笔健而法密，五百年无此作矣。”宋蓼天寄秦补念曰:“昨睹顾先生不独其诗文雄迈千古，窥其胸臆，应是管葛一流人物。”顾诗丰富的内容、雄迈的风格、诗法的严谨，从以上的评价中可以看得出来。

再次是关于顾景星诗歌的师承。有的认为顾景星的诗歌虽宗法杜甫，但又不为其所束缚，既能深入其中，又能熔铸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特点。如沈友圣书七律后曰:“近人学杜者，空同雄而杂大，复英而织，俱得其偏，若沧溟则又守而不变，步摩诘李颀后尘，则近之欲入少陵之室，则未梦见黄公此调有独行之妙。”空同和沧溟是明代著名诗人李梦阳和李攀龙的号，他们分别是前后七子中的代表人物，在文学上主张复古，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尽管顾景星和李梦阳、李攀龙在诗歌上都向杜甫学习，但沈友圣以为李梦阳的诗“雄而杂大”，李攀龙则“守而不变”，独顾诗有“独行之妙”。这与徐伯调的评价有类似之处:“大概似杜，以不似处得似。”顾景星的诗歌在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之外，在艺术的借鉴上也能汲取百家之长，求变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自成一家。何令远云:“太白之放少陵之严长吉之精浑乎出之是，真一代风骚之主!吾师乎黄公是哉!”李白的豪放，杜甫的严谨，李贺的精深等各种特征在顾诗里面都有体现。

顾景星是一代宗盟，霸才，张公亮曰:“弼自石斋卒私幸可自为霸，而不幸遇赤方，嗟乎!止矣，不得不俯首而为之臣矣。”当时的东南名宿，除张公亮外，还有周简臣，钱牧斋等一批文人，对他“皆敬惮之。”所以张士伋这样高度评价顾景星的诗歌:“与唐之李、杜，宋之欧、苏，并传不朽哉。”(《顾赤方征君诗文集序》)

注释:

①本文所据《白茅堂集》系福建省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

[1]余彦文.顾景星和他的乐府民歌[J].黄冈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