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辈群体特性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的实证研究

杨婷 蒋毓慧

摘 要：大学生朋辈群体的特性突出并具有极高的同质性。大学生朋辈群体无可比拟的凝聚优势和替代强化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同。这种凝聚优势和替代强化力主要借助朋辈群体活动意愿、群体亲密度以及朋辈群体政治参与来实现。他们对大学生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信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通过调查，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朋辈群体通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的中介链对政治信任产生正向引导和负向引导影响。基于此，通过建立良好的朋辈群体关系，发挥朋辈群体对大学生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能帮助大学生构建积极的、稳定的政治认同。

关键词：朋辈群体;政治认同;链式中介;替代强化

DOI：10.15938/j.cnki.iper.2021.02.02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21）02-0128-08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认同是“在社会群体中产生的一种归属感，通俗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所处的现行政治体系的认可”[1]。政治认同体现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认可和归属。大学生群体作为特殊的政治主体，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他们的政治认同不仅关系着个人政治素养的提升，还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未来发展。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具有更高的政治敏感性，然而他们的政治认同稳定性欠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又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这种独特性使政治认同还没有定型的大学生群体易受到各种因素干扰。在现代社会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众多因素中，“同辈群体已经成为左右青少年一代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2]。

大学生朋辈群体是由地位相近，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大体相同的大学生组成的非正式群体。它既具有朋辈群体的一般共性特征，也具有“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即大学生“年龄层次上属于青年，但属于高学历教育人群，政治自主意识强烈”。大学生朋辈群体成员关系融洽、政治价值观相似，群体无可比拟的凝聚优势和替代强化功能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同。网络时代，无障碍的大学生朋辈群体之间的交流逐步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大学生朋辈群体的政治亚文化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日渐强烈。然而这种柔和渗透的影响是双向的，对大学生个体而言，群体力量既可以是压力也可以是动力，既可以是正面引导也可以是负面诱导。据此我们将采用实证方法呈现大学生朋辈群体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关于政治认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西奥多·纽科姆（T. M. Newcomb）曾对美国贝宁顿女子学院女生的学院经验和社会政治态度关系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与同学即同辈群体的交往“使得那些来自保守主义家庭的女大学生们的政治和经济态度发生了改变”[3]。Camila F.S.和Campos等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同龄人的参与会影响政治认同：“一个更具政治参与性的同龄人群体会鼓励个人政治从属关系从极端走向中心”[4]。目前，国内关于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不断发展。有研究者曾对湖北省7所高校进行抽样调查，也有研究者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以大学生政治认同为自变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因变量，探究兩者的相关性。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国内外研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佐证，但其更侧重朋辈群体政治参与对个体政治认同的影响，没有直接的成果可以借鉴。

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形成是政治认知、情感、意志与行为的统一协调过程，是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青年一代在地理边界和旧有关系两方面的“脱域性”流动，以家庭和学校为代表的传统力量在当代社会生活日渐式微，而朋辈群体的力量不断提升。对于成员个体而言，大学生朋辈群体具有群体情感的凝聚优势。这种凝聚优势借助情感符号使大学生与群体保持一致，进而调控和整合大学生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使大学生逐步内化群体共有的政治价值观。尽管大学生政治认同心理从自我出发，以自我为中心，但朋辈群体中核心人物的政治价值观会成为大学生成员的价值参照。大学生成员个体在群体交往中会不自觉地模仿这些核心人物的政治行为和政治选择。

大学生朋辈群体活动是大学生政治认同形成的重要载体，大学生的亲自参与和体验，有助于实现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参与的有效结合。多样的群体实践活动的开展能够对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强化政治认同。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为群体活动开辟了天地，网络群体活动更便捷、频繁。“社会媒体不仅是信息渠道，它们也可以有效地进行情绪和情感交流。社会媒体的使用有助于政治情感，进而影响民众的政治参与。”[5]在网络活动中，因为没有面对面的压力，大学生的情感流露更真挚，沟通更通畅，政治参与更积极，政治认同也更真实。“同辈群体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越高，越有助于大学生主动地关注政治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政治言论，反之，则会减弱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意愿，甚至出现偏激的政治参与行为。”[6]

本文将大学生朋辈群体日常关心的话题、易接受的活动形式作为切入点开展调研。由于“政治认同不仅是一种政治心理倾向和态度，更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行为，是政治活动实践的结果”[7]。本文从思想与行为的视角将朋辈群体活动意愿与朋辈群体的亲密度以及朋辈群体的政治参与作为测量朋辈群体的3个变量，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基础上，探究朋辈群体对大学生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的影响。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朋辈群体活动意愿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存在显著影响;H2：朋辈群体亲密度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存在显著影响;H3：朋辈群体活动意愿能显著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H4：朋辈群体政治参与能显著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

1.“政治认知—政治情感”的链式中介效应

从心理学视角，政治认同是一种稳定的政治心理。这种稳定的政治心理是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任—政治参与不断强化的结果，它囊括了心理活动所需要的知、情、意、行等要素。其中政治认知是起点，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任是桥梁，政治参与是目标。在政治认同形成过程中，“政治认知被认为是能直接影响着人们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及取向，左右着人们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向……可以说政治认知是整个政治心理体系的基础”[8]。政治情感是人们基于政治认知过程所产生对政治体系的好恶、爱憎和亲疏等情感态度。政治情感在政治认同过程中具有较大的推动力。当代西方伦理学家玛莎·纳斯鲍姆认为：“情感作为价值判断，能把抽象的政治原则具体化，从而激发人们认同政治原则。”[9]政治信任反映了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一种内隐的政治态度，对于政治认同具有强化作用。Citrin和Muste提出，“政治信任是个体对政治环境、当局及政治家能否遵守规则和为公众服务的认知”[10]。政治参与一般理解为“通过合法程序直接参与政治决策与执行，或者间接影响政治决策之制定与执行的一般公民的政治行为”[11]。政治参与是政治认同的归宿和外显表达。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政治个体不断地检验和发展原有的政治认知，把已经获得和确立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推向更高阶段，从而构建稳定的政治认同。

由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均具有两面性，这就导致政治个体的政治认同会呈现出多样化色彩。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在群体交流过程中形成近似的政治认同。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活动变得频繁，但网络政治信息的情绪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大学生的政治理性，从而产生政治认识的偏差，甚至陷入非理性的政治狂热。基于模仿和从众的天性，大学生依托具有亲和力的朋辈群体来缓解现实政治压力，获得群体支持和关怀。群体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亚文化表现出对大学生个体的政治引导、期待和暗示，发挥着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而以潜在的、间接的方式影响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5：“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在朋辈群体活动意愿与政治参与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H6：“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在朋辈群体亲密度与政治参与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H7：“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在朋辈群体活动意愿与政治信任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H8：“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在朋辈群体亲密度与政治信任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H9：朋辈群体活动意愿通过政治参与的中介作用显著影响政治信任;H10：朋辈群体政治参与通过政治参与的中介作用显著影响政治信任。

2.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方法在多变量间交互关系以及群组比较的定量研究方面具有优势。本文应用SEM分析方法探究朋辈群体影响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任以及政治参与之间复杂的逻辑关系。根据假设1—8，结合各潜在变量相应的观测变量绘制了概念模型，详见图1。

图1 朋辈群体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模型假设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描述

1.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目标人群是全国范围内的近百所高校的本科生。2019年1月—2019年4月，共发放大学生政治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调查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520份，有效回收率为90.4%。对所收集到的有效问卷，采用统计软件SPSS22.0进行数据描述性分析、信度分析等，采用AMOS24.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建立、修正，并对中介效应boostrap检验。

2.潜在变量测量

（1）朋辈群体影响 本研究中对朋辈群体影响的测量涉及3个维度：朋辈群体活动意愿、朋辈群体亲密度、朋辈群体政治参与。朋辈群体活动意愿包含2个测量项，朋辈群体亲密度包含2个测量项，朋辈群体政治参与包含3个测量项，所有题项采用Likert5级量表，评分选项为“非常赞同”“比较赞同”“一般”“不太赞同”“很不赞同”，或“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得分依次为5分，4分，3分，2分，1分。朋辈群体影响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3，朋辈群体活动意愿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44，朋辈群体亲密度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7，朋辈群体政治参与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0。对其结构效度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RMSEA为0.069，结构效度的相关拟合指数GFI、NFI、IFI、CFI分别为0.984、0.977、0.978、0.978，各测量项的标准化载荷在0.69～0.88之间。

（2）政治认同 对政治认同的测量，采用自编的政治认同量表。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根据SPSS的分析结果，政治认同总量表可靠性检验统计量Cronbach′s α系數为0.880，测量量表符合信度要求。该量表的KMO值为0.919，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s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主成分，转轴方法为直交转轴法的最大方差法，最终抽取4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可解释71.41%的变异量。4个共同因子分别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符合预期。政治认知包含4个测量项，政治情感包含5个测量项，政治信任包含2个测量项，政治参与包含4个测量项，所有题项采用Likert5级量表，评分选项为“非常赞同”“比较赞同”“一般”“不太赞同”“很不赞同”，或“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得分依次为5分，4分，3分，2分，1分。政治认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4，政治情感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5，政治信任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658，政治参与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64，对其结构效度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RMSEA为0.077，结构效度的相关拟合指数GFI、NFI、IFI、CFI分别为0.933、0.935、0.937、0.937，各测量项的标准化载荷在0.56～0.89之间。

3.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采用Harman的单因素因子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时，第一个因子解释了32.67%的方差变异，小于临界标准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对大学生政治认知状况的考察，主要从制度认知和政策认知两方面展开。调查显示，在政治认知方面，平均值得分为4.12分（SD=0.72），表明大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政治认知，且个体之间差异不大。对大学生政治情感状况的考察，主要从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文化认同以及对执政党情感三方面展开。调查显示，在政治情感方面，平均值得分为4.63分（SD=0.60），标准差远小于0.8，表明大学生的政治情感十分积极，而且个体之间差异较小。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状况的考察，主要从线下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两种参与渠道展开调查。数据显示，在政治参与方面，平均值为3.91，标准差为0.84，表明大学生参与政治生活意愿较强，但是个体之间差异较大。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状况的考察，主要从政治制度信任、政府部门信任和政府官员信任三方面展开。调查数据显示，在政治信任方面，平均值为3.85（SD=0.76），表明大学生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政府部门以及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尚可。

对朋辈群体影响力的调查，朋辈群体活动意愿与朋辈群体亲密度的测量项的均值在3.23～3.69之间，表明大学生普遍具有良好的朋辈群体关系，也愿意参与到集体活动中去，但更愿意参与一般性的集体活动。对于理论性社团活动，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组织，参与意愿较低，而且个体差异较大。朋辈群体政治参与各测量项的均值都较小，同时再参考政治参与的测量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自身和他们的朋辈群体普遍政治参与度不太高。

变量的相关性统计表详见表1。可以看出，朋辈群体活动意愿、朋辈群体亲密度、朋辈群体政治参与分别和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政治信任呈现正相关，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政治信任两两正相关，假设H1—H4得到支持。同时，这些结果也为多重链式中介分析提供了前提。

2.1代表“朋辈群体政治参与”;2代表“朋辈群体亲密度”;3代表“朋辈群体活动意愿”;4代表“政治认知”;5代表“政治情感”;6代表“政治参与”;7代表“政治信任”

四、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样本数为4520（>1000），样本均值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可以进行SEM分析。将朋辈群体活动意愿、朋辈群体亲密度、朋辈群体政治参与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任以及政治参与7个潜在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组合信度均大于0.6的标准，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基本都大于0.5的标准，信度系数（SMC）也基本满足大于0.49的标准，具体结果详见表2，因此，适合SEM分析。

2.模型拟合与适配度检验

基于调查数据对概念模型进行拟合，输出结果详见表3。可以看出，RMR值、RMSEA值、GFI值、AGFI值、NFI值、IFI值以及CFI值均达到模型可接受的标准，表明假设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研究最终输出的模型见图2。

3.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当模型中存在中介效应时，因变量的影响路径应以总效应、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来考察。总效应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体影响系数，直接效应即不通过中介变量直接对因变量影响的部分，而间接效应则代表自变量透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

采用bootstrap法来检验多重链式中介效应，重置抽样设定为2000次，计算95%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如果95%的置信区间（95%CI）不包括0，表示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表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中介链在朋辈群体活动意愿和政治参与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43，95%CI为[0.035，0.051];“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中介链在朋辈群体亲密度和政治参与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21，95%CI为[0.017，0.027];“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中介链在朋辈群体活动意愿和政治信任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306，95%CI为[0.279，0.333];“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中介链在朋辈群体亲密度和政治信任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74，95%CI为[0.063，0.086];政治参与在朋辈群体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之间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155，95%CI为[0.136，0.176]。因此，朋辈群体活动意愿、朋辈群体亲密度可以通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对政治信任产生间接效应，朋辈群体政治参与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对政治信任产生间接效应。

因此，朋辈群体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的结构方程的公式表示为：

政治认知=0.363*朋辈群体活动意愿+0.181*朋辈群体亲密度

政治情感=0.247*朋辈群体活动意愿+0.123*朋辈群体亲密度

政治参与=0.378*朋辈群体活动意愿+0.021*朋辈群体亲密度+0.331*朋辈群体政治参与

政治信任=0.306*朋辈群体活动意愿+0.074*朋辈群体亲密度+0.155*朋辈群体政治参与

五、結论与建议

1.结果分析

基于大样本分析调查，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朋辈群体活动意愿与朋辈群体亲密度对政治信任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可以通过中介链“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对政治信任产生间接影响。研究表明，有较强的群体活动意愿，积极参与学生组织、校园活动、网络政治活动以及各种实践活动的大学生，与朋辈群体关系更为亲密，拥有更高的政治认知水平。大学生的政治认知水平对其政治情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大学生对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了解程度越高，往往也具有更积极的政治情感。同时，政治情感对政治参与也具有正向影响，积极的政治情感能够提升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水平，从而激发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

第二，朋辈群体政治参与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中，政治参与作为中介变量发挥桥梁作用。“政治参与要求公民要有主动精神，政治参与会增加公众对政策过程的了解，并在此过程中获取相应的政治信息和知识。”[12]本研究不仅印证了这一观点，更凸显大学生朋辈的群体政治参与度。通过影响群体成员的政治参与度，进而对大学生政治信任产生正向影响。调查显示，大学生朋辈群体的政治参与度越高，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水平往往也越高。

第三，朋辈群体政治参与和朋辈群体活动意愿对大学生政治参与产生直接影响。朋辈群体政治参与程度越高，大学生成员个体的政治参与程度也越高。大学生朋辈群体的政治参与对大学生成员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替代强化力。也就是说群体政治参与越积极，政治参与行为越受到鼓励，个体越积极学习和效仿。调查表明：在受到学校和社会支持的大学生朋辈群体组织的校园政治活动、网络活动以及各种实践活动中，大学生成员个体政治参与程度明显较高。

2.对策与建议

朋辈群体特性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具有双向性。我们应充分彰显朋辈群体的正向引导价值，通过朋辈群体政治亚文化的“柔”力和群体核心人物的“引”力以及借助搭建活动平台的“行”力帮助大学生构建积极、稳定的政治认同。

（1）规范并彰显大学生朋辈群体政治亚文化的“柔” 大学生朋辈群体充分彰显了大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敏锐性、创造性甚或叛逆性，建构其独特的群体政治亚文化。相对于高校主流政治文化“刚”和“显”的宣传力，大学生朋辈群体政治亚文化具有“柔”和“隐”的渗透力。大学生群体政治亚文化借助情感、亲密关系等柔性方式对大学生的政治心理和行为产生暗示或期待。在柔和渗透下，大学生原有的政治价值观与朋辈群体政治亚文化发生交流、碰撞、整合、内化，逐渐与朋辈群体政治价值观趋于一致。随着新媒体的广泛使用，网络上便捷、平等的互动，无拘束、深入的交流使大学生朋辈群体的柔性力量获得另类提升和广泛延伸。大学生朋辈群体的网络政治亚文化因及时传播、互动共享、匿名沟通等优势更契合大学生的政治心理特点。大学生在网络上的政治表达更轻松，更真实，并不自觉地被网络政治文化浸染，乃至产生认同。然而，朋辈群体政治亚文化的“柔”对政治主流亚文化的“刚”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以柔促刚，即积极的朋辈群体政治亚文化充分彰显了大学生敏锐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辨别力，有利于丰富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模式，增强主流政治文化的感召力和渗透力。二是以柔克刚，即消极的朋辈群体政治亚文化，导致大学生政治冷漠甚至政治认同危机，从而消解主流政治文化的主导力。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13]。信息的海量化和信源的多元化，使得主流政治亚文化有效抑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难度加大，这也加剧了朋辈群体网络政治亚文化的消极扩散。

基于此，大学生朋辈群体的政治亚文化需要在主流政治亚文化“刚”的规范引导下，健康发展并成为政治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可通过课堂教学和网络互动，帮助大学生将政治主流文化主动渗透到大学生朋辈群体日常的活动和交流场所，如社团、宿舍、赛博空间等，以形成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同时，应广泛利用主题党日团日、党校团校、政治学习、组织生活等载体，围绕焦点政治话题或事件， 进行专题交流研讨和参与实践， 鼓励大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提高政治表达力和政治判断力。对于积极的大学生朋辈群体政治亚文化，我们应为其创设有利空间，鼓励大学生充分彰显自身政治思维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为主流政治文化注入活力。对于消极的大学生朋辈群体政治亚文化，应利用主流政治文化的价值导向，对其自发无序状态进行疏通引导，帮助其走向正轨。

（2）教育引导大学生朋辈群体核心人物的“引” 大学生朋辈群体中的核心人物是个体在群体活动中凭借自身的知识才干或品德，获得成员普遍认可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群体成员。在朋辈群体中他们通常是积极活跃的政治信息提供者和政治观点表达者。相对于教师和家长而言，大学生朋辈群体中的核心人物更具有亲和“引”力;相对于大学生崇拜的政治偶像来说，核心人物又具有现实“引”力。大学生朋辈群体中群体内成员互相尊重、地位平等，这些核心人物及其政治价值观更容易被大学生接受和学习，具有不可替代的引导优势和示范功能。正如有人形容“同龄群体之间的学习≥家庭+学校”。在大学生朋辈群体的网络交往中，核心人物尤其是意见领袖“在营造网络舆论声势、传播和引导网络舆论走势以及制造网络舆论压力等方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着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14]，不断引导着大学生的政治认知与态度情感。核心人物正向的价值引导体现在核心人物通过言传身教和积极的政治言论帮助大学生确立符合党与国家需要的政治认知、理性的政治感情。核心人物的负面导向表现在核心人物基于自身的地位和话语优势，利用大学生从众的模仿的心理特点和群体压力诱发的沉默螺旋，传播一些错误、负面的政治信息，严重误导大学生的政治认知、态度和价值观。

要特别重视对大学生朋辈群体核心人物的教育引导，提高其政治素养，帮助他们发挥良好的榜样示范和感染作用。通过重点培养核心人物，让他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话语优势与社会责任正相关，不断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示范力，使他们自觉地肩负起引导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职责。高校可以结合主流政治文化，将现实的政治教育与虚拟网络场域中的政治教育紧密联系起来，实现线上线下双向互动，营造大学生积极参与的有利的氛围，充分彰显核心人物的正向引导力。

（3）搭建平台鼓励大学生朋辈群体的“行” 大学生政治认同是完整的体系。大学生有序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政治信任，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网络时代，新媒体延伸了政治信息的传递路径，畅通了大学生政治意见的表达渠道，激发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为大学生政治参与搭建了网络平台。然而平台的搭建只是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充分条件，大学生政治参与“行”的强烈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朋辈群体的替代强化影响。大学生朋辈群体的政治参与越受到支持和奖励，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就越高涨;大学生朋辈群体的政治参与受到批评和惩罚，大学生政治参与就会趋向压抑和冷漠。据此，我们在建立富有凝聚力的朋辈群体的基础上，通过搭建朋辈政治教育平台，鼓励并支持大学生的积极政治参与。如建立马列学习小组、开展班级团支部或党支部主题活动、建立政治兴趣小组等增强大学生参与朋辈群体的活动。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校可以利用网络和自媒体，利用百度贴吧、微信群、QQ群以及学习强国APP等，建立线上学习平台，拓展大学生参与朋辈群体活动的渠道，激发参与朋辈群体活动的热情。大学生成员善于利于网络技术，他们通过网络与群体成员互动，通过网络关注各种政治动态与社会发展，借助新媒体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与诉求。我们应该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形成积极参与的替代强化经验。通过线上打卡学习、在线交流、参与决策等活动，普及政治理论学习，使大学生在与朋辈群體的交流互动中不断提升政治认知，进而不断促进积极政治情感的形成，不断提升政治信任水平。

大学生政治认同水平是多个层面综合影响的结果。除了大学生朋辈群体之外，还包括家庭背景、经济收入等个体因素的影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反腐倡廉建设、政府信息公开等宏观政治与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等。大学生政治认同水平的培育、维系是个体、学校、社会等多个层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有待于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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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小扬]

收稿日期：2020-05-23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新时代互联网领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话语权研究”（18JDSZK052）;上海交通大学大学生发展研究院思政创新发展课题“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研究”（DFY-LL-2020070）

作者简介：杨 婷（1981—），女，河南焦作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蒋毓慧（1994—），女，江苏南京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