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筠《文字蒙求》版本考

蔡克烂，张丹阳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又字伯坚，号菉友，山东安邱县(今安丘市)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清代朴学大师，《说文》四大家之一。《清史稿》有传，事详王彦侗《菉友府君行述》、郑时《王菉友年谱》。

王筠著述颇丰，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菉友蛾术编》等五十余种，今多存。《文字蒙求》是王筠应好友陈山嵋(字雪堂)的邀请，为教陈氏二孙识字而编写的教材，共四卷，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每类各一卷，后有补正。《文字蒙求》现存版本情况，《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阳海清《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均有著录。同时，也有多篇硕士论文有所涉及①。然而，各家书目对该书版本都收录不全。论文则多为简单罗列，缺乏对版本的详细介绍及源流梳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该书的深入研究。因此，对《文字蒙求》诸本进行详细分析，梳理其版本源流，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以通行的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道光二十六年本为底本，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文字蒙求》诸本进行深入比勘，力求梳理出其版本源流，辨识出善本，为该书的整理和利用提供一些参考。

通过细致的文本考订，笔者认为《文字蒙求》现存的各种本子可以分为四个系统，即：道光十八年本系统、道光二十六年本系统、后知不足斋本系统和壬子再改本系统。

一、道光十八年本系统

《文字蒙求》原名《字学蒙求》，郑时编《王菉友年谱》道光十八年(1838)下注云：“按《文字蒙求》初名《字学蒙求》，丙午复刊于乡宁，始改今名。”[1](P261)又道光二十六年(1846)下注云：“闰五月，重校《字学蒙求》，更名曰《文字蒙求》刻之，记其序后。”[1](P274)据此可知，王筠在道光二十六年对《字学蒙求》校改以后，始改为今名。中华书局1962年本《文字蒙求》(后文中所引《文字蒙求》不标出处者均为中华书局1962年本)卷首王筠《又记》云：“雪堂两孙已读书，小者尤慧，促我作此教之识字，遂不日成之。不料雪堂未加诊视，遽付之梓，……”[2](P5)雪堂即王筠同年挚友陈山嵋的字。陈山嵋请王筠为其两孙作识字教材以教之识字，王筠编成《字学蒙求》一书以付之，陈山嵋旋即刊刻行世。《文字蒙求》卷首《自序》题：“……铁庵为我刊《正字略》，即以是书报谢之。……道光十八年戊戌十二月三日安邱王筠序。”可知道光十八年十二月此书已经刊刻完成。是本为《文字蒙求》之祖本，我们称之为“道光十八年本”。

此本查各家书目均未记载。中华书局影印道光二十六年本《文字蒙求》(1962年)目录前有《字学蒙求》书影两张，然未说明出处。笔者从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检索到陕西省图书馆藏有《字学蒙求》四卷。笔者亲往借阅，经与中华书局六二年本所录书影比对，此书正是道光十八年陈山嵋手写上版的《字学蒙求》。

此《字学蒙求》一册四卷，九十七页，半页6行，无界栏，大小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鱼尾下标页码。封皮为棕色，左上端有隶书“字学蒙求”四字，书名下有墨笔楷书双行小字“光绪甲申秋七—月处暑日署检”，下钤有篆文阴章“子蕃珍藏”；封皮中下部，“子藩珍藏”右侧有墨印“陕西省图书馆藏书，书号192，登记16422”；封皮右上端有隶书“陈雪堂先生著”六字，下有手题行书六行曰：

“予自来读书，不求甚解，大病也。今阅是书序首数语，似雪堂先生作，遂遽题曰：‘陈雪堂先生著’六大字而终不日安，请教于②

请以叩先生，始知前为王菉友先生手笔也。复竟读前序，乃恍然悟此前予之武断，荒疎所歧，书此以志吾遇且仿将来。子蕃识于种竹山房。”

“子蕃”为蒋元庆的字，蒋生卒年不详，江苏常熟人，自号邧楼老人，1897年拔贡，精研《说文》，工篆书[3](P478)。中华书局“1962年”本有王筠《自序》《又记》，陈山嵋跋文。此本亦有《自序》、跋文，但无《又记》。书前《自序》同“1962年本”，但“1962年”本《自序》正文中“所收者四类，总两千余字而已”一句之“两千”，此本作“一千九百”；落款处“道光十有八年戊戌十二月三日安邱王筠序”一句无“十有八年”四字。跋文中“文字蒙求”处作“字学蒙求”，“释例二十卷”之“二十”作“八”。是本各卷卷末统计字数分别为象形261字，指事127字，会意1259字，形声321字，第四卷卷末统计总数为1968字。补正98字，减去正文中已有的72个字，剩余26字，故《字学蒙求》共收1994字。道光二十六年本共有2050字，此本较之少56字。此本各卷字数变动较大，某字的具体位置也有很大不同，过半字头下无篆文，字头下的说解文字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此本是笔者目前能查到的唯一一个道光十八年本，其是否为存世孤本尚待求证，但是其对于校勘存世版本的讹误是很有价值的。

二、道光二十六年本系统

道光二十六年，王筠以十八年本不够完善，故重新校改一过。《又记》云：“丙午长夏，时当收麦，案牍甚希，略加改易，使就绳墨再刻之，期不负挚友郑重之意焉。”[2](P5)丙午即为道光二十六年。王筠将略加改易过的《字学蒙求》更名为《文字蒙求》，并付之枣梨。此本为存世较广之版本，我们称之为“道光二十六年本”。此系统现有版本如下：

(一)《王氏四种》本

《王氏四种》全称“王氏《说文》四种”，包括：《说文句读》(30卷，附《补正》30卷)、《说文释例》(20卷，附《补正》20卷)、《说文系传校录》(30卷)、《文字蒙求》(4卷)四种，为道光至咸丰间刻本，乃同治四年王筠之子王彦侗据各版汇印而成。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清道光刻《王氏四种》本《文字蒙求》，《续修四库全书》本据此影印。此本首都图书馆亦有藏。是本为零本，其他三种不见。《续修四库全书》本书前有说明云：“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刻《王氏四种》本影印，原书版框高一九五毫米，宽二八○毫米。”[4](P1)经与首都图书馆藏“王氏《说文》四种”本核对无误。笔者所据即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

是书一册四卷，九十七页，半页6行11字，小字双行22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象鼻处刻《文字蒙求》，版心刻卷数，次页码，序首有篆印“愚斋图书馆藏”，无封面题字，有王筠自序、《又记》和陈山嵋跋尾。此本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每类各一卷，各卷末统计字数为：卷一264字，卷二129字，卷三1254字，卷四389字，总计2036字，补缺14字，共计2050字。

按：“愚斋”为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斋号，此书即是盛氏藏本，于20世纪三十年代赠给圣约翰大学，后转归华东师大所有。此本无封面题字，《续修四库全书》本内封有隶书“文字蒙求”四字，应是编者据它本配补而成。

今中华书局1962年本据《王氏四种》本影印，中华书局《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1911—1984》一书中有殷韵初《清刻本文字蒙求出版说明》一文，该文记载道：“现在根据重订本影印，并在卷首增加总目，书后又依照楷书笔画编了一个索引，以便检查。”[5](P27-28)此正是中华书局1962年版《出版说明》中的文字。“重订本”即王筠于道光二十六年重新改订之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整理本《文字蒙求(外一种)》(后附《说文解字》)，此本据中华书局1962年本整理，书后索引即据1962年本索引重印。

(二)《王氏三种》本

《王氏三种》全称“王氏《说文》三种”，包括：《说文句读》30卷，《说文释例》20卷，《说文系传校录》30卷三种，另附《文字蒙求》，计28册。亦为道光至咸丰间刻本，同治四年王筠子王彦侗据各版汇印。今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等处。笔者经眼为陕西省图书馆藏本，是本一册四卷，版式、字数均同《王氏四种》本。卷首有陕西省图书馆藏书印。

(三)《王氏五种》本

《王氏五种》全称“王氏《说文》五种”，此书现有两种，一种为王筠外孙刘嘉禾刊于光绪十六年，包括：《说文释例》20卷，《说文句读》30卷(附补正)，《文字蒙求》4卷，《说文韵谱校》5卷，《说文系传校录》30卷，计32册，现藏傅斯年图书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6](P44)；另一种包括：《说文句读》30卷，《说文释例》20卷，《释例补正》20卷，《说文系传校录》30卷，《文字蒙求》，计24册，现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笔者所据为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

按：王氏《说文》三种、王氏《说文》四种、王氏《说文》五种实应为同一套书。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关于《说文系传校录》《说文释例》《说文句读》三处的记载均为“清同治王氏《说文》三种本”[7](P174)，不见有“四种本”和“五种本”。郑时《王菉友年谱·叙例》也说：“家故蓄先生所著《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说文系传校录》，世所谓王氏《说文》三种者。”[1](P216)蔡嘉章谓：“郑时伯父是王筠弟范之学生，其说可从，未见刊本。”[6](P40)且三种本子均著录“同治四年”。可见民国以前都只有所谓“王氏《说文》三种”，王绍曾主编《山东文献书目》著录王氏上三书时亦只著“《说文》三种”本，《文字蒙求》下不见著录“《说文》三种”本[8](P72-73)。可见，三种书的名称不同只是因为计算方法不同，“王氏《说文》三种”只计《说文系传校录》《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因内容太少，加之为童蒙读物，不太重要，故附在卷末；后人不知其故，将《文字蒙求》重新计算，是之为“王氏《说文》四种”；“王氏《说文》五种”又在四种的基础上将《释例补正》另算作一种。笔者用首都图书馆藏“王氏《说文》四种”核之，发现其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王氏《说文》五种”无异。证实笔者猜想无误。

(四)王鄂宰遗书本

(五)道咸间刻本

国家图书馆另有道光二十六年本《文字蒙求》一册，无封面题字和牌记，版式字数均同《王氏四种》本，纸质脆薄，当为民国翻刻的石印本。

“王氏四种”本《文字蒙求》为王氏家刻本藏版刷印而成，其刻版时间当是道光二十六年，刷印时间是同治四年。王鄂宰遗书本、道咸间刻本当都是出自家刻本。

三、后知不足斋本系统

(一)后知不足斋本

常熟鲍廷爵因仰慕鲍廷博，便将其书斋取名为“后知不足斋”。光绪年间，鲍廷爵仿鲍廷博刻后知不足斋丛书，共八函五十六种，是本收在第六函，为第四十七种，第四十三册。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等处均有藏。笔者所据为国家图书馆藏本。

光绪乙卯即光绪五年(1879)，是年二月鲍氏对道光二十六年本校改一过，主要是校改二十六年本的刻字错误问题，同时对《文字蒙求》各卷后统计字数做了六处明显的改动，即：卷三“并峙为意者凡三百四十五文”改为“并峙为意者凡三百五十一文”；卷三末尾“凡一千二百五十四文”改为“凡一千二百六十文”；卷四“为它字之统率者凡一百六十四文”改为“为它字之统率者凡一百六十三文”；“楷已变篆者凡一百一十文”改为“楷已变篆者凡一百一十三文”；卷四末尾“形声字仅收四种凡三百八十九文”改为“形声字仅收四种凡三百九十一文”；卷四末尾“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凡二千三十六文”改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凡二千四十四文”。

此次校改鲍氏改正了不少正文刊刻的讹误，但是对于统计字数的改动未免太武断。六处改动实际上是因为“并峙为意者凡三百四十五文”“楷已变篆者凡一百一十文”“为它字之统率者凡一百六十四文”三处的统计字数有所改动造成的，前两处改动分别增加了6字、3字，后者减少了1字，导致总字数多出8字。实际上鲍氏只有第三处改正确了，其他两处均无误。(详见笔者另一文《〈文字蒙求〉研究相关问题》)《文字蒙求》实际字数当为2049字。一、二两处统计字数不一主要是统计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民国四年(1915)合川会善堂本据此本石印(具体论证详后)。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有新式标点本，字数为2044。此本名为新式标点，实际上是将原书剪切重新拼版，再加以句读，并没有新式标点的痕迹，当是以此本为底本。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民国丛书》本据此本影印。

(二)会稽章氏重刻本

国家图书馆等处有藏，笔者所据乃国家图书馆藏本。此本为会稽章氏于光绪五年(1879)三月重刻，一册四卷，九十七页，半页6行11字，小字双行22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象鼻处刻“文字蒙求”，版心刻卷数，次页码，序页鱼尾下无“卷一”二字。内封正面有篆书“文字蒙求四卷”六字，左下有“顾复初题”四字，右下钤有朱文篆印“北京图书馆藏”。内封背面有隶书牌记“光绪乙卯叁月会稽章氏重雕”。各卷字数同后知不足斋丛书本。第四卷后“补缺”处缺最后一“畾”字和跋文。

按：此“会稽章氏”似当为章寿康。章寿康，字顾卿，会稽(今绍兴)人。光绪初为张之洞幕客，好藏书、刻书、治史，和章钰、李慈铭、缪荃孙等人为友，其藏书楼为“式训堂”“小石山房”，收藏精椠秘本、金石、书画极富，家有藏书数十万卷，刻有《式训堂丛书》一、二、三集，共41种，146卷，有《式训堂续藏书目》一部。录此姑置一说。后知不足斋丛书本刻于二月，是本刻于三月；此本各卷字数经过重新统计校改，与知不足斋丛书本同，版本情况除四周单边外，其余各项均与后知不足斋本同，应是据前者翻刻而成。

蔡嘉章在《王筠〈文字蒙求〉研究》中说：“一九六二年，北京中华书局刊本据光绪五年会稽章氏重刊本。”[6](P46)按：此说恐有误，中华本各卷字数均同《王氏四种》本，且有“畾”字和陈跋。应是《王氏四种》本系统。

(三)雷氏重刻本

上海市图书馆有藏，笔者所据乃上海市图书馆藏本，此本为光绪七年(1881)雷氏重刻本。是本两册四卷，版式同会稽章氏重刻本，内封正面有篆书“文字蒙求四卷”六字，左下有“顾复初题”四字。内封背面有行书牌记“光绪辛巳雷氏重刊”。王序首行有三朱文篆印“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可桴”“合众图书馆藏书印”，卷一首页有“合众图书馆藏书印”“可桴”二印。各卷字数同后知不足斋丛书本。卷四末刻有“兴文朱良箴覆校”和陈跋，有“畾”字。此本可能是据会稽章氏重刻本翻刻并配补上陈跋而成。

按：此雷氏为吴县雷浚，清代诗人、学者。字深之，号甘溪。其一生仕途坎坷，潜心治文字学、经学并教学。著有《说文外编》《说文引经例辨》等，汇刻为《雷刻八种》。

(四)梁溪浦氏重刻本

国家图书馆检索系统著录有一光绪十三年本同此本，“文瑞”二字是墨印，似据此本影印。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年(1941)“初中学生文库”本，版式、字数、页数均同此本，亦当是据此本影印。

(五)璧经堂刻本

是本封面题签和版式情况均同雷氏本，并且有“兴文朱良箴覆校”和跋文，应是自雷氏本翻刻而来。

(六)山东文献集成本

是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著录[10](P420)，现藏山东省图书馆，稿本，四卷，半页6行11字，小字双行不等，山东文献集成据此影印出版。笔者所据为山东文献集成影印本。封面正面左有墨笔手写行书“山西平阳府乡宁县正堂王”十一字，右刊“江南扬州府正堂”八字；前者指王筠，王筠曾任山西乡宁县知县；上有篆印已经模糊，无法识别。封面反面有三行字，从右到左依次为“丙乙作”“道光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顺马迎”，其中“乙”“二十六”“五”“二十六”“顺马迎”等字为手写行书。封面后一页有墨笔行草六行，从右至左分别为“序三页”“象形十五页”“指事九页”“会意五十四页”“形声十六页”“共九十七页”。次序，序末有二篆印，“孝陆”“赵氏摸鬯阁考藏图籍书画印”。正文卷一首页右边有二篆印，上为“山东省图书馆珍藏印”下为“三画连中”。正文天头地脚有增补，内有浮签。卷一264字，卷二129字，卷三1260字，卷四391字，总2044字。卷四“”字下有双行小注“今黄绚切，目摇也，从匀省声，亦作。”较《王氏四种》本少“古本瞬字，舒闰切”七字。补缺处多“”字，其下注曰：“盖页之古文，见、、三字之下。”字头及注文用引号括出。查《文字蒙求》原文，“页”字下有“《说文》、、皆从，正文失收，金刻多有”[2](P92)。盖此本抄者见此句话增入。另外“妥”字下注文增“盖从女，声也。即字。”亦用引号括出。此亦抄者增入，《文字蒙求》“绥”字下有“妥从声，古字。”[2](P184)

(七)学务处本

(八)上海文瑞楼石印本

是本《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为“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文瑞楼石印本”[9](P1117)，现国家图书馆等处有藏，笔者所据为国家图书馆藏本。是本两册四卷，版式同后知不足斋本。封面左上题“文字蒙求”，下有双行小字“上海棋盘街”“文瑞楼印行”。牌记中间为“文字蒙求”，右上“安邱王菉友先生著”，左下“上海文瑞楼石印。”序3页，卷一12页，卷二7页，卷三40页，卷四11页，跋1页，总74页。各卷字数同后知不足斋本。

据上文可知，梁溪浦氏重刻本钤有文瑞楼印，似为文瑞楼藏本，则文瑞楼宣统二年据以石印之底本当为此本。鸿章书局石印本和民国上海文瑞楼石印本当是据此翻印。鸿章书局石印本版式、字数全同文瑞楼石印本，牌记上有“上海文瑞楼发行鸿章书局石印”。

(九)合川会善堂本

是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一册四卷，白口，四周单边，无鱼尾，鱼尾处以两根横线代替，横线上有书名，下有卷数和页码。序两页，余皆同。内封居中有“文字蒙求”四篆字，左下有“鲍氏知不足斋校刊本”，后有牌记“中华民国四年石印”。按：“知不足斋”应为“后知不足斋”，此鲍氏当为鲍廷爵，详上。

(十)上海民声书局本

是本现藏上海图书馆，著录为民国间刊本，两册四卷。正文半页8行，字不一，小字双行，行26字。白口，四周单边，上黑鱼尾，鱼尾上有书名，下有卷数和页码，下鱼尾处以两根横线代替。序3页，卷一9页，卷二6页，卷三35页，卷四10页，跋1页，总64页。外封有题签，下有双行小字“上海民声书局印行”；内封牌记居中有“文字蒙求”四字，左下有“上海民声书局印行”，右上为“安邱王菉友先生著”，各卷字数同后知不足斋本，有“畾”字、“兴文朱良箴覆校”。

此本错误较少，应是据雷本重刻。

四、壬子再改本系统

咸丰二年(1852)壬子，王筠对《文字蒙求》又作了一次小改动。郑时著《王菉友先生著述考》在《文字蒙求》下注道：

“山东图书馆藏咸丰二年壬子再改本。书面手题曰：人苦不自知，知之而又护前，更谬矣。偶然翻阅，辄加改正，是亦知新也。壬子二月菉友记。卷一，三叶民字注，四叶止字注，七叶米字注，九叶酉字注，又册字注，十三叶字注，卷三，二十二页奴字注，二十四页盥字注，三十一叶反字注，五十叶字注，计改十处。”[1](P313)

咸丰二年王筠对翻阅中发现的错误进行改正，共达十处。这也是王筠对《文字蒙求》最后的一次改动。我们依郑注称此本为“壬子再改本”。

经笔者查找，山东省图书馆并无此本，工作人员说此本可能在馆藏变动中丢失，或藏山东省博物馆，今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有一稿本藏于山东省博物馆，并非刻本。故此本今不见，录此以备方家查考。

笔者经眼的版本中，《文字蒙求》最早的版本是道光十八年刻本，但仅陕西省图书馆有藏。现坊间传本多以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和后知不足斋刻本为底本。兹将《文字蒙求》刻本详列如表1。

表1 《文字蒙求》刻本

五、道光二十六年本与后知不足斋本之关系

道光十八年本和壬子再改本之间的关系已明了，但是道光二十六年本、后知不足斋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需要进行详细的文本对勘。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内容列于表2。

表2 道光二十六年本与后知不足斋本两系统主要版本内容对比

注：“/”表示此版本无该项内容

综上，现将《文字蒙求》各本源流关系，略以图示如下：

注释：

① 关于《文字蒙求》的版本流传情况，路凤华《<文字蒙求>研究》、陈晓霞《<文字蒙求>研究》、蔡嘉章《王筠<文字蒙求>研究》(台湾辅仁大学)这几篇硕士论文都只有一小段的论述，涉及的版本有限，没有对其版本系统作一个全面梳理。

② “请教于”三字依文意当属题签者误写，当删。

③ 国图检索系统著录为白口、四周单边，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