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析陶渊明“特立独行”的性格

李 锋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山东淄博 255130）

当代作家王小波有一篇小说，题为《一头特立独行的猪》，这使笔者想到了东晋诗人陶渊明。颜延之称陶渊明“物尚孤生，人固介立”[1]416“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旨达”[1]415，并评价他“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1]415。颜延之眼中的陶渊明，不正是“特立独行”的人吗？而陶渊明“特立独行”的性格主要体现在他富有孤介耿直的真性情，随心随性，自然洒脱。

一

从陶渊明一生的经历来看，“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可以说是他的两大精神支柱。陶渊明身处贫困之境，却能够化苦为乐，诚如他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所言，“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1]128（本文所引陶渊明诗文，均出自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他能够平静地对待一切、看淡一切，无论是做官抑或隐居，甚至生死。他的《拟挽歌辞》（其一）写道：“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去世前，陶渊明在《自祭文》中写道：“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无论他的诗歌还是文章，都反映了他对待死亡是如此的坦然与达观！

陶渊明的家世，《晋书·陶侃传》记述甚明。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为东晋开国元勋，军功卓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在《命子》诗中以特别崇敬的口吻称颂先祖的功德：“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和父亲陶逸都曾任太守。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称，陶渊明“祖茂，武昌太守。父某，安城太守”，并引陶茂麟《家谱》明言陶渊明的父亲名“逸”。陶渊明8岁时，父亲去世，家境逐渐走向衰微，“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陶渊明只能与母亲、妹妹三人艰难度日。

虽然时常处于贫困之中，陶渊明却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做人的操守，“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并序》）。而这“操守”，就是他早年接受的儒家思想——安贫乐道。他的诗文多次提及“穷”与“道”的关系，比如：“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二十首》其二）；“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二十首》其十六）；“水运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七首》其七）。他义正言辞地疾呼：“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七首》其四）不仅如此，陶渊明还把“安贫乐道”的操守付诸行动。萧统《陶渊明传》载：

（陶渊明）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报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1]421

陶渊明所有这些言行其实都源于儒家所倡导的“君子固穷”的价值观。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言，“儒家思想坚强地支持了他的安贫乐道”“儒家思想使他的坚强的人格多了一分色泽，也多了一番光彩”[2]146。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朝政极为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追名逐利、夸富比胜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是很难做到甘居贫困、固穷守节而不求荣华富贵的。但是，陶渊明做到了！

陶渊明曾做过几任小官，先是做江州祭酒，但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1]417。他在《饮酒二十首》的第十九首中这样写道：“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这说明他之所以做江州祭酒，主要还是因为生活贫困，所谓“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1]417，并非出于他的意愿。因此，他在江州祭酒任上没待多长时间就辞官而去。他最后一次出仕，也纯粹是因生活所迫、亲友相劝和叔叔的举荐，对此他在《归去来辞并序》中说得很明白，“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出于“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秫，过足为润”的考虑，陶渊明便无奈地做了彭泽县县令。陶渊明到任不久，郡督邮前来视察工作。县吏告诉陶渊明“应束带见之”[1]417。陶渊明大为不满，“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1]417，愤然于当日解绶去职，在任不足百日。陶渊明的这一次任职与第一次任职的原因何其相似，都是因为“家贫”；这一次离任与第一次离任的原因也何其相似，都与陶渊明“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1]317的性格密切相关。陶渊明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的乡下，一直憧憬的是“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二首》其一）的家居生活，以及“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的田园风景。他“少无适俗愿，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特别喜欢效仿古代的隐者，主张自耕而食。他提倡任性自然，极不愿意接受人为的束缚。

于是，自然与田园成了陶渊明最好的归宿，他的“质性自然”的本性在自然与田园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这是诗人生命外在性与内在性的同时完成，这样才能实现他‘纵浪大化’的人生理想”[3]115。“陶渊明在远离世俗的大自然境界中，找到了自己的真性所在，也在那里任自己的性情毫无拘束地得到发展，从而享受着人生的真正乐趣。”[4]135他归隐田园后创作的诗歌蕴含着超然淡泊、恬静幽雅的情怀，一股真性情在诗中沛然勃发。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

此时的陶渊明欣喜若狂，身心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从此以后，陶渊明“任真自得”的本性得到了充分释放，“真性情”回归了内心，他真正地做回了自己，还原了自我。他与邻里融洽相处，“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二首》其一）；“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他若喝醉了，便告诉客人“我醉欲眠，卿可去”[1]418。他“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江州刺史王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1]418。有时他也会跟孩子们开几句玩笑，“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他在《连雨独饮》中这样自白：“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他所说的“任真”，来自他“对得失、穷达、贵贱、贫富乃至生死的超脱，这使他的人生无入而不自得，在任何困顿贫乏的境遇中都能保持心境的怡然和乐”[3]400。他的《桃花源记》展现了他的社会理想，这理想宛如《列子·黄帝篇》中所描绘的黄帝梦游时见到的华胥国一样，“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5]24。而他的《五柳先生传》描绘的五柳先生，具有“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忘怀得失”“酣觞赋诗，以乐其志”[1]344-345的性格特点，其实就是他真实自我的写照。

二

陶渊明受到了后代文人尤其是唐宋诗人和词人的普遍认同，而这认同与他崇尚自然、追求真性的特立独行的性格密不可分。唐代诗人无论对陶渊明的文品还是人品都顶礼膜拜。诗圣杜甫有诗云：“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诗魔白居易不仅羡慕陶渊明的文思，“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题浔阳楼》），而且对他的生活态度与处事方式大加赞叹，“今来访故宅，森如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访陶公旧宅》）。至宋代，苏轼“在岭海间，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对陶渊明的人品更是赞叹不已，“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赞扬陶渊明说：“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人，贵其真也。”理学家朱熹对陶渊明也赞赏有加：“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6]101诗人陆游特别喜欢陶渊明，他在71岁时无限深情地回忆了年少时读陶诗的美好情景，“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跋渊明集》）。陆游还在《读陶诗》中对陶渊明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给予高度认同：“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退归亦已晚，饮酒或庶几。雨余锄瓜垄，月下坐钓矶。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7]2422；“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7]2491。

陶渊明在后世人的眼中好像一直是一个隐士，这主要源于《诗品》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并认为其诗“源出于应璩”[8]260。《宋书》与《晋书》都把陶渊明列入《隐逸传》。其实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也有过远大的理想与抱负，但是一直支配着他内心的却是一个“真”字。他追求真实本性、任性自然，因此喜欢为官时便尽职做官，厌烦了做官时便挂印归田，一切都取决于是否契合他的本性！

可以说，陶渊明是一个真正为“自己”活着的人，所以活得潇洒、活得自在。很多人认为陶渊明“逃离官场”的根本原因是他厌倦了官场的生活，不肯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显得很刚烈、有骨气。其实这是对陶渊明的一种“误读”。陶渊明“逃离官场”，“折腰”只是一个巧妙的诱因，主要原因还是他“顺心而为”特立独行的性格所致。

三

苏联哲学家伊·谢·科恩曾说：“在东方专制主义的桎梏下，自由只能表现在自我意识中。因此，在论及‘无我’问题的道家经典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富有人格色彩的天人观。在转折和危机时代，当传统思想不可能回答思想家所面对的问题时，这种天人观表现得最为强烈。例如六朝（220—589年）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它产生了新的文学人物类型，发展了肖像艺术，产生了自画像，个体的‘自我’成为哲学分析的对象，等等。”[9]85陶渊明就是一个在宏大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个体”自我，而这个独特的“个体”身上最突出的个性就是“真”与自然，也可以说“真”与“自然”是陶渊明一生追求的愿景。

“真”，是道家学派的哲学观念，用于人生方面则主张完全遵从内心去做人。只有“不离于真”的人才可“谓之至人”[10]1066，陶渊明可谓“至人”。陶渊明的诗歌中多次写到“真”：“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其五）；“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其二十）；“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由此可见，他对“真”独有情钟。

从这个意义上，陶渊明隐居乡间并非故作姿态，而是他“内心”的需要，是顺心顺意的结果。他的选择固然与魏晋时期士人追求个性自由的大环境有关，关键还在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正如戴建业所说，“他并不是要通过归隐向时人和后人陈列一具东晋王朝的政治殉葬品，而是以‘复得返自然’这一存在方式来展露人的真性”[3]180。也如杜景华所言，“他把一切交给了自然命运，自己退居山泽，追求人生的另一种理想了，那便是人性与人格的自由发展”[4]186。

与魏晋时期的名士相比，陶渊明真正达到了一种人生的化境，既“放浪形骸之外”，又“谨守规矩之中”。魏晋时期的名士大多“因其精神价值的虚无而无拘无束，因不必操守什么而得意自如，因没有生活信念和行为准则而放纵感性，因人生的迷茫而挥霍人生，这不是洒落而是一种放诞、一种任性、一种迷茫——因不知道要干什么便什么都干。陶渊明则在饥寒之忧、陇亩之勤、居常之念中，经由忧勤克己的工夫而臻于洒脱悠然的境界，他脱弃了穷达、贫富、耕禄、生死等人生的束缚，实现了精神的自由与自我的超越”[3]64-65。这正是陶渊明高出于魏晋名士之处：任真肆情又固穷守节，洒脱悠然又尽性至命。

陶渊明的“归隐”并非超尘绝俗、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时时处处洋溢着人世间的挚爱与温情。他的诗文满含对子女的“慈爱”，“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止酒》）。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这样写道：

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

不仅如此，他对异母妹妹程氏也怀有深厚的亲情。他在《祭程氏妹文》中沉痛地诉说：

谁无兄弟，人亦同生，嗟我与尔，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爰从靡识，抚髫相成……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白雪掩晨，长风悲节。感惟崩号，兴言泣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见蒿里。

他对从弟陶敬远怀有厚谊，“相将以道，相开以颜”“情侧侧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祭从弟敬远文》）。哪怕对乡邻，他也时常流露出与对方畅谈的热切心情，“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陶渊明的特立独行已经融入了他的诗文，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安贫乐道”“崇尚自然”的品性得到了后世文人的普遍认同，他所追寻的“桃花源”也成了后世文人孜孜以求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