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构“西游学”的若干问题

竺洪波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062）

进入互联网时代，《西游记》传播成了新热点，许多学者跳出传统媒介的圈子，在网络平台播讲《西游记》及相关学术，“西游学”由此盛行。那么，究竟什么是“西游学”呢？目前看来，“西游学”似乎还没有确切的界定，或者说还处在众说不一的境况。说“西游学”是学术，是关于《西游记》的学问，自然大抵不错，只是缺乏具体的内涵与外延的边界，显得大而无当。在笔者看来，什么是“西游学”的问题，或者说“西游学”何为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结合《西游记》的研究实际，在学术研究活动的历史与现状中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

一、“西游学”的历史与现状

学界倡导“西游学”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五四”之际（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发轫期）的相关文献中已经有所体现，因为那是一个常常为学科命名的时代，曲学、小说学、甲骨文学、敦煌学、红学，纷纷赶趟儿似地登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西游记〉考证》等著作中就蕴含着强烈的“西游学”建构意识。胡适明确指出，《水浒传》研究是一项大学问、大事业，“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它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它做一番训诂的工夫”[1]750，《西游记》研究当然也是如此，但目前确实还没有出现明确的“西游学”的命名。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大约在1986 年浙江普陀山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上，始有学者发出构建“西游学”的倡议，该名目遂为学人所知。学者们在“西游学”的旗帜下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2-4]，其时笔者也有感于《西游记》研究的蓬勃发展，写下一篇小文《“西游学”正在兴起》[5]与倡议者遥相呼应。

不过，应该承认，30 余年过去了，“西游学”的学科建构似乎并不顺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研究成果展示的阵地缺乏足够强大的力量外，主要原因是学界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分歧和障碍。有学者对此持犹豫、怀疑的态度，以为《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单部小说名著的研究都不宜以“学”称之，担心“西游学”，以及“三国学”“水浒学”等中国小说学分支学科的建立会袭扰既有的学科秩序。因此，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游学”是在反对声中前行的。

这种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据我所知，大约是受了钱锺书先生反对“以一人一书而为学”的影响。钱锺书先生曾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6]1400

对钱锺书先生的这一说法，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诉诸同好，伫候明教。

其一，钱锺书先生是学界泰斗，他的意见被广泛尊重与接受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但是，笔者以为需要做具体分析，有关学术的问题未必要定于一尊。我从他的这段话中看出别样的意思：（1）钱锺书先生反对“以一人一书而为学”是专指“词章”（即文艺）而言的，经学和考据不在此例，因此他的标准并不统一；（2）在诗文、小说中，他又承认“《选》学”和“《红》学”，可见他反对“以一人一书而为学”也是相对的，而重经学、轻文艺的看法在今天看来也未必尽然；（3）钱锺书先生仙逝后，鉴于他在文学与学术诸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学界（特别是钱锺书先生的学术传人）已倡导建立了一门显学——“钱学”，所以学术的发展也是“时运交移，之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的，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钱锺书先生反对“以一人一书而为学”的观点当为一家之言、一时之论，而没有必要以此作为今日学科建设的标尺。现在，“钱学”的风行似乎也从一个侧面消解了钱锺书先生这一观点的普遍性和权威性。

其二，在学术上，各具体学科门类实际上处于不同的学科层次，并非具有等量齐观的位置。我们所理解的“西游学”说到底只是一个关于《西游记》的专门性学科，其内容和任务在于“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西游记》，力求系统全面地研究、发掘出这一古典名著的真正价值，从而科学地加以继承、发展、创新”[7]4。当然，作为一门新生学科，“西游学”还要吸纳历史学、民俗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内容，成为“一门综合性的跨多学科的边缘科学”，一门名副其实的现代人文学科。“西游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它依次从属于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小说学和中国小说美学等不同层次的学科（这样表述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故而并不依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指南》规定的学科设置）。具体地说，“西游学”只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小说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其他任何学科（包括它所从属的和平行的学科）可以互动互补而不会相互抵牾消蚀。我们不宜用更高一级的学科形态的标准（如中国古代文学）去要求其体系规模、内容积淀和学术研究一定要达到某种高度，应该允许它在相对封闭与完整的学术轨道上运行和发展。坦率地说，如果以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学为衡量的标尺，那么将没有几个学科能经受得起淘洗筛选，甚至连至今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现代文学这一学科都将面临质疑。至于有“20 世纪显学”之誉的红学，在命名之时是难以登大雅之堂的“小儿科”。关于红学的命名，有资料显示：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8]415

所幸时值学术开放之时，学术研究有勃兴之势，红学的“出身”没有受到歧视，否则如果不许它“小荷才露尖尖角”，那么就必然没有后来的辉煌。因此，各级学科都有其自身成立、发展的理由，学科之间或相安无事，或相互促进，实在于学术繁荣有利而无害。那种以为“西游学”乃至“三国学”“水浒学”等分支学科的建立将打乱学科体系、袭扰学术秩序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打乱”“袭扰”的情况，以前的红学不曾有过，现在的“西游学”也断然不会有。

其三，“西游学”具有相当充实的学科基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西游记》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伟大名著，用今天的话说它是一个最伟大的“中国故事”。经过长达四百年的研究层递累积，“五四”时期已出现所谓“西游学”雏型。新时期以来，《西游记》研究有了多方面长足的发展。某一领域学术成果不断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产生相应的专门性学科，这是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钱锺书先生提到的《易》学、许学、《选》学、《红》学莫不如此。而对于《西游记》，研究者具有自觉的学科意识，遵循现代学科规范，是完全必要的。“西游学”，应该就是长达四百年的《西游记》学术史整体性成果的学科形态呈现。

正是出于如是考虑，许多《西游记》研究者一直为建构“西游学”而努力，吁请之声、建言之文不绝。在2003 年开封《西游记》文化研讨会上，建立“西游学”的倡议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甚至成为会议研讨的主题之一，作为我国文学研究风向标的《文学评论》对此及时作了宣传报道，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9]。应该说，“西游学”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至今已进入正轨并逐步走向成熟，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志。（1）研究体系日趋完备。作者、成书、版本、思想与艺术等研究内容条块纵横交织，自成体系。（2）学术规模不断扩大。21 世纪初，全国性《西游记》学会（国家一级学会）正式成立，各界学术力量得到整合，有关《西游记》的各类学术活动频繁开展，并相继出版了《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西游记〉的诞生》（中华书局，2007 年）、《20 世纪〈西游记〉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年）、《玄奘大师与玄奘故里》（大象出版社，2008）、《〈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0 年）、《〈西游记〉版本源流考》（人民出版社，2012 年）、《〈西游记〉整理校注本》（人民出版社，2013 年）、《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等高水平、有影响的学术著作。（3）《西游记》研究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断提高。一方面，国内外学者以《西游记》研究获取高级学位已成常态，查阅知网可知国内共有博士学位论文12 篇、硕士学位论文206 篇；另一方面，作为学术评价重要标尺的国家社科基金长期重点扶持《西游记》研究，先后有6项《西游记》课题立项，其中1 项重大课题，省部级立项相关课题则不计其数。《西游记》研究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重要学术领域，影响力直逼红学。可以说，建构“西游学”适逢其时，已呈水到渠成之势。

二、“西游学”的学科形态与内容框架

“西游学”的学科形态与内容构架，可以以红学为比照。如果参照“新红学”的集大成者周汝昌为红学划定的框架——曹学、脂学、成书（版本）、探佚，那么“西游学”的框架也可以相应分为作者、评点、成书（版本）、探佚四大部分。问题在于如果从现代文艺学理论和《红楼梦》研究的实际做检视，周汝昌的红学框架有缺漏：一是《红楼梦》文本研究的缺失；二是忽视了对《红楼梦》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周汝昌的界定有其特定的理论预设：红学与《红楼梦》文本阐释“不是同一回事”，如《红楼梦》文本是一般小说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专门之学——红学的研究对象；红学是传统学科，作为专门、特殊的学问理应保持研究对象的纯正和疆域的完整（相对封闭和固定），而传播与影响研究属于现代文学疆域[10]5-38。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文本阐释是现代学术主流，传播与影响是作品价值的体现，传播还具有文本价值增值的功能，一个开放的红学应该予以包容。因此，对周先生的红学界定，学界多有质疑，“文本研究的缺失”被称为“红外线”，而“忽视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则被指割裂了现代性。

因此，笔者借鉴周汝昌的红学构架而不完全循其成路，将“西游学”定位为中国小说学和中国小说美学的分支，其基本内容含作者、成书（版本）、文本、传播（影响）四大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学科框架有约定俗成的一面，也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从研究性质上看，作者与成书（版本）构成学科的基础，属于外部研究；文本解读是学科的核心，属于内部研究：二者构成了现代新批评学者雷·韦勒克与奥·沃伦所说的文学研究的两翼——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11]120。传播（影响）研究则是衍生性、拓展性的，是对两翼的生发与补充。具体而论，作者研究涉及“吴著”说、“非吴著”说（含“疑吴”说），重点是“吴承恩”说和“邱处机”说。成书（版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梳理长达千年的《西游记》成书过程、作品故事和人物原型流变，辨析《西游记》版本的交融与递嬗，重点是世德堂本、李评本、《证道书》本、《真诠》本、《新说》本、《原旨》本等重要的《西游记》版本研究，《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研究，以及“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平话等不同时期的代表作研究。文本阐释主要探讨《西游记》的思想与艺术，并结合《西游记》研究实际和学界主潮将研究重点放在文化阐释与美学研究上；传播（影响）研究范围非常广阔，上述作者、成书（版本）、文本三大领域之外的内容都可以划入其研究范围，可以划分为学术史、域外传播、跨文本移植（如影视）、新文化孵化（如文化产业）四个研究板块。

上述研究领域还可以作层层划分，细拆为更为具体生动的学术命题和研究话题。以版本研究中的世德堂本为例。世德堂本的全称是《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万历二十年（1592 年）金陵世德堂梓行，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游记》刊本。世德堂本题称“新刻”，卷首陈元之在《刊西游记序》中明说“旧有序”，并引录了“旧序”的一节文字，既有“新刻”，那么“旧版”何在？世德堂本究竟是初刻还是再版，它真的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诞生的标志吗？学界对这些问题多有探究但至今仍无定论。古人称《西游记》为“海内一大闷葫芦”[12]25，其意即《西游记》秘密太多、疑团密布。难怪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将她的主要著作命名为《〈西游记〉的秘密》！此外，诸如灵山究竟在何处、玄奘所取经书为何物、《西游记》为何以神话小说定型、清代道教徒如何攘夺《西游记》等大小关目，都堪称《西游记》蕴藏的秘密，不仅极富学术蕴涵，而且令人饶有兴趣。故而，“揭秘”与“解密”理当成为“西游学”的专题内容，值得讲说。

综上所述，笔者对“西游学”定义如下：“西游学”是关于《西游记》研究的学科形态，它从属于中国小说学、中国小说美学而具有自身专门性、特殊性等学科特征，其基本框架由《西游记》作者、成书（版本）、文本、传播（影响）四大部分构成。“西游学”既是以往全部《西游记》学术活动的历史性、整体性成果的积淀，又承担着未来《西游记》研究开拓与发展的任务。“西游学”自成体系、自有格局，非一般的小说学和中国小说美学可以替代。

总之，《西游记》是中国文化史上千年不遇的大题材，《西游记》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一门大学问，借用胡适评论《水浒传》的话说，“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1]750。上述“西游学”的学科框架既有宏大开放的特点，也具探幽发微的特质，学界呼唤能系统阐释《西游记》之奥义、贯通《西游记》成书史与学术史的大家的出现。我们相信，随着学术的进步，“西游学”定可以比肩红学而成为显学，至于出现以治“西游学”著称的阎若璩、王念孙一流的人物，也非虚妄之念！

三、“一带一路”与“西游学”的新发展

当下，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西游学”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一是《西游记》唐僧取经路线与古代丝绸之路高度重叠，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与艺术价值；二是《西游记》作为当代中国的“战略性文化资源”，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国际论坛上评介《西游记》，并向国际社会、外国知名人士热情推介。***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阐述了丝绸之路与佛教的关系，指出《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故事“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在中法建交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将《西游记》与《马可·波罗游记》并举，盛赞玄奘大师与马可·波罗对人类文明的贡献[13]。***总书记对《西游记》的称赞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而且使《西游记》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文学之窗，一个指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标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与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西游学”必将注入新内容，形成新格局，在原有基础上生发突破、拓展疆域，最终实现守正创新、驱动转型。未来可以预见，“西游学”将在以下方面取得新发展。

（一）重塑文化新标杆，增进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构成实现“中国梦”的软实力。***总书记在2014年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把传统文化提到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西游记》文化内涵与***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具有内在契合性：***总书记倡导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西游记》作为典范的文化载体包含了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中华文化自信之源；唐代玄奘取经“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伟大贡献。有文献记载，玄奘“辨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旧唐书·玄奘传》）。未来的“西游学”将以《西游记》为“文化底本”，以文化阐释与域外影响为重要主题，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全景式深度透析，从而发挥重塑文化新标杆、增进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自信和参与民族性格塑造的重要作用。

（二）探索“中国故事”的叙事模式

在2016 年G20 杭州峰会的讲话中，***总书记阐述了我国的外交原则，提出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基本立场，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赞誉。“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想意义超越了外交领域，成为***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对《西游记》研究有巨大的启迪价值。因为《西游记》所讲述的正是一则伟大的“中国故事”，为当代文学谱写“中国故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唐贞观三年（629 年），玄奘大师西行求法。他一路跋山涉水，穿行百余国，历时17 年，于贞观十九年（646 年）归国，取回佛经657 部并带回大量佛像。玄奘大师是继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界文化伟人，“唐僧取经”则是中国古代瑰丽动人的“中国故事”。“西游学”不仅要研究唐僧取经的情节母题，还要着重探讨“中国故事”的叙事模式，包括其独特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比如，玄奘大师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讲述唐僧取经故事的《西游记》却是一部经典的神话小说（鲁迅称为“神魔小说”），这个反差（错位）的发生绝非偶然。我们必须思考，《西游记》从本事发生到成书（以明代万历二十年即1592 年世德堂本《西游记》问世为标志）经历了几近千年的演化，其发展方向为什么不是宗教小说、英雄传奇或英雄历险记，反而采纳远古神话载体最终以神话小说定型。从小说叙事学考察，我们需要探索神话与玄奘取经故事的内在关联，提炼出古人叙述和传播这一“中国故事”的成功经验。比如，张书绅评《西游记》“五奇俱备”——“奇地、奇人、奇事、奇想、奇文”[12]12（《新说西游记·总评》），揭示了《西游记》的审美精神与艺术风格，体现了“中国故事”独特的叙事方式。

（三）弘扬“长征精神”

***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精辟概括、阐释了“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其核心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并称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体现”。玄奘大师的取经历程也是一次伟大的长征。贞观三年（629 年），玄奘大师从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偷越玉门关，取道新疆北道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出热海（凌山大清池，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来到素叶城（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经过24个国家后到达北印度。贞观十九年（645 年），玄奘大师携带657 部佛经取道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尼泊尔，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两年后抵达于阗（今新疆和田），返回首都长安。玄奘取经历时17 年，行程近5 万里，在西征途中遭遇诸种险难，“百千不能备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鲁迅称誉玄奘大师为“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国的脊梁”，具有“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崇高精神。这与红军“长征精神”血脉相连。毫无疑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长征精神”作为精神支柱。《西游记》彰显了玄奘大师坚忍不拔、追求真理的崇高精神，积淀为中华民族复兴、腾飞的战略性文化资源，与“长征精神”相得益彰。

（四）弘扬王阳明心学

作为孔孟儒学的发展，王阳明心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西游记》主题繁复，心学是其重要一脉，是小说佛道构架表征下的精神之魂。《西游记》写到西牛贺洲菩提祖师的修道之所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明代世德堂本有夹批称“灵台、方寸山，心也”，“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三点，也是心”[14]556。李卓吾评本在此基础上又作进一步发挥，“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15]11。唐僧赴西天取经，众僧以“峻岭陡崖难度、毒魔恶怪难降”相劝，三藏以手指心曰：“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16]152在取经途中，唐僧经常默念《心经》以抵御外魔。可以说，《西游记》中儒学与禅学在“心”上得到了融合。世德堂本陈元之《序》引《旧叙》曰：

其《叙》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14]556

这段话充满象征隐喻意义：以“狲”“马”为心意本真的借代，将“魔”视为达到心意本真的“颠倒幻想之障”。《旧叙》认为《西游记》降妖除魔的宗旨在于“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最终实现“归之太初”“心无可摄”，也即心意本真的原初境界。众所周知，***总书记对王阳明心学有高度评价，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王阳明的思想价值，认为王阳明心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西游学”的建构要吸收***总书记讲话精神，将王阳明心学变成一种内生的源泉动力，实现对《西游记》的“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过去学界曾对《西游记》的心学意蕴有所贬低，***文艺思想为我们重新认识《西游记》“破心中贼”“格物致知”的心学蕴涵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

由于《西游记》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内在的契合关系，“西游记”文化产业开发得以强势崛起。《西游记》强大的艺术张力使得它具有丰富的文化物化和物态化的功能，在当代社会不断孵化和催生出新的“西游记”文化产品，如影视、图像（卡通）、游戏、商标、网游、玩具之类，甚至《西游记》主题乐园、《西游记》文化节等重大的文旅项目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以西游文化兴市”则成为淮安、连云港等与《西游记》有深厚渊源的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西游记》来说，这是其文化价值的延伸；对“西游学”来说，这是时代赋予的机遇。“西游学”必须在当代中国社会发挥文化创新的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2009 年4月20 日，***同志视察连云港时提出了殷切期望，“孙悟空的故事如果说有现实版的写照，应该就是我们连云港在新的世纪后发先至，构建新亚欧大陆桥，完成我们新时代的‘西游记’”[17]。2014 年5 月19 日，***总书记出席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项目远程投产仪式，勉励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西游记”文化发祥地连云港市在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争做先锋、再立新功。***总书记对《西游记》的重视和称赞恰似春风化雨，为《西游记》研究、“西游记”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动力。

当然，作为新生事物，“西游学”在以多元、开放为特征的时代与学术背景下，理应自然生长、逐步壮大，而不应该停滞不前，尤其不应该因人为的抑制而“流产”。19 世纪中期，大文豪歌德面对“世界文学”的形成不无兴奋地宣称，“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张开怀抱迎接它的到来，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8]13。而“迎接”“促使”“西游学”的到来，正是《西游记》研究者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