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维思想与明清徽州家庭教育的关系

吕永鑫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管仲，我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春秋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一匡天下的谋略，助力齐桓公成就了齐国的霸业，被后世尊称为管子，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保护者、华夏第一相等。所谓“一匡天下”，即是要把春秋那个混乱的年代安定下来。管仲为了实现一匡天下的目标，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控制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例如“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政治改革、“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改革、“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等。但一匡天下不单是国家层面的工作，更要深入到社会基层，需要匡正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只有上下齐力，天下方能真正安定。而在一匡天下的进程中，管仲的“四维”思想，更是发挥了构建价值体系的重要作用。

在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国家与家庭的地位极为重要，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四维价值体系中的一匡天下在国家层面应用，主要体现在其用人、外交等政策上；具体到家庭层面，便是体现在家庭教育以及传承的家风之中，并且这种四维思想所指导的家庭教育，并非只是在春秋时期，更一直延续到了明清乃至当代。

徽州，自古便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之称，文教兴盛，整个社会崇文好儒，儒家的学说和思想渗透进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如果单说家庭教育方面，儒家的思想并非一家独大，在留存的明清徽州家谱中，其他学说的思想也有一席之地，尤其《管子》的四维之说，与徽州地区的家族教育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龙池王氏续修宗谱》在家规家训中写道：“若夫耽花柳、逐赌博，饰蜉蝣之衣裳，贪屠门之酒肉，狎近匪僻，成群为非，游手好闲，抛弃本务，必至败坏伦理，荡决四维而为天地所不容，祖宗所不祐矣，惟原世子孙敬守勿替。”[1](卷首·宗规)可以看出，王氏家族认为，如果一个人放弃了四维，那么必将天地不容，祖宗不祐。还有《余氏家谱》《槐溪王氏支谱》等，其祖训族规中就明确提到了四维之说，这些充分体现了《管子》思想在徽州地区的影响，以及四维之说与徽州家庭教育的关系。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家风的当下，追溯优秀家风的思想渊源是一项必要的工作，我们不能把儒家思想作为优秀家风唯一的思想支柱。

《管子·牧民》四维云：“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2](P4)这段话基本解释了四维的概念并阐述了四维的重要性，四维，即礼、义、廉、耻，不仅关乎一个国家的存亡，也基本可以构建起家庭教育的维度，让家庭的教育更加立体和丰富。

一、礼——家庭教育的根本

“礼不逾节”，这是《管子》中对于礼的解释，即人要遵守相应的规范。《管子·五辅》进一步对礼进行了阐释，“曰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饰八经以导之礼。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1](P70)可以说，管仲希望通过礼来设立一种规范，来使社会井然有序，这也是家族先贤所期望的。徽州的余氏家族是将四维思想融入家庭教育的代表，其《余氏族谱》的家规家训中说：“礼箴。四维之中，礼实纲之，出处进退，须臾莫离。人而无礼，不死何为，中规中矩，抑抑威仪，维德之隅，自重重人，造次弗违。”[3](卷一·族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余氏家族将礼当作四维之中的核心，认为礼是和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礼，那么无颜活在世上，只有掌握礼的人，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

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在这一点上与四维思想高度契合，他们同样高度认可礼的重要性，礼不仅是徽州家族教育的根本，更是贯穿其教育的主线，正所谓“养生送死，自有一定典礼可以行之”。家规家训是家风的载体，明清时期徽州家族的族规家法中关于礼的教育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例如敦孝悌、敬师长等，而最涉及礼的宗族活动便是祭祀。徽州人十分重视祭祀,“俗重墓祭，往往始迁祖墓自唐宋迄今，犹守护祭扫惟谨”。徽州家族重视祭祀，祭祀之礼更是十分严谨，从祭祀规程到祭祀服装，都有十分清晰的规定。

徽州家族对礼的重视原因可以从《兰陵黄墩萧江氏家乘》中有所理解，其家训写道：“我族自敌公以来颇称殷盛，诸凡孙子更宜礼义相先，谦恭和厚，冠婚丧祭一遵文公家礼，出入进退，往来交际与凡家常起居，事上接下，不可轻率放旷，愆仪败度，有失世家体面，得罪亲朋。”[3](卷十一·家诫)可以说礼在宗族先贤看来，不是高高在上用来讲学的东西，而是要在实际生活中必须掌握的技能。在讲究礼仪的明清社会，不用礼来规范自我的人，是不会被周围的人所认可的。

二、义——家庭教育的要义

义，本意为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管子》中对“义”的解释是不自进，《管子·五辅·外言》中进一步解释道：“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戮，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冠戎。”[2](P69)从这可以看出，《管子》中也是将义当作一种规范，所谓的“礼以饬躬，义以制事”，义成了指导社会成员进行各自社会活动的方法。《余氏族谱》中关于义的表述如下：“义箴，人生制事，义以为质，不愧旦明，不欺暗室，荡荡坦途，如矢之直。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起配浩然，塞乎天地，富贵浮云，王侯仆隶，惟义当贞，千秋勿替，守身保族，永矣为则。”[4](卷一)可以看出，余氏家族希望宗族子弟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秉持道义，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和宗族的长久。

义的教育是徽州家族教育的要义，在宗法社会中，宗族友爱、邻里和睦是很多家族先贤所期望的目标。徽州家族的族规家法中关于义的表述也十分丰富，有和睦族人的宗族之义，有取信于友的朋友之义，有济困扶危的邻里之义，有纳粮征输的国家之义等。以《休宁东溪华氏宗谱》[5](卷首宗规)为例，其中相关的家规家训相当丰富，“一赋役当供。以下奉上，古今通义，赋税力役之征，国家法度所系。若拖欠钱粮，躲避差催，便是不良之民，甚至身家受亏玷辱，父母仍要完官，其计何左。勤业守分之人先在早完国课，不惟为淳良百姓，亦保身敬祖之一道也。”又有：“一抚孤恤寡。父之于子而见其成人，妇之于夫而及尔偕老，人伦之幸，人道之常也。不幸丧父而孤，无夫而寡，乃穷民无告王政所必先者。我族中尤宜怜恤，切勿效凶暴之人，欺孤虐寡，恣贪饕之欲，而夺其赀，藉风影之言，而玷其节。孤儿寡妇含恨隐忍，而卒无所控诉。如有效此者，合族治以家法。”还有：“一救灾恤患。窃以缓急，人所时有患难，亦人所不免。凡在我族，如遇水火、盗贼、疾病、死丧、意外不测之事，人情所不能安者，须体相保，相救，相赒，相恤之义，此周礼教治之法然也。我等共处一地，谊系宗党，分俱族属，尤非同沟共井可拟，则竭力扶持，多方调护，在所勿惜。若相视如秦越，必非仁人之存心也。”

由此可见，徽州宗族的家族中，义也是其教育的重点，并且义所涉及的方面众多，从国家层面到日常的人际交往都有所涵盖，《管子》中所提到的“七体”之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尤其是友爱亲族、和睦邻里，基本是每个家族必备的教育内容。

三、廉——家庭教育的目标

《管子》中廉的意思为不蔽恶。《说文解字注》中说：“贾子曰廉远地则堂高、廉近地则堂卑是也。堂边有隅有棱。故曰廉。廉、隅也。又曰廉、棱也。引伸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6](P1176)《管子》中廉的意义在于不遮蔽恶，要求人们拥有良好的节操。《余氏族谱》中也有相关的表述，家规中说：“廉箴，读圣贤书，负天地志，砥砺廉隅，正属其事，侠骨稜稜，圭角凌厉，一介取与，系马千驷，非道弗顾，非义弗视，极有分辨，极有识力，不稼不穑，彼君子兮，餐不素食。”[4](卷一)这里说明余氏家族认为廉并不是为官之人特有的，而是每一个知识分子、胸中饱含圣贤之书的士人必须拥有的坚贞品格。徽州家谱中类似的表述十分丰富，并且偏爱用先贤的例子来警醒后人。《鱼川耿氏宗谱》中说：“以孝弟为本，以忠信为主，以廉洁为先，以诚实为要。凡儿童少时，须是蒙养有方，衣冠整齐，言动端庄，识得廉耻二字，则自然有正大光明气象。”[7](卷一)《槐溪王氏支谱》中说：“好利谓之贪，沽名亦谓之贪，世有却千金而不顾者，名心未忘，可谓廉乎。四之其畏当取以自勖。”[8](卷六)

徽州宗族对宗族子弟的品格如上文所提，十分关注，因为廉实际上是徽州家庭教育的目标——塑造宗族子弟一个坚贞的品格。由于是家族教育，所以对于为官的廉洁之道，徽州家族较少提到，他们认为只要子弟能够在少时塑造起坚贞的品格，那么为官之时，自能尊君爱民，清正廉洁。除了个人的廉字教育，家族管理中也会将廉贯穿到底。很多家族会有族产，其收入多用来祭祀、供养鳏寡孤独、子弟教育等。所以在家族管理中，宗族会在家规中详细规定族产的管理办法，比如轮流管理、定期核账等。所以“廉”对于徽州宗族的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

四、耻——家庭教育的方法

“耻不从枉”是《管子》对耻的解释，所谓“不从枉”，即个人能够守正不从邪。《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耻与辱同意，即羞愧之意。如果一个人能够知道羞愧，那么前面的礼、义、廉均能够达到，所以耻对于徽州家族来说是一种方法。宗族对于不礼、不义、不廉的子嗣，最常用的惩罚方式便是祠堂训斥、谱牒除名、送官究治，对于没有羞耻之心的子弟，前两项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所以徽州家族关于耻的教育，常常和廉并行，认为廉耻要经常磨砺。“一廉耻宜励。人不可以无耻。又曰，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此言乎耻之于人至大也，人而有耻，则可为圣为贤。若无耻，将鼠窃狗偷，踰墙凿壁，何事而不可为？败坏门风所由来也。其始在于父母不善教，其继在于本身好懒惰。语云：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牵不谨。吾族若有此辈当痛责而斥逐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斯为改过迁善之几，苟漠然无所动于中，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乎，故曰：人不可以无耻。”[8](卷六)

这些家规表明，徽州家族的先贤十分重视“耻”的教育，羞愧教育可以说是家族教育的根本之一，一个人只有知道羞耻，才会有改过向善之心，族中长辈对其的教导才能有效果，不然只会漠然无视。而且认识到了无羞耻之心的原因在于父兄教育的缺乏与自身的懒惰。对于没有羞耻之心的族人，家族甚至会给予“斥逐”的惩罚，这在宗法社会中是最重的处罚之一。《余氏族谱》中写道：“耻箴，羞恶之心，何人蔑有，扩而充之，磅礴星斗，惟愧斯奋，惟激知丑，呼尔蹴尔，行乞皆走，尔汝莫受，时铭心口，加意商量，精神抖擞。彼丈夫也，谁甘议后，行已有耻，兢兢自守。”[4](卷一)特别是徽州的大族，希望能够塑造出拥有羞耻之心的宗族子弟。

五、余论

《管子》四维之说内容十分丰富，可以构建起社会的一种价值体系与立体的家庭教育，这也是四维之说能够一直流传至今的原因之一。同时以优秀家风为教育的家庭教育，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了要抓好家风家教。所以，对于优秀的传统家风，我们要有更全面的认识。比如优秀家风的思想来源，我们不能把优秀家风一概归入儒家思想的体系中。从徽州遗存的家谱中可以发现，即使被称为“程朱故里”“东南邹鲁”的徽州，其家风中的思想渊源也绝不是儒家一家独尊，例如《余氏家谱》《槐溪王氏支谱》等，家规家训中就明确提到了“四维”之说，证明了《管子》思想在徽州地区的影响。除此之外，徽州家谱还会引用《管子》中的名言来论证族规家法，例如《歙县义成朱氏宗族祖训》中提到：“若稍为俊异，又为服贾他乡者多，工艺亦间有之，而惟诗书之士不多觏。此管子所谓‘士之子恒士，农之子恒农’者。”[9](卷首)所以正视《管子》等思想对优秀传统家风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四维之说与徽州家族教育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四维之说在指导徽州的家族教育的同时，徽州宗族更在家族教育的实际中对四维之说进行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比如对“礼、义、廉、耻”的内容进行扩充或者进一步的细化，抑或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进行符合实际的改造。《余氏族谱》中虽然将四维之说当作宗族教育的重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余氏先贤所撰写的“四维”箴言是对《管子》“四维”之说内涵的向外延伸，其家族箴言中，四维之说更加丰富。徽州宗族在实际教育中对“四维”之说的进一步阐释，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四维”之说的认识，这种相互关系对我们后人来说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关系。

但我们在认识和借鉴“四维”之说与徽州家庭教育的时候，还是要利用正确的价值观进行评判，“四维”之说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礼、义、廉、耻”不仅对我们有教育意义，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例如《馆田李氏族谱》中认为担任“优伶”“隶卒”等职业也是玷污祖宗的无耻之行，这种就业歧视不仅过时，而且与今天的实际情况很不相符。所以我们要自觉地改造四维之说，正确地利用四维之说和徽州家族教育带给我们的启示，不能直接拿来照搬，而是科学地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来为我们更好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