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代表词作及其词史地位之确立

谢永芳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广西来宾 545004）

元好问（1190—1257 年）被誉为“东坡后身，其高处酷似之，非稼轩所可及也”[1]88的豪放词派巨擘，但他也创作了一些以情致深婉著称的婉约词。元好问的《摸鱼儿》（恨人间、情是何物）是其婉约词乃至整个金代词坛上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令人惊奇的是，元好问创作的此类婉约词为数不少，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在豪放词史上的地位。这可以说明，词人的代表作与其文学史定位之间存在着某种非比寻常的关联，值得深入探讨。

一、元好问情致深婉的婉约词

元好问写过五首《摸鱼儿》，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下面这一首：

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2]75

词前有序云：“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而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该词当作于是年八月间[3]568，写雁的殉情，情致深婉，手法绵密，不仅“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4]267，而且感慨身世，寄托遥深。据序中所云“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可知，元好问年少之作中多有不协律处。今所见该词文本是后来经作者改定的，其间详情，已不得而知。元好问此词与张炎一百十六字体《摸鱼儿》（爱吾庐、傍湖千顷）的格律基本相同，仅上片第六句、下片第七句“各藏短韵异”[5]2588，而该篇下附录白朴的《摸鱼儿》与元好问词作的格律相同，可佐证元好问的“改定”处也许就在这两处细节上。此外，元氏词作首句中的“恨人间”一作“问世间”，因其平仄有误，亦当在改定之列。所谓“天才之超逸”[3]568，不管怎样，“少年”与“老成”，已经成为赏鉴元氏这首《摸鱼儿》备受瞩目的关键词。

至于词序所云“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中的“同行者”，《金文最》附录的《山西通志》称“同行蒲溪杨正卿果、栾城李仁卿治和之”[6]644，当系依据元好问《遗山乐府》附录的李治所赋同调之作《摸鱼儿》（雁双双、正分汾水）[2]604，以及陈耀文《花草粹编》（卷一二）所录杨果“同遗山赋雁丘”的一首《摸鱼儿》（怅年年、雁飞汾水）[2]605推定而来。有学者认为，李、杨二人的和作应该是在元好问编成《新乐府》之后，可能是元好问在改定旧作时加上了现今所见的具有较浓追忆意味的词序[7]62。若果真如此，则不仅说明元好问的词作在当时已经影响较大，而且提醒我们判断原作与和作高下时应该考虑一些外在因素，比如身处亡国之际的元好问的某种思想情绪。对于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许昂霄评曰“同时诸公和章，皆不能及”[4]1574，陈廷焯评曰“怨风为我从天来”[8]2366。这些论断，应该都是他们多方权衡、综合判断的结果，令人信服。

元好问的另一首《摸鱼儿》也非常有名：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

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风雨。[2]75-76

词序云：“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为踪迹之，无见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沁水梁国用时为录事判官，为李用章内翰言如此。此曲以乐府《双蕖怨》命篇。‘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清之瑞露，春动七情。’韩偓《香奁集》集中自叙语。”[2]75元好问此词咏双蕖，深得“模写情态，立意高远”[4]267之妙。其“立意高远”处，也与上一首《摸鱼儿》一样，与金国时局有关。词序中所说的“李用章内翰”即李俊民，与元好问生活有交集。李俊民《一字百题示商君祥》诗序云：“余年三十有九，遭甲戌之变。乙亥秋七月南迈，时侄谦甫主河南福昌簿。迎至西山，侨居厅事之东斋。”[9]104诗序所说的“乙亥”为1215 年，元好问于翌年南渡避兵灾，寓居于福昌县三乡镇，当在此时与李俊民相识。此时距元好问词序中所说的“泰和中”已有十余年，金国危在旦夕，元氏词作应当不是为了单纯敷演故事。

如果说元好问的词作是有感而发，写得情真意切、哀感顽艳的话，那么受其影响的张翥应邀而赋的《摸鱼儿》一词，则能因事寄情、借题发挥，也写得辞婉意新、颇有深致。张翥《摸鱼儿》词序云：“王季境湖亭，莲花中双头一枝，邀予同赏，而为人折去。季境怅然，请赋。”词篇如下：

问西湖、旧家儿女，香魂还又连理。多情欲赋双蕖怨，闲却满奁秋意。娇旖旎。爱照影、红妆一样新梳洗。王孙正拟。唤翠袖轻歌，玉筝低按，凉夜为花醉。

鸳鸯浦，凄断凌波梦里。空怜心苦丝脆。吴娃小艇应偷采，一道绿萍犹碎。君试记。还怕是、西风吹作行云起。阑干谩倚。便载酒重来，寻芳已晚，余恨渺烟水。[2]1000

从整体上看，张翥的这首词在情思真挚深切方面稍弱于元好问的《摸鱼儿》（问莲根、有丝多少），但词境之细密婉曲或有过之。元、张这两首词可谓各有千秋、异曲同工，能够体现当时词坛南北分野的不同艺术风貌，堪称吟咏“蕖怨”之双璧。

元好问这两首《摸鱼儿》写得极为幽婉，一向被视为其婉约词的代表作，这与元好问以花间词风为重要的师法取向有关。元好问品评魏承班词作曰：“俱为言情之作，大旨明净，不更苦心刻意以竞胜者。”[4]974因此，此类“言情之作”在元好问词中自然非属个别，如他的《江城子·效花间体咏海棠》：

蜀禽啼血染冰蕤。趁花期。占芳菲。翠袖盈盈，凝笑弄晴晖。比尽世间谁似得，飞燕瘦，玉环肥。

一番风雨未应稀。怨春迟。怕春归。恨不高张，红锦百重围。多载酒来连夜看，嫌化作，彩云飞。[2]84

这里所说的“效花间体”，不是效仿花间词的体式，而是模拟花间的词风。《江城子》在唐词本为单调，至宋人始作双调。《花间集》所收七首均为单调，其中韦庄二首为：“恩重娇多情易伤。漏更长。解鸳鸯。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缓揭绣衾抽皓腕，移凤枕，枕潘郎。”“髻鬟狼籍黛眉长。出兰房。别檀郎。角声呜咽，星斗渐微茫。露冷月残人未起，留不住，泪千行。”[10]162考虑到“苏学北行”的词史事实，元好问这首《江城子》所“效”之“体”应是苏轼的七十字体，体式近于两首三十五字体韦庄词的叠加：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11]299

该词风貌婉约，与另外的一首《清平乐》（离肠宛转）相近，陈廷焯评为“近五代人手笔”[8]2194，原因在于它们都模拟花间词，属于“效花间体”（效仿花间词风）的词作。正因如此，元好问的词甚至能与五代词相混，如他的《后庭花破子》（玉树后庭前）、《后庭花破子》（夜夜璧月圆）。“《后庭花破子》，始见金元人集中，元好问《遗山乐府》、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邵亨贞《蚁术词选》俱有之（邵词名《后庭花》，无‘破子’二字）。北曲仙吕宫有《后庭花》（见杨朝英《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后集卷一，又《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五），字句与此词正同。是《后庭花破子》，乃金元小令，《词谱》亦云‘此调创自金元’。沈雄所云‘李后主、冯延巳相率为之’，实无稽之谈。”[12]62-63

二、宋金词融通视域下的元好问词风

元好问转益多师，除学花间词外，还受到苏、辛词派的深刻影响。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作于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 年）的《水调歌头·赋三门津》：

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

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人间此险何用，万古秘神奸。不用然犀下照，未必佽飞强射，有力障狂澜。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2]73-74

词篇描绘孤峰屹立于奔腾咆哮的黄河中，颇有力挽狂澜的气势，词人借以自励，希望成为中流砥柱。全篇崎崛排奡，气象雄浑苍莽，境界博大壮阔，情怀深沉激烈，可谓“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13]591。又如大约作于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 年）的《念奴娇·钦叔钦用避兵太华绝顶，以书见招，因为赋此》：

云间太华，笑苍然尘世，真成何物。玉井莲开花十丈，独立苍龙绝壁。九点齐州，一杯沧海，半落天山雪。中原逐鹿，定知谁是雄杰。

我梦黄鹤移书，洪崖招隐，逸兴尊中发。箭筈天门飞不到，落日旌旗明灭。华屋生存，丘山零落，几换青春发。人间休问，浩歌且醉明月。[2]81词篇以东坡词为法式，既写出了华山的雄伟峭拔和傲然独立，词境可谓壮阔，又寄寓了极为深厚的人生感慨，抒怀真率洒脱。又如作于元宪宗三年（1253年）的《木兰花慢·游三台二首》（其二）：

渺漳流东下，流不尽，古今情。记海上三山，云中双阙，当日南城。黄星。几年飞去，淡春阴、平野草青青。冰井犹残石甃，露盘已失金茎。

风流千古短歌行。慷慨缺壶声。想酾酒临江，赋诗鞍马，词气纵横。飘零。旧家王粲，似南飞、乌鹊月三更。笑杀西园赋客，壮怀无复平生。[2]77名为凭吊昔日邺下三台，其实是感伤完颜故国，今昔对比，感慨万端，略如况周颐所谓“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4]4463。全篇浑厚苍凉，婉转中蕴涵豪放之情，置于苏、辛词作间，也当有伯仲之誉。

金国在灭亡北宋之后，统治重心逐渐转移到中原地区，文化上也渐渐采取汉化国策，从而使得文学艺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14]2105“苏学北行”（彭汝寔云“宋金分疆，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15]693）不仅是金代文学发展颇为重要的助力，而且使金代文人（自然包括元好问）得以目睹苏轼的作品。这一时期，他们的文学创作多以学习苏轼为风尚，文学思想、艺术风格自然受到苏轼的影响，他们的词作带有种种苏词的印记，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元好问在学苏词的同时，也接受和学习辛弃疾其人其词，并充分注意到了“稼轩体”这一豪婉兼备的复杂存在，从而使得自己的词作呈现雄奇兼具清雅的独特风貌，其艺术造诣足以雄视金代。正如况周颐所论，元好问的词风有一种有别于苏词的清雄和辛词的雄武的个性色彩，“遗山之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而雄不逮焉者。豪而后能雄，遗山所处不能豪，尤不忍豪”[4]4464，所承载的是生发于北方地域文化的审美理想。这种深厚的北方文化底蕴还体现在元好问词能将传统的爱情题材与婉约词风融入北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话语系统[16]。代表元好问婉约词风的两首《摸鱼儿》，即便风格是柔丽婉曲的，也往往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比两宋词坛上的传统婉约词多了几分骨力和深沉。

金词是百余年间（1115—1234 年）产生于中国北方的作品，南宋词实际上也只是一百五十余年间（1127—1279 年）产生于中国南方的作品，两者桴鼓相应，是当时词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便是词学视域上融通宋词与金词的历史与逻辑的基点。元好问生活的时代与南宋完全重合，正如魏初、姜彧撰写的《诗人元遗山墓碑》所说：“遗山先生文章行业，海内所共知。士大夫不敢仅以金国百年论之者，盖以文派有所归也”[17]1335。尽管如此，无论“合勘”还是“分观”，宋词、金词就像它们分别代表的南、北文风一样，的确有所不同，“自六朝已还，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书法亦然。姑以词论，金源之于南宋，时代正同，疆域之不同，人事为之耳。风会曷与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尝不可南。如吴彦高先在南，何尝不可北。顾细审其词，南与北确乎有辨，其故何耶。或谓《中州乐府》选政操之遗山，皆取其近己者。然如王拙轩、李庄靖、段氏遁庵、菊轩其词不入元选，而其格调气息，以视元选诸词，亦复如骖之靳，则又何说。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遁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善读者抉择其精华，能知其并皆佳妙。而其佳妙之所以然，不难于合勘，而难于分观。往往能知之而难于明言之。然而宋、金之词不同，固显而易见者也”[4]4456。当然，也正是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同，至少在理论上为元好问词融合汇通豪放、婉约之风（郝经所谓“雄丽”[18]313）提供了可能性，甚至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北方词坛上“苏学北行”而又不废婉约，就像南宋词坛上以辛弃疾为领袖的辛派和以姜夔为核心的格律派长期并峙一样。上文提到的李献能也擅长作词，《中州乐府》卷六收录他的《春草碧》：

紫箫吹破黄昏月。簌簌小梅花，飘香雪。寂寞花底风鬟，颜色如花命如叶。千里涴凝尘，凌波袜。

心事鉴影鸾孤，筝弦雁绝。旧时雪堂人，今华发。肠断金缕新声，杯深不觉琉璃滑。醉梦绕南云，花上蝶。[2]51

该词的气度风格被认为“酷似秦少游”[1]86。类似的情况在文学史上其实早就出现过，北朝乐府民歌中有少数爱情题材的作品很可能受到南朝民歌的影响而具有相对婉转的风貌，如《折杨柳歌辞》中的“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鞍。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边”[19]369，《黄淡思歌辞》中的“心中不能言，复作车轮旋。与郎相知时，但恐傍人闻”[19]366。不过，由于北方民族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女子对待婚恋的态度较为直率、开放，这两首诗与南朝乐府民歌相比仍显得抒情直露，情感鲜明。元好问为自己的词集作序，隐然含有自得之意：

古有之：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譬之赢柠老羝，千煮百炼，椒桂之香逆于人鼻，然一吮之后，败絮满口，或厌而吐之矣。必若金头大鹅，盐养之再宿，使一奚知火候者烹之，肤黄肪白，愈嚼而味愈出，乃可言其隽永耳。岁甲午，予所录《遗山新乐府》成，客有谓予者云：“子故言宋人诗大概不及唐，而乐府歌词过之，此论殊然。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此论亦然。东坡、稼轩即不论，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许事，且啖蛤蜊。”客亦笑而去。[17]972-973

序文通过主客问答的方式间接表露了元好问的自我认知和判断，这说明他不仅以豪放派后进自居，而且也认为自己的词作兼有婉约之长，虽然“其自视似羞比秦、晁、贺、晏诸人”，但是“直欲追配东坡、稼轩之作”[20]1256。

后来的词学批评者基本上认可元好问的自我评价。刘熙载将元好问的词风简括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4]3697；王易以具体作品为支撑，指出元好问“《水调歌头》《木兰花慢》《水龙吟》《沁园春》《满江红》《江城子》《临江仙》多首，皆扫空凡响，逼近苏辛；其《蝶恋花》《南乡子》《鹧鸪天》《浪淘沙》《太常引》《清平乐》《浣溪沙》多首，又婉丽隽永，不让周秦”[21]206。朱庸斋的评述更为丰富：

遗山词之风格极近贺铸，不论小令、长调，皆有其婉约与豪放两面。大抵其早年词多绮丽，中年奔放，晚作则沉郁深厚。金亡之后，每作旷达平淡之语，而情愈苦，以寄其刻骨铭心之哀思，无此身世，当不及也。[22]134-135

文道希能大、能重，亦能生、能新。昔人多称其学东坡，其实东坡而外，更近遗山也。[22]95

元好问《遗山乐府》清丽刚健，盖以硬语写柔情，《鹧鸪天》三十七首可为代表作。这些词作挺秀清健，既缠绵悱恻，又痛快淋漓，“骎骎直欲驾方回之上，匪独为金词之冠，即百代之后，尚无其匹”[22]134。

朱庸斋的评价自有其根由所在，个别观点也许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是他议论纵横捭阖，能从代表元好问词风的作品入手论及元氏的词史地位，还是值得重视的。

三、元好问的代表作及其词史地位的确立

词人代表作的认定，与认定者的词学视域大有干系。金源词坛的主导风格毫无疑问是豪放，同时又具有多样性的特点，缠绵婉约也是金源词风之一。这是金源词坛上不同词人的师法与取向异趋造成的，也与同一词人风格的多样性有关。无论什么风格的词作，只要不是亦步亦趋地效仿唐宋词，均应受到词学研究的重视。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金代多样性词风的形成过程中，元好问这样的词学大家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决定性的，所以元好问代表词作与其词史地位的确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个案或者孤立的论题，还涉及对整个宋金词史的把握与认知。

认知中可能的误区是概念的混淆，如果将“代表作”与“最佳之作”这两个本来不同的概念视为等同概念，就会造成判断上的偏差。提出“一代有一代文学”论题的王国维，为了引起后文论述“元曲之佳处”，曾说过这样的话，“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23]101。王国维发出这样的疑问，或者是因为元曲在元代的情况与唐诗、宋词在唐宋时期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元曲既是有元一代的代表性文学样式，又是有元一代成就最佳的文学样式，是元代文学代表作与“最佳之作”的复合体。如果可以勉强将金词纳入有宋一代文学的视野来考察，元好问词面临的情形也是如此。他的婉约词如前文所列的两首《摸鱼儿》，豪放词如前文所列的《水调歌头》《木兰花慢》等，在不同评判者的眼里或在不同视域下，也许都不被视为元好问的最佳词作，但确是元好问的代表词作。正是这些代表性的作品，构成了元好问词完整艺术风格的基础，成为确立元好问词史地位的决定因素。

对于元好问的词，清代有词学批评者提出了“别调”的说法。陈廷焯说：“金词于彦高外，不得不推遗山。遗山词刻意争奇求胜，亦有可观。然纵横超逸，既不能为苏、辛，骚雅清虚，复不能为姜、史。于此道可称别调，非正声也。”[4]3822朱庸斋驳斥此说云：“陈廷焯论词有‘本诸风骚’，‘不外比兴’之语，似此则有类于叶公好龙矣！”[22]134事实上，元好问的词除了被陈廷焯录入《词则·别调集》的《江神子》（河山亭上酒如川）、《迈陂塘》（问世间情是何物）之外，尚有《清平乐》（离肠宛转）被录入《大雅集》，《水调歌头》（空濛玉华晓）、《玉漏迟》（浙江归路杳）、《洞仙歌》（黄尘鬓发）、《临江仙》（今古北邙山下路）、《临江仙》（自笑此生无定在）、《临江仙》（夏馆秋林山水窟）、《鹧鸪天》（临锦堂前春水波）、《鹧鸪天》（华表归来老令威）八首被录入《放歌集》，《满江红》（一枕余醒）被录入《闲情集》。这说明，所谓的“别调”“正声”云云，其实只是批评者将元好问的部分词作置于某种词学观的整体观照之下所作出的判断而已。如果参照词学史的正变观，就可以看出陈廷焯恰恰洞悉了元好问词作“缠绵而婉曲”背后的“难言之隐”[4]4464。陈廷焯有鉴于宋末薄苏、辛而厚周、姜的词风之弊，将地域文风与传统词学正变观结合起来考虑，认为豪放为正，且是金源词坛的主导风格。

有意思的是，元好问词史地位的确立恰恰是由清人完成的，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元好问词“为金人之冠”，“疏中有密，极风骚之趣，穷高迈之致，自不在玉田下”[4]3727。王易甚至称元好问“信金源惟一大家也”[21]206。况周颐认为“知人论世，以谓遗山即金之坡公，何遽有愧色耶”[4]4464，并言称“凡余选录前人词，以浑成冲淡为宗旨。余所谓佳，容或以为未是安能起遗山而质之”[4]4465。二是元好问为“集两宋之大成者”，所谓“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4]3697。谢章铤对元好问”集两宋之大成“一说持有不同看法，“如谓晚唐五代为变调，元遗山集两宋之大成，予皆不能无疑”[4]3513。相比而言，龙榆生的“信宋、金词苑之殿军”[24]135的说法，显得更为严谨一些。所有这些，都是对元好问词在一定词史阶段内的最高评价，只是一些基于不同层面作出的判断，未必与历史真相完全相符。如果从融通宋词与金词的角度来看，“十三世纪上半叶词坛大家”这一称号，元好问倒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