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和朱利安：凌叔华与伍尔夫的文学桥梁

刘爱琳，令昕陇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江苏连云港 222006）

意识流写作手法在20世纪初兴起之后很快从西方流传到了中国，作为意识流小说先驱的弗吉尼亚·伍尔夫（1888—1941年）自然受到了中国作家和学者的关注。她的理论和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作家受到英国意识流作家伍尔夫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留学英国的中国文人直接阅读伍尔夫的英文原著，从而受到她的影响，如徐志摩、萧乾等人；二是身在国内、通晓外文并具有深厚西方文化素养的中国作家通过其他方式受到伍尔夫的影响，如李健吾、凌叔华、林徽因、张爱玲等人。无论徐志摩、萧乾，还是李健吾、凌叔华、林徽因、张爱玲，他们都未曾与伍尔夫谋过面，都是通过阅读伍尔夫的理论著作、文学作品、日记、书信而受到伍尔夫影响的。由此可见，中国现代作家与伍尔夫在精神上有了契合之后才产生了文学上的关联。要谈论中国现代女作家凌叔华受到伍尔夫的影响这一话题，有两个人物是绕不开的：一个是享誉世界文坛的中国现代作家徐志摩；另一个是英国文化精英集团——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第二代诗人朱利安·贝尔。他们是凌叔华通向伍尔夫的桥梁。

一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第一个与享誉世界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发生关系并最早向国内推介该文化圈核心人物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与意识流技巧的中国作家。1923年，徐志摩在《曼殊斐尔》中提到了意识流代表作家伍尔夫。1929年，他在《关于女子》中又两次提到伍尔夫，还转述了伍尔夫著名的女性主义论著《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观点。徐志摩说：“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国一位名小说家做的，她说妇女们想从事著述至少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间屋子，这让她随时有关上或锁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华银有六千元）的进益。她说的是外国情形，当然和我们的相差得远，但原则还不一样是相同的？”[1]647这个“名小说家”指的就是伍尔夫。徐志摩还是最早尝试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中国现代作家。卞之琳在《徐志摩选集序》里评价道：“他的《轮盘》这篇小说不但有一点像凯瑟琳·曼斯斐尔德（曼殊斐儿）现代小说，而还有一点维吉妮亚·伍尔孚意识流小说的味道。如其不错，那么他在小说创作里可能是最早引进意识流手法。”[2]481还有学者认为，徐志摩的其他小说“几乎都体现着‘意识流’的构思特征”[3]438。20世纪20年代，徐志摩在剑桥求学时，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有较多的接触，并与这个文化群体的核心人物——美学家罗杰·弗赖成为了好友。伍尔夫是这个文化圈的主要成员之一。徐志摩在读了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之后，崇拜之心油然而生，请求罗杰·弗赖向当时已在西方文坛享有盛誉的伍尔夫引荐自己，“请你看看是否可以带我见见这位美艳明敏的女作家，找机会在她的宝座前焚香顶礼”[4]121。不知什么原因，徐志摩未能如愿。徐志摩在《〈轮盘〉自序》中写道：“我念过胡尔弗夫人，我拜倒。”[5]3徐志摩是个才高八斗的中国作家，能够顶礼膜拜一位从没谋过面的外国女性作家，并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留下了她的印痕，应该说是伍尔夫深邃的思想和超俗的意识流创作技巧吸引了他。

徐志摩是第一个向中国文坛介绍伍尔夫这位西方女性主义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和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家。从徐志摩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屋》的女性主义思想释放出来的强大能量和她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巨大影响力。作为“新月派”的领袖人物，徐志摩对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阐释、在创作上对意识流技巧的借鉴深深地影响了同是“新月派”主要成员的凌叔华、林徽因。凌叔华是徐志摩的密友，有一件事足以证明他俩的亲密关系。在追求林徽因不成功的情况下，徐志摩把凌叔华当作倾诉对象，在痛苦的半年时间里，写了七八十封信向凌叔华倾诉内心的苦闷与忧伤。徐志摩曾经说凌叔华是他的同志，事实也确实如此，徐志摩曾将不便由自己保管的陆小曼的一箱私人信件、日记等交与凌叔华保管。在凌叔华的文学创作历程中，她的艺术趣味深受徐志摩的影响。美国学者李欧梵在《现代性的追求》一书中指出，维吉尼亚·伍尔夫的那份遗产传给了两位女作家，即凌叔华和张爱玲[6]239。凌叔华受到伍尔夫的影响，与徐志摩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意识流技巧的接受与传播有莫大关系。

二

如果说徐志摩在凌叔华对伍尔夫的接受过程中所起的是间接作用的话，那么朱利安·贝尔则是凌叔华的直接引路人。1935年秋天，朱利安来到了中国，在武汉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因为这个28岁的英国诗人的到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掀开了出人意料的一页：中国作家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有了直接关联，中国女作家凌叔华与英国女作家伍尔夫书写了一段笔墨“神交”的佳话。

朱利安（1908—1939年）是伍尔夫姐姐范妮莎的大儿子，是毕业于剑桥的才子，被称作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第二代诗人。这个兼具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的年轻诗人，在28岁时为中英庚款事宜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东方古国，并与武汉大学签定了3年授课协议，主要教授“英国现代文学作家”“莎士比亚”和“英语写作”等课程。从来到风景秀美的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起，朱利安便与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茜滢（陈原）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朱利安在写给他母亲范妮莎的信中说，他跟陈茜滢一家呆了一个下午。他还告诉母亲，他们谈话的方式很自由，武汉大学“简直是内地的剑桥”。信中谈到的“院长的妻子”，便是陈茜滢的妻子凌叔华。正是这种“内地的剑桥”的感觉，让朱利安与比他年长8岁的凌叔华惺惺相惜、互生爱意。

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大多是有故事的人，凌叔华也不例外。凌叔华（1900—1990年）是中国著名作家、画家，出身于名门望族。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曾任直隶布政使，凌叔华是凌福彭的三姨太的孩子，排行第十。凌叔华早年所受的教育非同一般：她曾师从受慈禧太后宠幸的宫廷画家缪素筠学习绘画；她的英语家庭教师是一代怪杰辜鸿铭；1921年入燕京大学外语系读书，兼修英语、法语、日语；她的文学导师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级人物周作人。周作人将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推荐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并推荐她的小说《酒后》在陈茜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这两篇作品奠定了凌叔华在文坛上的地位。凌叔华还发表过小说集《花诗》《女人》《小哥两》等，形成了“闺秀派”风格，与当时文坛上的冰心、庐隐、冯沅君、苏雪林齐名。鲁迅评价说，凌叔华的小说“恰如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灵”[7]258。像凌叔华这样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开放思想的秀外慧中的中国女性，很容易引起朱利安的关注。而朱利安的妈妈是画家，姨母伍尔夫是作家，他本人身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是名副其实的诗人。因此，朱利安与凌叔华在文学艺术上的共同志趣更使得两个人相互吸引。朱利安在给母亲范妮莎的信中袒露了自己的情感，称凌叔华是他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是最聪明、最善良、最敏感、最有才华的女性，是唯一可能成为母亲儿媳的女人，因为凌叔华真正属于他们的世界。朱利安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尤其对凌叔华的大家庭生活感到好奇。他鼓励凌叔华撰写自传讲述自己传奇般的身世，实际上他也是在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创作思想来影响凌叔华。朱利安与凌叔华一道将凌叔华的小说《无聊》《疯了的诗人》等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上海英文刊物《天下》月刊上，并试图通过母亲范妮莎将凌叔华的这些小说发表在英国报刊上。更重要的是，朱利安将伍尔夫的作品介绍给凌叔华，不断地将自己与凌叔华的交往中发生的事情写在信里寄给远在英国的母亲范妮莎。他们的关系维持了十五六个月，最后因二人恋情暴露，朱利安不得不于1937年3月回国。朱利安一生向往革命和爱情，既然爱情丢在了中国，他于1937年7月前往西班牙战场，参加了反对法西斯的国际纵队。一个月后，朱利安战死在马德里战场上，年仅29岁。

在朱利安回国后，凌叔华与他仍然保持着联系。朱利安死后，凌叔华与朱利安的母亲范妮莎有书信来往。1938年，凌叔华开始与伍尔夫通信，一直持续到1941年伍尔夫落水自杀。凌叔华1947年去英国定居，这时距伍尔夫自杀已有六七个年头了。

关于与朱利安的交往，凌叔华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凌叔华与伍尔夫的通信原稿也散失了。凌叔华到达伦敦后，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在伍尔夫留下的遗物中找到了凌叔华给伍尔夫的手稿，凌叔华将这些找回来的小说编辑成《古韵》，于1953年在英国出版。这些手稿的主要内容是凌叔华回忆自己的童年，她每写完一章便寄给伍尔夫，伍尔夫回信加以评论。1952年，凌叔华在给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的信中说，写作这本书的计划是1938年首次写信给伍尔夫时产生的，伍尔夫是第一个也是唯一鼓励她继续写作的人。从后来发表的伍尔夫给凌叔华的信来看，确实如此，这些信多数是伍尔夫鼓励凌叔华写的。伍尔夫在1938年4月5日的信中说：“请考虑写你的自传吧，如果你一次只写来几页，我就可以读一读，我们就可以讨论一番。”[8]在1938年4月9日的信中说：“我要说的唯一重要的事，是请你撰写你的自传，我将欣然拜读，并作必要的修改。”[8]在另一封信中说：“你寄来的大作，我终于拜读了……我非常喜欢这一章，我觉得它极富有魅力……请写下去，放手写……我劝你还是尽可能接近于中国情调，不论是在文风上，还是在意思上。你尽可以随心所欲地、详细地描写生活、房舍、家具陈设的细节，就像你在为中国读者写一样。”[8]由此可见，《古韵》这部作品是凌叔华在伍尔夫的鼓励下尝试用英文创作的，也是在伍尔夫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

《古韵》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的帮助下得以在英国出版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朱利安生前的推介，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主要人物对凌叔华并不陌生。凌叔华到了伦敦后，通过朱利安母亲范妮莎的关系很快与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诗人韦斯特等人建立了友谊，《古韵》就是由伍尔夫与伦纳德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由著名诗人韦斯特写序的。《古韵》一直没有中文版，直到1991年（凌叔华去世后的第二年）才由中国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后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发行了大陆版。相较于《古韵》在中国的默默无闻，该书自1953年在英国出版之日起就获得了好评，许多主流报刊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环球》《观察家》都对此书进行了评论并给予赞誉。《古韵》还被英国读书协会评为年度最畅销作品，并翻译成德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影响很大。

当重新审视朱利安此人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凌叔华是由于朱利安的关系而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有了关联，更由于朱利安的穿针引线才与伍尔夫有了直接的书信来往。伍尔夫给凌叔华的信足以证明朱利安的桥梁作用：“我没有读过你的任何作品，不过，朱利安在信中常常谈起，并且还打算让我看看你的作品。他还说，你的生活非常有趣。”[8]“我听朱利安说，他们见到你多么愉快。”[8]这两个女作家的鸿雁传书对凌叔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二人没有这段交往，也就没有凌叔华的小说《古韵》。凌叔华与伍尔夫的通信，主要谈论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东西方女作家，能够持续地就一个话题展开讨论，应该是基于她俩内心深处女性意识的契合。

凌叔华与英国文化精英集团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关系，以及与伍尔夫的交流讨论，离不开徐志摩和朱利安的穿针引线。正是由于徐志摩和朱利安的牵线搭桥，凌叔华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书写了独特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