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党的领导艺术在立夏节起义中的运用

徐家云

(皖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六安 237000)

1929年5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丁家埠民团成功兵变为起点，李家集、南溪、吴家店、包畈、斑竹园、沙堰、沙河、西河等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一举击溃了国民党在河南省商城县南部地区的反动统治，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建立了红色人民政权，史称“立夏节起义”。这次起义，是党的基层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积极响应“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在大别山腹地实事求是、统筹谋划的一次成功的民团和农民大暴动。有关立夏节起义的史料性问题，早为研究者所关注和研究，这里不再赘述；立夏节起义所孕育的精神文化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不断发掘。立夏节起义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丰厚的，笔者在这里仅从立夏节起义对党的领导艺术的运用和丰富这一层面作浅显探讨。

党的领导艺术，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更好地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革命和建设活动所创造和表现出来的能够有效解决复杂问题的领导技能和技巧。在立夏节起义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灵活运用了党的领导艺术，并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丰富了党的领导艺术。

一、统筹规划、科学决断的谋划艺术

毛泽东同志说过：“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1](P901)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不难发现，立夏节起义前后，党的基层组织从大别山革命全局出发做出了细致周密的安排，为立夏节起义的胜利及起义成果的巩固和扩大提供了切实的政治保障。

立夏节起义的胜利离不开党组织在前期的统筹规划和准备工作。一方面，党组织号召党员以家乡、工作单位为阵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吸收有志革命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建立党支部；成立农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发展并进一步扩大党组织建设及其影响，为起义的发动和最终胜利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早在1925年3月，共产党人詹谷堂就回到家乡南溪，任明强小学校长。期间，发展了王凤池等进步教师入党，建立了中共南溪支部；同时他还创办了南溪农民协会，组织和发动农协会，带领广大农民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商南其他地区随后相继成立农民协会，1927年4月9日在斑竹园成立了商城县农协会筹备处，统一领导全县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党组织推荐优秀革命青年考入黄埔军校，接受正规的军事学习和训练，为领导起义培养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1926年夏，漆德玮、漆海峰、漆禹源考入广州黄埔军校5期。1927年初，周维炯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在军校期间，他们不负党组织的期望，刻苦学习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离开军校后，他们回到家乡与农运活动分子詹谷堂等联系，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农民运动。打入民团后，周维炯在丁家埠杨晋阶民团担任军事教练，漆德玮出任商城县民团中队长。

1928年8月，中共商南区委在吴家店的太平山穿石庙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会议主要分析当地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讨论暴动计划和土地革命等问题，要求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细心谨慎地开展兵运工作，做好武装暴动的充分准备。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革命形势日趋成熟。到1929年2月，商南地区的共产党员已达370余人[2](P69)，农协会的秘密武装人员达100余人[3](P68)，周维炯、漆德玮等人成功打入反动武装民团内部，革命武装起义的条件渐趋成熟。

1929年5月2日，针对敌对势力的清查和破坏，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太平山穿石庙召开紧急会议：制定起义行动计划，将原定中秋节起义的时间提前至立夏节，成立起义指挥部。5月4日，特别区委在关庙墨园高氏祠堂召开武装起义会议，部署具体的行动方案：立夏节夜晚，各起义点同时行动，举行民团兵变与农民起义，全歼三股民团势力；主要领导分工各项工作，各部分头行动；起义胜利后，各部会师斑竹园，成立工农红军。经过充足的准备，在党的领导下，立夏节起义如期所料，获得全面的胜利。

起义后胜利果实的巩固和扩大离不开党组织统筹规划的捍卫。5月7日，农民委员会成立，开展打击土豪劣绅运动，开仓放粮，激发当地人民群众革命热情，巩固并扩大了起义的胜利果实。5月9日，各起义队伍会师斑竹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这是金寨境内诞生的第一支红军队伍。5月10日，党组织在斑竹园文昌宫召开工作会议，明确起义后的主要任务：向西联络黄麻起义胜利后成立的红31师，向东支援即将举行的六霍起义；设立学兵团、军需处、医院、兵工厂；扩充红军主力和农民武装力量；镇压罪大恶极的反动势力，分地主劣绅浮财，废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秩序和群众生活；筹建商城县苏维埃政府等。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赢得了民心，打击了反动残余势力，粉碎了反动民团的围剿，鼓舞了商南军民的斗争勇气，巩固了立夏节起义的胜利果实。

二、发动群众、赢得民心的动员艺术

“兵民是胜利之本”[4](P509)，兵运和农运相结合，壮大革命队伍，加速起义的成功，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创举。立夏节起义就是一次典型的范例。刘少奇说：“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只有先锋队，是不能战斗的。必需组织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才能战胜我们强有力的敌人。因此，在政治上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尤其重要的是广大的组织群众，就成为我党准备革命唯一重要的任务。”[5]如何争取群众、教育群众、赢得民心是对当时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能否承受考验将直接决定武装起义能否成功，为此起义的领导者做出了艰辛的尝试和探索。

商南地处大别山腹地，又位于鄂豫皖三省的交界处，农民的生存环境特别恶劣，遭受的政治和经济压迫极为深重，因此，他们的革命热情也特别高涨。“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6](P37)所以如何有效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农民问题对该地区起义的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深入开展农民的思想工作。只有当农民内心认同用武装斗争反抗压迫者的方式，他们才能在思想上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才能在行动上积极配合党的指挥。“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做好的。”[7](P352)第一，党组织通过“文字暴动”向农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农协会的宗旨及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进而激发他们同反动统治阶级斗争的积极性。1928年夏，农协会采取开大会、贴标语、散传单等措施，尤其是采用流动标语(在木板上写上标语，刷上桐油，放到河里，顺水漂流)的形式，开展宣传活动，使农民对共产党的政治纲领、路线方针等有初步了解，从而使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向共产党靠近。第二，党组织通过“五抗”和“借粮、均粮”斗争，打击了土豪劣绅及反动统治，提高了农协会的威望，让农民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在斗争中看到革命的未来，更在斗争中意识到武装斗争的必要性。1928年商南地区遇到特大旱灾，加之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面对这种状况，根据基层党组织的指示，各级农协会组织和带领广大农民开展“五抗”斗争(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捐)。面对1929年的春荒，农协会又组织了“借粮、均粮”斗争，且取得了胜利。“五抗”斗争和“借粮、均粮”斗争的胜利，一方面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使农民认识到农协会是真心为民的。此后农民更愿意听从农协会的指挥，也愿意主动去帮助农协会，这为立夏节起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其次，采用公开和秘密相配合的形式开展农运工作。党组织通过合法的形式建立了公开的农协会，农协会组织和带领广大农民开展经济斗争，从强行借粮到开仓放粮，再到开展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捐斗争，斗争力度一步步加深。公开斗争的胜利离不开秘密斗争的配合。为巩固农协会的斗争成果，商南大部分乡村除了组织和扩充农民自卫队，还成立了秘密形式的联庄队、穷人会、摸瓜队，专门在夜晚惩治一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公开斗争形式和秘密斗争形式的相互配合，有力促进了农民运动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后期武装起义的胜利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最后，发动兵运以配合农运工作。兵运的规模虽然没有农运声势浩大，但对立夏节起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周维炯带队消灭杨晋阶部兵团，在整个起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控制民团，赢得兵心，党的基层组织及主要领导干部积极探索建立统一战线。第一步，党组织培养军事领导人才，并将重要人物安插到敌人的民团武装中。在党组织的推荐下，1926年夏优秀革命青年漆德玮、漆海峰、漆禹源考入广州黄埔军校5期，周维炯也于次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学习和训练。1928年冬，党组织利用社会关系，将周维炯、漆德玮安排到杨晋阶民团中，后漆德玮又去县城参加了县民团。与此同时，斑竹园、吴家店、沙河、金家寨、古碑冲等地的部分共产党员也成功打入到当地的民团组织。第二步，进入民团的党员骨干凭借优秀的个人素质和积极工作，逐渐在民团中赢得兵心，最终控制民团。加入民团后，这些党员干部首先制定了训练制度和要求，坚持每天训练，士兵的军事素质得以提高。同时他们以身作则，很快在民团中树立威信，站稳脚跟。其次，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同民团士兵交心，通过烧香结拜的形式将这些民团士兵团结起来。通过讲梁山泊英雄故事等方式，使民团士兵明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进而启发民团士兵的阶级觉悟，从而扩大革命的潜在力量。

三、因时制宜、随机应变的指挥艺术

因时制宜、随机应变，是指领导者随着时间或情况的变化而采取的灵活机动的应对措施，它对扭转战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立夏节起义取得完胜且几无人员牺牲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革命烽火年代，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党组织及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注重因时制宜、随机应变的指挥艺术，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革命力量的损失，进而保存、扩大革命力量。

1929年初，农运的发展壮大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为此反动势力开始大肆进行“清乡”“清党”活动，致使大批农民被捕、多名共产党员被杀、部分党组织遭到破坏。如果按原定计划在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地方党组织及广大革命力量就必将遭到反动势力的更加严重的破坏。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5月2日，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太平山穿石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发动起义。起义的突然性打乱了反动势力的布置，遏制了他们的暴行，进而消灭了反动势力，同时保证了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鼓舞了广大民众革命斗志。

党组织注重因时制宜、随机应变的指挥艺术，党员干部更注重这一艺术在具体革命斗争中的运用。5月4日，党组织部署了具体的起义行动后，周维炯立刻赶回丁家埠召开支部大会，制定“夺取丁家埠民团枪械，全歼民团”的任务，开始谋划民团内部兵变的计策。5月6日，周维炯向民团队长、队副提议，让士兵整理内务，向商民摊派酒菜，过立夏节。队长、队副表示同意。借此机会，将民团的所有枪支集中挂在正厅墙上，方便起义时收缴。快到饭点时，团总杨晋阶因在牛食畈打牌而迟迟未归。为避免他突然归来而破坏预定计划，周维炯实时谋划控制夜间岗哨，他和共产党员田继美上演一番苦肉计：开饭时，周维炯吹响集合哨开始点名，以田继美“迟到”为由，“罚”他站三根香的岗。为防不测，周维炯还派人通知起义副总指挥肖方，让他到牛食畈监视团总杨晋阶。在吃饭时，周维炯等共产党员轮番敬酒，唯独队副张瑞生(杨晋阶的心腹)不上当，不接受敬酒。无奈之下，党员严运生提议猜拳喝酒，张瑞生自恃拳高，来者不拒。张瑞生拳好，赢得多输得少。周维炯在旁发现规律，张瑞生出拳常出“三”和“五”，便用手势向严运生递暗号。严运生接连转败为胜，而张瑞生不服输，越输越干，最后烂醉如泥。随着共产党发出的几声枪响，丁家埠民团全部被控，至此立夏节起义的关键一环完美收场。

四、结语

立夏节起义的胜利，归功于指战员的机智勇敢，更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英明指挥。在起义的酝酿、发动和胜利成果的巩固等整个过程中，地处大别山地区的鄂豫皖边界的党的基层组织灵活运用我们党在国民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初期积累的斗争经验和修炼的领导艺术，并在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使党的领导艺术得到丰富和提升。统筹规划、科学决断，在斗争中谋划，在谋划中斗争；深入民众、赢得民心，在动员中深入民众，在深入民众中广泛赢得民心，促成民运和兵运巧妙结合；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在计划中规划，在变化中变通。正因如此，立夏节起义最终赢得全面胜利，为后期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立夏节起义为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的坚实基础，才为金寨赢得***总书记的高度赞誉——金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