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孤岛意象

傅燕婷，张易安

（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州 231022）

《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是当代作家格非的代表作。格非在《江南三部曲》的序言中提到，在为三部曲取名时，他没有使用“乌托邦三部曲”或“桃花源三部曲”，而是命名为《江南三部曲》。一方面是因为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都取材于江南；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他而言“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也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1]2。江南对格非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都体现在他笔下的江南之中。

《江南三部曲》中的《人面桃花》讲述了清代末年地主出身的秀米的人生遭际。秀米在出嫁途中被土匪绑至匪窝花家舍，后来花家舍的几大土匪头目相互争斗、火拼，秀米坐上了寨主夫人的位置。若干年后，秀米从日本留洋回国，受表哥张季元日记的影响，在老家普济开展学堂运动，最终失败被捕，选择了自我禁语逃避世事。《人面桃花》中，孤岛就是关押秀米的岛屿，是世外桃源一样的花家舍。《山河入梦》讲述了20 世纪60 年代，秀米的儿子谭功达任梅县县长，试图在梅县建立普济水库灌溉农田普惠百姓最终失败的故事。谭功达受到同僚的阻挠，因大坝被冲毁而被免职。后来，谭功达巡视花家舍，意外地发现花家舍已建立起高度文明的“乌托邦”。《春尽江南》讲述了20 世纪末知识分子谭功达的儿子谭端午在时代洪流中沉醉于诗书，与妻子庞家玉因彼此“三观”不合最终离婚的故事。20 世纪90 年代，经商发财的谭端午本想在花家舍建立一个独立王国，不料却得了精神病，住进了自己在花家舍建的精神病院。此时的花家舍已经变成了一座温柔富贵乡，成为富人的销金窟。至此，花家舍不再是一座孤岛，不再是文人乌托邦的寄托，彻底融入了时代洪流。

一、地理意义的孤岛——与世隔绝的小岛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孤岛”有两重指涉：一是远离大陆和其他岛屿的岛；二是比喻孤立存在的事物或孤立无援的地方[2]485。孤岛被水围绕，与外界隔绝，具有天然的独立性和封闭性。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孤岛意象，如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荒岛、《基督山伯爵》中唐泰斯被囚禁的孤岛等。在这些作品中，孤岛都带有“孤立、绝望、囚禁的含义”。当代中国也有许多作家使用“孤岛”意象，如毕飞宇的处女作《孤岛》中的“孤岛”，“大江在这里被劈成两半……扬子岛漂浮在江心，仿佛固体的江浪堆积而成的古墓”[3]1。作家格非也十分属意“孤岛”意象，这一意象在他的《江南三部曲》中反复出现，成为贯穿三部作品的核心意象。在格非笔下，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江南人民的性格特点，而被水环绕的江南岛屿则寄托着格非对江南的独特认识。《江南三部曲》中，花家舍就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孤岛。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前往岛上的途径屈指可数，花家舍几乎与外界隔绝，岛上的生活也与外界大相径庭。光绪年间，王观澄苦心孤诣，将花家舍建成了“桑竹美池，涉步成趣；黄发垂髫，怡然自乐”[1]67的世外桃源，而当时外界兵荒马乱，民不聊生。20 世纪60 年代，郭从年在花家舍建立了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乌托邦”，花家舍的人们工作井然有序、丰衣足食，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睦，花家舍俨然成了与外界不一样的桃花源。20 世纪90 年代，靠从商起家的王元庆想在花家舍建立一座“大庇天下寒士”的乐土，这个想法在市场经济洪流中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几经折腾，王元庆患了精神病，第一个住进了自己建的精神病院。随着进出花家舍变得简单快捷，孤岛最后回归了陆地，花家舍被建成了一座温柔富贵乡，供富人们消遣娱乐。花家舍的这一变化历程告诉人们，孤立的岛屿抵挡不住社会前行的潮流。在格非的笔下，《江南三部曲》中的孤岛被赋予了多种与外界不同的可能性，包括封建文人的桃源梦想、革命者的乌托邦梦想，都先后在孤岛上成为现实。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孤岛也终将成为历史，自然的壁障为先进的科技所突破。

二、精神的孤岛——难以挣脱的困境与孤独

孤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体验之一，也是当代文学重要的主题之一。《狂人笔记》中狂人无助的呐喊，《局外人》中默尔索大段的内心独白，都散发出忧郁孤独的气息。格非笔下的孤岛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孤岛，而且隐喻着精神的孤岛。他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内心都有着各自难以挣脱的困境与孤独，就像被囚禁在孤岛上。《江南三部曲》中形形色色的人面对生存和精神困境，陷入了无尽的失败和孤独之中。有的人心怀爱恋却无法开口，痛苦万分；有的人独自背负使命，放弃了与他人的话语交流；有的人胸怀天下，却不被人理解，最终落得墙倒众人推的下场。他们内心都保留着独立、不妥协的精神，在孤独中寻觅真正的自我，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但最终都以孤独者的姿态与这个世界决裂。

（一）情欲孤独

江南孕育了江南人多情的性格，《江南三部曲》中的人深陷爱情的漩涡。《人面桃花》中，张季元作为潜伏的革命党，背负着振兴国家的使命。他刚刚来到普济的时候，满腔热血，一心想着为革命献身。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一会儿“尸骨成堆”，一会儿“血流成河”[1]9，张口变法，闭口革命。可是，身边的人都视他为疯子，没有人理解他。在普济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张季元渐渐融入了当地生活，脸上的阴郁之气逐渐散去。这段生活历程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革命机器。张季元逐渐放松了对他人的防备，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年轻貌美的陆秀米。他开始质疑自己曾经坚信的革命能否给众人带来幸福，甚至认为陆秀米才是自己的理想所在，发出了“没有你，革命何用”的感慨。张季元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抱紧陆秀米吐露爱意，却反复提醒自己不能让多年心血付之东流，因此陷入了情欲的孤独中。忽然传来朝廷密探早已逼近的消息让他猛然醒悟，他责备自己被乡野女子耽误了，咒骂自己竟然糊涂到将革命誓言忘得一干二净的程度。张季元无法鼓起勇气向陆秀米吐露心曲，孤独无助的他只能将爱情写在日记本上。最终，他还没有来得及向陆秀米表达自己的情感就惨遭毒手，陆秀米在他死后才知道他的这份爱。在张季元身上，原本可贵的爱情受时代洪流的冲洗，既无法带给张季元战胜怯懦的勇气，也无法让他摆脱情欲的孤独，清政府的迫害与革命任务使他不得不放下自己珍视的人与爱情，在无尽的遗憾中孤独地死去。张季元的情欲孤独展现了清末革命者面对封建势力的围捕内心产生的动荡、个人爱情与革命追求的冲突，以及情欲与理想的冲突。

高尚美好的爱情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中，往往成为人物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痛。《春尽江南》中，谭端午与庞家玉朝夕相处，两个人的心却好像隔着万水千山。谭端午是生活在新时代的精神贵族，沉迷于诗书和古典音乐，满足于在地方志办公室拿着微薄的工资。他的妻子庞家玉竭力追赶时代潮流，放弃了造船专业重新学习法律，获得律师职业资格后与人合伙开了个律师事务所，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她鄙夷谭端午的酸腐，恨他不知进取。谭端午酷爱古典音乐、绘画、诗词等，而庞家玉对这些毫无兴趣，只在意如何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因此，两人都陷入了情欲的孤独之中。为了消解各自的孤独，谭端午找到了精神上的知己绿珠，而庞家玉则选择更直接的肉体出轨，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获得快感。在世俗面前，本来美好的爱情变得不堪一击，他们的婚姻之间只剩下猜忌、冷漠、嘲讽，甚至家暴。后来，庞家玉被一纸病危通知书惊醒，在临死之际决定放弃对世俗物质的追求，流露出对谭端午的爱。应该说，谭端午夫妇的情欲孤独是喧嚣时代的产物，时代无情地挤压着谭端午这些落魄文人的生存空间，金钱与物质的诱惑驱使着庞家玉的脚步，扯碎了他们原本圆满的爱情。死亡让两个人的情欲孤独得到了释放：庞家玉梦回20 年前的招隐寺，谭端午则以一首《睡莲》表达对妻子的深沉怀念。可见，格非倾向于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设置为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把男女双方都放逐在精神的孤岛中，让他们经历过时间的洗刷后，以一方的死亡为代价来获得爱情的实现。

（二）革命孤独

《江南三部曲》始终贯穿着人物的理想追求，从陆侃的桃源梦到陆秀米的革命世界，从谭功达的工业蓝图到王元庆的独立王国。这些先行者都不被当时的世人所理解，甚至受到身边人的唾弃。他们被当作疯子，他们的理想被骂为痴人说梦。他们是革命的孤独者，行走在艰难的道路上，饱受世人偏见，因此注定孤独一生。王观澄本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官员，看破仕途后希望建立一个让人们安居乐业的桃花源，因此他寻访前人的踪迹找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花家舍。王观澄和部下“劫富”建岛，经过20 年的努力，将花家舍变成了一座世外桃源。花家舍“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路不拾遗，洵然有尧舜之风”[1]20。但是，王观澄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建立了这座桃花源之后竟然开始厌烦它了。他每天看着白云出岫和飞鸟归巢，忽然心有忧戚，悲从中来，难以断绝，甚至产生了毁灭桃花源的冲动。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理想，也没有人可以代替他统领花家舍，他由此陷入深深的孤独之中。王观澄是一个孤独的统治者，一个人站在权力的顶峰，所有人都只看到他的权势滔天，却没人理解他的理想和空虚。王观澄孤独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花家舍表面看似平静，但这座建立在“劫富”基础上的世外桃源，经济基础不稳定，随时有被官府围剿的可能；另一方面，花家舍的创始人内耗严重，而王观澄年事已高，难以控制花家舍局面、解决面临的问题。

《山河入梦》中，谭功达也是一位不被人理解的孤独者，他有着革命者的热情，却深陷官场的泥泞中。谭功达早年参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梅县当了县长。在访问苏联期间，他被苏联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深深震撼了，希望回国后能在梅城大展身手，将积贫积弱的小县城建成工业发达的大城市。谭功达率领众人兴修普济大坝，还计划开挖运河，以改变梅城雨季洪涝、旱季缺水的困境。他的宏伟计划遭到身边干部的反对，因为大多数干部只想着建设农业合作社。在大坝出事时，几乎所有官员都收到了消息赶到现场救险，只有被孤立的谭功达没有接到抢险通知，最终被众人拉下了台。谭功达丢官以后，曾经围着他转的众人纷纷散去，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如此的无助和孤独。除了十分激进的理想主义之外，谭功达身上还有一种类似贾宝玉的“痴傻气”。他执着于自己的工业化梦想，却不擅长经营人际关系；他既没有察觉周围人的勾心斗角，又无法容忍自己与其他人同流合污：这让他成为官场中的一座孤岛，在孤立中被迫远走他乡。

王观澄和谭功达都拥有崇高的理想，但在现实环境中不被世人理解，只能在孤独中做困兽之斗。他们的孤独是一种对当前历史富有前瞻性的孤独，是一种对未来有着清醒认识的孤独。他们胸怀天下，试图以一己之力为一方百姓谋求福利，他们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们的理念被后人继承。陆秀米继承了王观澄的遗志去日本学习，王元庆继承了谭功达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作为先行者为后人照亮了前进的路，这正是这些孤独者的伟大之处。

（三）语言孤独

语言是心灵交流的桥梁，是人们彼此理解的工具，但是在格非笔下，语言空有形式，其内涵被抽离，即便人物之间有千言万语，彼此之间的想法也难以传达。因此，有人选择了禁语面对这个喧闹的世界，有人选择了装疯卖傻反击他人的言语暴力。在《江南三部曲》中，陆侃和陆秀米父女二人正是这两类人的代表。陆侃在《人面桃花》中以一个疯子的形象出场，他被家人囚禁在阁楼里，不说话只是看书。陆侃试图在普济建立一座家家户户之间以长廊连接的桃花源，这一理想不合时宜，陆侃因此受到周围人的嘲笑打击。他变得日益沉迷于书斋，装疯卖傻，用滑稽的语言回击众人空洞的嘲弄。最终，他选择出走，用双脚寻觅理想的踪迹，流露了不向世俗妥协的精神。

陆秀米在经历了父亲出走、表兄张季元离奇死亡、花家舍覆灭等一系列变故之后，她血液中的革命基因被唤醒了。她继承了他们的理想，在普济建立了地方自治会。革命之路是艰险的，陆秀米也逐渐认清了现实，于是她改变了做法，将自治会改建成普济学堂，试图改变普济人的思想，培养革命人才。她一边为发动革命做准备，一边又要提防来自朝廷的探子，身心疲惫不堪。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她为何如此执著于革命，认为她和陆侃一样疯癫。陆秀米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整天将自己幽闭在寺庙的房间之中，成为一个默默独行的革命者。在革命失败和痛失爱子的双重打击下，陆秀米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孤独之中。其后的几年里，她被囚禁在与世隔绝的洋房里。她在被监禁的过程中开始禁语，拒绝与别人对话，只用文字来与他人交流。陆秀米的禁语对她来说是一种自我反思和惩罚，是她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失败后对自己革命初衷的重新审视。陆秀米不是革命家，不是试图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替身，也不是在横滨的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的人，是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1]20。陆秀米的语言孤独不是外部隔离造成的，而是她主动选择在自己与外界之间筑起语言壁垒的结果。在陆秀米看来，她的一生只能从悲哀的结局中获得重生，所以她在自己与普通人之间划了一道语言的界限，拒绝打开自己的心扉，以此让自己沉浸在悲哀的结局中。语言孤独本质上是主流话语中的自我“失语”，陆秀米以自我禁语的方式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一旦她的话语意图部分地实现了，这种禁语状态就会被打破。普济的一场大饥荒为陆秀米打破自我禁语和从过去中解脱出来提供了契机，陆秀米在大饥荒中为村民分粥，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她心怀百姓、拯救苍生的愿望。

三、“孤岛”的背后——人的精神危机

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使用了诸多意象，其中孤岛意象被反复使用，意蕴非常丰富，成为贯通整部作品的核心意象。格非之所以选择孤岛意象，一方面是因为《江南三部曲》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一座江南小镇，江南溪流与小岛众多的地理特点成为孤岛意象的地理背景；另一方面是因为孤岛意象象征着那个时代的人们身陷其中的被抛弃、不被理解的精神困境。花家舍在一百多年间几经易主：曾经是王观澄建立的世外桃源，被清廷付之一炬；后来成为郭从年建造的与世隔绝的小岛，可惜岛上的人缺乏思想和自由；王元庆试图将花家舍建成大庇天下寒士的人民公社，但是敌不过市场的力量，花家舍沦为富人的温柔富贵乡。花家舍承载着革命者的光荣与梦想，是知识分子想象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未能抵御时代的洪流，隐喻着知识分子在现实的困境中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注定抱着与现实抗争的孤独情怀。这个孤岛又是格非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汲取精神力量的所在：陆秀米从王观澄建立的花家舍中领悟到了为民为国的精神信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谭功达被贬职后搬迁到花家舍，在花家舍感受到人情的温暖，花家舍抚慰了他受伤的心灵；谭端午在花家舍拒绝了为他“服务”的女子，在情与欲的煎熬中坚持了自我。格非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在情感和欲望、理想和现实之间不断挣扎，纷纷陷入失败与孤独之中。每一座孤岛，每一份孤独，都是他们与时代抗争的产物。主人公从孤独中汲取力量，面对社会洪流的冲刷坚持自我、坚守理想，成为芸芸众生中坚韧的孤独的逆行者。

正如格非在书中所言：“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1]327在巨大的社会洪流面前，现代个体的孤独和焦虑成为格非《江南三部曲》的重要主题之一。“孤岛”意象已经不限于某一个体的孤独，它隐喻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危机。《人面桃花》中被封建礼教毒害的百姓、《山河入梦》中巧伪趋利的官员和村民、《春尽江南》中为了孩子出人头地而人格扭曲的家长，都是所在时代的“孤岛”。他们一边痛苦地生存着，一边迎合时代的需求。在强大的世俗面前，他们陷入了无助和绝望的境地，被冲刷成了一座座“孤岛”。孤岛意象将个人的孤独联结成了整个群体的孤独，从几个人的生存困境扩大到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具有深刻的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